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辽东的烂局真的是无人可救,无药可救吗?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明朝末年,平定辽东就是个空头支票,但凡是头脑清醒之人,都明白在辽东战成上,明朝能守住就万幸了。
毛文龙的作用,被后人无限夸大了。毛文龙最辉煌的时期,背后都站着袁可立,袁可立认为毛文龙有一定的谋略,于是对他非常支持,但后来毛文龙和袁可立闹翻,随着袁可立的倒台,毛文龙的好日子也到头了。毛文龙驻守在皮岛,可以随时侵扰后金的后方,但作用也仅限于此,他不可能掀起大的风浪。天启后期到崇祯初期,皇太极积极在辽东推行改革,后金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前往投奔,国家政权也建立起来。此时的后金,已经放眼天下,而不满足于做一个小的割据政权。后金的国力越强则毛文龙的作用越小,因为他对后金的威胁愈加减弱。
况且,毛文龙本人也不是善茬,他的谋略并不十分高明,实际上他出兵所耗费的成本远大于所得,尤其是在军费的损耗上,非常大。后期的毛文龙,割据一方,走私货物,不听号令,俨然一方军阀。最终被袁崇焕除掉。
可以说,毛文龙无论从兵力也好,实力也罢,都不具备重创后金的实力,随着后金国力的增强,毛文龙的牵制作用越来越小,而因为他本人的性格缺陷和所作所为,对于明朝而言反而成为了负资产。
至于袁崇焕,虽然有一定的能力,但他也不具备平定辽东的实力。袁崇焕敢和崇祯保证五年平定辽东,这本身就是个迷惑行为,按理来讲,袁崇焕对于后金非常了解,究竟能不能在五年之内平定,他自己心里应该有数,但他依然敢于在崇祯面前放卫星,实在是令人不解。明军在辽东自万历末年开始,便已经进入全线的防御阶段,除了袁崇焕在局部取得的几场规模稍大的保卫战以外,几乎被后金碾压;皇太极继位后,后金的国力又进一步提升,而明朝则因为内部的农民起义,加征粮饷等问题进一步激化矛盾,从而影响到了辽东战场,可以说,崇祯时期,边境无战事就是最好的胜利。至于反攻后金,五年平辽,梦里啥都有。
因此,无论是袁崇焕也好,毛文龙也罢,都不能成为救明朝大厦于将倾的人物,明朝的灭亡,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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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有三位杰出人士保卫辽东领土,他们分别是熊廷弼、袁崇焕和孙承宗。但三人都遭到排挤、打压甚至杀害,其中熊廷弼是最早的,许多历史学家对他在辽东的贡献给予了积极评价。可是,这么忠诚英勇的人,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党争的牺牲品
明史熊廷弼传记载:熊廷弼,字柏菲,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乡试第一名。明年成进士。有勇气,知道该做什么,擅长投篮。万历三十六年,御史巡行辽东。鉴于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他主张实行军事驻防,筑墙建堡,破例收官,大大加强了军纪。然而,他的修边筑堡、以战养防、拯救辽宁的计划并不为时任辽东巡抚的高阳所认同。随后被排挤,调到南直隶。万历四十七年,发生了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跑辽东的高阳指挥的47万大军惨败。经过这次审判,熊廷弼被提升为右侍郎兼右兵部顾问,取代高阳出任辽东经略,从而极大地活跃了明朝的辽东战局。
熊廷弼镇守辽东居功至伟,最后却因为两个原因受到指责。
是党争的危害。明末政治腐败多,党派林立,纷争不断。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出仕的官员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刺讨论国事。一些在职官员,如赵南星,也获得了林东党的名称。与此同时,另一批官绅在浙江形成了齐、楚、宣、昆诸派。这些党派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利用。其中,林东党是最强大的。
起初是党与齐、楚、浙党之争,后演变为党与燕党之争。到了明朝西天启,党取得政权,浙、昆、宣诸党被排除在外。因此,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与浙、齐、楚、宣、昆等党结成联盟,被党称为宦官,形成了直接的对抗。原则上,熊廷弼原本是楚党,但他与党不是一路人。但当时林东党的代表人物杨炼等人曾在辽东军事问题上为熊廷弼说好话,而熊廷弼也与后来的所谓林东党六君子私交甚好。这一切都为他最终的杀人埋下了伏笔。
据明史年的记载,天启元年,沈阳破,英台亡,朝臣思索汀碧。有些人甚至感叹:这现在在辽国做亭弼已经太晚了。因此,熊廷弼被召出山来掌管辽东经略。
然而,宦官们并不放心。当他们组织了一个团队,他们给他一个州长名叫王化贞。评价:华震是个喜好做人,不学兵,看不起敌人,喜欢说话的人。文武官员都不don’不听劝告,那就尤其反对法院。熊廷弼虽然竞选辽东,但并无实权,而有实权的王化贞却喜出望外,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御策略。云:廷弼当道,即辽人不可得,西可不要相信永芳。不可信任,广宁有很多间谍。反之,什么都是真的,什么都不说。
应该说,熊廷弼的策略是
为了保命,熊廷弼曾让一个叫王文彦的人向魏忠贤行贿四万二千元。但是熊廷弼不能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所以他作弊了。于是,魏忠贤恨之入骨,誓要速杀朝廷。就在这个时候,当林东的六君子被谋杀后,杨炼等人被关了起来。魏忠贤唆使人诬陷熊廷弼贿赂杨炼,并把熊廷弼林东党的贿赂案。这是什么罪,就是容不得,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就是罪加一等。魏忠贤的党员全峰,利用与皇帝共进晚餐的机会,拿出一本明史,在民间流传,记载了熊廷弼的英雄和足智多谋的话。全峰挑衅说,这个法庭的所作所为,我希望能逍遥法外。于是皇帝生气了。
字体第二个原因是熊廷弼的性格。说:亭长七尺,有识兵之勇,善射左右。按照廖的说法,我坚持到讨论的边缘,然后我坚持到主要的立场。但是,他只是生气,骂人,并不比别人差,所以事不关己。也就是说,熊廷弼脾气不太好,一有事情就特别激动,所以得罪了很多人。这个评价很形象。
西初宗的建立,有人非法试图欺骗国王,也有人说他在辽东失职。什么是熊廷弼反应?说汀碧生气了,他反抗极端的歧视,求之不得。廷弼生气了,然后不言自明,甚至公开鞭打他的纱帽。说到激动处,他抗拒歧视,说话很生气。即使皇帝在场,也从不避讳。每当有人弹劾他,他总是会提出抗辩。因此,满清大臣深以为然,他没有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万历皇帝能容忍他,熙宗皇帝却能t.
与熊廷弼和王化贞的矛盾,虽然责任在王化贞。但是熊廷弼也有责任。他反对王化贞美国的军事战略,但他不能“停不下来,”他抱怨道。他的话很难听,他没有不要给它留任何余地。王化贞自然不满意。当王化贞被打败时,他们见面并哭泣,但熊廷弼笑着说:6万人怎么可能一下子被消灭?让王化贞感到羞耻。当他们两人都被法院追究责任时,熊廷弼依然如故,态度恶劣。相比之下,王化贞就心虚了,哭了,他的态度是正确的。
这些都说明熊廷弼对当官的无知。它在官场上,任何时候骄傲自大都是危险的。毕竟不是每个领导都有头脑。
天启五年八月,才华横溢的熊廷弼被处死。据说熊廷弼被执行死刑时,胸前还挂着一个小布袋,袋里的东西有争议。熊廷弼争论了一辈子,也许他没有直到他死了,我才明白。官场上的很多是非不是白来的。在熊廷弼夏侯_被砍头后,他的大儿子赵雄因朝廷而自杀的追悼会。家乡江夏的一个小知县,要扒貂皮、裘皮、毛皮,甚至把熊家两个婢女的衣服脱下来打了四十下,让他由远及近怒不可遏。
直到崇祯二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澄清。传为九面传的熊廷弼,合葬了。它的坟墓就在今天武汉的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熊公庙。但是王化贞在被处死之前在崇祯住了五年。
后人纷纷感叹:廷弼不是死在边疆,而是死在时局;他死于强奸,而不是合法的官员。一想到读书就很痛苦。
性格上的缺陷
明末党争是彻头彻尾的内耗和争斗。这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一个派系利益至上,而国家利益被各派置于派系争斗之下的严酷环境。明末党争是明朝的政治毒瘤。即使熊廷弼有保卫国土的雄心和保卫新疆的才能,但由于大环境的限制,很难发挥出来
袁崇焕称得上是明朝末年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
其实明朝末年是一个很奇特的时期,虽然那个时候读书人的地位远超过当兵的,但是读书人中还是出现了很多能征惯战的将领。
比如卢象升,他是进士出身,一般情况下,读书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手无缚鸡之力,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最典型的就是范进中举中的范进。
但是卢象升却不这样,他虽然读了大半辈子书,但是照样武艺超群,他练功的大刀足有斤140斤重,比当时是成年男子还重!
他在战场上身披重甲,挥舞着大刀向前冲锋陷阵,根本就不像读书人,看上去却好像猛张飞。
卢象升不仅个人武艺出众,指挥才能练兵水平都是可圈可点的,可惜这样的一个人出生在明朝末年,当时天下已经失去秩序,让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袁崇焕也是个读书人,他也很能打。
但是,让他5年之内平辽,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
当然了,这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并且竟然在大领导面前夸下这个海口,最后被领导惩罚也怨不得别人。
那么,袁崇焕如何才能做到打败后金平定辽东呢?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战术。
明朝末年的时候西方军事强国已经和东亚国家有了非常多的交流。
比如,日本在17世纪初的时候发现荷兰的战船性能先进,所以曾经仿造过排水量达500吨的荷兰战船,并且企图驾驶着这样的战船到美洲、欧洲访问。
同时期的大明朝和西方人的交流比日本可多多了,当时由于明朝和西方国家之间既有贸易往来,又有军事上的冲突,所以东南沿海地区很多人对西方的军事都非常了解。
他们震惊于西方军事武器的先进,所以也曾经仿造过很多的武器装备明军。
在辽东战场上就有很多仿照西方的武器装备,也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不过,当时明朝最应该学习的就是西方的战术。
当然,不是每一支军队都有条件去向西方学习,万一学好了,因为粮饷的问题叛逃到后金那里就麻烦了,等于给他人做嫁衣裳。
但是,有的军队确实有这个条件,比如袁崇焕所率领的关宁军。
首先,这支军队粮饷极为充足。 每年政府拨款多达数百万两白银。
他们不会因为缺钱的问题叛逃袁崇焕。
明朝为何突然灭亡,皆因崇祯诛杀魏忠贤?真实历史没那么简单!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盛的朝代,清朝官方评价明朝“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全盛时期的大明朝,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北伐蒙古,南下西洋,威震东亚,名扬四海。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中外学术界公认,明朝时期的中国财富占当时全球财富总量的1/3强,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3。明晚期国力依然强盛,经济进步,文化繁荣,尤其江淮一带商业昌盛,经过张居正的新政之后万历朝成为明代最富庶的时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强大实力的赫赫帝国,竟突然间轰然倒下,说亡就亡了!
诛杀魏忠贤
明朝为什么会突然灭亡?很多人认为,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是一个重要原因。魏忠贤市井出身,为赌债所逼自阉入宫,倚仗天启皇帝宠信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由于天启皇帝酷爱木匠工作,不事朝政,魏忠贤得以专权擅政,并逐渐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阉党对朝廷另一大势力集团东林党进行了血腥镇压,残杀了左光斗、杨涟等一大批朝廷重臣,时东林党人“累累相接,骈首就诛”。
魏忠贤
但“好景”不长,天启皇帝仅在位七年,在23岁时就英年早逝。继位的崇祯皇帝早就痛恨阉党集体,即位两个月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处置了魏忠贤。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告谕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魏忠贤在去凤阳守陵的路上被迫上吊自杀。此后,东林党东山再起。
有观点认为,魏忠贤虽然贪婪成性,但他并不是罪大恶极之人,而且具有极强的个人能力。他通过加征工商税、海税,减免农税,既保证了财政和军需,又使老百姓能够平安度日。在魏忠贤当政时期,明朝没有发生过大的变乱,边境战事状况也在不断好转。而崇祯皇帝虽然志向远大,但生性多疑自负,刚愎自用,惯于推卸责任,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那么理所当然地,志大才疏的皇帝崇祯错杀了有能力又实干的魏忠贤,而重用只会空谈阔论、做道德文章的文官庸才,从而导致了大明朝的迅速垮台。
不得不说,这样的认识过于肤浅。崇祯处死魏忠贤,确实可以看作明亡的一个直接诱因。但是,明亡的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个人因素,而在于明王朝内官(司礼监)和外官(文官集团及内阁)的制衡体系被打破,国家局势一边倒地向文官集团倾斜,皇帝失去了权力的支点。
制衡体系的崩塌
实际上,明亡的原因极其复杂。明朝国祚276年,历十六位皇帝。王朝初期,皇帝多雄才伟略、能励精图治,王权自然可以把控得很牢固,政通人和,国事欣欣向荣。然而几代之后,继任的皇帝由于长在深宫,不通世务,根本无法与一路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才得以出人头地的人中翘楚所组成的文官集团抗衡。因此从英宗开始,皇帝对内官(司礼监)的倚重不断加深,其目的在于制衡外官,以确保皇权。所以,成化皇帝可以专心搞房中术,嘉靖皇帝可以专注于炼丹术,正德皇帝可以当大将军,天启皇帝可以做小木匠,万历皇帝可以30多年不上朝,而王朝依旧可以运行百余年如常。因为,军国大事决策出自内阁票拟和司礼监披红的协调,皇帝只需要做好名誉的领袖即可。
然而,物极必反,也是一个规律。民间有说,“汉亡于外戚,唐亡于藩镇,宋亡于外敌,明亡于党争”。断送明王朝的恰恰也是这个内官和外官相互制衡而皇帝懒政的政治体制,因为它带来了明末残酷的党争。这里的“党”与现代汉语的“党”不同:现代汉语简化字“党”的下半部分是“兄”字,意指在特定的群体中兄弟友爱;古汉语繁体字“党”的下半部分是“黑”字,原意指晦暗不明、非公开、暗地里、私下、偏袒,一般为贬义。
诚然,党同伐异存在于历朝历代,但是明末的党争还是触目惊心。以东林党和阉党为代表的党派争斗时时刻刻处在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状态,极大地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有人说,明亡于东林党患,而非党争。实际上,东林党患只是党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而崇祯处死魏忠贤同样只是党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党争也只是明亡的一个表面原因,明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和集团利益固化,加之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导致的民不聊生。
崇祯皇帝的性格缺陷
在明亡的过程中,崇祯皇帝需不需要负责任?尽管晚明朝政积弊太深,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任何人都无力回天,但是毫无疑问崇祯本人的性格缺陷加速了明亡的过程。他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多疑,崇祯朝共17年,内阁首辅换了19任;内阁大学士换了50人;刑部尚书换了17人;各地总督杀了7人;各地巡抚杀了11人。走马灯似的换杀重臣,其多疑寡恩的性格可见一斑。在袁崇焕事件上,他的这一性格缺陷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崇祯皇帝在三年之内就对袁崇焕由极度信任到凌迟处死,这种急速的态度转变寒了所有官宦的心。从此再无人事边事,也无人事内事,崇祯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崇祯帝
以现代心理学理论分析,崇祯皇帝属于典型的缺乏非整合能力的人格。所谓非整合能力是指人们承受、认知情绪上的复杂性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个体能够容许矛盾的信念、情感同时存在,并不会感到不适。这样的人对待人和事都更宽容,更能够接受不完美和变化。而欠缺非整合能力的人,会对复杂的矛盾的认知产生极大的精神压力,容易走极端,倾向于对人和事的绝对信任或绝对不信任。崇祯皇帝在即位之初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彻底铲除了魏忠贤及其余党,却使东林党一党独大,难以约束。对于袁崇焕,崇祯皇帝由于他“五年平定辽东”的夸大之词,就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大明王朝的安危都托付给了他一人,这是何等的天真和儿戏?袁崇焕当时就对质疑的大臣私下说过,皇上对于评定辽东的期望太大,所以他只是暂且用“五年平辽”之说来安慰皇帝的心罢了。问题是,还不到五年,才三年多,崇祯就因为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和援救京师策略而亲自下令将他凌迟处死。这是典型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格。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性格缺陷不仅仅危害个人,而是会危害整个国家。因此,明亡于崇祯,必然性多过偶然性。
从国家统治的角度来看,制度的作用和人的作用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崇祯皇帝因循先祖惯例,不打破内廷与外廷的政治平衡,是不是明就不会亡?事实上,这种政治平衡被打破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内官外官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到晚明时期已经使党争愈演愈烈,超出了合理的度,平衡迟早要被破坏。换句话说,无论谁当皇帝,明都会亡,区别只在时间早晚。
但是,制度是人制定的,制度应该是为人服务的。崇祯皇帝如果能够积极地打破平衡的体制机制,而不是消极地打破体制机制内的平衡,那么大明王朝和崇祯本人的结局都可能会是不一样的。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从历史的教训中不断汲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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