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修桥花的钱都是怎么来的为何有人卖田出资

古代修桥花的钱都是怎么来的为何有人卖田出资

2020年7月7日，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桥被洪水冲垮，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镇海桥，始建于明嘉靖15年(1536年)。相传是隆阜财主戴时亮为嫁女儿独资建造。清康熙初年水毁，由程子谦捐资670万贯，费时两年建成，通行17年又被水毁，程子谦说：“桥之不固，是我之过也。”遂以独资复建，桥未成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程岳，时任广西清吏司、员外郎，为继承父志，终于把桥建成。

镇海桥是由戴时亮，程子谦这样的人独资修建的，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是特例还是普遍情况?古代的桥梁除了像今天一样由政府出资外到底还有谁会出资修建的呢?

官员这个群体修桥的动力很好理解，无论是为了满足所管辖地区人民的切实需求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和政绩，修桥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按照实际出资人不同，我们将官员募资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出资人全部为官员。

具体的形式为官员独资或数个官员捐出自己的俸禄集资修桥。如德安县舆梁桥桥志中记载：“知县顾允谐捐俸重砲，擢乡老王廷侃、曾宪师督理。”又比如九江湖口县通仙桥：“嘉靖中因迎景王，各官捐俸，委胡国臣建造”。对于这种出资人全部为官员的方式，无需政府出资，也不花费民间百姓的财富，官员则得到了名声和政绩，可谓是三赢的局面。只可惜因为桥梁的造价十分高昂，而官员的俸禄是有限的，因此只存在于少数的例子，并未能够成为一种普遍行为。

第二种：出资人包括官员，地方乡绅，商人等民间出资人。

在这种情况中，官员拥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通常为带头人或直接主持桥梁的修建。如大文学家苏东坡在惠州任职时修建的西新桥和东新桥，就是由他主导，民间参与募资，邓守安和希固负责修建的。在他的作品《东新桥》中有这么一句:“使君饮我言，妙割无牛鸡。不云二子劳，叹我捐腰犀。” 他又在《西新桥》中写道：“探囊赖故候，宝钱出金闺。”(自注：“子由之妇史，顷人内，得赐黄金钱数千助施。”)在修这两座桥的过程当中，苏轼作为募资带头人不仅捐赠了自己的犀牛腰带，而且他的弟媳史氏还捐了几千黄金钱，无论是从苏轼的号召力对募资的影响或是苏家实际投入资金的价值来说，苏轼都是募资行为的绝对主导者。

乡绅是我国古代一个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不属于政府机构，但却又和普通百姓在社会地位上有明显的区别。不过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乡绅们在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占据较多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相当的社会职责，像桥梁这样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仅针对乡绅个人而言，募资修桥这样的公益行为是在行善事，积阴德。并且衍生出了祈福的含义。如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镇的双寿桥，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桥板上镌刻楷书：“明嘉靖癸丑磕源陈妇八十娘张氏同夫建立双寿桥为父母祷福。”

而对于整个乡绅群体而言，募资修桥可以给乡绅群体带来良好的口碑，提高其社会声望和社会话语权，从而有利于乡绅群体占据更多的社会财富。乡绅有了钱，募资修桥的客观物质条件也变得容易了，这对乡绅群体募资修桥的行为又有不小的促进作用。一个良好的修桥生态就这样形成了，乡绅满足了私人道德需求，稳固了乡绅群体的社会地位，民众则切切实实享受到了桥梁带来的便利。

除乡绅群体集资或由乡绅带头，民众参与的筹资行为外，乡绅独资桥梁出现的很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镇海桥就是如此，初代修建者戴时亮和二代修复者程子谦均为独资修建。《九江府志》中记载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十家桥是贡生黄锡顼兄弟捐建的;通田桥为监生刘维翰捐建;黄荆桥由顺治十二年举人周易元重修。《九江府志》中还记载了一位名为李修教之人，此人在康熙至雍正年间独资修建高桥、洲头桥、南港桥、霞红湾桥。就体现出一个词——财大气粗。

桥梁的直接使用者是广大百姓。对于某个地区的民众来说，新修一座桥梁可能就意味着节省数里甚至数十里的脚程，所以作为直接受益者的民众其实才是最想要修建桥梁的人。他们没有什么政绩，名声的考虑，道德上的自我满足和积阴德祈福等目的也不足为重，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几乎是他们想要修桥唯一原因。即使没有乡绅，官员这一类人带头出资，百姓为了自身的切实利益也会自发的进行筹资。

如浙江余杭的花明村桥，据说在造桥时，施善募捐资助的村民姓氏五花八口，故名"花明村桥"。如湖口下新桥，其募资者中陈遇显卖田捐钱六十千文，李联辉卖棺捐钱十千文。如果当地民众对这座桥没有切实需求，还有什么原因能够让两位贫民不惜卖田卖棺也要出资修桥呢?

如果说对于官员，乡绅，民众而言，募资修桥的主要原因是自身责任和利益的话。对于僧侣这样以普渡众生，做善事修功德为自我信仰的群体而言，精神上的自我要求和满足则是僧侣修桥的主要动力。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修桥可以给僧侣群体带来物质收益的，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僧侣名望的提升都可以使得寺庙香火更加旺盛。但根据台湾学者黄敏枝根据《福建通志》统计，宋代泉州“由僧徒兴修桥数为44，总数则为107，其比率约占泉州的41%。”物质利益驱动不太可能达到这样高的比例的，僧侣的信仰才是推动他们修建桥梁的主要动力。

僧侣的募资方式主要是通过其个人号召力进行化缘，与官员和乡绅不同的地方在于僧侣本身并不会作为主要出资者，仅仅是一个发起人。由僧侣修建的著名桥梁有著名的庐山观音桥，苏州的觅渡桥、杭州的万年桥等等。

时至今日，由于修建一座桥梁的花费巨大，技术难度高，法律责任划定等原因，桥梁的投资者几乎都为政府，像过去那个人独资或群体募资的时代已经随着镇海桥一起消失在了滚滚洪流当中。

没有银行的古代中国，人们是怎么把钱安全地藏起来的？

古代中国自然是没有银行的。一般认为最早的银行是意大利1580年在威尼斯成立的银行。其后，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德国在汉堡、英国在伦敦也相继设立了银行。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银行得到了普遍发展。

银行在我国起源于唐朝，在唐宣宗时期(公元847～858年)，苏州就有“金银行”出现。

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蔡襄知福州时，作《教民十六事》，其中第六条为“银行轧造吹银出卖许多告提”，这是“银行”一词单独出现最早的时间。

到了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建康(今南京)城内不仅有远谷市、纱市、盐市、牛马市，而且“银行、花市、鸡市、镇淮桥、新桥、筐桥、清化桥皆市也”。可见，银行那时在南京就已存在，而且成“市”。

到了景定元年(1260年)，竟成了一条“银行街”，其街非常繁华。

“大清户部银行”是我国最早的官办银行，建于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第一家具有近代特征的银行在清朝光绪年间才成立。

漫长悠久的岁月当中，从贝壳到铜钱，再到金银，古人都使用着各种稍显沉重的媒介充当钱币。

可以设想如果古人要购置房产，那得拿出多大体量的货币才能顺利完成交易。君不见，海昏侯出土的汉代五铢竟重达十好几吨，光是掩埋都得耗费多少人力。

大家可别忘了，"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古人的存钱意识比之现代人只强不差。只不过没有千姿百态的理财方式与存储手段，古人只能使用一些单纯朴素的办法。

那么，古人究竟如何保存积攒下来的资产呢？这当中究竟有蕴含了多少故事与智慧。且往下看。

一、贮贝

首先不得不说到最原始的货币——贝币。它出现在大约三千到四千五百年前。汉字中的"货""买""卖""贩"，以及许多与产品交换有关的字，都是以"贝"作为部首。

所谓"存钱"在当时就是"贮贝"。由于人们对待贝币的态度十分珍重，便特意制作了许多精巧的器物用以盛放。流传到今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云南一带广为发现的青铜贮贝器了。

贮贝器的造型直观地体现了其实用功能。而装饰工艺则是附着于造型之上的点缀。最早的贮贝器通体呈竹筒形，盖子以子母口合于器身。盖子与器身又单独附有小耳，用以穿绳联结。其他的部件，都是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器耳的焊接为提携带来便利，而贮贝器由提筒形到束腰形再到鼓形的演变过程中，造型和实用性都在一步步趋向完善。

贮贝器的器盖往往是最重要的"艺术表现舞台"，上面的塑造极具典型性、情节性和故事性，以众多的立体雕像进行装饰。表达的主题，既包括动物、狩猎、驯马，又含有战争、祭祀、纺织、纳贡等雕像，可谓丰富多彩。

比如在这件虎牛搏斗贮贝器中，器耳的造型就相当引人注目。两只老虎攀附在器身左右，四肢健美有力，虎口大张怒视前方。而器盖处雕饰有弯腰、伸角和猛虎展开生死搏杀的犍牛，器盖正中树上有因惊惶而爬到树之最上端的两猴，甚至还有因惊恐而展开翅膀、准备飞离这是非之地的两飞鸟。

二、虎牛搏斗贮贝器

令人惊奇的是，考古发现证明这些存放在贮贝器当中的贝壳，竟然来自遥远的地方。这是一种叫作"环纹海贝"的贝壳，它的产地主要在热带地区，如太平洋和印度洋，亦分布在中国的海南岛与西沙群岛。西南地区绝不可能出产此类贝壳的。因此，若要获得这些海贝，只可能通过贸易往来接触到沿海地区。也难怪这些海贝会被视为珍宝，被存放在无比精致的贮贝器当中。

三、扑满

随着货币更替，小巧的铜钱登上舞台。如果说贮贝器算是"存钱桶"的话，那么一直沿用至今的"存钱罐"则更令人亲近熟悉。古代的"存钱罐"有个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称谓，叫做"扑满"。

不过得先解释一下，"扑满"在更早的时候叫"缿"。著名的睡虎地秦简中有一篇《秦律十八种 · 关市律》中就有记载："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东汉的《说文解字》解释为："缿，受钱器也，从缶，后声。古以瓦，今以竹。"隋唐时期的颜师古加了一条注释："若今盛钱藏瓶，为小孔，可入耳不可出"。从造型上而言，"缿"与"扑满"如出一辙，所以晚清考据大家王先谦直接点破："扑满者，……即缿也"。

扑满几乎是家家必备之物，其外形一般呈圆体、平底、中空，有陶、瓷、竹、木等材质的分别，多数朴素简约，也有的做成或小猪，或小虎，或小牛模样等动物造型。由于中国古代通行"天圆地方"的铜钱，古人为了不致频繁取出，仅在顶端留有一条能投放铜钱的狭长开口。有的扑满在腹部还开有小眼，好让绳子插系，悬吊在房梁上。如此一来，铺满的主人所积攒的铜钱聚少成多，到了必要之时打碎扑满，就能一解燃眉之急。

其实，"扑满"的得名正是由于这一颇具仪式感的使用方法。"扑"有击、打的意思；"满"即是对其造型饱满浑圆的描述。往往只有钱存满了，才会取出钱来，一把击碎，"满则扑之"，所以这种存钱罐被形象地称为"扑满"。

四宋代扑满

"扑满"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当中。与此相关牵引而出的是西汉名臣公孙弘的故事。日后贵为丞相的公孙弘少时家贫，甚至以放猪为生。后来做过狱吏，年到四十才奋发读书，待六十高龄才以"贤良"之名被举荐入京。当他即将走任京城之时，一个叫邹长倩的乡友送给他一个"扑满"，并留下临别赠言："入而不出，积而不散，故扑之。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可不诫与？"这是让公孙弘在荣华富贵之后也不要忘记幼年的寒苦生活，应当恪守清廉操守。日后，公孙弘步步高升，位列九卿。但他牢记告诫，并未因身居高位就穷奢极欲，而是一直保持勤俭，盖布被，食粗粮，生活简朴甚至粗陋。他还用富余的钱财开设东阁客馆，招纳贤才，深得士人爱戴。"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但是公孙弘却能避开"满则扑之"的命运，还留下了"后来居上"的万古美名。

自此之后，扑满就具有了戒贪的寓意。唐代辅佐君主开辟盛世的贤相姚崇就曾写过一篇《扑满赋》，批判贪婪和自满的恶习。其中名句"谦以自守，虚而能受"既写出了扑满的特点，也传达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

南宋诗人陆游也曾写过扑满："钱能祸扑满，酒不负鸱夷。"说明过度聚敛钱财必会招致灾祸。民国时期，更有一首《扑满歌》写道："脰细口小腹便便，溪壑日填邓通钱。不思蕴利生殃孽，讵防瓦裂碎难全。"以此告诫人们切莫过度贪财，以扑满"碎裂难全"的下场警示世人。

由此可见，扑满已经从用于储钱的工具逐渐升华为一种用以教寓的符号。人们世世代代通过扑满领悟立身处世的道理，得到乐极生悲的启示。小小的器物，蕴含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精神瑰宝。

五、窖藏

古人贮藏财产的方式多种多样，形形色色。但一般也就分为罐藏和窖藏两类。上面已经介绍过罐藏。

我们都知道"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古时，有一个叫张三的人，把银子埋藏地下，又害怕别人来偷，于是上面留字写道："此地无银三百两"。邻居王二偷走了银子，也留字写道："隔壁王二不曾偷"。

这个故事，就涉及到古人存钱的一种方式——窖藏。

所谓窖藏，就是先把金银财宝封装在坛坛罐罐、箱子盒子里，再在地上挖出深坑进行直接埋藏。由于其手法隐秘，富豪往往青睐窖藏用以保存财富。

窖藏的风气甚至影响到古人对房产的购置。由于熟知这种储蓄习惯，后任房主往往都会对自家院落掘地三尺，试图寻得秘宝。

唐代官府对此出台法律条文，《杂令》规定："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听收。他人地内得者，与地主中分之。即古器形制异者，悉送官酬其值。"该条十分慷慨：在公地里获得埋藏物，让发现人取得完全的所有权；在私人地里获得埋藏物，发现人与地主各得 50% 的所有权；若系古代文物之类，则由官府收购。

六、掘钱

不过，到了宋代，卖主往往倾向于预先向卖主收缴购房的额外费用，作为将来可能挖到金银财宝的预估补偿。这笔花销被称为"掘钱"。

沈括的《梦溪笔谈 · 异事》中就记载了一则买房遭索"掘钱"的故事。

当时，宋代左丞相张文孝看中了洛阳一栋古宅，卖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追加"掘钱"。无奈张文孝实在喜欢，只得忍痛多付 1000 多缗钱。朋友都认为付这笔钱太吃亏。哪成想张文孝后来翻修，还真在地下挖出一个石匣，内有黄金百余两，总数正好与房款和"掘钱"相抵，张文孝相当于白得一处房产。

由于一般窖藏手段太过常规，容易引起觊觎。所以古人在窑藏时，总会想方设法让外人找不到。按照常理，犄角旮旯足够隐蔽，应是保全之所。可实在敌不过窃贼搜寻。于是，一些大户人家想出更为极端的举措，把钱财藏匿于粪堆茅厕这类常人不至的污秽之地。

1982 年，在江苏盱眙马湖店村发现的西汉窖藏便属此例。当时生产队分片挖水渠，却突然发现几十斤重的金器财宝。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只金兽，竟然有 18 斤，是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金器中最重的一件金器。金兽下盖着一个精美奇特的铜壶，壶内装满了金器，其中 9 块半金饼重达 2864 克，15 块马蹄金、麟趾金重达 4845 克，11 块金版"郢爰"重达 3260 克。黄金总重量超过 20 千克。

盱眙马湖店村出土金兽，现藏南京博物院出于防盗考虑，窖藏时一般会采取逆向思维，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与盗贼的一场精彩智斗。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同理，财宝当然也不能聚集在一处。一般来说，需要采用上下分层的放置方式，先放一层，掩埋后再放上一层，再掩埋再接着放，多者达三四层。各层之间，往往用石板、砖块叠压，土层之间则用糯米熬成的液汁和石灰夯实密封，有时其中还会拌上碎石子和瓦片之类，以增加盗挖难度。

民国时期上海名医陈存仁，曾亲眼见到家中这种分层窑藏的手段。当年陈家分家析产，记载窑藏有 20 缸银子。不过，后人最初只挖出 8 缸。之后扩大挖掘面积，竟然也未找到。幸亏有经验老到的长辈出面提醒，继续在原先寻得财宝之处深挖，果不其然找到了剩下的 12 缸银子。

七、钱票

使用实物金银不仅携带不便，也容易露财在外招致危险。在唐宋年间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状态下，国家的经济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要对大量的钱财进行集散处理。就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宋朝，纸质货币应运而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交子"。

随后，在商人集散地点出现了专门存储与兑换这种纸质货币的机构，这就是"票号"的前身。在这里只需要凭借一张票据，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整存整取。一般而言，这种场所都有专门的几大商人联名保证，因此信用价值较高，富人能够得到更好的货币存储与运输。

明清商业勃兴、分工专业化、贸易空间扩大，不仅借贷关系频繁，而且大量使用代替金属货币流通的信用工具，许多大宗交易都用票据进行偿付和结算。票据未到期前，持票人只要在票据的背面签字画押，即背书后就可以转让第三者，第三者需要时，亦可背书后再转让于第四人，如此辗转流通。与此同时，初具雏形的各类金融机构都接受工商企业或个人、家庭的银钱存储。

小说《红楼复梦》中写道：贾家将房子卖给了"刘大人"，还房价之际，刘大人"在身边取出几张银票来，说道‘这一张是恒泰号的三万两，这是义兴号的三万两，这是合泰号的二万两，这是祥茂号的二万两，其十万两。这一张是口儿外钱店里的五百两，他是义合字号，这是众位二爷的茶钱。这一张是资顺布字号的二千两，是送老主管的劳金。’"

这里"刘大人"家的银子分别存在了五家银号之中。从这行文语气中可见"银号"的功能也约略等同现代银行的基本效用了，而这钱票就好比存折。有此方便，古人再也不必费尽心思纠结如何贮藏资产了。

结语

储蓄行为，其实从货币诞生之时就出现了。只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生产工具不断提高，人们才因时制宜思考出了不同的存钱模式。从笨拙地将货币存放在器具中，再到小心翼翼地隐藏在地底下，最后终于换成钱票解放了实体资产，存钱的手段终于走向现代化。

古代用来修桥的大石头值钱吗

不是很值钱。
古代的石头石器不是很值钱，但是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石器是以岩石为原料制作的工具，它是人类最初主要生产工具，盛行于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
石头，一般指由大岩体遇外力而脱落下来的小型岩体，多依附于大岩体表面，一般成块状或椭圆形，外表有的粗糙，有的光滑，质地坚固、脆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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