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总有一个“积贫积弱”的文弱感,宋朝为什么只爆发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宋朝总有一个“积贫积弱”的文弱感,宋朝为什么只爆发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对宋朝农民起义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说起宋朝这个朝代，总是会给人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因为这个朝代实在是太过于极端，一方面，宋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经济和文化的巅峰时期，不论是一直在古代受到压制商品经济，还是一直被后人诟病的古代科技创新，都在宋朝时期大放异彩;另一方面，宋朝虽然在经济上远超盛唐，但不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慑力，都无法和盛唐时期相提并论。所以，每当后世的我们提到宋朝这个朝代，总会有一种“积贫积弱”的文弱感。

但宋朝这个朝代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事实，第一，宋朝存在的时间一共是319年，在大一统王朝中仅次于汉朝;第二，宋朝虽然文弱，却并不是直接灭亡于来自王朝内部的反抗，而是外部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第三，宋朝虽然也有来自内部的农民起义，而且数量还不少(两宋一共400余次)，但却只有两次达到了大规模的程度。这些事实不由得让人好奇，为什么这样一个文弱，外战大多数时候处于劣势，内部农民起义并不少的王朝，却只形成了两次大规模反抗，存在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唐朝呢?

要讨论政治的问题，根源要从经济上面去找。就如同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分析宋朝农民起义为什么达不到大规模的原因，我们当然也要从经济上来进行分析，毕竟只有生活过不下去了人民才会想要起义造反。

首先，我们从农业来进行分析，为什么农民的生活没有到过不下去的地步。整体上来看，宋朝的农业生产水平相比于唐朝是有着巨大的提升的，或许会有读者朋友觉得很疑惑，宋朝的领土面积明明远不及唐朝，为什么宋朝却比唐朝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高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唐朝的领土面积虽然大于宋朝，但主要是多在东北和西北以及长城以北，这“三北”地区都有一个特点，不适宜耕种(东北虽然是现在的“北大仓”，但当时并没有进行大规模开发)。

而宋朝虽然领土面积相对于唐朝来说缩小了不少，但是宋朝保留了中原王朝控制的绝大部分核心区域。而在古代正是这些地方为朝廷贡献主要的财政税收。而宋朝相比于唐朝在农业上更加具有优势的地方是在南方的开发上。其实远在唐宋之前中国就开始经济重心南移，但是真正实现彻底的经济重心南移，对南方进行大力开发的正是宋朝时期。尤其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农业发展，甚至一度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宋朝虽然南方经济崛起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变得富裕，但对于农民就没有压迫了吗?有的，而且宋朝还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不抑兼并”的朝代，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我们知道，当土地兼并问题特别严重的时候，“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现象一旦出现就会很容易爆发农民起义，但宋朝繁荣的经济却给这种火药桶的情况降了温。

这种情况的出现要归功于两大原因。一方面还是农业的因素，在古代，失去土地的农民因为缺乏谋生手段的原因，只能选择租借地主的土地来进行耕种，这种农民被称为佃农，而与之相关的制度就是租佃制。租佃制虽然租佃制早已产生，但直到宋朝才占据主导地位。

宋朝之前的佃户堪称农奴，他们没有户籍，只能依附于地主并且其人身自由受到严格的约束，没有社会地位可言，地主对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几乎和奴隶主没有太大区别，地主可以肆意迫害手下的佃农，出人命也基本不会受到惩罚。这种制度下的佃农自然反抗情绪极高，因为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但宋朝的租佃制度相比于之前的那些原始的租佃制度有了极大的进步。首先，佃户不再完全依附于地主，因为朝廷给两者都给予了户籍，所以，从政治层面来讲，地主和佃户拥有同等的地位，而不再是隶属关系。并且佃户的人身自由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他们不再被限定在地主的土地上，拥有了迁移的自由，迁移后便可以摆脱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

而另一方面，就要归功于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了。前文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是受到朝廷打压的，商品经济繁荣在古代是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现象，因为经商的利润肯定是远高于务农的，但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又是小农经济，只有农业作为国家的经济主体才能保证封建王朝的延续，所以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

在宋朝，商业空前繁盛，大宗商品交易的盛行甚至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诞生，在南宋时期国家还颁发了专门的官方纸币“会子”。足以见得，在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之迅猛。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宋朝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这样一来，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的农民的谋生手段匮乏的问题就得到了大大地缓解。之前农民失去土地只能选择依附于地主，但在宋朝他们可以选择前往城市寻找谋生机会，这样一来农民因为活不下去而选择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

所以，综上所述，从经济上分析来看，宋朝整体上经济发展良好，使得国家经济繁荣，农民整体上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在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制度上，改进租佃制以及放宽对商品经济的约束，使得农民能够不至于被压迫到活不下去，继而铤而走险的地步。因此，宋朝虽然出现400多次的农民起义，但达到大规模的只有北宋初年的王小波起义和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两次。

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形成的原因

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形成的原因：

第一，阶级矛盾和中央财政支出庞大。

1、阶级矛盾的存在和激化使宋朝一步步陷入积贫泥潭。

2、庞大的财政支出，使得中央财政入不敷出，使得宋朝积贫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第二，冗官、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和军事上的弱势。

1、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

2、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存在和加深。

3、守内虚外的布兵原则和军队战斗力低。

经济发达的宋朝,为何还会出现那么多次农民起义?总共有几次农民起义？

北宋初期的川蜀农民起义
　　宋初，川峡地区保留较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集中尤其严重，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几千家“旁户”，世代相承，视同奴隶。旁户除向豪户纳租外，还负担官府的赋税和夫役。宋朝消灭后蜀，除向蜀地人民征收两税等“常赋”外，还在成都设置博买务，征调各州农民织作一些精美的丝织品，禁止商人贩卖和农民出售，并“掊取”茶利，使川峡人民的生路几致断绝。到淳化四年(993)二月，广大旁户在王小波领导下，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见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立即获得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彭山县。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发给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将“乡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财物、粮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农民。　　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府，李顺建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占领了剑关以南、巫峡以西的广大地区。宋太宗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向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和峡路进军。李顺原想在宋大军入蜀前，先派兵占领剑门栈道，但未获成功。宋军占据栈道，得以长驱直入，李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王鸬鹚等人领导下，在川南、川东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后失败。起义失败后，宋朝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峡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中期的农民和士兵起义
　　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起义失败后数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英宗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王伦领导的起义，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一百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时扩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极为震惊。七月，宋军围攻，起义军战败，王伦在采石矶被俘牺牲。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邵兴进军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败宋军。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军，年底，张海、邵兴等相继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军小校王则也发动兵变，并且利用弥勒教，与京东路德州(今山东陵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士兵和农民秘密联络。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改年号为德圣（一作得圣），设置官吏。宋朝调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主持镇压。经过六十多天的苦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士兵斗争与农民起义互相结合，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显著特点。
　　北宋中期庞大、腐败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宋太祖时选练禁军，作为正规军，开宝时(968～976)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厢军十八万五千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禁军激增至八十多万人，皇祐元年(1049)，总计达一百四十万人，为宋代的最高数字。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
　　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兵士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见到敌人就怕得要死。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训练更是有名无实。边郡兵士平时坐食军贮，万一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宋真宗、仁宗还经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因而屡战屡败。
　　宋朝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真宗时，文武百官为九千七百余员。宋仁宗皇祐(1049～1054)间，增至一万七千余员，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和守选的选人在内。宋英宗时，更增至两万四千员。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
　　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袭守成规相标榜。有人对朝政有所建明，即被指为喜功生事；或者不顾时忌，指事陈说，则被指为“沽激”。官员们以“因循懦默者为得计”，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或招人非议，影响官位，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与此同时，大臣们竞相“广市田宅，争求重利”，文武百官无不仿效。宋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地主与封建国家、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
　　北宋末期的农民起义
　　北宋王朝末期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方腊起义
　　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封建国家的财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宋徽宗时，应奉局、花石纲之类，又对该地区的广大农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会秩序动荡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发动起义。
　　方腊（方十三）是青溪万年乡帮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十月九日，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方有常一家，首揭义旗。远近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为六等。在起义的头三个月内，陆续攻占睦（今浙江建德东）、歙（今安徽歙县）、杭、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处（今浙江丽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县。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苏州石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永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台州仙居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
　　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贯率领京畿禁军和陕西蕃、汉兵十五万人南下。宋军攻杭州，起义军战败，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继落入宋军之手。方腊带领余部退守帮源峒。四月末，宋军重重包围帮源，发动总攻。起义军奋战，七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力竭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军余部分散在浙东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后失败。
　　宋江起义
　　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东遭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大约在方腊起义失败的前后，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领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义就此失败。
　　张迪、高托山等起义
　　方腊、宋江等起义失败后，宋徽宗、蔡京一伙以极大的代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和官吏的给养，都摊派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头上，还须运到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盘费十几石到二十几石，造成这地区百姓的极大灾难。随后，王黼又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达六千二百万贯。州县官吏对百姓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加上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宣和五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遂相继起义，少者几百人、几千人，多者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浚州(今河南浚县)五日。刘光世率宋军镇压，张迪牺牲。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号称三十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青（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今山东诸城）、沂（今山东临沂）等州一带，宣和七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号称十万人。同年，在沂州壨鼓山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接受宋朝“招安”。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号称十万人，占领铧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平军战败。沂州临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杨天王、郓州（今山东东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进、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军也都号称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

宋朝繁荣昌盛，但为何前后发生433起农民起义？

宋朝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十分繁荣的一个朝代了，据历史学家考证，宋朝的人均收入在所有朝代里面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这与统治者励精图治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宋朝的时候有着许多突出的业绩，首先就是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个人财产的保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还有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这些都是宋朝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宋朝也不是天下太平的。

历史上没有说哪个朝代就是风平浪静的，没有任何的动乱的，宋朝当然也不会例外了，即使他的经济发展在全国是居首位的，相反，宋朝的动乱甚至是要比其他几个朝代还要多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在宋朝的时候一共发生了433起农民起义，这是为什么呢？而且既然有这么多的动乱，宋朝的经济竟然还是能够稳步提升的。

宋朝重文轻武，引起了不小的骚乱。

宋朝那个时代是没有武官的地位的，朝廷里面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是文官，军事上有最大权力的人也是文官，这也慢慢就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派军队去镇压的。所有宋朝特别喜欢招安，招安有很多好处啊，不用大动干戈用武力去解决问题，自然也就会减少许多没必要的开销，但招安一定会引起其他部落的不满，就会有许多的农民起义发生了。

宋朝真的积贫积弱吗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
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
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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