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明末李自成,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3月19日,明末最大的义军首领,大顺王李自成攻陷明朝首都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尽殉国,辉煌一时的大明王朝灭亡。这场灭国之战的主角李自成此时一定是意气风发,志得意满,以为大顺王朝一定可以取代大明,君临天下。然而,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拥兵百万的李自成就在一片石之战中被清兵和吴三桂联合大败,李自成如丧家之犬般的逃出了北京,不久就战死于湖北九宫山。
关于灭亡明朝,气势正盛的李自成为何迅速败亡的原因,很多人都归咎于李自成进京后所采取的纵容手下抢掠明朝官员的措施。不错,李自成纵容部下抢掠官员的财物,搞得人心惶惶,确实是李自成败亡的原因之一,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看看清兵入关以后,对明朝官员的劫掠比之李自成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清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掩盖了这一切。
我个人认为,李自成之所以迅速败亡,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一.李自成缺乏敏锐的战略眼光。
作为一个皇帝,敏锐的战略眼光是必不可少的。李自成之所以败亡,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战略失误。诚然,李自成身经百战,是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但是战略上的错误是无法用战术的胜利来弥补的。
李自成占洛阳,攻开封,在中原五败明军,占领襄阳。然后席卷荆襄,在襄阳建立了大顺政权,自称新顺王。建章立制,设百官,宣布“三年不征,一民不杀。”为了确定下一步的战略方针,李自成和部下进行了商讨,形成了著名的“襄阳决策。”
在商讨战略方针的时候,李自成的部下一共提出了三个方案供李自成选择:
一个是牛金星提出的“先取河北,直走京师”的方案。
一个是杨永裕提出的“先取金陵,断明朝漕运,再事北伐”的方案。
一个是顾君恩提出的“先据留京,势居下流,难济大事,其策失之缓。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关中,为元帅桑梓之邦,建国立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进退有余。方为全策。”
最后,李自成采取了顾君恩的建议,先取关中,再攻山西,占领北京的策略。不久,李自成歼灭从陕西来攻的孙传庭部,顺势攻占关中。然后改西安为西京,定国号西京。接下来出兵山西,占领北京,灭亡了明朝。
其实三个决策中,唯一正确的就是第二个先取金陵,抢占东南半壁。这是因为,李自成没有自己稳固的根据地,主要依靠抢掠来维持自己的军队,也就是所谓的“流寇”,而李自成为了争取民心,他四处传说“迎闯王,不纳粮。”这也就意味着李自成只能通过劫掠官员富户来维持巨大的开销。
为了摆脱襄阳决策的错误带来的影响,为了解决财政的危机,李自成不得不采取了大规模的“追赃比饷”行动。在北京,大顺政权成立了“比饷镇抚司”,由刘宗敏和李过主持,将明朝的勋戚文武大臣集中起来,严刑拷打,追赃助饷。虽然在短时间里,得到了大批的财物,缓解了大顺政权的财政压力,但是,也给大顺政权带来了灾难,使得大顺军纪败坏,官员离心离德,为之后的败亡埋下了隐患。
另外关中到北京这一段,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十分利于大规模骑兵的驰骋,对于清朝骑兵来说简直就是自家的草场,这也导致李自成在一片石大败后,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被清兵追着打,最终死于九宫山。
而南京不同,首先,江南未经战火,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李自成若占了江南,一定可以满足大顺军的开支。另外,江南水系纵横,河网密布,对于善于野战而不善水战的清兵而言十分不利。李自成若能抢先一步占据富饶的江南,便可以坐观明朝抵挡清兵,而自己在江南偷偷的发展实力,待实力充足,可以乘着明清两方两败俱伤之势骑兵北上,扫平二国,一统天下。
强盗思维使得李自成没有看出顾君恩战略的先天不足,贸然兵进关中,北上京师,使得大顺失去了与清朝之间的缓冲,开始直面强大的清军。最终一败涂地。
二.李自成轻视清军和吴三桂。
李自成进京后,没有立刻进军山海关,而是贪图享乐,纵容士卒追赃助饷。李自成不是不知道清兵正在关外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进入中原。然而,灭明战役的顺利结束,极大地助长了李自成的嚣张气焰,他自以为大明已亡,天下已定,清朝不过是个蛮夷,不足为虑,而吴三桂也只是个亡国余孽,只要自己稍加招抚,一定可以让他为自己守住山海关。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李自成的意料,吴三桂居然拒不投降。李自成于是亲率十余万大军北上攻打吴三桂,当时吴三桂只有5万兵马,自知不是李自成的对手,无奈之下,只好投降了满清摄政王多尔衮。野心勃勃的多尔衮早有入主中原的野心,吴三桂的投降正和多尔衮之意。
李自成率军抵达一片石,与吴三桂军大战,清兵为了观察大顺军的虚实,隐藏远处。两军交战,大顺军气势如虹,越战越勇,吴三桂渐渐不支。多尔衮乘机率军杀出,李自成不备,大败亏输,精锐尽丧,不得退往北京。李自成深知自己兵败,京城必定人心惶惶,加上自己之前的劫掠行为,必定使得城中人心不稳,因此京师不可守。于是,李自成在北京匆忙称帝后,逃出了北京,将燕云之地拱手让给了清兵。
这同样是李自成的战略失误,要知道,李自成刚进北京时,是被人们看成是新朝之主的。然而他居然就这样丢失了燕云之地,即使是腐败的明朝也没有失了燕云。李自成弃燕云,让清兵入关,使得他人心尽失,从此再也无法崛起。
三.李自成分兵出击,使得兵力不足。
李自成进京后,本来也不是没有胜利的机会的,那就是集中所有的军队和清兵决一死战,如此方有胜算,然而,李自成居然分兵各地,湖北四府白旺的七万大顺军是为了防止明军左良玉部的进攻,而绵侯袁宗第也率部从陕西赶往湖广相助白旺。
这样李自成的军队数目相对于清兵和吴三桂的联军就不占优势了。李自成的军队大多是乌合之众,相对于身经百战,战力强悍的清兵和关宁铁骑来说,战斗力差远了,自然不是清兵的对手。
四.李自成流寇思想作祟,失去地主支持。
我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只有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才能坐稳天下。而李自成出身低微,虽然善于用兵,军士才能出众,但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李自成是军事上的天才,却是政治上的白痴。他满脑子的流寇思想,只知破坏,不懂建设,虽然他攻占了淮河以北到山海关以南的广大地区,但是他不懂得治理国家。一进了京城,为了筹措军费,他居然纵容将士劫掠官员地主的财产,搞得人心尽失。
要知道,此时李自成并没有统一天下,在大顺的西南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南方是南明政权,北方是清朝,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强敌环视。而李自成全然不顾局势的险峻,得罪了地主阶级,如何能不败?
李自成志得意满的进了北京城,却没想到很快就步了崇祯的后尘,兵败身亡,而清兵却借此入主了中原。中国又沦于异族之手。汉人做了满人数百年的奴才。
首先这跟李自成的本身的阶级性有关系,他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且这个局限性是不可逆转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他的战略眼光方面,纵观我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只要没有战略眼光的,没有一例取得成功或者说没有一个建成了政权。
无论是早期的陈胜吴广起义,还是清朝末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全都以失败告终。
明清长时间军事抵制与冲突的后果是,明朝把精锐部队都放在了辽东战场,清军与明军的战斗将清军培养成了一支能力非常强的军队,因为他们在打的过程中也学习到了很多,从努尔哈赤到顺治入关之首先这跟李自成的本身的阶级性有关系,他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且这个局限性是不可逆转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他的战略眼光方面,纵观我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只要没有战略眼光的,没有一例取得成功或者说没有一个建成了政权。无论是早期的陈胜吴广起义,还是清朝末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全都以失败告终。
前,政权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士兵作战也很积极,他们还拥有自己的根据地。李自成则不是这样,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流寇。
明军在辽东战场的精锐部队几乎都被清军给消灭了。这个时候才入关和李自成开始战斗,李自成的六万兵和吴三桂的三、四万关宁铁骑打,奇怪的是,李自成竟然是占优势的一方。但是在跟满清的十几万兵作战的时候。
可能就算是李自成加上吴三桂在开阔地带进行阵地战,大概骑兵几个冲杀,李自成和吴三桂就死定了,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吴三桂最后才会选择投降。
关于李自成败于清军一般有几个说法:?吴三桂背叛说?、?胜利懈怠说?、?瘟疫说?、?得罪地主阶级说?。这些说法都有它的道理,但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条,一支军队的作战能力不可能在一个月发生大的变化,与清军的失败根源是军事问题。这里我就从战役法、战术、装备等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李自成麾下的农民军在碰到清军之前,基本上只和明朝官军交战,其实力亦是在双方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李自成部的作战方法就是对明军的方法。
其作战特点不妨概括为:?高机动性、裹挟、劫掠、协同作战?。
由于具备?高机动性?,农民军能在作战不利的条件下迅速退出战场,再迂回、转移到官军薄弱的地方,获取更多物资、人员。而?裹挟?之举,能让农民军壮大己方势力,起到震慑效果,即便不利,也可以将包袱丢给官军。
官军作战途中,经常上报所收回的?良民?,实际就是农民军丢下的?包袱?。至于?劫掠?,则是增强部队战斗欲望的核心要素,可以吸纳更多人加入,并破坏官军的行军补给,高效的?劫掠?甚至能起到?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效果。
而在农民军多头林立的情况下,相拥取暖是常态,这种战术能使看似脆弱的一支,在短时间集聚很多的作战人员,冲乱官军阵型。明季第一良将曹文诏即死于这种战术。
不过这种战术也有两种弊端,一是没法阵地战,二是遇到协调性很强的统帅时会雪崩,高迎祥当年遇到孙传庭的那一场大败,就是吃了这个亏。
可以说,农民军往往利用明军的后勤弱点,击败其诸镇合营的野战部队。两次大会战中,农民军在阵战中步兵节节败退,说明这一兵种不占优势,其优势是擅长途奔袭的轻骑。不过,农民军遇到的对手,并不是明朝最精锐的野战军,其精锐在辽东及沿边,应对清军。
而另一方面的清军,与明朝的边军精锐多次野战,与黑龙江、吉林的山地、渔猎部落作战,与蒙古骑兵作战,完全具备攻坚战、奔袭战、山地战的能力。清军可以做到长途奔袭,也可以做到重甲冲阵。近乎是17世纪东亚的一支全天候全地理的作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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