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成吉思汗为什么还带兵去攻打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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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初，蒙古部乞颜氏酋长铁木真，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击败了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兴安岭，南起阴山北麓，北至贝加尔湖的漠北草原各游牧部落，于1206年创建了蒙古汗国，结束了漠北数百年的分裂历史。成吉思汗所统治的漠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得生活极需的农产品及其他更多的物资。为了满足经济上的需要，成吉思汗向四邻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掠夺战争。

正当成吉思汗统一了漠北，向外扩张之际，在我国漠南、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正处于几个封建政权同时并存、相互掠夺、连年征战的分裂时期。在黄河流域，河套以西有党项拓拔氏建立的西夏国;河套以东，先是契丹族耶律氏建立的辽国，后有女真完颜氏建立的金国;在今新疆、中亚有契丹族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在淮河以南有赵氏南宋朝廷;在西南有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这种分裂局面，也为成吉思汗挥师南下，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后，其主要目标是对金国进行复仇战争，反抗、摆脱金国的统治。但是，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未敢轻动也”。因为金国是女真贵族统治的、以汉族为多数的中原大国，物产丰富，文化发达，军力雄厚，当时尚能击败南宋，称雄一方，不可轻视。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虽攻占了金国的部分土地，但蒙、金仍处于对峙状态。成吉思汗审时度势，没有首先把矛头指向金国，而是选择了在辽、北宋及金、南宋两大势力斗争夹缝中生存的西夏为突破口，从1205年至1227年，先后五次用兵西夏，1226年亲自领兵征服了西夏，为进兵金国打开了通道。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关键性胜利，为他的后代消灭金国、占领中原、统一黄河流域奠定了基础，进而也为忽必烈统一全国，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开辟了道路。

西夏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13世纪，蒙古人称建立西夏之党项族为“唐兀惕”，西夏境土与蒙古一漠之隔，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古玉门关)，南临萧关(今甘肃环县北)，北抵大漠(瀚海)，在辽(后来是金)、宋、吐蕃、回鹘之间。西夏占领的这一地区，在成吉思汗看来，是实现其进兵中原的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地区。西夏东界与金国接壤，北界与蒙古相邻，是蒙、金必争的中间地带。又西夏称臣于金，两国订有“交相救援”之盟。如果置西夏于不顾。西夏则可以助金战蒙，就近用兵北进，直捣蒙古老营。故先灭西夏，就可以消除从侧翼袭击蒙古后方之隐患。而更为重要的是，西夏的地域具有控扼东西交通的重要战略意义，这不能不引起作为军事家成吉思汗的足够重视。

西夏控扼着连结中原与西域、漠南与漠北的几条主要的交通线，东西交通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汉、唐以来开辟的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去西域的“丝绸之路”;另一条是从辽河流域沿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越戈壁，中经居延海而达天山南北的居延路。1038年，夏王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割据河西，丝绸之路大部在其腹地，居延路之中段亦在其北部边境，两条干线，均在西夏控制之下，而历来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使臣、商队的往来，在陆路必经此二道。12世纪以后，宋、辽、夏、金，与回鹘、西域等毗邻诸国贡使往来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辽河流域的契丹上京临潢府设有回鹘营，专供回鹘商贩留居上京。西域商人与辽、宋的贸易活动，往来必由夏界。这里还是印度与宋朝之间的一条佛教流传的道路。西夏处于东西经济、文化汇集与转输的中介地，经济上十分有利可图。

不仅如此，西夏还是漠北至中原的交通枢纽。从漠北进入中原，自古以来或由“龙城”故道经居延沿弱水南下至酒泉，接河西走廊而达中原从居延折西，可接居延路之西段达畏吾儿等地。“龙城”即匈奴单于庭所在，位于鄂尔浑河上游哈拉和林附近。“龙城故道”即由龙城至居延，沟通漠北、漠南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故道。因此，居延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必经之地。西夏建国后，在该地设有军事重镇黑水城，为西夏黑山威福监军司所在地。

12至13世纪，漠北游牧部落同西域的来往，必假西夏北境疆界的居延路。蒙古军前三次出兵攻打西夏，均受到西夏右厢诸路及黑山威福军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欲灭西夏进兵中原，必先占领居延。蒙、夏战初，争夺居延十分激烈。1209年，第三次进兵西夏时，成吉思汗带领蒙古骑兵从黑水城北、兀刺海西关口入河西，进攻夷门直逼西夏中兴府。成吉思汗夺得了居延，便控制了漠北通向中原的要道。此外，在西夏东部边境还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便道，即自阴山山麓渡河，经鄂尔多斯南下至夏州折西，过黄河接河西走廊。1226年，成吉思汗利用了以上二条南北走向的要道，分兵两路，对西夏中兴府形成钳形攻势，敲响了西夏灭亡的丧钟。

西夏灭亡后，蒙古将西夏境内的东西、南北之交通握在手中，这对于蒙古游牧贵族来说，无论是到西域去搜罗奇珍异宝，还是去中原索取锦罗绸缎，或是回漠北斡耳朵报告战捷及将战旨传达给各地子孙、将领，西夏境内的这些交通线，成了联络帝国东、西、南、北的大动脉，对以后进兵中原统一黄河流域，进而统一全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准备。

西夏的物质条件丰富。

西夏所据之地，拥有河套及河西走廊，土地肥沃，水草丰美。自1038年建国以来，先后依附于宋辽、金。在辽与北宋金与南宋连绵不断的战争中，辽、宋金出自各自目的，曾给予西夏优厚的经济待遇。西夏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采取保境自守、伺机发展的策略，曾与辽、宋订和议，与金订立同盟，为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较为安定的政治条件。

一、西夏有丰富的畜牧业生产经验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长期从事畜牧业，有丰富的畜牧业生产经验，西夏建国后，畜牧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西夏控制的领域中，以河西走廊著称的陇右地区，盛产良马，素有“凉州奋牧甲天下”之誉。河套鄂尔多斯地区，也是漠南有名的牧区，自秦汉以来，匈奴、敕勒、突厥、党项等游牧民族，在这里劳动生息，进一步促进了该地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对于成吉思汗的骑兵部队来说，马既是生活资料，又是战斗武器。马乳是饮料，饿了能充饥;马又是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有了马就可以成为行动最快的军队。蒙古骑兵每次征战时，每个战士都要备两匹以上的战马。另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西部地区、西征花剌子模或进兵中原。都要经过翰海沙漠。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是沙漠戈壁最佳之运输工具。成吉思汗必然将盛产良马、骆驼的西夏作为自己增补战马、乘驼之基地。伊朗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也记述了蒙古军从西夏掳掠牲裔的情况：

“蒙古人攻打〔唐兀惕〕地区后，驱走了境内的大批骆驼”。

二、西夏的武器装备精良

除战马乘驼外，西夏的“良弓”、“甲胄”素有盛名，也是成吉思汗所急需的战备补充物资。西夏建国初期，对宋战争接连不断，后期与金也屡有战争发生。为了战争的需要，西夏统治者极为重视兵器制造。宋人田况在《兵策》中说，西夏将士所着用的铠甲，系由

“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

在宋、夏边界上夏人常以兴州良弓与宋的茶绢交易。

三、西夏尚武，兵源势力强

西夏统治者，一贯尚武，将士“长于骑射”，号称“铁鹞子”。在辽、宋、金对峙时期，时而“南败宋”，时而“东抗辽”，在河西发展实力。西夏30万骑射之兵，是成吉思汗补充兵力的大本营。120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第三次进攻西夏后，迫使夏主安全纳女请和，西夏对蒙古称臣，

“合兵攻金，遂为役属”。

1217年，成吉思汗派木华黎带兵伐金，仅此一次，就在西夏征兵五万，大大加强了蒙古骑兵的战斗力。

四、西夏农业发展好，粮食储备足

西夏又与中原毗邻，在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下，沿河地区的农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可为成吉思汗进兵中原提供粮食及其他农产品。西夏陇南、陕北、河套一带，是秦汉以来开辟的农耕区，黄河从西向东北萦回流过西夏疆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西汉以来，先后在兴、灵等州开凿了秦家、唐来等水渠，灌溉着数万亩良田。河西走廊之甘、凉等州，引祁连山雪水灌田。此外，西夏政府在河套以南的绥德无定河以东地方的米脂、葭芦等地，掌握了大量的窖藏谷米，贺兰山西北还有“摊粮城”等，藏粮百万石之多。西夏与宋、辽、金相比，足以供给蒙古军队兵、马之用粮。

综上所述，拥有丰富乘骑、兵革、粮草、人力等等的西夏，既是蒙古骑兵掠获物资、增加财富的场所，也是成吉思汗扩军伐金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战备物资供应基地。因此，成吉思汗攻灭西夏是其进行攻金战争战略物资准备的必要的一步。

西夏还是蒙古军队伐金灭宋的突破口及进兵中原的实战训练场所。

成吉思汗采用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避实击虚。瓦解金夏联盟。以消弱双方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又选择了当时已是内外矛盾重重、国力衰弱、正在走向下坡路的西夏作为伐金的桥头堡，攻而取之，以消除伐金的牵制力量。

自12世纪上半叶起，西夏臣服于金朝，两国之间使节往来频繁，宋、金对峙时期，西夏常助金出兵南宋。至13世纪初，金夏关系趋于恶化，西夏统治者不满金国划给他的疆界，反对金国限制西夏贸易的政策，为此，西夏统治者开始对金发动战争。对外战争的失利使西夏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加剧。久觎皇位的镇夷郡王李安全勾结纯佑母、皇太后罗氏发动宫廷政变，废黜纯佑。安全篡位后，慑于蒙古的强大，助蒙伐金，对金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战争。夏、金战争，使田野荒废，生灵涂炭，对社会经济破坏很大。连年不断的战争及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使西夏国力衰竭，经济崩溃，早已无力抵御外敌的入侵。

在国家危亡的时刻，西夏内部对金主战派和主和派又争吵不休，斗争激烈。主战派的得势，成为成吉思汗最后消灭西夏的有利时机。在上附蒙战金派得势掌权，在下门阀官僚不战不守，献城而降。与西夏主“纳女称臣”，门阀“以城出献”相比，金国上下士气尚盛。金哀宗力主抗蒙，停止了对南宋的战争，与西夏达成和议，任用一批坚决抗蒙的将领，先后收复了军事要地平阳、太原等。在洛阳一线布置精兵20余万。1217年1月，西夏国主遵顼以3万骑兵随蒙军攻平阳府，金兵顽强抵抗，蒙夏联军大败，当西夏退兵途经宁州时，又遭到金国名将庆山奴的伏击，夏兵败归。

1206至1225年，在与西夏、金国断断续续的交战过程中，成吉思汗摸清了夏、金之政治形势和军事实力，采取了“不见利不进”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灭西夏，使金国处于唇亡齿寒的境地。当1224年，西夏新主德旺改变依附蒙古的政策，欲与金修好共抗蒙古时，成吉思汗则先下手为强，以西夏拒绝出兵和不履行交纳人质为理由，亲自率领儿孙名将，对西夏大举进攻，切断了金夏的联合，消灭西夏。

在与西夏作战过程中，蒙古军又得到了攻坚拔城的实战训练，蒙古骑兵诞生于漠北草原，惯于野战而缺乏攻占城市的经验。虽在西征花剌子模的过程中攻占过讹答刺、撒麻儿罕等城市，但中原地区的城池与中亚之城堡不同，在西征中运用的战术很难适应中原，需要创造能摧毁中原城池的新战术以对付新的战争。而西夏长期以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军队善于守城把关，这些特点与金国相仿。进兵西夏，客观上为蒙古骑兵提供了攻城演习的训练场所，使他们在实战中适应环境，创造新的战术，提高了军队素质。因此，攻灭西夏，在军事上又为伐金作了战术上的准备，从而把对金战争建立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之上。

结束语：

成吉思汗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西夏在其所进行的统一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当他65岁高龄的时候，亲领儿孙，督军指挥，进兵西夏。成吉思汗接连不断地用兵西夏，像历史上任何一次统治者发动的民族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给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蒙古军队的强有力进攻面前，西夏地区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西夏的灭亡，为蒙古灭金建立了桥头堡，进而为统一黄河流域作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成吉思汗在病危时又立下了深谋远虑的“联宋灭金”的遗嘱：

“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邃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窝阔台遵此方略，完成了灭金的使命，统一了黄河流域。蒙古军占领了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以后，为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石，进而为南下灭宋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因此，成吉思汗用兵西夏之战略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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