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上周瑜"性度恢廓""实奇才也",范成大誉之为"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宋徽宗时追尊其为平虏伯。位列唐武庙六十四将、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说气小量狭,实在冤枉了历史上的周瑜。历史上的周瑜胸襟广阔,气度宽宏。老将程普因周瑜年轻,对他不服,多次当面侮辱他,周瑜都不跟他计较,程普最后被周瑜的才华和品德所折服,感动得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和他成为好友。《三国演义》描写的心胸狭窄的周瑜是罗贯中为了衬托诸葛亮而刻意塑造的配角形象,是艺术处理,不可当真,“三气周瑜”当然就更是毫无历史根据,周瑜最后是病逝于出征途中的。
可见历史上的周瑜和小说戏剧中的周瑜差别之大,远胜于曹操。
唐宋以前,历史上认定赤壁之战的主帅是周瑜,如李白的《赤壁歌送别》诗就说“二龙相争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还特别强调“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两位都是川人,却都没有提到诸葛亮什么事,就是明证。
北宋以后理学提倡尊王学说,朱熹在《通鉴纲目》中首先遡刘备为正统,诸葛亮地位也大幅上升,说话戏剧艺人讲述三分故事,东吴患得患失的私心被张扬出来,尤其是他们趁关羽北上宛洛,威震华夏之机偷袭荆州,致使诸葛亮《隆中对》恢复中原的策划功亏一匮,尤其为南宋盼望“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士民所痛诟。
主题一经确立,元人《隔江斗智》杂剧描写诸葛与周瑜间争斗,周的形象因之被改塑。这也有艺术上的需要,否则就衬托不出诸葛亮的智谋气度的高超。
《三国演义》情况略有不同,它先用才智相若的周瑜,后以韬略相捋的司马懿来衬托、突出诸葛亮,以使诸葛亮一线贯穿。以至有读者认为《三国》自五丈原后可以不读。周瑜不幸被选来担任这种尴尬角色,自然要写成嫉贤妒能,偏狭忌刻的人物了。
历史上真实的周瑜到底是怎么死的?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周瑜小心眼儿,所以诸葛亮使计三气周瑜,活活把周瑜气死了,但是真实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呢?不是被气死的,周瑜到底是怎么死的?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
建安十五年,周瑜去世于巴丘,“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三国志·周瑜传)
曹操重要幕僚郭嘉于三十八岁去世后,曹操曾对荀攸说他的死是“中年夭折”,十分哀痛。可见虽然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平均寿命颇低,但对有一定地位,可以享受最好医疗条件的政治军事人物来说,36岁远远不是一个正常的死亡年纪。事实上,在整个后汉三国时代,达到了周瑜的地位(去世前为偏将军,南郡太守)而又在比周瑜年纪轻时自然死亡的,寥寥无几。其中最有名的恐怕便是35岁去世的魏明帝曹叡与30岁去世的吴景帝孙休,这两位自幼养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了。而周瑜短暂的一生中长期辗转于各地征战,去世时离赤壁之战相去不到两年,可谓恰好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时期。
若是故事到此结束,恐怕我们也只能感叹造化弄人,过早地让一代名将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了相关史料,我们对于周瑜的死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疑问。
“夭亡”和“暴亡”,在史册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夭亡可以是长期卧床病重不治,一把年纪的人也可以突然暴亡。按照常识,从染病到发展,到最后死亡,一般需要一个过程。在整部《三国志》的体例里,被记载“卒”或“病卒”的人物,一般可以认为是比较平缓地去世的。在这里我们以吴国官员骆统为例,他和周瑜一样,三十六岁就去世,毫无疑问属于“夭亡”,《骆统传》中记载道:“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而以前对其政治军事活动的记载停止于黄武初年在濡须带兵抵抗魏将曹仁的事迹。对于骆统来说,他的死显然不在“暴亡”之列。
对于周瑜的死,本传的记载是“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虽然用的词是“病卒”,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典型的暴亡。要证明这个结论,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周瑜去世时的背景。
赤壁之战取得大胜后,周瑜并未就此班师,而是对曹操控制下的荆州展开了趁胜追击。经过一年多的相持,曹军撤退,东吴集团控制了整个长江北岸的南郡地区。而同一时期,赤壁之战时处于周瑜羽翼下的刘备集团趁机接收了抵抗薄弱的荆南地区,自曹操南征后再次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此时,对于东吴未来的长期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的思想,第一种是周瑜等人坚持的“伐蜀”,第二种是鲁肃等人坚持的“借荆州”。周瑜从前线返回京口,向孙权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他说道:
“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孙权的反应是什么呢?“权许之”,也就是得到了孙权的首肯。而就是在回到江陵的路上,周瑜突然去世。显然,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谁都没有想到周瑜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离开人世,完全可以称他的死为“暴亡”。
这不仅是我们的推断,也是周瑜自己的认知。他在去世前写给孙权的信中写道:“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说的很清楚,遇到的是一场“暴疾”,前一天开始治疗,第二天就到了已经知道自己必死,开始处理后事的地步,这场“病”的烈度实在令人咋舌。
那么,这真的只是一个“急病带走名将”的故事吗?
我们可以看一些很有意思的记载。
上面说过,“伐蜀”和“借荆州”是江陵之战后东吴内部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在赤壁之战时与周瑜同为铁杆鹰派的鲁肃此时却坚决地提出“借荆州”的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种策略是无法共存的,如果东吴失去了南郡这个关键的后勤补给据点,独自进攻蜀地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周瑜死后,孙权仍然向已借到荆州的刘备提出了一起取蜀的建议。刘备的幕僚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吴终不能越荆有蜀”,打消了刘备的疑虑。(《先主传》)《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里记载道:
“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
注意,扣留当面请求孙权借荆州的刘备于京口,然后收服其部众,西取蜀地,这里虽然只提了吕范,其实这正是周瑜伐蜀计划的一环。周瑜本传记载道:
“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
刘备去京口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荆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明确写道:“(备)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深入吴都,对已经跟赤壁之战时的老大周瑜翻脸的刘备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果然,周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软禁刘备”的计划。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想法。软禁刘备,不仅可以一举去掉伐蜀道路上来自侧翼的威胁,更可以吸收刘备手下具有陆战能力的部众,作为对不擅陆战的吴兵的补充。不过,里面还是有一些想当然的部分,比如说以关羽、张飞和刘备的关系,要周瑜“挟与攻战”显然不太现实。但是总的来说,这应该是周瑜伐蜀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结果,运气一直很好的刘备这一次又赌赢了,孙权并没有采纳周瑜和吕范的意见。而对于鲁肃提出的借荆州计划,“权即从之”。刘备就这样把周瑜花费一年拼死拼活打下来的南郡攥在了手中。而这当然是不可能被周瑜接受的。
从《周瑜传》的记载来看,孙权同意鲁肃借荆州计划和刘备在京口是同一时间段,此时周瑜仍在江陵,尚未启程去京口,所以才会“上疏”给孙权来阐述软禁刘备的计划。
这就让事情变得很有趣了。
对借荆州计划,“权即从之”,后来对周瑜当面提出的伐蜀计划,“权许之”。而上面已经论证过,这两个计划是相互抵触的。那么,难道孙权得了健忘症?或者是孙权心太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如果我们承认孙权不是白痴的话,那么就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可能:孙权在权衡两个计划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做好了斩断另一个计划的准备。我们知道,事实上中断的是伐蜀计划。那么,正如大侦探日本小学生挂在嘴边的话一样,剩下的那个可能无论多么荒谬,都是真相。
周瑜之死,孙权涉案。
一下子抛出这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似乎显得过于草率,那么我们从其他的一些角度来进一步进行论证。
赤壁一战之后,周瑜的名声急速膨胀,曹操欲盖弥彰地对孙权写信说道:“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从一个侧面亦可折射出当时周瑜声名鹊起的威势。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对于作为东吴实际统治者的孙权来说,这并不是乐于见到的局面。
空发诛心之论自然不妥,还是让我们用白纸黑字的史料说话。周瑜与孙权之兄孙策的关系长期以来脍炙人口,两人升堂拜母,共定江东,按照孙策的说法,两人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江表传》)。不过,这种关系的背后同样有阴影的存在。
随孙策东渡之后,周瑜曾一度返回袁术控制下的寿春,“术欲以瑜为将”。但此时周瑜“观术终无所成”,于是再次东归,受到了孙策的亲自迎接。这里存在一个很少有人去思考的问题,在江东初定,百废俱兴时,周瑜为什么却北归袁术?虽然名义上是跟随从丹扬太守任上卸任的叔父周尚去寿春接受新职,但是此年周瑜已经二十四岁,完全具有自己的行为能力,那么他回到寿春的行为只能解释为,他还没有对江东的新政权忠诚到后来死心塌地的地步。他最后回到吴地的理由是因为认为袁术不会有什么成就,那么,后来曹操派蒋干去扬州说服他来投,曹操不能说是没有成就的君主,为什么他不北上投奔呢?换言之,如果袁术是个有成之君,周瑜就未必返回江东,那么那一段历史也要重新写就了。
周瑜在孙策有生之年并未参与中枢要务,而是长期在外地征战与镇守。当时孙策政权的中枢头脑另有其人,是后来赤壁之战前主张投降北军导致威望大减的张昭,“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张昭传》),在孙策被仇人袭击,伤重未死的时候,他托孤的对象也是张昭,而非在外驻守的周瑜。《张昭传》记载道:“策临亡,以弟权托昭。”
周瑜在这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呢?本传记载道:“五年,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按照时间顺序来看,“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张昭传》),孙权开始行使权力之后,周瑜带兵返回吴地,这显然是逾越了自己身份的举动。一面是年仅十九岁的孙权,一面是周瑜手中能征善战的兵将,虽然史书中轻描淡写地用“赴丧”来概括,但我们不难嗅出后面的凶气息险。结果就是,周瑜进入了中枢,分去了一部分张昭的权力。
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孙权当然没有实力去改变这样一种权力格局,但是这段经历想必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火种。赤壁之战之后,周瑜的名气蹿升点燃了引线,终于在建安十五年引爆了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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