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以入仕为官为荣,东汉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弃官成风的现象

古人以入仕为官为荣,东汉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弃官成风的现象

你真的了解东汉弃官吗?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曾国藩曾说“信廉洁,立身之本,非钓名之具也。”在汉朝很多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就是为官入仕，而且当时重农抑商非常严重，从商也算作是下九流。能够走上仕途，是很多人毕生的梦想。纵观整个汉朝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和征辟制，但是这给了很多官员运作的空间。

可以将自己手上的名额恣意买卖，或者任人唯亲。除非一个人在地方上远近闻名，否则能够做官的机会还是很少的。尤其是东汉末年，就连皇帝都开始卖官鬻爵。

(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提起辞官，最容易使人想起的便是西晋初年的张翰，他说自己想念家乡的三种美食，毅然离去。其实，辞官的现象最为频繁的还是在东汉。

根据《后汉书》还有《三国志》的记载，东汉自光武帝起至汉少帝薨，共有六百余位官员，选择返乡。这一现象，令很多人费解，毕竟好不容易才做到了高位，又怎忍放弃?

1. 身不由己，毅然离去

“及天下乱，忠弃官会客会稽上虞，以公事对，耻于受辱，辞官还乡。”“疑有愧色。又与中常侍单超有仇怨。晚年与弟梁蒙居乡，不预外”。东汉的梁不疑，官至河南尹。但是因为觉得受到了地方官府的侮辱，就返乡为士。

诸如这种情况还有很多，但是在两汉年间不论是做官还是辞官都很艰难。他们这种解印绶的弃官行为，都是属于擅离职守。因为他们没有向统治者汇报，就擅自作出离职的决定。相应的，所受到的惩罚也很多。

比如不能像正常官员那样领着养老俸禄，而且子嗣要是想要进入官场也会受到很多限制。其实，让他们这么决绝的绝对不可能只是因为县府的不尊重。这只是一个导火索，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的社会太过于黑暗。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其实，在东汉初年尤其是刘秀提出以“柔道”治国时，弃官或者辞官的现象寥寥无几。只是到了汉桓帝和汉灵帝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看不到希望，所以选择离开。

2. 明哲保身，方为智也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儒家学说，一直为汉朝统治者所提倡。因此天下的士人，也多以儒教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论语·泰伯》中就说当天下治理的井井有条时，就出来为官。而国家政局昏暗时，就应该退隐。国家有道而自己卑贱，则足以为耻。天下无道，而自己身享荣华富贵也是非常耻辱的。

可见，儒家也并不全是忠君爱国的思想。显然，桓灵之时显然是无道之年。此二人不会听人劝谏，而且还任性而为。他们嗜酒如命，荒淫放荡尤其是灵帝居然亲自卖官鬻爵。官场上充斥着三教九流，各路人群。

而其中靠着自己本事上位的，自然以此为不耻。灵帝时候，还兴起了党锢之祸。很多反对刘宏给自己亡父刘苌名分之人，全部被扣上了结党营私的帽子。一时之间，人人自危。在这期间，就有很多人为了避免灾祸，而不顾弃官之嫌，一杆子就支回了老家。

(二)、环境动乱，小隐于野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利用治病救人的机会，给自己的反叛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他们虽然有勇无谋，但是异常残暴。因为长期受到压榨，所以在起义中对待各地的官员绝不心慈手软。只有在北海时，因为郑玄的缘故，当地才幸免于难。

1.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后汉书·孝灵帝》“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郡守褚贡”。黄巾军起义，来势汹汹，张角一呼百应，群雄揭竿而起。各地的官员，就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因为平日里他们作威作福，给底层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所以，农民军不论这位官员是好是坏，都会成为打击对象。一时之间，人人自危。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有很多官员选择辞职，以逃离是非之地。赵翼曾说“东汉朝廷平时朝廷无禁人擅去官之令，听其自来自去不过问也”。

而且，辞官之后的影响只是取消了俸禄以及品级。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无足轻重。对于那些真正想回乡的人，这点理由也留不住他。朝廷的影响能力也有限，大不了甩袖子不干了，也没有人会去彻查。除非，是一个对朝廷有用的大官员。

“守令未明，多望风弃官”。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犯了错误而害怕得到惩罚，所以弃官以向朝廷言明自己请罪的决心。待到风声刚过，就会开始寻找机会继续为官。

2. 实力雄厚，家底殷实

想要实现人格的独立，就必须要先实现经济独立。东汉的官员，之所以能够说走就走，就是因为他们手里的资金已经足够后半生的生活。否则，也不会轻易的舍弃铁饭碗。而且，这些人在各地大多都有熟人，尤其是自己的家乡。

完全可以去投奔自己的朋友或者亲戚，要不就是返回故乡。“世善农家，好货殖，而赈赡宗族，济养乡里”。东汉年间很多世家豪族都立起来了，他们大都为四世三公之家，朝堂内外，门生遍布，而家中的田产更是不计其数，

这其实可以算是门阀制度的起源，就像三国时期的司马懿还有袁绍、袁术兄弟，他们都是世家大族。所以，本身的实力就不容小觑。而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代表，在东汉年间与其类似的不计其数。“官员之室，连栋数百，膏田遍野”。

用现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有钱，任性”。这些弃官之人除了极少数外，财富积累都可谓是富可敌国。当政治前途不明朗，而且本人有可能受到威胁时，必然会选择离开是非之地。就像范滂弃官回南阳时，当地的士人纷纷出来迎接再加上本家的，共有三千余匹马。

(三)、因人而异，真心弃官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上述的几种因素，大都是因为仕途上的不顺利。而还有一种人，是真的想要回家，陪伴自己的父母。因为很多人都是举孝廉上来的，除了那些走后门，托关系的，剩下之人都是非常孝顺。

而且这种人往往在官场上因为太过正直，而容易受到一定的打压。况且，他们对于父母的爱也是发自肺腑的。

1. 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汉朝一直以来都是推崇儒家的忠孝之义，而举孝廉制便应运而生。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乡因为孝顺或者因为廉洁、正直而远近闻名以后，就很有可能获得地方官的青睐，从此走上仕途。其实，孙坚入仕也与此有关，倒不是因为他孝顺，只是在幼年时他非常勇敢，智斗匪徒。

《后汉书》中记载，周磐为官一方，颇有政绩。而且，在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更重要的是他懂礼且孝顺。所以，在有望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因为挂念自己的母亲，所以毅然弃官。任官府再如何征辟，都不再出仕。母亲去世以后，守灵三年而后在家乡讲经释义。

“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家无产业”。檀敷曾经是江夏八骏，但是当地的太守对其太过苛责。他毅然弃官，回家种田。但是此人并不是什么世家大族，在位时也未曾大肆搜刮钱财。所以，弃官以后的日子并不好过，与自己的子孙合穿衣服，八十而终。

此二人都是非常有个性之人，一个有才华，另一个志气高。不愿意整日屈居人下生活。他们弃官，纯粹是因为自己不想再当官了。而不像他人一样，有着这样那样的缘由。

2. 主少国疑，社会不许

东汉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除了位面之子刘秀和他的儿子刘庄活到了天命之年，其他继位的君王能活到而立者就算是幸事。而他们大多人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如此年轻就薨逝，所以大都没有指定继任者。就算有指认的，这些皇帝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儿子成年便去世了。

所以，很多皇帝都是年纪很小就继位了。而这时当然也不是他们亲政。各种势力的争斗，此起彼伏，有些人会因为站错了队而遭受排挤。

此时倒不如直接回家去做一个潇洒快活之人。“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再加上当时风流潇洒的风气也已然成型，东汉之人在经济富裕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追求名节的生活。所以，干脆直接弃官回乡，倒也落得潇洒自在。

“古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同其道”。东汉时期的官场风气很差，所谓道不同，而不相与谋。当整个环境都是一滩浑水的时候，清流便成了罪过。

结语：

总而言之，东汉弃官现象频发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场风气不好，以及皇帝不是明君。让那些臣子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他们大都本身非常富裕，挣下的积蓄也够维持生活。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单纯的不想再做官，所以潇洒的离去了。

参考文献：

《后汉书》

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对现今社会的影响

一、我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

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是为政之本。在我国通过一定形式选拔、考核并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做法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在原始社会，选贤任能成为推举首领的主要方式在氏族社会曾长期存在。“能者”，是指有某项发明或专长者；“贤者”是指用氏族的传习衡量，品德高尚者。原始社会末期，被推举为联盟首领的接班人，除了才能出众，其道德高尚也是被考虑的重要因素。

夏商西周是我国奴隶制国家由诞生到发展直至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诸如兴办官学选才制、“乡兴贤能”制、贡士制、世卿世禄制等，主要是采取世卿世禄制。在这种制度下，只有王公贵族子弟才能世代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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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主要实行“察举征辟制”。察举制是通过地方官的考察、推荐，将一些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荐出来，供朝廷直接任用或经过一定形式的考核再加以任用。所谓征辟制，就是皇帝直接下诏“征召”人才为官和政府行政长官自行“辟除”（聘任）属员制度。征辟者无需考核即被授予高官。察举制度和征辟制度，虽然比夏商西周的“世卿世禄”制有进步，也选拔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治国的人才，但由于缺乏客观的人才选拔的标准，加上有荐举权的官吏营私舞弊，滥用职权，以至于出现了“权贵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常以穷退见遗”[①]的现象。甚至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反常现象。这首古谚谣深刻揭露和无情嘲讽了荐举制的弊端。这种现象到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时发展到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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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比汉代多了一条以推荐考核为选官途径的“九品中正制”。它是在对东汉察举制的反思与损益的基础上创设的，但在其实际操作过程中，选举大权几乎全部被盘踞朝廷的士族高官所垄断，而品第士人的标准也就逐渐舍弃才德，不论贤愚，专讲家世门第。南北朝后期，察举制实施的重心开始向考试方面转移，依靠门资选士的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腐败局面。于是，时代呼唤一种新的、相对合理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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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唐到明清，我国推行科举考试制度约1300年。正如清代著名学者张之洞所说：“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到明为一类……汉魏到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唐宋到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②]科举考试制度的创造性，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考试制度表明了中国封建时代以知识选拔官员标准的确立，这在一千多年前的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创举。在此之前，从察举制重长官意志和重知识的结合，征辟制度重声名，至赀选制重金钱，九品中正制重血统、重家世，古人经历了数以千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种新制度。它排除了察举制度中长官意志起决定作用的成分，保留了其中重知识的标准，终于通行了千年之久，体现了它长久的生命力。其二，考试制度体现了选拔官过程中的公正，平等的原则。当然，在阶级社会中，平民子弟不可能“公正”地受到教育，自然不可能公正地受到选拔和任用。这里所说的公正，是指在统一的知识标准下，科举制毕竟为庶民子弟的入仕提供了可能。据潘光旦、费孝通对近世900名进士的研究，明清时代的一半进士来自农村，科举考试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一定平等竞争的选官制度。其三、各王朝所建立的具有一套完备的考试方法和惩戒舞弊的规定，如锁院制、糊名制、回避制、复试制、殿试制、校验制等，科举考试由礼部（有时也为吏部）主持，但有检察机构进行监督。考官因徇私舞弊、违犯考试规条，轻则流放、革职，重则斩首。这都是对封建官僚特权的严格约束，体现了公正的原则。其四、建立了选拔的程序。科举制下，至明清已形成必须循序而进、不可逾越的四个步骤：一是童试，也称“小考”、“小试”。包括由知县主持的县试、由知府主持的府试、由学政主持的院试三阶段。童试三年两考。院试合格者称“秀才”；二是乡试，又称乡闱，即省级考试。在各省省城举行，每三年举行一次。凡属本省生员和监生、贡生、荫生、官生，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考。考官由皇帝临时任命，合格者称为“举人”，获做官资格；三是会试，即部级考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每三年一次，各省的举人以及国子监的监生皆可应考，合格者称为“贡士”，也叫中式进士，其名额以300名为常，第一名称“会元”；四是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试策问，当场交卷，参加者均称为“进士”。出榜分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均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可做翰林官，二、三甲经“馆选”合格后，还得进翰林院修业三年，再根据成绩授官。严格的多次筛选，大体上保证了公平竞争和择优选官。通过前两种考试只是取得了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资格。考中进士者，不是马上即可做官，也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做什么官，到什么地方任职，还要由吏部分发。由于以上特点，使得一般平民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成为官僚系统的成员，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流动，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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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的消极作用：一是强化了士人的官本位思想；二是由于时代的限制，科举制重知识这一本是积极的原则被限制到极小的范围内。所谓知识，实际只是儒家经典的一个内容，几乎没有自然科学；其方法照搬八股文，难免刻板。随着封建制度走向衰落，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它的种种弊端也就暴露无遗。八股取士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始诏停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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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借鉴了中外人才选拔制度的优点，剔除了中外人才选拔制度的缺点，创建了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制度，取代了八股取士的制度。文官考试制度，首创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正式推行于北京政府时期，而考试权的独立完成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一）文官考试制度。高等文官考试是国家最高一级考试，由考试院举办，及格者分发中央和地方机关以荐任级任用。高等文官考试，北京政府举办二次，共录取684人；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期间，共举办15届，共录取4321人。普通文官考试由各省举办，及格者由举办单位以委任职分发到考地各机关任用。北京政府举办一次普通文官考试，录取295人。[③]南京政府举办普通考试为14次，共录取委任级文官6210人。特种考试的水平有的高于高等考试，有的则比普通考试还要低。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特种考试所选拔的人才，十多倍于高等考试或普通考试。

（二）与文官考试相辅相成的文官铨叙制度。它是指对官吏进行分发、任用、甄别、考绩、任免、升迁、抚恤等事宜。

除文官考试制度外，民国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还包括学校教育选才制和留学生的选拔制度。民国初年，废除奖励毕业生的出身。北京政府进行了中学入学招生考试改革的尝试，还曾收回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毕业考试权，毕业考试分别由教育部和教育厅举办。南京国民政府曾推行中小学毕业会考制度和全国高等学校的统一招生考试制度，此外还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制考试制度。留学生毕业归国，北京政府时期，均须经过国家统一考试，才能授以出身，给予官职；南京政府时期，实行了回国留学生的审查登记和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的甄审制度等。

综上所述，我国历史上人才选拔制度，从竖的方向看，可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部分；从横的方面看，可分为选官制、学校考试制、与特殊人才选拔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分为：“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注重门第与注重人学，选拔推荐为主，选拔推荐和考试相结合与全凭考试选才，教育培养和人才选拔分离与结合等几个层次，换句话说，也就是考试制度、选举制度和委任制度。这些人才选拔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其表现形态与侧重点有所不同，其功能也不一样。单凭选举和委任制度，不能辨别一个人才能的大小；仅靠考试制度也不能识别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好坏，只有将考试制度和选举制度结合起来，才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就考试制度、选举制度和委任制度的关系而言，考试制度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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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历史上人才选拔制度的贡献

——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无论是“选士”、“察举”、“科举”，都离不开文化知识水平。“察举”也要“举”那些“好学明经”之士。至于科举，非有较深的学识莫敢问津。第一、科举是社会成员获取功名、地位与权力的重要途径，社会成员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学读书，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第二、学校是针对考试制度而设立的，国家所考的，便是学校所教的，也是学生们所学的。这种教与学、学与考相统一的考试制度，对课程、教学内容和标准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考试中要求写作诗赋文章，因而举国上下无数考生便要长久地投入到诗赋文章的训练中，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更使得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第三、科举中有明算、明法、武举等科目，它冲击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重文轻武、重经轻算、重成人轻儿童的教育陈规。第四，据一些外国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更高。这些说明了科举考试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科举考什么、学校学什么的弊端，使学校教育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已逐渐演变为科举制的附庸、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

——促进了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我国古代，无论哲学、史学、文学和科学技术，一向居于世界前列，这与学校教育的发展和人才选拔制度是一致的。我国的天、算、农、地、医五大基础学科都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到宋元时期达到高峰。例如，“太初历”经过多次历法改革，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以“九章算术”为范本的数学体系，胜过古希腊的数学体系。唐朝和明代的人才选拔制度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发展更为明显。清代在康熙大帝的支持下，从1690年开始，国内精于自然科学的学者集中于清朝皇宫，编纂天文算法书，编成《律历渊源》，共100卷，于1723年刊印发行。废科举，办学校，学校人才选拔制度和留学生的选拔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士习民风。考试只问能否及格，不问出身来历，所以即使是最寒微的人，只要能够考试及格，就有官做，位至卿相。这对中国几千年的人心，影响极大。

——推动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国是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自秦汉以后各民族长期聚合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虽然中国曾有多次的分裂，但不久复归于统一。究其原因，除历史的因素和经济、政治、文化的纽带作用以外，以考试制度为核心的人才选拔制度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因为公开客观的考试，录取真才，具有凝聚力。考试制度把各个时期的任官制度、取士标准、教育内容大体上统一起来了。取士的标准是儒家经典，学校教授的也主要是儒学。儒家文化是封建国家维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是封建统治者对全社会有效控制的力量。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体系成为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因而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大一统思想、仁政、德治主张及忠义等封建的伦常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领域里扎下根来，形成具有特色的共同心理素质。自秦朝统一后，凡是由中央实行的人才选拔制度，都远播边陲。唐朝就已把科举制度扩展到岭南，并在广西推行“南选”措施，以选拔地方人才。宋朝出台了鼓励少数民族建立学校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多种优惠政策，从而激励更多的少数民族优秀子弟“金榜题名”。明朝规定：凡土官嫡子许入附近儒学，并明令保护土著士子入学、充贡和应举，不准他处士民冒籍。到清朝，康熙帝亦两次明令土司子弟愿习经书者，准许就近府、州、县入学考试。正是因此，我国历史上，在少数民族地区培育出了大批进士、举人，仅据柳州一州的统计，历代有进士96名，举人827名。[④]与此同时，散居边境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也是仿照中原王朝的人才选拔制度。据《唐书·东夷列传》和《旧唐书·高句丽传》记载，高句丽很早就建立了以学习“五经”、“三史”为主要内容的太学，至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始置科举”，以儒学选拔官吏，网罗人才。又如宋代，在云南建立的段氏大理政权，亦效法中原，开科取士，为其培养的儒士广开仕途之门。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亦仿宋制，推行科举，以儒学取士。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之金熙宗，亦提倡尊孔读经，“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⑤]中央同时注意各地的文化水准，保持各地的最低名额，例如像清代中叶以后，就把状元、榜眼、探花奖给四川、贵州、山西、云南、广东、广西等边远省份，使此等特殊的光荣，不致为少数文化水准特高的省份所独占，因而给边远省份的人才以特殊的鼓励，边远省份的人心发生了极大的向心力，这是考试制度注意各省平等的结果。统一的文化思想和共同心理素质中的精华部分，则是民族凝聚力的“添加剂”。其二，便是由于回避制度的建立，这就是考试与铨叙联系的问题。从前国家用人，无论任免迁调，都是统筹于吏部的。清代盛行“文官隔省，武官隔道”的做法。有了这种制度，不但可以防微杜渐，避免枉法徇情之弊，并且发生沟通文化交流人才的作用，使各地人民渐渐成为凝固的结合体。有此两种原因，所以能够把大一统的国家，维持二千多年。

——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据记载，早在唐中宗时期，日本建立了模仿唐代制度的考试选官制度。16世纪以后，我国的考试制度愈来愈受到世界的注目，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仅用英文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就达70余种，中国传统考试经验的广泛流传，为近代欧美各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有益的蓝本。孙中山先生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后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胡适说：“我在国外的时候，时常感觉到，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公开的客观的文官考试制度。没有一个国家的考试制度，能够像我们这样久远，严密与公开。”“反观西洋国家实行文官考试制度，至多不上二三百年，而且都是受了中国的影响的。”英国文官制度的创建人诺斯科特和杜维廉两人都对中国科举制心仪很久，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并在英国实行的“公开竞争一公平考试”的文官选拔制度，就是从中国学过去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当我国实行“察举”的时期，欧洲还处在野蛮落后的奴隶制阶段，尚不知考试为何物；当我国科举制已实行一千多年时，欧洲在用人方面还在搞“个人瞻询”与“政党分肥”。我国选拔人才制度的西渐，使西方的任官制度、教育制度为之一新。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官本位的中国社会现象及其内函

官本位政治文化：对以人为本的否定

李自立 李晓燕

[ 摘 要 ] 人是手段，但更是目的。官本位作为一种传统政治文化，其核心是以官为本，这是对以人为本的根本否定。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官本位从历史沿革、内涵、基本特征及其影响作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其与以人为本的内在矛盾。在现时期，官本位政治文化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是一大阻碍，必须从根源上消除。
[ 关键字 ] 官本位； 以人为本； 政治文化

以人为本是新一届政府执政的重要指导思想。 1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一届政府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深得国内外的好评。这一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政治文明进程的推进，官方和学者对官本位政治文化投入的关注在不断地增加。

然而，在历史和现实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作用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扬弃。相反，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于现今社会，并产生着不同程度和向度的影响。官本位的封建政治文化便是其中的一种。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 ：“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本位'意识 ，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 ，必须坚决克服。”我们有必要对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内涵、特征、历史脉络以及对当今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影响作一个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一、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内涵

“ 官本位 ” 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说法起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以黄金为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的价值。由此看来，在最初提出这个名词时，官本位至少有这样一层意思：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含义渐丰，不仅限于此。

官本位是官的本来涵义的异化。本来，官是一个较为好听的名称：处理国家公务曰官。官者，公也。《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说苑至公》：“博士鲍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可见，官的本义是“为公”。正因为以“公”相通，才有了尧舜禅让的佳话。韩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说到“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但是在后来，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发生了转变。也就是在韩非的那个时代，社会上就产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官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

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这 四点内涵 ：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在多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识 , 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多方面的意思” 2。在本文中，它具有特定的涵义，指的是一种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首先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 1956 年，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系统》中，他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待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从个人看政治文化是个人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估的主观倾向。此后，对政治文化的界定莫衷一是。一般认为 S· 韦伯的解释比较典型，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在这个概念上，基本上都认同的一个内涵是：它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观念形态，“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动机、政治意向、政治信念、政治思想等”。 3政治文化处于政治与文化两者交界层面上。由此看来，官本位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社会心理即可被列入政治文化的范畴。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官本位政治文化具有两个承载的主体：为官者和为民者。其内涵的前两个方面主要指的是前者，后两个方面则主要是指后者。但在讨论官本位的内涵时，这两个主体又不可以截然分开，因为官可成为民，并且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更重要的是民通过各种途径也可能成为官。以这两者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官这一主体的形成要比民来得早，因为它是这一政治文化直接寄生的载体。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文化，便是这一社会的主政治文化。显然，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主政治文化。而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则属于封建政治文化，属于封建官僚阶级政治文化。而在阿尔蒙德看来它应该属于臣属政治文化。因为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属民对政治体系是完全被动的，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相关，却并不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

二、官本位政治文化对以人为本的否定

要对官本位进行深入地了解，我们有必要对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官本位的政治文化除了具备一般政治文化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如深刻的阶级性、一定的民族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以外，还具有自身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基本特征。从这些特征中可以看出其对以人为本的彻底否定。

1. 以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 私本位是官本位的实质。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四点内涵都可以归结到这点上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在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里，由于缺少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员的意志为出发点，这就难以防范官员以权谋私。从根本上说，下级对上级的阿谀奉承、唯唯诺诺不是为了自己的升迁就是害怕得罪上司，总之是为了一已私利；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力使得其私欲无限膨胀。正是因为做官有特权，可以满足个体的诸多私利，人们才把当官、进入政府部门作为自己的择业取向和光宗耀祖的重要途径，并把它作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老百姓的敬官畏官心理则主要是想通过寻租途径获取私利或者是怕自己会成为官员特权的牺牲品。在现实生活中，官吏阶层所得到各种利益均远远高于其他阶层，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做官是手段，获取利益是最终目的。只有政治上进入仕途，才能够获取各种超额利益，只有保住官位，才能使利益稳定化，只有在仕途上不断晋升，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当官是获取利益的最佳途径，这种途径是获取最大利益的最佳方式。人们把物质利益当成终极目的，不清楚人这一世间最高的存在物才是唯一的目的。

2. 官本位起源于对人的否定。官本位具有其深刻的 历史根源 。 通过上文对官本位内涵的考察，可以看出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形成的必要前提是官这一特殊群体的形成，在古代，也即有其特殊利益的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的形成是官本位政治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这一行政官员群体的出现是社会“等级分层”的结果。士的产生，大约是在西周，当时“有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从而使‘士'这个称谓进一步限定于拥有官爵的贵族之内。” 4这些士大概是从当时的武士集团和各部落首领（称为“王”）演化而来的。到了东周，特别是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礼记·郊特牲》郑玄注：“周制爵及命士”。孔颖达疏：“命即爵也”。官民对立由此形成。在周代封建贵族制度之下，世卿世禄，封建宗法制度达到了十分发达的程度，也即官本位政治文化的社会基础业已形成。再加上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官本位的观念得到加强。等级制度肯定了人有贵贱尊卑之分，否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样，等级制度对人的否定也转化成官本位的对人的否定。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个体对他人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中能够得到一种“替代性强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较复杂的、有内在统一的、模式化的整体行为。这是班杜拉等社会学习论者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化的理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官僚专制下，官僚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百姓的低贱感，在一系列的社会条件的支持强化下，必然内化为每个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加之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封建官僚世袭制，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文化现象——官本位的政治文化。

3. 官民对立，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随着官越来越走向自己本来涵义的反面，它也逐渐成为民的对立面。“中国的官僚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陶希圣讲对了的那一句话：‘自有特殊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谓‘自由'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 5近来有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官民对立 , 而非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这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官僚阶层并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自成一个独特的阶级。它的对立面就是民，在封建社会里包括庶民、贱民、庶族地主和商人，在现代社会应当就是指公民社会了。官者，管也，管理对象就是民。“以官为本”就是只注重官自身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其对立面的基础之上，也即民的利益之上。官和民的这种对立通常是通过官自己规定的有利于自己的种种特权得以形成的。

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的人，主体是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以民为本”。一切从人出发，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出发；一切为了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而官民对立则严重走向了以民为本的反面，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从而也否定了以人为本。

4. 不合理的选官制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否定。 不合理的选官制度是官本位的推动力。历来，中国普通老百姓政治心理逻辑就是：怎样才能改变现实的无权无钱的生活？就要选择一种最佳途径——既可能又可行的途径。读书入仕以其实现的廉价性和合法性成为最好的选择。“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虽然是一种创新并成为西方文官制度的借鉴，但是它有其特有的弊端，特别是在明清。与现代的公务员制度完全不同，它的考试标准的严重僵化，考的并不是为官必备的行政能力，而是与为官无甚关联的“四书五经”。这就无法达到其预期的选贤举能的目的，只能成为人们竞相入仕取官的跳板。况且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的目的也并非彻底是选贤举能，“官人举士之法，历代并不限于科举”。 6这种不合理的选官制度在合理的形式外衣掩盖下，“使士人获得了成为特权者的客观条件，士人因此追求特权，拥护特权”， 7不仅入仕者希望维护特权，尚未入仕者也形成了“致身青云”、“学而优则仕”的心理，也就促使人们竞相为官，形成了官本位的政治观念。而考试的内容对于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这将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抑制。

三、消除官本位，重新肯定以人为本

政治文明作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的社会文明之一，已被官方正式提了出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它们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影响完全是消极的，是对以人为本的根本否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我们应该努力清除官本位的影响，重新确定对以人为本的肯定。 首先，应该培养较为积极的政治心理，扩大政治参与水平。 政治冷淡主义主要是有其物质利益上的原因，而中国的政治参与水平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政治心理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创造有利于政治参与的制度，从而确立对人的政治及其他权利的肯定。 其次，要纠正异化了的民主观念，推进民主进程。 官本位对民主进程的最大危害就是将民主问题转化成为了“民智”问题，“民智未开”成了没有“民主资格”的代名词，从而使民主实施变为人治的借口。因此纠正这种被异化了的民主观念，重新弘扬真正的民主观念，实现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势在必行。 再者，合理解决官员数量问题，形成科学的官员规模。 以官为本，官员特权使得人们留恋官位、追求为官，有些官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使机构改革一直未能跳出“精简 —— 膨胀 —— 再精简 —— 再膨胀”的怪圈。因此，必须从整体着眼，该扩张的扩张、该精简精简，从而形成一个合理科学的官员规模。 最后，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 邓小平同志说过，“党政不分实际上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党政不分使得党“顾不上抓自身建设”、“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容易成为矛盾的方面甚至处于矛盾的焦点上”和“处在直接执行者的地位”，不能“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切实保证在党的领导下的体制改革，从而真正加强党的领导。

批判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关于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问题。如果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应持的正确态度，那么对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我们应该坚决予以批判，因为，对中国政治文明进程有如此之多的消极影响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显然是应被划入“糟粕”之列。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亨廷顿曾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黑非洲。他认为，经济发展能够冲破文化的界限，或使文化发生变革，也会使各种文化中民主因素展发出来。有的国家民主化的障碍既有经济和政治的，也有文化的，在非洲压倒性的因素是经济，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东亚地区和许多伊斯兰教国家，主要是文化的。这里至少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应该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给予坚决清除。官本位政治文化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清除它并非一日之功。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政治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整个政治文明进程的推进，官本位定会淡出人们视野。

「 ”弃儒从道”是个弯儿，探探究竟是为啥？

历史上有许多儒生、士大夫改弦易辙，转为道士。另有许多儒生、士大夫外儒内道。这些行为与表现可统称为「 ”弃儒从道”。 弃儒从道的原因五花八门，因人而异。有的主要由客观因素所驱使，有的则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孔子主张「 ”学而优则仕”，大多数儒生、士大夫都牢记孔子的这一训诲，以入仕和升迁作为生活坐标。家庭与社会也普遍地视儒生求仕、士大夫求升为天经地义之事，给予热切的期盼和赞颂。故而常见的弃儒从道之举大都围绕着「 ”仕”字而演出。大致可归为两类： 第一类系主要由客观因素所驱使者，客观因素即仕途不顺。 一曰科举不中。如明代陆西星九试不遇，遂弃儒服，冠黄冠。陆西星弃儒服冠黄冠时心中是怎么想的，今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科举不中者弃儒从道，表示抗议者有之，另谋出路者有之，单纯图生计者有之。不过绝大多数还是与唐代吴筠相同。吴筠举进士不第，「 ”性高洁，不奈流俗，入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中国的儒生大都怀抱「 ”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但也做好了「 ”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准备。弃儒从道之时，正是他们将这一精神准备付诸实践之日。 二曰为封建礼法所阻。如元代林灵真，虽累举不第，最后还是被授以官职，不巧恰逢丧母，依制无法入仕，遂舍宅为观，身为道士。林灵真只能自怨命苦，到道教中另寻出路。 三曰起用已晚。如金代王重阳47岁时方试武举中甲科。他并不像姜太公、朱买臣那样大有作为于大器晚成，而是感叹黄金年龄去而不返，半老时节始起步，已索然无味，遂辞官解印，黜妻弃子，拂衣尘外，效仿楚国狂人的放荡。日后则创立全真教。王重阳弃官时，盖心灰意冷，心中激荡着愤懑不平之气。 四曰身遭变故。如据说北宋张伯端任府吏时，冤死了自己的一名婢女。伯端在悔恨自己和反省封建司法制度的激动中，一把火焚烧了全部案卷，因此触犯了刑律，被遗戍。婢女案卷之事未必可信，但他因事没入兵籍之变故却有《悟真篇》的序言为证。他弃儒学而潜心研究内丹术，寻找精神寄托，实为没入兵籍、仕途断绝之功。太史公曰：「 ”昔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张伯端遣戍，遂著《悟真篇》。 第二类系表现为强烈的主观色彩者，主观色彩即不愿入仕。 一曰不应考，不应荐，青年入道。如晋代葛玄，备览五经，才术奇博，叔父力主他入仕，他却绝志岩穴，栖心烟霞，期与仙人为友。宋代彭耜富有才学，权势者鼓励他求仕，又主动提出将他推荐给朝廷，他却吟诗曰：买得螺江一叶舟，功名如蜡阿休休。我无曳尾乞怜态，早作灰心不仕谋。已学漆园耕白兆，甘为关令候青牛。刀圭底事凭谁会？明月清风为点头。 葛玄和彭耜对封建官场的专制主义深恶痛绝，珍视自己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故而遁入道教，逃避入仕。刘宋陆修静将入道隐遁亦称为「 ”独善”。陆修静隐居庐山瀑布岩下，萧梁陶弘景画牛明意，均可与葛、彭互相引为同道。入道避仕的做法颇有代表性。 二曰先儒学，晚年好道。如葛洪之师、晋代郑隐「 ”本大儒士也，晚年好道”。《洞仙传·郑思远传》介绍他少为书生，晚师葛玄。郑隐终生未仕，以治儒学为乐趣。他转向修道，或许是拓宽治学的领域，或许是老年心理使然。因为有的人步入暮年，渐生朝露之感，对生活和世界万分留恋，因而倍加渴望长寿舆永生。郑隐盖在此情况下，放下于长寿和永生无补的儒学，求助于道教。三曰弃官入道。如唐代薛幽栖于开元中及进士第，调官陵郡尉。任期未满，萌生隐居林泉之意，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间，先后栖真于鹤鸣山和南岳。薛幽栖大概对封建官场的等级森严、繁文缛节、虚伪肮脏极难适应，所以拂袖而去，奔向道教，返还自然，去享受朴素纯真、自由自在的生活。 四曰外儒内道。晋代葛洪年轻时立愿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抱朴子外篇》问世，使此愿得完。之后又著《抱朴子内篇》，阐述道教义理。这是一条先儒后道的治学轨迹。在处世方面，他却是外儒内道。他曾统兵，受爵关内侯，又历任各种文职，最后求为句漏令。虽不能说葛洪宦海飞黄腾达，但也算得上仕途一帆风顺。不过，葛洪自幼便不慕荣利，誓不为官。他多次拒召、弃官，其为官乃势不得已。他出自本心而终生下气力去做的事乃在道教。晚年求为句漏令，「 ”非欲为荣，以有丹耳”。 又如晋许谧（字思玄，一名穆，因曾任护军长史，故人称许长史）曾任一系列官职，但他「 ”虽外混俗务，而内修真学，密授教记，遂行上道”。许谧外混俗务当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葛、许两人或受或取儒之形式，弃儒之内容，从道方为实质。 除了上述两类常见者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不胜枚举，仅略述一二： 一曰避乱。如三国时期吴国左慈见汉祚将衰，天下乱起，乃学道。战乱时节，兵匪横行，玉石俱焚，左慈保命避难于学道。 二曰避新朝。如宋末郑思肖（字忆翁，又字所南）为太学上舍生，应博学宏词科。宋亡后他改名「 ”思肖”，寓思赵怀宋之意，投身道教，拒绝仕元。郑思肖以入道来保持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 三曰被度。如金代马钰本为儒生，曾补试郡庠。王重阳找上门来，每旬向马钰夫妇出示诗词各一首，令和。并赐梨一枚，令夫妇共食。前后共十次，诱其人道，被称为「 ”分梨十化”。马钰被动地接受了宣传，遂出家入道。 四曰退休。如唐代贺知章长期供职朝廷，晚年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舍本乡宅为观。还乡不久即寿终，唐肃宗下诏哀悼，称之为「 ”故越州千秋观道士”，并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贺知章请求度为道士，实为告老还乡。 五曰治学。如唐初孙思邈，7岁就学，日诵千言。及长，好谈庄老百家之说。周宣帝时，以王家多事，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养形，求度世之术。后多次拒绝入仕。卢照邻称赞他「 ”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先生之俦也”。由孙思邈的学习成就可知，他隐居入道不只是避难，更主要的是为了研究医学、治病救人。可以这样说，道士生活对于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六曰治病。清末陈撄宁童子试中了秀才，但却患了肺痨，为治病他跟叔祖学中医。一次偶读《参同契》和《悟真篇》，照着书练功，竟然治愈了不治之症肺痨。他本来幼年时偷读过不少道经，从此便各处参访，拜师入道。 七曰韬晦。如明初宁献王朱权为燕王朱棣所忌惮。朱棣即位后为明成祖，朱权改封南昌，每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明宣宗时，朱权日舆文学士相往还，托志冲举，自号臞仙。一意求仙的行为，盖示人以不问政治，无问鼎之心。朱权以奉道为韬晦之计。 弃儒从道的原因远不止这些。每个人弃儒从道的不同行为与表现之背后，或者反映着封建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或者反映着人与自然界、与自然规律之间的普遍矛盾，或者兼而有之。一部份社会矛盾的产生与儒家思想有直接关系，比如入仕的愿望与仕途不顺以及儒生士大夫「 ”过剩”之间的矛盾。另外一部份社会矛盾和人与自然界、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是儒家思想无法解决的。道教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其出世性格的一面，恰好能为仕途不顺、儒生士大夫「 ”过剩”、不愿入仕、避乱、避新朝或韬晦的儒生与士大夫增开一条独善门径，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毋庸讳言，弃儒从道也是中国儒生、士大夫软弱性格的一种表现。道教对长生不死的追求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与自然规律抗争的勇力和毅力，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及人体本身奥秘的探索。这种抗争与探索促进了我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对弃儒从道的多数儒生、士大夫均有吸引力，对治学、治病者的吸引力更为直接。事实表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部份儒生、士大夫的弃儒从道行为与表现有它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还带有一些悲剧性和进取性。 （本文选自朱越利《试析「 ”弃儒从道”》，原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第96～104页1996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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