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jiǎn]：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张謇[jiǎn]：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1894年9月，中日爆发甲午海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如死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中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jiǎn]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完善科举取士以来，蟾宫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荣光。
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他出身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当状元时，他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曾替张之洞起草过《条陈立国自强疏》，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在一篇晚年自叙中，他回顾说：“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张謇要办一个纱厂，他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实际上很窘迫。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是向朋友借垫的。所以，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他拟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
结果很不理想，很多人并不信任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甚至有人问他：“什么是工厂？”
到1896年年底，办厂的钱才筹了不到8万两。这时，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国营的南洋纺织局有2万多锭积压已久的纱机，可以将这些设备折成官股，与张謇搞一个“官商合办”。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有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除锈就花去6000两。走投无路的张謇咬牙接下这堆机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的股本定为50万两，其中，2万官锭折价官股25万两，他再另筹25万两社会资金。
就在这时，作为江苏同乡的盛宣怀答应帮他筹集资金，二人还签署了《通沪纱厂合办约款》，谁知最后，盛宣怀却是一分钱也没有兑现。张謇对此大为恼火，从此对官商绝了念想。
直到1899年夏天，大生纱厂才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000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6万两白银。
张謇天生有管理和经商之才。在大生纱厂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两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都及时在例会上讨论解决。有趣的是，《厂约》细到对招待客人时点几个小菜都有规定。《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达195条。这在当时，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铁）冶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为了利用广生油厂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纱厂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的印刷用纸;办复新面粉厂是因为大生纱厂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是因为大生纱厂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因为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如此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打造，完全是大工业制造的理念，不但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道。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他们宣称穿上一件画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种“神水”后就可以刀枪不入。慈禧太后居然相信这是真的。她下诏向各国宣战，号召“义民成团，藉御外侮”。
當时，李鸿章被派到广东任总督，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刘坤一任两江总督，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张之洞在圣旨下达同日，电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李鸿章更绝，他径直对辖内官员说，北京的电报发错了，“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但是，大家对如何解决危机仍束手无策。
这时，盛宣怀提出“东南互保”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四大总督向各国公使保证，他们将“奉诏”自保疆土，长江及苏杭内地的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承诺保护;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由各国共同保护，“此疆尔界，两不相扰”。
互保方案明显与慈禧的宣战圣旨相悖，依清律，是大逆不道的灭门大罪。盛宣怀斗胆提出，居然得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响应。
在南通办纱厂的“状元企业家”张謇，得闻此议，也非常认可，并积极参与促成。几位总督中，刘坤一最为首鼠两端，他对形势判断不清，与李、张等人又有心结和矛盾。这时，出面劝说的，是跟他交情最深的张謇。
盛宣怀则连日周旋在各国公使中。经过盛、张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烟弥漫的时候，南方终于没有发生战事。
“东南互保”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圣旨被当成“乱命”，意味着清廷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已经瓦解。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近现代史上，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开明理念、社会声望、在商业实务上的积累以及独特的妥协智慧。
1900年之后，张謇的大生纱厂进入全盛期，不过作为士商代表的他志不在此。他决心从实业、教育入手，在民间层面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
1903年开春，张謇在南通创办小学，那时普遍都叫“学堂”，张謇称“学校”。10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一律改称学校。张謇的小学分为本科和讲习科。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经义兼国文的题目是“先知先觉释义”，历史题为“三代学制大概”，地理题为“中国生业物产大概”，还有两道算术题。
据记载，考试那天，大雨滂沱，学生都是撑着油纸伞来的，监考的教习中就有以后鼎鼎大名的学者王国维。张謇伫立校门，淋雨迎候每一个学生。
他为学校立的校训是：“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为了提高教师收入，有一年，他在一次股东会上提议，把旗下一家垦牧公司原来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多出的近千股，给南通师范学校450股，公司职员460股。
南通原本是一座偏处一隅的小城，在张謇办厂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
随着张謇的企业日渐增多，荒芜的城南竟渐成气象。南通旧城内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狭窄，只能通人力车;南边的新城则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师范、图书馆、博物苑、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以及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等公共设施及企业比邻而兴，南通向外界展示着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张謇经商一生，所积财富数百万两，大多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设。他平常的生活十分俭朴，每餐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1903年，他应日本博览会之邀去日本考察，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舱客票。有人惊讶于他的节俭，他答曰：“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返沪。当时，大生纱厂的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是来参加开工仪式的。轮船开动时，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长江对岸的武昌城内火光冲天，听到枪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嘱咐水手加速离去。
从留存至今的记录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当世大企业家。
作为立宪派的民间领袖，张謇此前一直反对革命。但是，随后的形势发展完全出乎预料，他的两位最亲密的立宪派同党汤寿潜和程德全相继在浙江、江苏宣布独立，张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现实。他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很快，他与上海的同盟会取得联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党前往南通，成立通州军政府，宣布和平光复。
张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实业总长，1912年1月3日，他以这个身份与孙中山对谈政策。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交谈，他在当天日记中对孙中山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就是边际的意思。这话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没有实际办过实业，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当时政令都出不了南京，军饷也发不出来。
1915年，张謇再度被袁世凯任命为农商总长。
他就任农商总长后就发布公告：从今天开始，凡隶属本部的官办企业全部停办，改由招商承办;一些大宗的实业，比如丝、茶、机械等，一两家私人公司无法经营的，但其重要性关乎社会农商业的进步，那么，可由官方先做规划，然后交由民营。其思路脉络，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张基本偶合。
张謇的实业在1914年前后达到巅峰。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企业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
张謇的大生纱厂是最重要的棉纱制造集团，在1918年，大生两家工厂的利润率都超过100%，1919年，两厂盈利高达380多万两白银，创下最高纪录。当时，大生股票是最抢手的股票。据时人回忆：“一股100两银子，红利最高可达一股20两，一些股金多的投资者，得到的利息甚至要用车子推。”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厂的利润累积超过1000万两白银。
中国人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对企业家来说，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这方面，张謇是一个值得推崇的典范。从1903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公共事业上。
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它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的卡车，以及满载旅客的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和运河，运输线四通八达……”
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也是在这一年到访南通，他将南通称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他称南通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文学家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
同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最高。这一年，张謇过了他的70岁大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中国再次成为被争夺的市场，加上农产品连年歉收，各种原材料价格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其中，最惨的是之前发展最快的棉纺业。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厂家不堪其重，爆发了纱厂危机，到1924年年初，1/3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
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動的事件便是张謇的破产。
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纱厂一厂的债务就已经高达906万两白银，张謇被迫把苦心经营的全部企业交由债权人接办。
自企业亏损之后，种种流言四起，每次开股东会，他都不得不面对指责，好几次会议不欢而散。在一封写给股东的信中，张謇十分无奈地说，自己已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集团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他还给自己在狼山选了一块墓地，自拟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墓上不铭不志，只简单地刻着“南通张先生之墓阙”，没有头衔，没有装饰。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还去视察江堤，为盐垦事业做最后的努力。因劳累过度，他发起高烧，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
春与人俱老，花随梦已空。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适为他的传记作序言，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毛泽东则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张謇不能被忘记的，又何止轻工业。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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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一个总能在坏局势里发现变革契机的商人

历史 是底层 社会 渐渐推动的，但 历史 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jiǎn）、张詧（chá），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中产阶级的胸襟与力量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我们一贯认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历史 ，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 社会 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从 社会 边缘阶级逐渐成为 社会 重心，引领 社会 ，稳定 社会 ，使中国 社会 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和震动。

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洋务运动一再强调中体西用的艰难政治氛围中却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他们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他们在全 社会 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这一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 社会 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 社会 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认识的东西。

张謇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坚守改革，不到绝望之时绝不轻言放弃；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张謇又能顺应大势，引领变化，既不为旧制度殉葬，也不让 社会 持久动荡、秩序失范。这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胸襟和力量。

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君主立宪

在甲午战前的很长时间，张謇以举人的身份混迹于军界、官场。张謇出身平民，没有奥援，无可凭借，在官场和军界很难有机会出头，尽管他在吴长庆幕府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能力，甚至获得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潘祖荫等高级官员不同程度的青睐，但张謇像康有为、严复等人一样深知，决定自己在官场能走多远的关键，是能否获取功名。没有功名，在那个特殊的“唯精英体制”中，很难有多大出息。所以，在获取功名前的二十六年间，张謇二十多次进出考场，直接消耗在考场上的时间就有一百多天。

张謇中状元的那一年正值甲午，中国先前数十年的繁荣发展终于没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与日本的一场有限战争将中国打回原形。痛定思痛，中国人开始了一段新的航程。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君主立宪，在于重构中国的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政治变革，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1895年，张謇列名上海强学会，积极投身维新运动，深度介入1898年变法运动、1900年东南互保。1901年，清廷新政重启后，张謇理所当然又成为新政以及稍后的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

周旋于朝廷与立宪党人之间，岂能“在商言商”

晚清宪政改革尽管出现诸多状况，但大体上说，摄政王1908年接手后，继续沿着1906年开启的预备立宪路线图前行。至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如约宣布第一届内阁组成名单；宣布内阁官制；宣布裁撤旧有之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宣布设立弼德院、军谘府。如果熟悉甲午之后十几年的中国政治改革史，就知道这几点宣布确实不容易。

中国的悲剧在于，奋斗多年的宪政还没有完全成立，就发生了“宪政危机”。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十三人中，竟有九名来自皇室或贵族，因而被 社会 各界调侃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面对如此困局，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声妥协，更没有以“在商言商”自律，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要求清廷重回宪政改革正轨。面对政治逆流，张謇忧心如焚，他担心中国人奋斗多年争取来的宪政很可能功亏一篑、付诸东流，遂至上海找宪政同仁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公商量。他们联名上书摄政王载沣，“切箴之”，更引咸同年间故事，劝摄政王要像慈禧太后、恭亲王那样，展示博大胸怀，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样有学问有阅历的汉臣，不要为满洲贵族一己之私而丢掉天下。张謇等人的书面劝说并没有起到作用，各地立宪党人不同方式的抗争也收效甚微。清廷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以为用人行政为君主大权，他人不得干预。摄政王其实忘记了此时的君主与《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时的君主并不是一码事。政治危机越演越烈，如何化解危机，各方面瞩目于张謇等“中产阶级”：立宪党人希望张謇利用“权势”劝说朝廷重回宪政正途；朝廷希望借重张謇等人的声望平息民众不满，恢复秩序。

朝野都希望张謇能到北京实地观察，亲身验证朝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立宪诚意，以此决定各省咨议局的“国是”立场。

各方面的劝说打动了张謇。1911年6月8日，张謇一行风尘仆仆抵达北京，展开了一场风风火火的劝说活动。

在北京，张謇受到高规格礼遇，短短几天时间，与摄政王、庆亲王以及端方、那桐、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盛宣怀等人轮番会面，张謇始终本着“陈说民隐”的宗旨，就时局危机表达自己的观点。张謇的观点受到了主政者的赏识，很快就有人动议任命张謇出任要职，或以“宾师之位”，或任内阁秘书长。张謇闻讯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自己十几年来第一次回京，是受东南各界委托表达宪政关切，现在如果“得官而去”，与其做人宗旨相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

张謇的态度使他的威望更上一层，使他在与清廷诸公谈话时更加自信和坦然。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明确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始于戊戌，“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收获改革成果的季节，绝不应让一些程序性的细节破坏政治的良性发展。他建议摄政王周咨博访，集思广益，为化解时局危机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当人们闭嘴静观朝廷一错再错时，张謇在“尽最后之忠告”

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就外交、内政诸多问题表达了关切，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外交有三大危险，中国内政同样面临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局。

关于外交，张謇建议朝廷注意未来几年即将发生的三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即将到期的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到期的英日同盟条约，三是巴拿马运河即将告成。这三件大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外交当局都应该做好评估，提前防范。至于内政，张謇提出朝廷必须高度注意三个方面：第一，各地灾害频仍，民生困苦，朝廷一定要弄清老百姓最真实的关切，一定要利用好各省咨议局沟通上下，帮助老百姓切实解决问题。第二，各地商业经营已经极端困难，朝廷一定要尽快想出办法，盘活金融，繁荣市场。第三，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国际环境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把握好中美关系。中美联合格外重要，尤其是民间合作与善意培养，值得格外下功夫。对于张謇的六个建议，摄政王点头称是，以为说得极好。他建议张謇就具体细节与载泽或其他大臣细谈。

在与庆亲王谈话时，张謇直截了当地谈了许多问题。第一，鉴于东北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韩合并、日俄的影响，张謇建议朝廷高度注意东三省发展的急迫性。第二，张謇向庆亲王痛陈国内政治真相，以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国民疾苦之甚，党人隐忿之深”，可能远远超出朝廷的想象。张謇诚恳劝说庆王爷：“王处高位满溢之地，丁主少国疑之会，诚宜公诚虚受，惕厉忧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负祖业。”在与载泽、盛宣怀谈话时，张謇主要从技术层面提出解决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他认为，各省民众响应朝廷号召集资修建铁路并没有错，朝廷出于政治、 社会 、金融安全要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统一建设，也没有错。但是，在处理善后问题上，一定要有政治家的视野，不要盯着蝇头小利，更不能算计人民，让最下层民众因吃亏而抱怨朝廷。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出现的亏空，张謇建议应先由中央财政买单，无论如何先将一般集资民众从这个巨大的集资项目中安全剥离，不要让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朝廷的对立面。张謇认为，只有让一般民众解脱后，才能谈得上惩处四川铁路公司高层的贪腐问题。否则，一旦铁路公司绑架了民众，铁路干线国有化引发的政治危机将无法想象。不幸的是，盛宣怀太自负了，他用 财经 专家的思维处理政治问题，不知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不知道收民路归国有只是一个政策调整，而政策的主旨“以达为主，不当与人民屑屑计利”。盛宣怀的专业与自负，让清廷在关键时刻及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从张謇的建议，让铁路干线国有化成为压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謇描述此行是“尽最后之忠告”。那时，像他那样愿意继续尽忠言批评政府的已经很少，人们都在静默地等待朝廷一错再错。当统治者拒谏时，所有的苦口婆心都是自讨苦吃。

张謇（左二）与范当世（左六）等挚友合影

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他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的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

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更愿意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种小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了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

立宪失败，转向共和

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因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正目睹了一场改变中国 历史 进程的大事件。

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12日抵达南京后，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张謇不喜欢革命，真诚地希望 社会 稳定，并开始为可能造成的 社会 动荡忧心忡忡。此后几天，他分别拜会了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的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还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然而，形势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了转变。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大势，谁也无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的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 社会 ，控制局面。

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将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共和光复势不可挡，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的自私和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同情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 历史 大转型时代，张謇这样一个有力量有办法沟通朝野的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存在不是让形势更恶化，而是为恶化的形势找到一个改变的理由和契机。试想，如果不是张謇出面劝说摄政王、庆亲王；如果不是张謇与袁世凯保持着密切联系，互通信息；如果不是张謇、赵凤昌等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宋教仁、黄兴有比较友好的关系，可以比较顺畅的沟通；如果不是张謇这一批实业家、立宪党人过去十余年的苦心经营，深耕底层，东南半壁在革命风潮的影响下，怎会如此稳定，半个世纪前的混乱极有可能在东南地区重演。 历史 是底层 社会 渐渐推动的，但 历史 的巨变一定有英雄伟人登高一呼，张謇、张詧，就是近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代表人物。

附

1、第一个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1901年）

1889年农历四月，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历经重重挫折，终于建成投产。鉴于大生纱厂连年获利的良好走势，张謇筹划建立一个可靠的产棉基地。1901年，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以招股集资方式成立的农业公司——通海垦牧公司成立。

2、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1902年）

张謇认为“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兴学之本，惟有师范”，“师范为教育之母”。但是张謇创立师范的建议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于是他在亲友的支持下，于1902年创建私立通州师范。孙中山评价通州师范“开全国的先河”。

3、第一个商会——南通州商务总会（1902）

大生纱厂的成功创办，带动了通州及周边地区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张謇正值全面创业，亟须商会这样的团体做自己牢靠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持，以张詧为会长的南通商会因此应运而生。商会业务涵盖通州、崇明、海安、泰兴等地，后更名为通崇海泰商务总会。

4、第一个渔业公司——吕四渔业公司（1903）

张謇1903年到日本考察之后，清醒地看到中国渔业的落后，深刻认识到发展海洋渔业对维护国家领海主权和渔民利益的重要性。当年七月，他在通州创办国内首家渔业公司——吕四渔业公司。公司宗旨是团结渔民，改良捕捞工具和方法，发展渔业生产，捍卫领海主权。

5、第一个官办民营渔业公司——江浙渔业公司（1905）

继吕四渔业公司创办之后，张謇等人计划联合南北洋，创办全国公司，但一时难于铺开，就于1905年先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公司由官府垫资购置渔轮，定名“福海”号。从此中国开启以机轮从事渔业的 历史 。同时渔轮为“保护官船”，保护旧有渔场，保全中国海权。

6、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05年）

张謇在日本考察时，对博物馆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回国后他连续两次上书清廷，阐明创办博物馆的意义。然而都被清廷搁置。1905年，他把建设中的南通植物园改为博物苑。《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博物馆志》都确认南通博物苑为中华第一馆。

7、第一个世博会酒类金奖——颐生茵陈酒（1906）

1906年，海门常乐镇颐生酿造厂生产的菌陈酒，因其选料精良，泡制考究，味美香浓，气烈性和，兼有治风疾、舒筋骨、活血脉之功效，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这是中国酒类产品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牌。

8、第一所警察专业学校——巡警教练所（1906）

为南通地方自治的需要，1906年张謇采用日本警察章程为课本，招生创办巡警教练所，张詧为所长。南通巡警教练所是中国第一所培养警务人才的专门学校。

9、第一个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大生集团（1907年）

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创办，标志着大生纺织企业跨行业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一个资本集团。当时中国的企业界有“南张北周”之说，但北方周学熙开办的多为官办企业。《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牌》一书中指出，大生集团是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系统。

10、第一个县级图书馆——南通图书馆（1912）

1908年，张謇向清政府学部上书《请建图书馆 呈》，认为这是“自治伊始第一件应办之事”，但统治者并不重视。1912年，张謇改建南通东岳庙，创办南通图书馆，馆舍占地约7亩。张謇为名誉馆长，沙无炳为首任馆长。南通图书馆是我国早期建立的图书馆之一，是国内第一个县级图馆。

11、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1912年）

1912年，张謇在唐闸大生纱厂内附设纺织染传习所，课程以美国费城纺织专门学校设置开设。不久学校扩大规模，更新校舍，次年更名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1918年8月25日美国《新贝德福周日标准报》称：“在整个广阔的中华帝国，它是唯一的纺织院校”。

12、第一个医学院——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

1912年，由张謇张詧创办的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是我国国人创办的最早的高等医学院校。学校设中医西医两科，本科学制四年。教员多为回国的日本留学生，1920年聘德国医学博士夏德门任南通医院总医长兼教员。

13、第一个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4年）

1914年，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为了培养水利人才，创办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一书中明确指出：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水利专门学校。

14、第一所培养盲哑师资的学校——南通盲哑师范传习所（1915年）

张謇看到“盲哑累累，教育无人”，为了办盲哑学校，需要盲哑师资，于是1915年借用南通博物苑中馆创办盲哑师范传习所。在《中华近世通鉴（教育专卷）》内，未有盲哑师范学校的相关条陈。南通盲哑师范传习所是中国第一所盲哑师范学校。

15、第一所中国人办的独立设置的聋盲学校——南通狼山盲哑学校（1916年）

张謇创办了盲哑师范传习所后，有了盲哑师资后，于1916年在南通狼山创办盲哑学校。盲哑学校开学典礼上，张謇说：“我国北京、上海、烟台等处，虽亦有盲哑学校，然皆基督教会所设立”。南通盲哑学校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盲哑学校。

16、第一个民办气象台——军山气象台（1916年）

张謇认为“气象不明，不足以完全自治”，于是筹划建造气象台，1914年12月气象台在南通军山破土动工。1916年10月落成后，张謇任气象台总理，张詧任协理，刘谓清任主任。军山气象台比南京北极阁气象台早12年，比镇江北固山气象台早18年，是内第一家民办气象台。

17、第一所戏剧学校——南通伶工学社（1919年）

张謇认为戏剧是最直接最普遍的一种传授教育的方式。为了利用戏剧改良 社会 风气，培养新一代演员，张謇于1919年在南公园内建成南通伶工学社，1920年迁入城南新校舍。京剧大师梅兰芳称南通伶工学社“是开风气之先，惟一的一个训练戏剧人才的学校”。

18、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

1915年，张謇苦心经营20年的南通，被中央政府公布为“全国模范县”。2003年，中国城市规划与设计大师吴良镛院士论证称：“张謇先生经营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城市建设虽然不是最早、最大，但是属最好，是近代城市建设的典范”。

张謇名词解释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土竹山，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张季直(注：张謇1853~1926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

（1）张謇放弃功名利禄，走上了荆棘丛生的创办实业、实业救国之路，并最终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2分 他创立了大生纱厂，又陆续投资创办银行、航运、面粉、冶铁等企业，成为一代商业巨擘；1分?同时也以热心文化公益和地方社会事业而闻名遐迩。1分?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而对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形成强大的压力；1分?另一方面，张謇急于建立庞大的企业体系，投资领域过于宽泛，出现巨额亏损，宣告破产。1分?总之，张謇的企业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所起得推动作用值得人们尊敬。2分
（2）观点：1912—1919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出现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它占有特殊地位，但很快萧条下去。1分?一战期间，欧洲帝国主义放松了对华经济侵略，客观上为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1分? 1912—1919年的八年间，投资规模和速度是空前的，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1分?轻工业有了显著发展，重工业有了一定增长；1分?一战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经济侵略，刚刚有所发展的民族工业很快萧条下去。1分?民族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存，步履维艰。1分（如果写出国民政府后期民族工业困境的原因也可合理给分）

试题分析：第（1）问，此题在回答时，需要结合课本知识和材料综合回答。联系所学可知，张謇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他创立了大生纱厂，又陆续投资创办银行、航运、面粉、冶铁等企业，成为一代商业巨擘； 同时也以热心文化公益和地方社会事业而闻名遐迩。 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而对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形成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张謇急于建立庞大的企业体系，投资领域过于宽泛，出现巨额亏损，宣告破产。总之，张謇的企业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所起得推动作用值得人们尊敬。第（2）问，联系史实可知，民族工业在1912—1919年八年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纺织业、面粉业等轻工业发展成就最大，但以“北范南吴”为代表的化学等重工业也有发展。原因：①列强忙于一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②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仅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实业、提倡国货的政策，激发了资产阶级的创业热情；③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战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经济侵略，刚刚有所发展的民族工业很快萧条下去。 民族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存，步履维艰。
点评：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1．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其产生和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2．民族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既有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难以独立发展。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壮大，是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经济基础；同时也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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