万历怠政三十四年的原因是什么

万历怠政三十四年的原因是什么

说到万历怠政，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万历怠政”即指万历十年，张居正逝世，万历帝亲政。万历十四年后，明神宗朱翊钧长达30年时间不上朝。《明史》认为，经此一事，明王朝内政近于崩溃，走上灭亡之路。甚至在《明史･神宗本纪》中提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万历帝上台亲政，初始时是个兢兢业业、恪职尽守的皇帝。万历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五月，京师大旱，万历帝亲自祭天祈雨。万历帝步行十余里至天坛，不顾劳顿，拒乘龙辇，所做所为，让百官和百姓大为感动。

当然，这些所谓“明君”的做为，在万历十四年之后就基本上与万历皇帝绝缘了。

万历十四年九月，万历帝以“头晕眼黑，力乏不兴”为由数日不朝，就算服药之后依然称“身体虚弱，头晕未止”，甚至连太庙祭祀也不去了。万历十六年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万历帝整日花天酒地，选美，大兴土木，甚至筹建陵园——什么都理，就是不理朝政。

万历十七年元旦后，适逢日食，万历帝找到新的由头，免去了元旦朝贺。对于皇帝如此作为，大臣们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时任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就上疏，对其耽于享乐表达了不满，紧接着，就有阁臣上疏请求罢官。

万历帝大兴土木，屡次选美，引起百姓不满，矛盾激化，时有民变发生。他三十年不理朝政，导致朝廷官员缺失异常严重。没有万历帝制衡，百官人人自危，拉帮结派，只是顾着争权夺利，政府职能陷于瘫痪。百官就人事布局，各党派之间相互倾轧，那也怪不得编纂《明史》的人也要说一句：“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万历帝勉强到金銮殿，许多朝臣竟然是第一次见到皇帝，如此荒废朝政，国力衰退，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万历年间，朝臣党争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最恶劣，当数“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东林党因为一次朝臣人事变动引发其他所有朝臣的围攻，再被阉党严重打击，被直接驱逐出了权力阶层，直至崇祯时期，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而国本之争，指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之间关于权力的争夺，而朝臣们则分为两个派系，一派支持长子，一派支持福王，朝野上下对立谁为太子争论不休，就算后来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福王一派仍然不肯死心，直至梃击案发生，福王失势，国本之争才算上划上了句号。史家常认为是由于国本之争，神宗被群臣所迫，不能立自己爱子朱常洵为储君，因而以这种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们示威、抗议。

当然，“万历三大征”，才是万历皇帝的得意之作，不过这三场战争虽然都胜了，却耗时费力，明朝末期国力衰弱，难以抵抗清军的攻势，与这三大征实在有很深的联系。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与明朝决裂。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帝仍不以为意。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总兵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方从哲奏请“速下章奏、发帑金。”大臣跪在文华门外，哀求万历皇帝增派援军，急发军饷，神宗毫不理会。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皇帝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上奏章说：“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赵焕之言，不幸而言中。

人们对万历怠政的原因分析，可谓是众说纷纭，但理一下头绪，可以大体归纳出四点：摆脱戒尺，居功自傲，缺乏竞争，体弱多病。

戒尺，说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和太监冯保一干人等，这些人尽心辅佐，但死的死，疏远的疏远，皇帝没有了“戒尺”，做事情就随心所欲了很多;

居功自傲，说的就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

缺乏竞争，是因为他登上皇位，是没有经过与兄弟竞争的，他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自然要舒服了许多。懈怠，看起来也是人之常情了;

体弱多病这一点，从他二十出头就开始给自己建坟茔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

不过这里有一个误区，不上朝不等于不理朝政，实际上万历皇帝还是在处理政务的。万历三大征这样的大事，若没有皇帝出面，又有哪个大臣敢于擅自做主呢?

浅谈万历怠政——断送大明王朝关键转折时期最后的机会

前言 当今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明朝始亡于万历，也就是说万历年间，埋下了明朝灭亡的隐患。而归根到底，这又是由于万历怠政所引起，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要为明朝灭亡负较大责任。 那么万历为何怠政呢？这也是一个谜团，因为万历不是一个骄奢淫逸之人，相反此人权谋之深令人咋舌。三十年不上朝，却是能将朝政一直握在手中，把大臣们玩的团团转。 而经过分析，很多人认为这同万历的成长历程有关，从各方面来看，万历也是个悲剧人物。 万历皇帝 一，被过度监管的童年和少年。 万历在亲政之前，各方面都被三人约束，这三个人就是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一个是他的师父，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大伴。这三个人都是极其厉害的存在，而且都是李太后这一立场，三人共同约束着万历。 张居正当时大学士兼任内阁首辅，万历皇帝从小称呼他的时候都不敢直呼其名，只能称老师，这是他爹定下的规矩。而张居正对万历非常严格，也可以说张居正对万历有过高的期望。 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便放飞自我了，且还在张居正去世两年后，还听信他人之言抄了张居正的家。害的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自缢，80岁的老母亲也未能幸免。且因为抄家的时候先封门，使得很多人没有来得及出来，就被封在里头，不给水和粮食。后来开了门查抄的时候已饿死妇孺10多口，简直是人间悲剧。 张居正 而太监冯保在万历初年乃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权力十分大。他和太后、和张居正有旧交，本来都是裕王的人，所以也就帮着太后约束万历面。有一次小皇帝被几个太监引导，穿着窄袖的衣服，在宫里头乱跑乱闹，冯保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后。太后让万历跪下，训斥他。有时候万历皇帝功课不好，冯保也报告太后，当然小皇帝又少不了吃一些苦头。 这虽然都是为了万历能有出息，可也使得万历从小缺爱。因为冯保从小陪他长大，乃是他的大伴，可是冯保最后也帮着太后管着他，唯一的朋友也没有了。所以张居正一死，冯保就被万历给除掉了。 其母亲李太后则是个女强人，当年裕王许多谋略，都是出自这个女人之口。在万历小的时候她也住在乾清宫，一为照顾他，二为督促他。早上要上朝的时候，天还不怎么亮，李太后就命人把万历小皇帝叫起来，让宫女给他洗脸，把他弄上车辇上朝；万历犯了错误，李太后经常严厉地责罚他。 李太后 熬到亲政之后，万历也算是不再被约束，可是帝王自古都是孤独的。万历年纪轻轻，天性便是被磨灭了。这使得万历后来做事，充满着荒唐，这正是童年被过度压抑的结果。 二，居功骄傲的万历皇帝。 继位之后，万历也曾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过，连着进行了「 ”三大征”。 一是平哱拜之乱。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哱承恩，承袭父爵，做了指挥使。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万历皇帝果断决定平叛。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万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 二是援朝抗倭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尽没。朝鲜危急，求明援助，「 ”请援之使，络绎于路”。万历皇帝鉴于唇亡则齿寒，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撤出朝鲜。 三大征 三是平定播州之乱。播州就是今贵州遵义地区，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去平叛。这场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结局是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 万历皇帝在12年时间里，取得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地域三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史称「 ”三大征”。于是，万历皇帝有点志得意满，后来就逐渐怠于政事。 三，没有竞争。皇位继承制度，清朝比明朝高明一些。清朝的「 ”三祖三宗”努尔哈赤、皇太极当时是选优的，顺治虽不是选优，摄政王却是选优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是在皇子当中选优的。明朝皇位继承是嫡长制。 万历 隆庆帝陈皇后无子、多病。万历帝上面的两个哥哥都早死，他同弟弟翊镠是同母，也不存在皇位竞争。所以他登极前没有竞争，坐上皇帝宝座以后又遇到一个所谓的太平盛世景象，就越发放纵自己；再加上万历帝比较任性，固执倔强，个性乖戾，不听忠谏，一味从心所欲，便渐渐怠于政事。 三，身体有病。 万历皇帝身体不太好，很胖。胖到什么程度？他走路时，要太监给他抬着肚子缓缓前行。他给太后请安，史书记载，要「 ”膝行前进”。胖易懒，懒就更易胖，恶性循环，使他更加厌倦政事。但是，反过来说，万历皇帝虽然有病，却也没有病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地步。 比如说他的儿子福王，从洛阳派人到北京皇宫要钱、请赏等，早上报来，当晚就批复。这说明万历皇帝怠政的根本原因是他无视江山、社稷、国家、人民。 大明 后言 万历怠政，使得大明王朝真正走向了衰败，使得其父亲和张居正奋力推行的改革中止。明朝正式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当明朝积重难返的时候，已然是日暮西山。 一个朝代，往往都是因为一个帝王而兴、而亡。大明王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出过太多的怠政君主，这些君主无疑让大明王朝走向了最后的崩溃。 今日谈大明，不是为了扼腕叹息，而是记住其带来的历史教训！以免重蹈前人之覆辙。

万历皇帝为什么几十年不上朝?

　　一，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在神宗看来，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可是，皇帝这个万人之上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封建体制乃至封建时代的一大悲剧。而万历皇帝又生逢末世，更难以摆脱这种体制的扼杀，徒添其悲剧的色彩。当时，皇帝再也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而是受到众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团的许多制约。一般讲，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制衡，已与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来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结束，文官制度却日益成熟，势力日益稳固，同时也更趋保守。所以，中央的权力争夺已从皇帝和宰相之间变成皇帝和庞大文官集团之间的纷争。从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虽仅一人，但他是皇帝，拥有很大的权力;文官集团虽人数众多，但单个权力不大，且未必团结一心。只不过，当他们在与皇帝的斗争中为了维护集团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暂时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力。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让万历皇帝很是无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间，透过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两件大事，已经发现君主想做点事情，就会被文官不厌其烦进行阻挠阻挡，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种“君愿不能遂，还要受人摆布”的悲观情绪，逐渐丧失了年少时候对治国的热情、对社稷的关注。于是乎，在与文官不断抗争却常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二，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三，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在其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

万历皇帝为什么变得怠政无为？

九岁登基的万历神宗皇帝，一开始就对早晨五点多开始的早朝抱有抵触情绪。

万历的生母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皇帝一有过错就要受到处罚，有时罚跪几个小时。

就连万历喜欢的书法，也被宰辅张居正以“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无益”为理由劝止了。

但最初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是高度信任的，连张居正丧父也没有按照传统封建礼节守孝三年，甚至因此事谏言的一众官员也被贬官为庶民。

不过，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万历皇帝仿佛瞬间长大，思想也日趋独立。

以往对张居正的信任，逐渐在张居正反对者的攻讦下，变成了被张居正蒙骗的愤怒。

尤其看到张居正极其奢靡，却满口节俭；结党营私，却圣贤自居。

爱之愈深，恨之愈切。

万历皇帝对生前的张居正最为信任，在其死后清算的也最为彻底，几乎到了开棺鞭尸的地步。

但是万历皇帝并不明白，正是他的优柔寡断，才给了张居正机会，才成就了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流芳百世的美名。

1587年，已经登基15年的二十四岁万历皇帝，结束了对张居正的清算，也给自己的“万历新政”画上了句号。

张居正死去不久，资历最浅的申时行变成了内阁首辅。

明朝的高官和韩国的总统一样，能得善终的不多。

申时行并不想和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人一样，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他选择当一名“和事佬”，一个拼尽全力维系明朝文官集团不会分崩离析的和事佬。

但是，明朝文官集团已经内卷到了“去皮见骨”的程度，一些文官沽名钓誉、讪君卖直，宁可放弃官爵、生命、在御前得罪皇帝，也要维护封建礼教以换取“流芳百世的美名”。

尽管申时行选择明哲保身，但是反对者却不给他当“和事佬”的机会。

当参劾的奏本从一句经书的解释、一个考题的不当、一个小官的家庭琐事等小事展开时，申时行已经从青萍之末中觉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

但申时行已经从“高楼起、高楼塌”的张居正身上汲取了足够的教训。

在万历的支持下，他最终在危机中摇而不坠，又重新站稳了脚跟，甚至被众口交誉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风”。

然而，官场上倾轧、思想上死板、财政上混乱、制度上僵化，已经牢牢地把大明王朝束缚在原地。

为什么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

对万历皇帝评价最多的就是他“怠政”，罢工不干，这一下子就是三十三年，堪称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中的一朵奇葩。那么，万历皇帝为什么不上朝呢？
原因一：身患足疾，不被理解

在1958年，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被挖掘，打开他的棺材之后，历史学家发现万历皇帝右腿弯曲。经过复原后，还发现万历的右腿明显比左腿短。说明万历皇帝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
在他生前，万历由于常年不上朝，饱受众多大臣的指责和谩骂。明代申时行《诏对录》中写到万历皇帝为自己不上朝做出的辩解——腰痛脚软，行立不便；足心疼痛、步履艰难。
但这种托辞并未得到朝臣的理解，他们认为皇帝是在瞎扯淡。

原因二：君臣矛盾，党争不休
明朝中晚期以来，皇帝和大臣之间普遍没有信任感。
万历皇帝的孙子天启帝，爱好木匠活，本身也不愿意处理政务，于是大太监魏忠贤得以独揽大权；崇祯帝一直到上吊自尽，都没有处理好和大臣之间的矛盾，他在位的17年中，竟然接连更换了50位内阁成员。
万历皇帝也是如此，他在和自己的大臣们“置气”。
由于君臣之间的矛盾，万历皇帝对大臣们的奏疏就“留中不发”。就像学校里的老师消极怠工，不给你批改作业，学生也不知道自己作业做的对错。而大臣们也在长期的“冷战”中丧失了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纷纷离职、告老还乡。

这种做法导致大明的人才流失严重。特别是万历皇帝宠幸郑贵妃，导致他计划册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储君，长期不立长子朱常洛。这简直是在挑战封建社会的儒家道德底线，大臣们则寸步不让，上演了轰轰烈烈的“争国本”事件。
此外，明朝后期更是党争不断，齐党、楚党、浙党争斗不休。而万历皇帝（包括后来的崇祯帝）为了与这些小集团相对抗，不得不像东汉王朝那样任用宦官。宦官一时权倾朝野，打击之后，各种党的势力又开始死灰复燃。于是，文官集团、宦官集团当朝的局面轮流上演。而整个国家则在这样的内斗中运转失常。
终于，这给了女真族可乘之机。他们以满洲军事贵族起家，不吃文官集团那一套，而是专制、杀伐决断。从而，清朝的皇帝们似乎个个都勤于政事，个个都是一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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