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国将领中,有八位大将被杀,其中四位被冤杀,包括唐朝开国元老级大将。有史以来,被诛杀或冤杀的开国大将很多,而被杀的原因无非有几条,要么功高盖主,要么居功自傲,要么意图谋反,要么真的造反,要么被人陷害,但归根结底还逃不了那句话: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开国大将为皇上打下了天下,光荣使命完成了,如果再有点小脾气,皇上会很不开心,于是厄运也就来了。以下这八位唐朝开国大将,就没能逃过被杀的厄运。李渊杀了三个,李世民杀了四个,剩下一个被李治报销了。
第一位被杀大将:刘文静(568年-619年)。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刘文静是唐朝开国大将中资格比较老的,从策划李渊起兵,直到李渊当上皇帝,从头到尾都是比较关键的人物,为唐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勋。因为被西秦霸王薛举打败一次,削爵后地位远不及同时参与策划李渊起兵的裴寂,因而和裴寂成了死对头,酒后还扬言要杀裴寂,结果被小妾诬告谋反。李渊听信裴寂谗言,将刘文静处斩,抄没其家。刘文静临死感叹“高鸟尽,良功藏,此言不虚!”可谓唐朝开国第一冤臣。
第二位被杀大将:阚棱(?―624年)。杜伏威养子,长得人高马大,善用一丈长的陌刀,勇猛无比。曾与杜伏威割据江淮,将江淮军治理得井井有条,后随杜伏威献出江淮归唐。后来杜伏威铁哥们辅公祏造反,阚棱将其镇压。辅公祏被擒杀,临死前诬陷阚棱和杜伏威是同伙,李孝恭正好对阚棱有意见,上报后李渊也不调查,直接下令把阚棱杀了,真是死不瞑目。
第三位被杀大将:杜伏威(?-624年)。隋末义军首,少年猛将,16岁便和铁哥们辅公祏落草为寇,占领江淮。杜仗威降唐后辅公祏伪称接到杜伏威命令起兵反唐,兵败被杀。李渊不辨真伪将杜伏威罢官下狱毒杀,籍没家眷,李世民即位后为其平反。
第四位被杀大将:罗艺(?—627年),隋末军阀,驻守涿郡,后归唐赐姓李,助唐击败刘黑闼,镇守泾州,为唐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勋。李世民登基后,位比三公。后来因得罪李世民军反唐,进据豳州,结果被唐军击败,逃往甘肃乌氏后被杀。
第五位被杀大将:侯君集(?-643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李世民铁杆,玄武门之变主要干将,随李靖讨平突厥,领大军灭高昌国,功勋卓著。因灭高昌时私取宝物而下狱,放出来后心生怨恨,经常大发牢骚。太子李承乾曾和侯君集商议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抓杀。
第六位被杀大将:张亮(?-646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初为瓦岗军,后随徐世绩降唐,曾随军远征高句丽。晚年宠信术士,收养子五百人,李世民认为他蓄意谋反,将其斩于长安西市。
第七位被杀大将:李君羡(593年-648年),初为瓦岗寨李密下属,后率其部归附李渊。从讨王世充,又随军破窦建德、刘黑闼,李世民即位后为左武候中郎将,封武连县公,驻守太极宫玄武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京城疯传“武代李兴”预言,李世民认为李君羡身上“武”字太多,最为可疑,于是将处斩,全家被抄没。李君羡成了武则天的替死鬼,给武则天顶雷,可谓千古奇冤,武则天当皇帝后为其平反。
第八位被杀大将:薛万彻(?-652年)。原为隋将,后与兄长薛万均自幽州降唐。玄武门之变时曾结抗李世民,李世民认为其忠心可佳拜为将军,此后平突厥、薛延陀部、征高句丽屡立大功。但薛万彻对李世民玄武之变多有怨言,后被房遗爱指为谋反同谋被李治处斩。刑前刽子手吓得无力,三刀才砍下薛万彻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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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只有这三个儿子有资格去参与争夺天子之位,所以只有这三个儿子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注定是唐朝历史上不可抹去的一次政变,李世民正是因为发动了这次政治动乱才真正的当上了唐太宗,而这场政治动乱最终也使李唐王朝在李世民的带领下,稳步的发展。据史书上所记载玄武门之变可谓是非常艰险,李世民手下根本没有多少人,但是凭借着勇气和突然性直接杀死了李建成、李元吉。逼退了李渊。
天下有能者居之,这是在乱世的时候,动乱分子的一个核心想法。可能李世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毕竟他父亲李渊当时这样想,然后当上了唐朝的开国之君。跟随李渊南征北战的李世民立下了很多功勋这也让他的野心不断增长,导致在唐朝初期有军方支持的李世民不甘心只做藩王,想要争夺天子之位。
其实李世民在当天子之后,对他的哥哥李建成也有一些诋毁,我们现在可以以现在人的角度去看,李渊当时完全是按照培养继承人的办法培养了李建成,而且把李世民身边的人也都大多数调走或者是交给了李建成,这完全是对继承人的培养。其实除了李世民和李建成玄武门之变还有一位李元吉参与,他是李世民的弟弟,不过年纪也不小了,但是他是李建成的亲密战友,所以李世民就把他杀了。
李渊其实有很多儿子,但是在那个时候年纪都不大,所以没办法参与,玄武门之变。
中华帝国千古一帝,为唐代第二位君主,高祖李渊之次子。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四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举兵反隋,夺取天下。他的密友、晋阳县令刘文静因受瓦岗军首领李密株连,被捕入狱。
李世民以探视为名,与他在狱中拟定了召募兵士、西入关中、创立帝业的起兵计划,并通过隋晋阳宫副监裴寂将这个计划转告给了李渊。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分统左、右两军,并肩作战,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攻克长安。唐朝建立后,李世民以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李世民实为唐王朝之开国皇帝。 武德元年(618)三月,盘踞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薛仁杲父子率部进犯关中,李世民奉命率兵征讨。将其击败。薛仁杲投降后被处死。
武德二年(619)十月,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人刘武周叛乱,率众南下,相继打败了李元吉、裴寂等唐将,几乎占领河东全境,关中震动。唐高祖准备放弃河东,谨守潼关以西。李世民主动请缨,并率兵三万,东渡黄河,一举击败了刘武周的精锐部队宋金刚部,并收降了骁将尉迟敬德和寻相等。接着,李世民又麾军北进,终于在武德三年(620)四月歼灭了刘武周,收复了河东全境。
同年七月,李世民率兵挺进中原,势如破竹,相继收复了河南的多数郡县,将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孤城之中。接着,又果断地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策略,生擒了窦建德,迫降了王世充,相继平定了隋末以来两个势力最强的领袖。
李世民在平定末民变领袖时,表现他出众的才能,使高祖就帝位继承人的问题大伤脑筋。同时,在战争的过程中,李世民得到了一班能征善战、谋略过人的部下,如敬迟敬德、李靖、房玄龄等,这样大大加强了秦王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的能力,终使两人的帝位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在宫城的北面玄武门内,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年初,唐太宗改元贞观。
就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内乱,大举入侵。太宗遣尉迟敬德出战,大败突厥。未几,颉利又再入侵,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太宗于是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数颉利背弃盟约,这时唐朝大军亦陆续到达。颉利见唐军军容鼎盛,以为无隙可乘,于是于太宗议和,随即北归,此即为「便桥会盟」。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在论功行赏时,将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列为第一,并任为宰相,执掌朝政,引起了他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的不满。他们自恃战功显赫,资深位高,口出怨言,扰乱庆功秩序,甚至还挥拳打伤前来劝解的任城王李道宗的眼睛。于是,诸将争功,大吵大闹。对此,唐太宗声色俱厉地对李神通说:「叔父虽在义旗初起之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却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望风逃窜。玄龄、如晦运筹帷幄,安定社稷,论功行赏,理当第一。你虽是我的叔父,国家贵戚,但却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对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时的有功将领很少有保全性命的,常对高祖心怀不满,因而想引以为鉴,有意保护功臣,不使其子孙断绝。但你却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今天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家破人亡,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非分之恩,不可兼行,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李神通和敬德听了这番警告以后,当即表示悔过自新,这场争功风波很快便得到平息。接着,唐太宗又将原太子李建成的属官王珪和魏征等人,赦而不罪,委以重任,让其参掌朝政。
不久,宰相封德彝鉴于有些折冲府的兵源不足,便向唐太宗建议将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唐初十六岁为中)体格健壮者简点入军。唐太宗当即表示同意,并令中书省起草诏令,送门下省审议后,交尚书省执行。但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门下省官员给事中魏征却拒不签字,中间虽经多次交涉,均未成功。最后,封德彝只得向唐太宗作了如实汇报。太宗听罢大怒,立即派人召来魏征:声色俱厉地说:「简点健壮中男入军一事,是我已经同意的。这件事究竟与你有何干系,竟这样固执地不肯同意,我真不明白你这是甚么意思?」魏征郑重地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中男简点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并且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人百其勇,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最后,还严厉指出,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没有深思熟虑,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如果长此以往,还能求得天下大治吗?」遂立即下令停止简点中男,并给魏征赏赐了金瓮一口。
贞观四年(630)三月,唐将李靖、李绩大败突厥,俘其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余投降唐朝的尚有十多万人。如何处理这十多万突厥降众,唐太宗召集朝臣商议。大多数朝臣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严重边患,今天有幸将其灭亡,应该将他们全部迁到黄河以南的内地居住,打乱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结构,分散杂居在各个州县,引导他们耕种纺织。这样,就可以使原来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变成易于制服的内地居民,使塞北之地永远空虚。亦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向来如此。应该将他们驱赶到莽莽草原之上,不可留居内地,以绝心腹之患。只有中书令温彦博力排众议,主张将突厥降众迁居到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居住,保全他们的原有部落,顺从他们的生活习俗,这样既可以充实空虚之地,又可以加强北边的边防力量。最后,还针锋相对地指出:「天子对万事万物,应该像天覆地载一样,无有遗漏。今天突厥在穷困潦倒之时归降于我,能将他们拒之于外而不予接受吗?」唐太宗很赞成温彦博的建议,并补充说:「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只有我对他们都是爱之如一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于是,他便在河套地区设立了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统领突厥降众。对于愿意归附的各级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的少数族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朝臣的一半左右,相继迁入长安居住的有将近万家。唐太宗的这个政策,很快便得到了周边很多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纷纷将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意思为「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敬若神明。
李世民的宗室,几代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为鲜卑人,皇后长孙氏的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太子 - 后来的唐高宗李治就是长孙皇后所生,由于这一缘故,加上李世民的伟大胸襟,唐初并不过分歧视少数民族。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贞观十三年(639),太宗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西藏藏族的祖先)赞曾(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他看到中国的华丽服装和壮观的仪仗,十分羡慕。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太子李承干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在其吃饭之时,他便指着饭食对李治说:「耕种田地,春种秋获,都要经过辛勤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常有饭吃」;见其乘马,便说:「马能代人步行,节省体力,如果使用得当,不尽其力,才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便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就会成为君主,想想水与舟的关系,能不畏惧吗」;见其在树荫下乘凉休息,便说:「这棵树的躯干虽然弯曲,但经木匠的绳子量过以后,就可以锯成笔直的木板。作君主的虽然无道,但只要善于接受谏言,就可以成为圣明天子。」他并且还教训其它几个儿子说:「父亲疼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导,人人自知。作儿子的能够忠孝两全,这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听教诲,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是无可奈何的。以前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燕王刘旦骄横跋扈,狂妄不服,霍光只下了一道诏书,就身死国除。作臣子的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学刘旦的样子。」据说,从此以后,这些龙子龙孙们都奉公守法,很少有人胡作非为。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以高丽执政泉盖苏文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
太宗在位期间,除政治、军事方面有卓越成就外,在社会、文教方面都有更张。在社会方面,太宗鉴于士族仍然垄断高官之途,为了平抑门第、为国家提供更多人才,太宗一方面命高士廉选《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另一方面,承袭隋代的科举制度,以延揽人才。
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增建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又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
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住长安途中都于黄河,势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史学方面,太宗立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谆谆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极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病死在翠微宫含风殿。同年八月,葬于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
唐太宗能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开创「贞观之治」。是中国人千年称颂的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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