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江北四镇是谁他们都做过什么

明朝的江北四镇是谁他们都做过什么

很多人都不了解江北四镇，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四镇由来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九，刚刚坐上龙椅，还是监国身份的朱由崧下令开会，他要商讨军情，建立南明的防线。

虽然朱由崧开会的理由是“商讨军情，建立防线”，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朱由崧要干的事情，不过是论功行赏、要犒赏那四个有拥立之功的将军罢了。朱由崧要提拔他们官职，让他们镇守一方。

在君臣的心照不宣中，这四个将领得到了提拔，他们都得到了一块土地，并成为一方之霸。从此以后，他们也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四镇。

这四镇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镇，黄得功。黄得功，号虎山，明末开原卫人，军中号黄闯子，官至太傅、左柱国，封靖国公。黄得功是辽东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单亲家庭中，其父早亡，与母徐氏居。

十二岁那年，黄得功趁母亲熟睡时，把家里的酒都喝干净了。母亲醒后，发现酒没了，就要打他。这时，黄得功微笑道:“不就是一点酒吗，这有何难?”

听完黄得功的话后，母亲更愤怒了，毕竟以他们家的经济情况，酒是一个奢侈品，不能随便买。结果，母亲还没有发飙，就看见黄得功拿着一把刀出门了。

天呀，你这是要干什么?莫非，要去打劫不成!殊不知，黄母完全想错了。打劫，这个不能;杀敌建功，这才是正路。当时，正值明朝与女真人打仗，黄得功自愿参军，去上阵杀敌了。十二岁的他剁了两个女真人，就这样拿着五十两的赏银回家了。回来后，黄得功把银子交给母亲，道:“儿以之偿酒也。”

长大成人后，黄得功正式参军，成了一名保家卫国的大明勇士。黄得功打仗勇猛无比，人称黄闯子，寓意“天不怕，地不怕，只身闯天涯”。黄得功还擅长射箭，史称他“尝命小卒以金锣戴额上，射之，百发百中，而人不伤”。

除了打仗不要命，擅长射箭外，黄得功使用的兵器都跟别人不一样。他喜欢使用一条铁鞭，就靠这条鞭子打天下。

黄得功每次杀敌时，因为杀的人太多了，铁鞭上沾满了血迹，血水干后，把他的手都粘住了。他要用水洗很久，才能把手拿出来。可见其战斗时间之长，杀敌之多。

当然，除了铁鞭外，黄得功其他兵器用得也不错，甚至不是兵器的东西，在他手里也能成为杀人工具。有一次，敌人来犯，黄得功一时间找不到武器，他就拿着两个驴蹄上战场，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黄得功这段拿驴蹄战斗的历史，不是本人的胡编，而是史料的明确记载。

值响马，手提两驴蹄御，贼无不披靡。由是，勇名震远近。——《小腆纪传·二一卷》纵观二十四史，拿这种兵器上战场的人，貌似还没有发现第二人。

就这样，武艺超群，骁勇善战，再配上一个合适自己的时代，黄得功这样的人，不想成功都难。

这不，在很短的时间内，黄得功就官居庐州总兵，并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接见。后来，黄得功来到江南，成了凤阳总督马士英的部下。

在江南期间，他与卢九德、刘良佐等人通力合作，一起抵御张献忠，并把后者杀得落荒而逃。当时，起义军一听到黄得功的名号，都惊慌失措道:“走、走，黄家兵至矣。”可见黄得功带给他们的心理阴影。

再后来，明朝灭亡后，黄得功被卢九德蛊惑，逼迫上司马士英立朱由崧为帝，就此成了朱由崧的拥立之臣。

在四镇中，黄得功的兵马最少，但他却是一个精忠报国的将领。清军入侵时，其余三镇全部投降，只有黄得功尽职尽责，为这个王朝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二镇，高杰。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他与李自成同乡，也是李自成重要的将领之一。后来，因为一个女人，高杰弃顺投明，成了明朝的将领。

原来，李自成的老婆邢氏非常了不起，不仅文武双全，还是一个合格的会计。邢氏替李自成管账，管理着李自成的所有军需。

高杰每天都要来邢氏这里一次，来取粮饷。结果，一来二去，两人就勾搭上了，高杰成功地给李自成戴上了绿帽子。

干了这种事情后，高杰也慌了，他害怕李自成杀了自己。

最终，高杰一不做、二不休，他带着邢氏逃跑了。他们投降了明朝，跟李自成分道扬镳，成为仇敌。

高杰投降明军后，立刻成了明朝的先锋。面对高杰的进攻，李自成无力反击，被杀得大败，还差点被打死。

后来，李自成事业风生水起后，审时度势的明朝将领都投降了李自成，唯独这个高杰誓死不降。当然，高杰是不能降。

就这样，为了躲避进击的李自成，高杰选择了逃难，他从陕西逃到山西，又从山西逃到山东，最后从山东一路南下，直奔南方而来。

因为是擅离职守，所以高杰没有任何的粮饷，为了不饿死，高杰只能选择烧杀抢掠。当然，为了不暴露身份，高杰把自己伪装成了农民军。后来，这种事情干多了，高杰也就暴露了，他成功上了南方百姓的黑名单。

本来，像高杰这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畏敌怯战的将领，若在平常，必须严惩不贷，才能以儆效尤。然而，现在是天下大乱，任何政权都需要高杰这种有兵有将的人，他就成为一个香饽饽，成为众人拉拢的对象了。

高杰来到南方后，马士英见他兵强马壮(兵三万，马骡九千)，就有意拉拢他，把他划入自己麾下。

在一番讨价还价后，高杰投奔了马士英，成了南明的一名将领，奉命驻守徐州，抵御北方的敌人。

再后来，跟黄得功一样，在卢九德的忽悠下，高杰逼迫上司马士英立朱由崧为帝，就此成了朱由崧的又一个拥立之臣。

投奔了南明后，因为跟黄得功理念不同，所以这两个人互相交恶，一有风吹草动，这两人就能打起来。这两人让史可法很是头疼，史可法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暂时化解了他们的矛盾。

虽然让史可法头疼，但在四镇中，高杰是唯一听从史可法命令的人。因此，史可法非常重视高杰，把他当成南明的擎天一柱。

可惜的是，在清军攻打南明前夕，高杰中了敌人的诡计，惨死沙场。高杰死后，他的部队群龙无首，也被史可法伤透了心，结果他们全部投降了清军。高杰遗部投降清军后，导致史可法无人可用，只能孤军守扬州，惨死沙场。

第三镇，刘良佐。

刘良佐，字明辅，山西大同人。作战时，因常骑一匹杂色马，所以人称花马刘。

刘良佐原本是一个盗匪，因生活所迫，加入了农民军。后来，刘良佐觉得跟起义军混，没有前途，就加入了明军。

加入明军后，刘良佐深知农民军的厉害，所以他根本不跟农民军交手，反而欺负那些可能是农民军的老百姓，增加自己的政绩。

最终，因为“杀敌”有功，刘良佐升得很快。崇祯末年时，他已经官居总兵，成为一个权臣。当然，因为升官，刘良佐到底逼迫了多少老百姓造反，他也数不清了。

崇祯末年，面对进击京城的李自成，崇祯下令让刘良佐进京勤王。结果，面对这道圣旨，刘良佐二话不说，立刻选择了抗旨不遵，他率军一路南下，去南方避难了。当然，跟高杰一样，他也是一路抢过去的，因此他也上了江南百姓的黑名单。

后来，因为跟黄得功共事过(他们一起抵御过张献忠)，在黄得功的帮忙下，刘良佐变成了马士英的马仔，成了南明的一个将领。

《南渡录》记载，刘良佐投降南明后，马士英让他去临淮镇守。结果，当地百姓知道刘良佐的罪行，他们关闭城门，不让刘良佐入城。

得知被拒之门外后，刘良佐大怒，他竟然下令攻城。南明的将领却攻打南明的城池!其秉性，由此可见。后来，见事情越闹越大，马士英只能亲自出马。他下令让刘良佐驻守寿县，后移师至凤阳，才让这位爷心满意足，不再闹事。自从当上四镇后，刘良佐唯一的“政绩”，就是大兴土木，营造王宫;贪污腐败，无恶不作。几乎所有坏人干的事情，他都干了一遍。因为弟弟刘良臣在松锦一战中投降了清军，所以凭借这层关系，刘良佐一直与清朝暧昧不清，他给自己成功留了一条后路。后来，清军南下时，刘良佐二话不说，就识时务地投降了清军。再后来，刘良佐主动请缨，勾结了黄得功的部将田雄、马得功等人，煽动他们降清，彻底瓦解了黄得功的势力，为清军建立了不世之功。

四镇之中，刘良佐毫无忠君爱国思想，他唯一的思想就是有奶便是娘。

第四镇，刘泽清。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此人家贫，为市井无赖，最后被乡里所恶，驱逐出境。背井离乡后，刘泽清无处可去，就参了军。因为骁勇善战，刘泽清成了一个优秀的将领。在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中，刘泽清更是一战成名，被册封为明朝的山东总兵，成为一个权臣。

崇祯末年，李自成大军逼迫北京时，崇祯下令让刘泽清进京勤王。结果，刘泽清故意从马上摔了下来，就以“坠马受伤”为由，拒不奉召。明朝灭亡后，刘泽清害怕李自成来攻打自己，就擅离职守，率军开始南逃。他盘踞在淮安一带，专心做一个军阀。

再后来，南明选择皇帝时，刘泽清示好东林党，准备拥立潞王登基。结果，得知三镇逼宫后，刘泽清二话不说，立刻投奔了福王，成了朱由崧的拥立之臣。在这四镇中，刘泽清是最没有原则的将领。在成为四镇之一，镇守地方时，有人问他御敌之策。结果，刘泽清笑着回答道:

“我拥立福王登基，不过是以供我休息耳，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也。”清军南下时，刘泽清毫无抵抗，就投降了清军。以上，就是这四镇的简单介绍。这四镇自持“天子乃我辈所立”，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根本不听国家的指挥，也不把朝廷当回事。

试想一下，一个公司，出现了几个不听话的员工，都能带来一场动乱，何况是一个国家。

四镇带给南明王朝的弊端，就可想而知了。因为不听国家的命令，四镇完全自行收取赋税，他们把自己治理的地方当成国家了，他们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在当皇帝期间，四镇大兴土木，贪污腐败，无恶不作，他们带给南明百姓的痛苦，可想而知。

更可怕的是，除了不听国家命令、自行其是外，四镇还极其喜欢内讧。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互相攻杀，吞并对方的地盘。这种情况，让他们的顶头上司史可法无可奈何，也无计可施，只能头痛不已。

“了不起”的四镇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九，朱由崧与群臣开会，开始赏赐这四个从龙之臣，并给他们安排防区，以及各自的任务。

最终，群臣商量的结果如下。

黄得功，驻守庐州，管辖南直隶中部长江以北地区，并负责支援北边的刘良佐和高杰部，同时防备长江中游的不测之患。

高杰，驻守徐州，管辖南直隶西北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地区，并负责河南北部的攻守事宜。

刘良佐，驻守凤阳，管辖南直隶西部与中部淮河以南地区，并负责河南中部与南部的攻守事宜。

刘泽清，驻守淮安，管辖淮安府，并负责南直隶东北部和山东南部的攻守事宜。

安排好这四镇后，朝廷又以“有四镇，不可无督师”为由，命自请督师的史可法为四镇总督，驻守扬州，适中调遣。

从名义上讲，史可法就是这四镇的头头。当然，也就是从名义上讲讲。

这四镇自恃有“天子乃我辈所立”的拥立之功，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根本不把史可法放在眼里。不管史可法说什么，这些将领们绝不听。最后，飞扬跋扈的他们膨胀到了极点，甚至不把圣旨放在眼里。

《过江七事》记载，当时朝廷颁布了一道圣旨，让黄得功跟高杰冰释前嫌，结果诏书刚读了一半，黄得功就跳了起来，大为不满的他挥舞双臂，对使臣大吼道:

“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还是《过江七事》记载，高杰也看不起圣旨。有一次，朝廷对他颁布了一道圣旨，因为圣旨不合高杰的心意，他竟然不遵从命令，还轻蔑地回答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连圣旨都敢违抗，可想而知，还有什么事情，这四镇做不出来。

当然，这四镇之所以公然违抗圣旨，也是算准了弘光帝不敢动他们，所以这才有恃无恐，如此气焰嚣天。

皇帝的心思就是，罢免了这忠于自己的四镇，让谁去统率军队呢?难道让史可法去吗?史可法是一个合格的人选，但是，在皇帝眼中，他是打死也不会把军队交给一个不拥立自己的人的。

就这样，在皇帝的保护下，四镇有恃无恐，就连朝廷第一大臣马士英也依附这四镇，尽力为他们办事。

殊不知，朝廷如此纵容这四镇，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上行下效，将领们都不听从皇帝的命令了。本来，身为将领，是要百分之百听从皇帝的命令的，否则的话，军人专政，国将不国。然而，出于对这四镇的信任和感激，弘光帝根本不治他们的罪，反而全力袒护他们，让他们继续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结果，皇帝的这种纵容，给天下的将领们起到了一个不好的表率。从此以后，南明的所有将领都学习这四镇，飞扬跋扈，目中无人，鄙视圣旨。

不管是湖南的何腾蛟，还是福建的郑芝龙，抑或是湖北的左良玉，他们都不是百分之百地服从圣旨，时不时向四镇学习，来一下抗命。

没有办法，“榜样”就在那里，你不治他们，凭什么治我们?如此区别对待，这些将领焉能服气?

最终，就是不服气的左良玉率军造反了，成了压死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个后果是，四镇飞扬跋扈，史可法根本无法管理他们，只能搜刮民脂民膏，来供奉这四个爷，让他们听话。

在朱由崧的纵容下，这四镇根本看不起史可法，也根本不听他管。最终，万般无奈下，史可法只能采用了最后且最好的办法——他给了四镇足够的好处费，以换取他们的忠心。

这些好处费，就是允许四镇自行收取领地内的赋税，以及拥有开疆扩土的权力。

凡各属之兵马钱粮，皆听其行取。如恢一城、复一邑，即属其界之内。

——《爝火录·卷三》

各镇若收复失地，即受其管辖;不论何人，若收复一块地方，即任命为该地长官。

——《明季南略》

这些命令，等于是承认四镇为藩王，他们从此可以建立国中之国。

就这样，四镇成为藩王后，毫无意外，他们都成了不思进取的将领。除了高杰还有一点良心，进行了一次北伐外，剩下的三镇根本没有北伐的心思，他们唯一的心思，就是在领地内大兴土木、修建皇宫、横征暴敛，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南明王朝的悲歌，就此长鸣。

史可法的对策

为了让这四镇听话，史可法只能下大手笔，让国家册封这四镇为藩王。

史可法的本意是要用好处换忠心，让这四镇听话，跟自己一起北伐。结果，事与愿违，自从这四镇当上了藩王后，南明王朝就再也无法消停了。四镇当上藩王后，皆“日费千金”，玩命地造钱。当时，弘光王朝建立这四镇时，规定每镇拥有三万人马，每年供给他们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史料统一写作“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每年的粮饷，一共二百四十万。

按理来说，区区十二万大军，给了二百四十万粮饷，怎么都够了。再加上四镇控制的地方，赋税完全归他们自己所有，因此朝廷给的粮饷，绝对是供大于求。

然而，对于这个数目的粮饷，四镇竟认为不够。他们玩命哭穷，“奏请乞饷”，甚至不惜武力要挟，也要让朝廷给他们更多的军饷。

为了安抚这四个闹事的巨婴，朝廷在万般无奈下，只能不断地给钱。最终，朝廷一年给四镇的粮饷，竟然高达三百六十万两!

三百六十万两是什么概念?整个南明王朝一年的赋税，不满五百万两。结果，一半以上的国家收入，都进入这些军阀的腰包了。

前面讲过，弘光帝也需要钱，还是很多钱。马、阮等人也需要钱，也是很多钱。既然钱都给了四镇，他们没有了，这怎么行呢?只能继续横征暴敛，增加赋税，才能不降低自己的生活。

于是，以四镇为导火索，弘光一朝玩命地搜刮民脂民膏，闹得天下不得安宁，百姓苦不堪言。

当时，国家的财政入不敷出，朝廷就下令变相加征。一时间，各种巧立名目的赋税满天飞，什么样的赋税都要。

最后，朝廷规定，老百姓喝一斤酒，都要交一文钱的税。这真是让叫花子缴税——穷疯了!

时人辛升作《京饷》一首，以反映当时弘光朝的情况——“一年血比五年税，今岁监追来岁银。加二重头犹未足，连三后手急须称。可怜卖得贫儿女，不饱奸胥一夕荤。”

对于为了给四镇钱财，只能增加赋税的灾难，史可法是知道的，但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他既无法阻止朝廷敲诈百姓，也无法阻止四镇搜刮抢掠，他甚至被四镇敲了一笔，当了一回苦力。

根据郑廉的《豫变纪略》记载，四镇之一的刘泽清大兴土木，玩命地修建住宅。他的宅院富丽堂皇程度，绝对不亚于皇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么大一个土木建筑，就得需要人。于是，刘泽清四处抓壮丁，逼迫百姓当苦力，给自己修宅子。

大将军的旨意，谁敢不听?于是，刘泽清的手下倾巢而出，到处抓人。为了提高业绩，他们也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是个男的，甭废话，直接抓走，工地干活去。

刘泽清手下这样抓来抓去，就把史可法抓走了。没错，就是把督师史可法抓走了。原来，为了体察民情，史可法微服私访来到刘泽清的工地。结果，刘泽清手下

看见这里有一个男的，二话不说，就把史可法抓住了，逼他当了一个民工。不管史可法如何解释，这些人也不听，他们对史可法拳脚相向，逼迫他干活，还不给他饭吃。最终，可怜的史可法干了三天苦力，幸亏刘泽清考察工地，史可法向他求救，这才脱离苦海。

虽然这个故事是一个野史传说，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能知道当时的四镇是多么飞扬跋扈，也能知道当时的史可法是多么软弱可怜、无能为力。

堂堂一个国家的督师、地方上最高的行政长官，竟然被抓去当了苦力，被迫在工地上搬巨木......这个国家的未来，可想而知。

在史可法眼中，四镇贪婪成性、大兴土木，只算是小问题。四镇真正的大问题是，他们互相攻击，肆意地攻城略地，把南明的城池当成自家宅基地。只要看上了，就要去入主，根本不管不顾。

前面讲过，高杰驻守徐州，管辖南直隶西北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地区。结果，高杰不满居住在一个贫乏之地，他瞄上了“天下膏腴、财货丰盈、富庶美丽”的扬州。高杰以“安顿家眷”为由，要求进驻扬州城。

得知高杰要私自进驻扬州城后，朝廷还没有发火，扬州百姓先发怒了。大家群起而攻之，誓死不让高杰进驻扬州城。

得知自己被扬州百姓拒之门外后，高杰大怒，他竟然下令攻打扬州城，要用蛮力把这个城池收入麾下。结果，在扬州百姓众志成城下，高杰打了一个月，也没有把这个城池打下来。

私自攻打城池，还攻打了整整一个月，高杰此举，就是在造反。这种事情放在任何王朝里，高杰都死定了。然而，对于高杰造反一事，弘光帝竟然不管。他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高杰跟扬州百姓火拼，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的样子。

弘光帝不管高杰，可苦了一心为民的史可法。

当时，为了让高杰罢兵休战，史可法没少找高杰，没少给他做思想工作。然而，对于史可法的说教，高杰根本不听。

最终，实在没有招的史可法只能孤身一人走进高杰的大营，对其道德说教，以理服人。若高杰不听，史可法就不走了，跟他拼了。

就这样，在高杰大营住了一个多月，史可法终于感化了高杰。高杰这才撤兵，不再打扬州的主意。当然，高杰没有走远，他屯兵至扬州附近的瓜州。一有机会，他还是打算把这个城市占为己有。

在当时的南明，高杰这种为了一己私欲抢夺地盘的将领，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根据谈迁《国榷》记载，四镇为了抢夺地盘，与江南百姓频频发生冲突，简直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当时，太仆少卿万元吉先后三次上疏，陈述兵民之争:

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死守不容;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史可法刚刚解决了扬州问题，还没有喘口气，四镇又开始闹事了。

这一次，是高杰和黄得功兵戎相见，他们打起了内战。

因为官、匪的身份，黄得功一直看不起高杰，高杰也看不起他，所以他们彼此憎恨，都把对方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须除之而后快。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互相攻打，吞并对方的地盘和人马。

史可法督师期间，黄得功有一个亲信(也说是养子)叫黄蜚，此人进京面圣，要路过高杰的防区。黄蜚知道高杰和黄得功不和，他怕高杰打劫自己，所以他请求黄得功随自己进京，保护自己的安全。

对于黄蜚的请求，黄得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率领三百亲兵出发，保护黄蜚进京。

得知黄得功率领三百人马偷偷摸摸入境后，高杰第一反应就是:“姓黄的不安好心，他要偷袭我，抢我地盘!”于是，高杰二话不说，率领大军把这三百人包围了，并与黄得功展开了一场大战。

由于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对方还人多势众，黄得功惨败而归。虽然黄得功和黄蜚逃了出来，但那三百亲兵全军覆没。

侥幸逃生后，黄得功大怒，马上调集兵马，开赴高杰的防区，要跟他拼命。高杰也毫不示弱，拿出所有的家底，准备跟黄得功来一场鱼死网破。

眼看一场内战不可避免，好在南明还有能够镇得住他们的史可法，他还是管点用的。

在史可法一番和稀泥下，朝廷出钱，赔偿黄得功的损失。史可法还劝说高杰掏出“千金”，送给黄得功的母亲祝寿，这才化解了二人的恩怨。

虽然黄、高二人看在史可法的面子上，暂时和解了，但他们之间的仇恨，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不可能化解了。

从那以后，黄得功跟高杰二人一直小打小闹，不弄死对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个国家内，武将乱成这个样子，这个国家的未来可想而知。再加上南明君主昏庸、奸臣当道，这个国家不灭亡，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史可法忠心报国，他也无力改变局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南明衰败下去。

南明史上最让人痛心的一刻是什么事件？

就没消停过，所以想痛都痛不起来。

真要评价，俩字，垃圾；四字，一堆垃圾。

在最需要同舟共济的时刻，首先为了拥立潞王还是福王，马士英和史可法干了一仗，幸好史阁部能力虽然一般，还知道进退，没有酿成大祸。

然后史阁部督师江北四镇，完全无法节制任何一人。所谓江北四镇，抗清、抗大顺都没起什么作用，自家开片倒是热火朝天，比如李闯降将高杰就伏击同是四镇主将的黄得功。

大家窝里斗得热火朝天，所以什么打黑枪坐视不救那更是家常便饭。

然后南京还无视反对，别的不干，先把官民切齿痛恨的锦衣卫搞起来，至于整军备战？不存在的。

然后搞出个“太子案”。是不是崇祯的太子不知道。反正马士英认为不是，而左良玉认为是，搞得一团糟。马世英下令处斩，左良玉就带兵勤王。左半路病死，他儿子一怒之下带着十多万明军，降清。

这么大批明军降清，南明第一任皇帝，弘光帝也就翘了辫子。

哦，这位弘光大爷继位以后干了什么呢？励精图治整军备战？不存在的，迎老母，立皇后，选美女，除了作死，他什么都没做。

然后就是浙东的鲁王朱以海和福建的唐王朱聿键大打出手。你说我谮位，我说你造反。你杀我使臣，我干你总兵。

就这么帮玩意儿。

除此之外就是争权夺利。按理来说，危如累卵朝不保夕，挣个屁的权夺个屁的利。

偏不。郑芝龙和黄道周就龃龉不休。最后郑芝龙降清，黄道周倒是满腔忠烈，带着几千老弱病残，“北伐”，死在江西安徽交界处的婺源。

这还没完。

唐王鲁王都死了，监国桂王朱由榔急匆匆跑到广西，唐王弟弟朱聿鐭在广州继位。

朱由榔不干了，命令朱聿鐭去帝位。朱聿鐭当然不干，于是又打起来了。两方在广东三水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清兵轻轻松松占了广州，因为广州根本没兵。

南明的军队在哪呢？不说了嘛，在三水开片呢。“攘外必先安内”。

朱聿鐭死了以后，南明终于只有一个皇帝了。

皇室终于消停了。

大臣干起来了。

孙可望和李定国这对张献忠的老部下，老同事开打了。最终孙可望降清，大批文物被屠。

阿弥陀佛，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描述这帮玩意儿了。

这里说明一下。孙可望是个垃圾，李定国却是个英雄，曾经于桂林、衡阳两战，‘两撅名王’，杀死清定南王孔有德、清宗室亲王尼堪，一时间南明声势大振，据说多尔衮还考虑与南明划江而治。这是南明历史最灿烂的一页。

但最终也无力回天。

不过可笑的是，我们伟大光明正确的电视工作者，将这么一个英雄变成了太监，好像叫什么《龙珠传奇》。

最终1662年，永历帝被从缅甸擒回，吴三桂将之用弓弦绞死在五华山，南明这场闹剧宣告结束。

1683年，最后一个打着明朝旗号的台湾郑氏降清。

你说，从头到尾不消停，一笔烂账，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最痛心？

南明？除了悲剧就是惨剧，把人性的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左良玉与江北四镇和平相处，大清还能渡江吗？

南明的关键一战在1645年中旬爆发，理论上来说清朝是没有十足的把握灭掉南明，同时南明试探性的北伐已经让清廷感到了威胁。不过在清廷看来战争无异于赌博，不如一次就赌到底，于是在消灭大顺军以后，消灭南明成了首要目标。

在消灭大顺军的同时，南明试探性的北伐让清军感到了恶战爆发的可能性，所以在清军南下的规程中，要想避开恶战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当时南明在江北四镇中设有重兵，因此想要击败南明军并没那么容易。

个人认为南明失利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军事上部署的不足，另外当时南明虽然已经成立了小朝廷，可是左良玉的承认是最大原因。如果辅佐弘光朝廷的是左良玉而不是马士英的话，似乎战局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以左良玉的军事才能，清军想轻易灭南明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因为南明江北四镇没有及时北伐错过战机南明扭转战局的最佳时机就是1645年的一月至三月，当时清军全部集中在潼关与李自成决战，且清军也只是在黄河以北一带设防，所以防线极为空虚，倘若南明持续进攻的话，清军必然会败走。南明非常希望看到李自成被完全吃掉的结局，不过这并不影响南明的北伐。

1645年三月，李自成在湖北一带被阿济格击败后，就基本宣告大顺军解散了。可是清军此时还没有恢复元气，这是南明北伐的最佳时机，李自成被吃掉，清军还没有做好准备，南明一旦北伐，那么清军就很难招架了。

当然前提是清廷愿意与蒙古诸部和谈，抽出部分军队继续南下同时拖住南明，否则清军必败。但这么好的机会，南明军只做了试探性的北伐，这也令不少历史学者感叹中国王朝难逃300年周期的诡异命运。当时无论是江北四镇还是左良玉都可以抓紧时机进行北伐意图消灭清军主力，这样一来明朝又可以再次恢复基本版图。但左良玉不北伐的原因很明显，就是避免再次与清朝交锋。

在崇祯年间，左良玉屡次担任剿灭农民军的军事指挥官，同时他也抽调过一部分军队赶往关外支援袁崇焕抗击清军，可是几次交手下来，发现清军想要一时之间消灭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屡次与清军交锋的部队回忆，在与清军交手后发现，虽然清军名义上是游牧民族部队，可是火器的配置一点也不差，火炮的数量甚至超过左良玉的正规军，所以左良玉在没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是决不敢轻易对清军展开进攻的。

既然不难正面灭掉清朝，那左良玉总能在清军与李自成决战的时候进行一次打包抄吧，意图彻底切断清军的补给线，让清军与李自成恶斗，自己逃之夭夭，并逼迫清朝退出关外。可实际上左良玉并不是没有冒险的勇气，想的是一旦冒险以后自己如何结局是一个问题。

当年诸葛亮北伐倘若赢了，他会不会黄袍加身都是一个问题，而左良玉也一样，一旦逼迫清廷投降以后，他会不会也作出反叛的事情，这很难说。不过左良玉对明朝的忠心一直到清军攻打武汉的时候也没有消褪，可见左良玉还算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忠臣，但他没有作出军事行动挽救明朝，而是在一定意义上错过了战机，让明朝陷入被动的局面中。

二、因为南明朝廷没有重视左良玉的建议到了清军南下，已经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过去的优势已经不在了，清军分三路灭南明，一方面直扑扬州，另一方面进攻武汉，并且还派兵进入四川与杨展决战，可是这三路大军居然都赢了。

当时多尔衮认为，三路大军只要有一只胜利就有战胜南明的希望，可他还是太高估南明了。几场决战下来，首先是江北四镇的崩溃，再加上武汉城防不利，被阿济格占领，随后在成都郊外的决战中，杨展不敌清军，最终弃城而逃。不过杨展刚刚击败张献忠，能取得这样的战绩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杨展希望诱敌深入，但南明朝廷始终没有给予他什么支援。在杨展看来只要他将清军拖住就能实现彻底消灭清军，可事实上，三路大军没有一处收到过激烈抵抗，在江北四镇看来倘若直接与清军决战，那么南明的实力将一次就消耗光。

可按照左良玉的建议，南明可以派出江北四镇的兵力保证扬州的安全另外还能派出一部分兵力继续追击清军。虽然清军兵力不多，可是主要以骑兵为主，杀伤力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也使得南明军队不敢轻易与清军决战。

由于南明军主要擅长水面作战，所以清军想渡过长江直取南京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左良玉手上的水军至少还有10万之众。清军当时的想法是借包围扬州后，逼迫左良玉来救京，可没想到左良玉来了，马士英急了。

马士英做出的一系列决策可以说给了清朝统一提供了太大的便利，清军后来在几场主要战役中的胜利还有赖于学习了包围扬州的这一招。不但让南明南部吵成了一团还间接的打击了明朝军队的士气，让清军可以不战而胜。

后来清军与南明军在武汉和荆州一带决战，最终虽然清军攻破了城池，可是损失也不小，无力继续进攻湖南，但这在多尔衮看来就是左良玉的军队在干扰清军的进攻速度。因此在后来左良玉残部投降清军以后都没有好到哪里去，根本原因还是左良玉部队的军事实力以及左良玉自身的军事远见造成的。

当时南明朝廷倘若管理人是左良玉那么势必会抓住最有利的时机进行北伐，并通过北伐来消耗清军的实力，最终把速战速决打成拉锯战，这也是多尔衮最不想看到的。第一是当时北方经过多年战乱早已是满目疮痍，要想解决粮食问题还必须与南明一战夺取江浙一带，收集民粮来缓解部队的粮食不足的问题，可是粮食问题远没有多尔衮想象的那么简单，因此清朝与南明的决战其实也是经济导致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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