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高宗为什么要逼死褚遂良与长孙无忌

揭秘,唐高宗为什么要逼死褚遂良与长孙无忌

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唐朝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高宗将在感业寺出家的武则天迎入宫中，先拜其为二品昭仪，不久又立为一品武宸妃，到公元655年时，又册立其为正宫皇后。短短数年，武则天一跃成为正宫皇后，其升迁速度可谓惊人。

在唐高宗废黜王皇后和册立武则天的过程中，曾遭到两位重臣的坚决反对，那就是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他们是唐太宗李世民临终时选定的辅政大臣，堪称股肱之臣。然而，这两位唐王朝的核心人物，却因反对武则天升迁而遭到贬黜，一个含恨而终，一个被逼自尽。

长久以来，人们都觉得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失势，是因为他们妨碍了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此说虽然大体与事实相符，却忽视了隐藏在事件之后的真相：两人的牺牲实际是皇权与相权矛盾激化的结果。

素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统治者，受封建纲常的约束较少，因而使得唐朝的社会风气也相对开放。因而在李治迎武则天再度入宫时，并未遭受太大阻力。而且当时正宫皇后王氏与萧淑妃争宠，为讨好唐高宗、打压萧淑妃，还主动赞同立武则天为二品昭仪。不过，即便皇室将此事看得淡漠，可朝臣却绝非一概如此。

褚遂良和长孙无忌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儒，同时又都是追求先帝东征西战的功勋，而且长孙无忌还是皇亲国戚、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在唐太宗临终前，选择他们二人辅佐李治，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想着将自己的治国理念继续推行下去。

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继位之初，自然会对前朝遗老尊敬有加。然而，一旦皇位坐稳，也就不会再那么温文尔雅了。这一点，在唐高宗李治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初唐太宗驾崩的消息传来，李治难过地露着舅舅长孙无忌痛哭流涕，简直像个泪人一样。可几年后，当有人诬告长孙无忌谋反时，唐高宗却翻脸不认人，让长孙无忌的政敌前去负责审理。这足以见得，是唐高宗先放弃了辅政大臣，而不是辅政大臣背弃了唐高宗。

在李治册立武则天的事件中，皇权与相权矛盾开始显现。由于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坚决反对，使得唐高宗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才忍痛贬黜他们，甚至与之决裂。

皇权与相权之争，曾沿袭了千百年，直到明清时才得以彻底解决。唐朝初期，为了加强皇权，推行三省六部制，以分化相权，令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之间相互牵制。此举是具有一定效果的，但却未能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由于并不具备像唐高祖、唐太宗那样的战功和权威，加之前朝功勋尚大有人在，尤其是辅政的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大权在握，使得唐高宗的存在感极低。据史书记载，当时李治想废黜王皇后、册立武则天，还跑去长孙无忌家中，试探自己舅舅的口风。结果，长孙无忌装疯卖傻，令李治心中极不畅快。

李治此人看似懦弱，却绵里藏针。他认准了立武则天为皇后，还就真一意孤行。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王皇后、萧淑妃等人眼见武寰妃(武则天)要得势，转而联合起来，拉拢长孙无忌，共同抵制唐高宗和武则天。也正因如此，唐高宗极为恼怒，先废黜了王皇后和萧淑妃，将其二人打入冷宫，再着手准备册立武则天。

与长孙无忌不同，褚遂良是个纯粹的士大夫，他打心底里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觉得这不合礼数。因此，褚遂良对此极为抵制，甚至在朝堂之上撒泼，他“脱巾”“置笏”，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形象，大有以死相争的势头。而长孙无忌虽然比较圆滑，却也是站在褚遂良这边，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

当时，老谋深算的李绩看出端倪，关键时刻表示废立皇后都是唐高宗家事，不必征求大臣意见。这样，虽然尴尬的局面缓解了，可却令武则天得以顺利被册封为皇后。随之而来的，自然会是一番反攻倒算：

在唐高宗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之前，褚遂良便被贬为潭州都督，到武则天立后时，再将其贬为桂州都督，不久又被诬告谋反，遭受流放;长孙无忌则是在武则天立后不久，遭人诬告谋反，随后由政敌许敬宗等人审理，被定罪，被贬官流放，后又被逼自尽。最终，曾经的辅政大臣，竟活活在高宗默许的情况下，被迫害致死。

由于褚遂良和长孙无忌此前并无明显过错，二人与唐高宗之间的分歧只是在废黜王皇后、册立武则天的问题上。所以，位极人臣的宰相、辅政大臣之死，也被视为是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结果。然而事实上，唐高宗绝不会因为这一琐碎家事而枉杀功臣。可问题在于，一位心怀大志的君主，是绝不会允许让相权干涉皇权的，更不允许朝臣对自己的决策提出异议。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唐高宗为了立武则天为后，不惜牺牲了两位当朝重臣。因为，此事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两人以相权干涉皇权，最终在政治斗争失败，成了历史的悲剧。可以说，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之死，着实令人感慨，值得深思。

长孙无忌到底是怎样死的？为什么说害死他的并非武则天呢？

长孙无忌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是唐朝开国功臣，位列凌烟阁24功臣之首，他还是唐太宗的妻兄，自幼与太宗友善。长孙无忌以功臣兼外戚的特殊身份，在唐朝初年地位十分显赫。但是到最后，长孙无忌却因谋反罪而被迫自杀，那么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谁害死了长孙无忌？

　　按照一般的说法，害死长孙无忌的是武则天，原因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立她为皇后，因此武则天怀恨在心，通过许敬宗向皇帝进谗言，污蔑长孙无忌意图谋反。唐高宗信以为真，削去长孙无忌的官爵，将他流放黔州。后来朝廷又派使者逼问长孙无忌，他最终被迫自杀。

但其实这种说法是有问题，因为害死长孙无忌的幕后真凶，并非是武则天，而是唐高宗李治。长孙无忌与李治的关系非常特殊，论血缘关系，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论政治关系，长孙无忌是李治的大恩人，唐太宗册立太子时，长孙无忌一直站在李治这边。但是为何这两人却反目成仇了呢？

　　话说李世民临死前，为李治选择了辅政大臣，他们分别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李治即位后，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犹知门下、尚书二省?。我们知道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可是长孙无忌一人居然把持三省，国家的最高权力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长孙无忌还凭借自身权力，罗织罪名，害死李恪、李道宗等人。

　　可以说在唐高宗永徽年间，长孙无忌以辅政之名，行专权之实，这引起了唐高宗李治的不满。在永徽五年，李治召见五品以上官员时，发了一次脾气，?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官员没有上书言事，是因为长孙无忌控制着朝堂。

　　同年长孙无忌又在废立皇后这件事上，与唐高宗发生矛盾。为了得到长孙无忌支持，唐高宗与武昭仪亲自来到长孙无忌府上，?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然后又多次派人劝长孙无忌同意废立，但却被他严词拒绝。

　　应该说李治即位以来，一直对长孙无忌专权不满，通过废立皇后之事，他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后来李治在得到徐楙功的支持后，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开始逐步掌握大权。到显庆四年，长孙无忌被人告发谋反，人们一般认为是许敬宗诬害长孙无忌，是受到武则天指使的，因此是武则天害死的长孙无忌。

　　这个也是存在问题的，此时武则天成为皇后不过三年，羽翼未丰，还没有直接参与到政事当中。直到显庆五年，武则天才开始参与处理朝政的。此时如果没有唐高宗李治的决策，以长孙无忌的地位，武则天是扳不倒的。直到上元元年，也就是在长孙无忌死后15年，唐高宗李治?追复官爵，以孙元翼袭封?，并让其陪葬昭陵。

揭秘：唐高宗李治昏庸之谜

唐高宗为什么被人们严重低估？
李治字雉奴,是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在长孙氏所生诸子中排行第三。由于他得了风眩病,眼睛无法看东西,就让替他处理政务。武则天最后控制了朝廷大权,于是人们对唐高宗的昏庸就坚信不疑了。不过,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李治是唐朝第三代君主,在位33年。由于病弱,655年,在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他就让武则天参与朝政,时人称为二圣。对唐高宗在历史上的作用,一般认为他是个昏庸之主。范文澜先生说:唐高宗临朝,臣下来奏事,不会作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了主意
他这种昏懦的性格,势必扶植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引导国家从乱到亡的道路。这样的说法,把唐高宗这个人彻底否定了
主张高宗昏庸的观点认为唐高宗患风眩不能视物,百官奏本常由武后代为参决。自显庆五年起,政事都委托给武后,权力和皇帝相等。但武则天不久就作威作福,连唐高宗要办的事也受她控制,唐高宗十分不满
麟德元年,武后常让道士入宫行厌胜之术,被宦官王伏胜上告。高宗大怒,找西台侍郎上官仪来商量。上官仪说:皇后专恣,海内所不允,请废之。唐高宗就命上官仪起草废皇后诏书。不料武后安插在唐高宗身边的耳目随即将此事报告武后,武后立刻到高宗面前解释
唐高宗昏庸懦弱,心有不忍,又怕武后发怒,竟说:我本来没有废你的心思,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于是,武后指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和废太子李忠谋反,都被处死,与上官仪有来往的大批朝官,都遭流放或贬官。从此,每当唐高宗上朝,武后都坐在帘后,大小政事都参与裁决,升黜官员或生死大事,都凭武后决定。此后,唐高宗只是名义上的皇帝,直至弘道元年在洛阳宫中病死
与其相反的观点认为,说唐高宗昏庸是缺乏根据的。说他昏庸,最早见于新唐书。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说: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帝也懦昏,举能钳勒,使不得专
同书卷105传也说:帝暗于听受。同卷褚遂良传说:帝昏懦,牵于武后。欧阳修说他昏庸的主要论据,认为唐高宗为武则天所控制,并按其旨意贬杀了褚遂良和长孙无忌
其实,褚遂良被贬在武则天当皇后之前,长孙无忌的被杀,是在武则天当上皇后不久的事情。一些专家认为,这时的武则天还没有把皇后的位子坐热,怎么就能够盗威福贬杀高宗的顾命大臣?实际上,贬杀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唐高宗自己
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过程中,这两位老臣坚决反对,而一心想立武则天的是唐高宗,因而他是武则天最有力的支持者,很明显,褚遂良、长孙无忌和唐高宗在立武后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矛盾。不仅如此,长孙无忌凭着国舅的地位,专横跋扈,而褚遂良以顾托之重,也是悖戾犯上
两人以元老重任自居,一心想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是想着曾经对唐高宗有功,根本没有把高宗放到皇帝应有的崇高地位,而唐高宗此时血气方刚,对他们的表现早已不满。当许敬宗诬陷两人时,唐高宗不派人仔细调查,立即削去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地,安置到边远的黔州
已死于贬地的褚遂良,也被削去官爵。两人的儿子都在放逐途中被处死。可见,褚遂良和长孙无忌被杀,是武则天的心愿,但更是高宗的旨意。整个过程中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则天控制的问题,唐高宗的昏庸无从谈起
一些人认为,高宗显庆以后,唐中央政府与吐蕃、突厥、高丽等或战或和,以及研讨方略、奖惩将士等全系唐高宗决策,对公卿宰臣的任用黜陟也是如此。从唐高宗去世到武则天称帝,共经历了7年时间,武则天的力量主要是在这个时期集聚起来的,而在此之前,武则天虽然预问朝政,但权力有限,不能左右朝政
唐高宗在位的业绩：
唐高宗在位前14年中,他的政绩之荦荦大者主要有：
一、他继续推行了唐太宗时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二、唐高宗在位前期,至少是尚能维持国力于不坠,而统治区域还稍有扩展
三、唐高宗在位期间社会经济仍在向上发展。唐高宗政绩之所以史书记载较少,也不突出,其原因可能是即位初期元老勋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权重,精明而又有才干的武则天为皇后后,又直接参与执政
也有人指出,唐高宗根本没有昏庸之举。在即位之前,曾参决朝政,颇得唐太宗称赞。即位之初,也勤于国政,每日临朝,孜孜不倦。他不仅能够遵循唐太宗的大政方针,而且也表现出了管理国家的才干。具体表现在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
他令长孙无忌等修成永徽律,还逐条对之进行注释,写成唐律疏议30卷颁行天下。他在即位之初,鼓励臣下进谏,他自己也能很好纳谏。他赏罚分明,对贪赃违法者坚决予以打击,不留一点情面。褚
遂良就是因为低价强买中书省翻译人员的土地,被左迁为同州刺史。他维护了国家统一,讨伐西突厥,巩固了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他有过错,如容忍和支持武则天对王皇后、萧淑妃的残酷迫害,在对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等人的处理上,也没有很好地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个昏庸之君。用昏庸来解释武则天参预朝政的原因,显然是不妥的
上元二年,高宗风眩症加重,曾想禅位给则天皇后,使摄知国政,正式临朝称制。宰相郝处俊进谏说: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和郝处俊的意见,高宗无奈作罢
如果说高宗不是昏庸之君,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但如果我们说他真是个昏庸国君,那么史书上描述他尊礼大臣,问百姓疾苦,称为永徽之政,有贞观遗风,这又是怎么得来的呢?所谓的唐高宗昏庸,至今仍是一谜,令我们左右为难,无法圆满解释

唐太宗是怎么处置长孙无忌的？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后高宗逼死长孙无忌，如楼上所说
所以唐太宗还是比较喜欢长孙无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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