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读书改变命运,宋朝科举为什么会出现榜下捉婿现象

常言道读书改变命运,宋朝科举为什么会出现榜下捉婿现象

大家好，这里是小编，今天给大家说说宋代科举现象故事，欢迎关注哦。

当今社会，一般来说30岁左右还没结婚的被称为“剩男”“剩女”，当然，这种现象早已不稀奇。

而在没有所谓生活压力以及晚婚潮流的宋代，同样有不少“剩男”，相对于当时正常情况下十七八岁就成家生子，许多男子过了适婚年龄却依然没有结婚，成了“剩男”。

这类男子以读书人居多，因为，“读书改变命运”啊。本来十七八岁就要步入婚姻生活的，但一些有志青年偏偏要执着于功名。

宋代科举制度的公平与录取人数增多

科举制兴起于隋代，到宋代逐渐发展完善。大宋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再现，重文轻武，以文人治国。因此官吏的需求量大增，而科举取士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宋代的科举制已经相当规范与公平了。

如：不准在朝官员推荐考生应试;对试卷实行“糊名”“誊录”，防止作弊;主考官临时差遣，年年更换，并实行“锁院”法，即主考官在考试前，就会被困在贡院，不得与外界联系。

宋代科举考试进士录取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北宋开国之初，科举录取人数和隋唐时期差不多，太祖时候每举进士大概就只有一二十人。后来随着统治阶层的需要与科举制度的完善，自太宗始，科举考试和录取人数便逐步增加，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录取人数就开始达到每举一二百左右，而诸科的录取人数则更多。

为了提升士子的荣耀感，加强忠诚度，北宋科举殿试结果出来之后，不仅要发榜，合格进士还需要集于殿试之所接受皇帝的临轩唱名的仪式，这种仪式又称“唱第”或“传胪”。

雍熙二年首次唱名仪式举行时，正奏名进士有“梁颢已下一百七十九人”，梁颢为状元，也就是说一共180人，太宗“按名一一呼之，面赐及第。”

后来随着录取人数增加，真宗时，进士榜分为三甲五等，一甲(第一、二等)赐及第，二甲(第三等)赐出身，三甲(第四、五等)赐同出身。

此后，在科举录取人数骤增的情况下，皇帝逐一呼名赐第工作量太大。北宋中期后的唱名，一般是皇帝临轩呼出前三名姓名并叩问其乡贯等事后，随后由宰相和中书侍郎按甲次呼余下进士姓名，再由军头司卫士高声传呼入殿内，按甲次赐予及第、出身或同出身。

录取人数的增多，让许多下层读书人看到希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大量读书人通过这一途径进入统治机构。像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出身都是比较低的，后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宋代官户的“特权”对社会各阶层的吸引力

在宋代科举进士及第就意味着可以做官了(唐代科举及第后还要参加吏部选官考试)。而成为官户，就代表进入了新的阶层。并且在宋代，为了加强官员的忠诚度，官户享有很大的特权，优厚的俸禄自不必说。

除此之外，官户还拥有一些“特权”：

在政治上，高中级官僚可以通过“恩荫”帮助子孙、亲属步入仕途;官户犯罪可以减刑或赎刑，甚至可以去官免罪(即“官当”)。

在经济上，官户可以免去差役和劳役，交税时可免支移、折变。

在文化上，按官品高低，官僚子弟可以入不同的学校，享受特殊的教育。

可见，宋代官员待遇还是相当诱人的。

既然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高中名额相对于参与人数还是有限的，因此赶考走仕途是许多学子的终极目标。苦读求取功名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许多大龄未婚青年，但是一朝得中，这些问题会很快迎刃而解。

一朝考中进士，啥都能配齐，为考科举耽误结婚算什么。

有宋真宗赵恒诗为证：

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皇帝的话自然一言九鼎，这些诗句句属实。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丝毫不夸张。

新科状元很受欢迎，没错，说的正是在婚恋市场很抢手。

根据《古今笑史》：“唐人榜下择婿，号脔(音同‘峦’)婿。”热乎的新进士名单刚出炉，王亲贵胄们就急着从中物色女婿，即“榜下捉婿”。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普遍了，不仅是高官显贵们及时到科举榜下抢“女婿”，许多富豪乡绅争着与他们联姻。

除了前文提到的官户“特权”导致新科进士抢手之外，还要考虑到，宋代门阀制度已经消亡，要想长久显贵，还须借助科举的力量。与豪门望族联姻并非就是最优的选择，攀上科举及第者也是稳赚不赔的打算。

从“榜下捉婿”也可窥见当时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正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下层读书人因此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机会，“女嫁士人”同样成为当时的潮流。

高邮富商徐成甫，“金钱邸第甲于一乡”，将女儿嫁给同乡士子秦观，并感叹说：“子当读书，女必嫁士人。”

“女嫁士人”甚至成为家训，如南宋刘克庄就以“男传家学，女嫁士人”为家训。

达官显贵与富豪乡绅积极向进士们抛出橄榄枝

达官显贵们在张榜唱名日摩拳擦掌、围观择婿。可以说，这类女婿与岳丈家族是互利的，显贵之家注入了新生的力量，而青年进士成为宰相或其他显贵的女婿，进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北宋宰相晏殊的女婿是宏词科出身的富弼，后来官至宰执的富弼的女婿又是连中三元的冯京。

冯京于宋仁宗皇佑元年中状元，年轻未婚，又风度翩翩，很快成了热门女婿候选人。

甚至引起仁宗张皇后的伯父张尧佐，假传圣旨，又以财富相诱。还有位外戚张耆更加丧心病狂，不仅送大礼，而且带领手下对冯京进行围堵，软硬兼施。不过冯京都拒绝了，他选择做富弼的女婿，后来官至参知政事。

王拱辰与欧阳修是“同一届”考生，后来阴差阳错地都做了参知政事薛奎的女婿。王拱辰妻死，薛奎又把小女嫁给他，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嘴贱的欧阳修就戏言：“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还有一些人怕当天抢不到，就提前预约，即选择一些尚未及第的举人做婿。当然，这需要很好的眼光。宰相李沆看中王沂公的才华，并断定他日后定能高中，于是定他为婿，后来王沂公“唱名果在第一”。

《吾辈宋朝猫》版榜下抓婿

富豪乡绅们“榜下捉婿”的阵势丝毫不弱于那些达官显贵。一些富商为拉拢新科进士，不惜重金。宋人笔记《萍州可谈》中有：“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做我家女婿吗?会得到很多钱的那种!

商人争与士人联姻，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商业与士、农、工业等一样，成为社会的“本业”，商人与士、农、工一样取得了“齐民”的资格，成为封建国家法定的“四民”之一。

但是与官户相比，商人的社会地位仍然比较低，且长期的社会偏见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许多人对商人依然轻视。

以及宋代统治者在长时间都在抑制商品经济发展。对商户的扣税比较多，并且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政府还对盐、茶、酒、香药等重要商品实行专卖，严重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商人们与官僚联姻，就可以获取免税权或偷税、漏税，或者得到一些专卖商品。

但是商人与世家大族联姻还是有难度的，而未来的官僚——科举及第者羽翼未丰，需要资助，结为姻亲的可能性较大。

且商人嫁女往往嫁奁丰厚，从万缗到千缗不等，这对于士人们来说是不小的诱惑。饶州安仁书生连少连，被富家萧氏看中，萧家请媒人求婚，连少连却没有意愿。媒人就劝：“秀才终岁辛苦，所获几何!今萧女奁具万计，及早成婚，即日化穷薄为富豪。”

与商户联姻，对于一些寒窗苦读的士子来说，很香的选择。

“榜下捉婿”并不仅仅是闹剧

达官显贵也好，富豪乡绅也罢，必须承认，“榜下捉婿”使一些出身低下、贫困的科举及第者身价大增，婚姻上也由原来的“剩男”转为人人羡慕的豪、贵门女婿，整个人生也很快实现了逆袭。真正的“读书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虽然为求取功名，不少士子就此被“剩”了下来，但是如果中得进士，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应有的一切。“读书改变命运”，是把双刃剑。

同样地，在“榜下捉婿”风潮的影响下，登第进士为了前途会自主选择与官僚或富商联姻，有时甚至为了追名逐利而不择手段，对科举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

但“榜下捉婿”对于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宋代社会许多人的共识，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而“榜下捉婿”恰似一种“奖励机制”，不仅加大了读书的“诱惑力”，而且推动了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国子监所属学校虽日益增收学员，但仍满足不了更快增长的教育需要，而且各地生员不可能全部都来京师学习，于是州县学便应运兴盛起来。

北宋时曾三次兴学，主要就是兴州县之学。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兴学、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都是如此。宋代私人办学也兴盛起来，一些士大夫在山林名胜之地建筑书院，讲学收徒。四大书院即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很好地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凡此种种，使得宋代的文化愈加繁荣。

当然，一些商人通过与进士联姻得到社会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他们从商的积极性，从而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代进士们为什么老被捉去当女婿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宋代的时候，有一个新及第的年轻举人，相貌堂堂，举止不凡，为一权势之家看中。揭榜之日，权势之家便派出十多个壮丁将青年簇拥至其家，该青年无奈，只好被裹挟着前往。不多时，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来到青年面前，问道：“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丑陋，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辞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如何？”围观众人见状哄堂大笑，随即散去。 还有一个叫韩南的人，刚考中了进士，很快便有人来向他提亲，问到他的年龄时，他苦笑地作了一首绝句：“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其回答不可谓不幽默。这位韩南老先生在73岁的高龄仍会有绣球抛来，真是莫大的讽刺。在宋代，这样的“榜下捉婿”的例子不胜枚举。所谓“榜下捉婿”，即在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间便称其“捉婿”，宋人笔记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为攀新科进士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称人文史上奇观了。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刚直不屈的正直进士 “捉婿”者中还不乏当朝高官。宋真宗时河北人范令孙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为女婿。有位新科进士叫高清，品学平平，宰相寇准却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女死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为他续弦，时人称这些幸运儿为“天子门生宰相婿”。 当然，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媚权势者，宋高宗时著名的“六贼”之一的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遭挫：他欲把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傅婉拒，令蔡京大不快。宋仁宗时，颇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叔父张尧佐看中了刚及第的冯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欲嫁小女于他，并冒称是皇帝的旨意，还摆出了丰厚的嫁妆，而冯京只是“笑不视，力辞”。“六贼”中的另一位朱勔在洪皓等待第三轮考试——殿试时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洪皓谢绝了他。登第后，朱勔再次向洪皓请婚，而且送给他大量的钱财，并许以显官，不过洪皓依旧是坚决拒绝了这门婚事。 法律规定的高收入高待遇宋代为何会出现“榜下捉婿”的婚配奇观，且这样的奇观还屡屡上演？这得从宋代文官地位说起。在唐代，士人取得功名后还要经过考试合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到了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司马光与苏轼的恩师陈襄就曾在他的《仙居劝学文》里这样写道：“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宋朝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胜出者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致使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一旦金榜题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马上接踵而至了。宋太祖时就有“不杀文臣”的条训与崇文抑武的国策，以后的宋代历任统治者都一以贯之，导致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现代有很多文人都很向往宋朝，比如大名鼎鼎的武侠大师金庸先生与学者余秋雨等。宋代的文官官俸高，接受的赏赐也重。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而这些待遇，在宋朝的相关法律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可谓是法律保障的高收入、高待遇。连宋真宗赵恒都都有些眼红，在诗中表达了这层意思：“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诞生于宋代的一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更是将读书博取功名赢得远大前途渲染得淋漓尽致。宋代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了压倒优势。就拿北宋时期的正、副宰相来说，科举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当时评价一个家族兴盛与否，有无美好的未来，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看其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金榜题名的士人自然就成了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屡屡上演“榜下捉婿”也就不足为怪了。但大宋官位毕竟有限，经不起天下人争抢，只有佼佼者才有望胜出。这便造就了众多未婚大龄青年乃至大龄壮年。这也影响了大宋的女士们，“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当“官夫人”，于是出现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怪圈。宋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可谓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捉的不只是女婿，更有家族的前途虽然前一个“钻石王老五”的标准是主要的，但是其背后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女性出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走进另一个家庭，也不仅仅是个人角色从女儿到妻子的转变，她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担当联系两个家族的纽带。这一作用在当时人眼中是被重视的。宋代也不例外。因而为女儿选择理想的婚配对象常常是使父母伤脑筋的大事。不过，所谓的理想对象既不是女儿的个人意愿，也不是从女儿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亲从维系、发展家族的角度来考虑的。基于这个角度，古代社会中的婚姻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两个家族未来的休戚与共，由此产生的一些包办婚姻，从客观的来说，还是有他存在的道理的。婚姻不只是财产的结合“榜下捉婿”其实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宋代的婚姻观念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于门阀制度盛行，婚姻对象的选择是有着严格的门第限制的。到唐中后期门开始衰落，经历五代，到宋代，门第观念已经淡薄。因为个人才能和钱财，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则与宋代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对于宋代此种婚姻观念的评价应该辩证地看，较之前代的门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不过对于后世的论财婚而言也可谓是一种滥觞，对今天因《婚姻法》新解释而产生的“经济婚姻学”更是一大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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