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治理贪官效果如何,贪官最后只能跪地求饶

李世民治理贪官效果如何,贪官最后只能跪地求饶

李世民是怎么治理贪官的，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对于李世民这样的一代明君，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开创出来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唐朝繁荣富强的局面，让整个大唐在世界上威名远扬。但是不论任何朝代总有奸臣和贪官，这固然是无法杜绝的，但是却可以有效的遏制，其实李世民在治贪官的方法上有很好的办法，让贪官们瑟瑟发抖，最后只能跪地连连求饶，那么到底是什么方法呢?一起去看看吧!

首先我们都知道，唐朝人是好酒之人，唐朝皇帝李世民也不例外。早年他领兵打仗，早就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因此对于酒桌上面的文化也早就深谙于心，一旦说错话或者迟到什么的，可能就会被怂恿着“罚一杯”，虽然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古代却不这么说，而是偷换概念称为“奖一杯”，这样不就更容易引导这人喝酒吗?虽然名词不一样，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喝光了这杯酒。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李世民颇受启发，他认为治理贪官也应该如此，他直接将“处罚”改成“奖赏”，也就是说如果贪官们贪得越多，那么获得的奖励也就越多，最后变成一种制度之后，贪官感受之后更是苦不堪言，最后只好连连求饶。就比如说开国功臣长孙顺德，这个人恰好就是唐初最有名的一个贪官，而且还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但是却因为这件事身败名裂。

这一次长孙顺德收了别人贿赂给他的二十匹绸缎，这件事最后却被李世民得知，于是在第二天朝会上李世民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并且公布了具体的受贿数额。就在大家以为长孙顺德大祸临头的时候，李世民却专门赏赐给他二十匹绸缎说道：“长孙顺德受贿二十匹绸缎，说明他很缺少绸缎，也是我的责任，因此今天再奖赏他20匹。”但是接来下的事情却发生了极大的反转，李世民突然让他将这20匹绸缎自己背回去。

看着这么重的绸缎压在长孙顺德身上，诸大臣皆是窃窃私语起来。长孙顺德羞愧得无以言表，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件事之后大家也都发现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人一旦被查出来，就会像他一样，不仅不会受罚而且会受到同样的奖赏，但是却必须得自己背回去。于是从此之后，再也很少有官员贪污受贿了。其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对于人的廉耻之心要懂得保持，只有培养起“慎独”这样才会将人的耻辱感上升到一个地步，这样人人自危学会了约束，这样贪污腐败之事定会大大减少。

唐太宗和贞观之治评价，如何评价贞观之治

如何评价贞观之治 唐太宗选贤任能，虚怀纳谏，励精图治，使唐朝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 （2014·宜昌）唐太宗时期，轻徭薄赋，戒奢从简，虚心纳谏，为政宽容，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史称贞观之治。 （2015·宜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几个难得的治世或盛世局面，贞观之治产生于唐朝初年。 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强调的是维持社会等级。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唐太宗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简述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第一，唐太宗君臣论治。唐太宗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要有所节制。 　　第二，选贤任能，兼听纳谏。唐太宗坚持任人唯贤，不因血缘、地域甚至是政敌而舍贤才。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并注意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和考察。他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封建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第三，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另外还紧缩 *** 机构，以节省 *** 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第四，布德怀柔，民族关系密切。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贞观之治的现实意义——亲和民生与亲和政治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事实真的这样么？有一点，但被夸大了。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 “‘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唐朝，尤其是李世民，被历代历史学学家夸大美化了。贞观时期比乱事当然好，也比一般的和平时期强，但远没有现在通常吹捧的那样美好。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抉择吧！ 列举“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评价唐太宗 贞观之治

唐太宗登位以后，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亡为鉴，密切地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等等。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之为“贞观之治”。 虚心纳谏，聆听忠告，乐于规劝，这是“贞观之治”在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唐太宗求谏时态度诚恳，方法多样。对的，则加以褒奖；错的，也不以委罪。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他判明是非，分清曲直，择其善者而从之，令其不善者而改之。平时，魏征对唐太宗的谬误，常常能当面批驳，毫不示弱。有时激怒了唐太宗，弄得唐太宗面红耳赤，非常难堪。但魏征仍据理力争，继续规劝，直至皇帝口服心服，方才罢休。魏征逝世以后，唐太宗悲痛欲绝，说“我丧失一面镜子了！” 知人以心，信人以贤，用人以才，待人以礼，广罗天下各种人才，这就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又一个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唐太宗被后人界定为贤明君主的重要标志。唐太宗坚决反对以人际关系和血缘亲情为标尺来选拔人才。他注意从新人、疏人，甚至敌对营垒中选用许多杰出的文官武将。著名的政治家，忠于职守的当朝重臣魏征，就是他从敌对的政治集团中选 *** 以后加以重用的。 “贞观之治”的第三个特征是唐太宗和他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一般都能节制开销，收敛私欲，精简机构，减少赋役，反对奢侈，杜绝贿赂，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负担。 如何评价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 我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首先要从对当时的影响来看，其次是对后世的影响，再之后最重要的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看待。

从对当时的影响来看，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主要表现在国家的强大上，政治清明，军事强大，经济繁荣，国家实力极其强大，万朝来贺。李世民所开创的朝代，文臣清廉，武将勇猛，士兵悍不畏死，一次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将唐朝变的无比强大，而且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以战养战的战争策略极大的避免了国力的无谓消耗，没有过多损伤百姓的利益，用人唯才是举，打破了世家门阀垄断政局的风气，所以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对当时的影响是人人以大唐人而自豪，政治清明，国家繁荣富强。

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贞观之治的意义影响空前深远，为唐朝之后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稳定的政治环境让唐朝发展十分迅速，为之后的盛世奠定了基础。确立的一些制度被后世所沿用，并且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三省六部制，常平仓制等。

从人民的立场上来看，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战争，但是这其中并没有频繁加赋损害百姓的利益，纵观唐朝的对外战争史，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多是以少胜多，多是以战养战，对人民的生产造成的损失不大，所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贞观之治和历史相比无疑是真正的盛世。

北宋·欧阳修：“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历史上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评论 一、钮先钟：“唐太宗在我国历史中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其文治武功，固不待言，尤其是有超人的天才，而且又能好学好问，真可以说是天纵之圣。从《问对》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位天才皇帝的智慧和风度。在战略思想中，他的地位远超过拿破仑。”

二、柏杨：“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三、张绪通：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即汉代与唐代奉行道的哲学。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运、最先进的国度。

监狱是空的，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所有国民充满自信。这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 *** 达到了礼制与正义 *** 的水准。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四、李敖：“唐太宗是历史上最有‘奇情’气质的英雄人物，柔情侠骨，一应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斗争中，当然他有和人一样的霹雳手段，但在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许多‘奇情’，使江山多彩，为人类增辉。”

五、《剑桥中国隋唐史》：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

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 *** 融的关系。

扩展资料： 人物生平

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去雁门关营救隋炀帝。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后晋封为秦王，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626年7月2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及二人诸子，被立为太子。不久唐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

李世民在位期间，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各民族融洽相处，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649年7月10日），李世民因病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葬于昭陵。

唐太宗在位期间的出色政绩在历史上被称为什么？

后人称李世民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 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他曾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过苛地对待民众。因此，他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并留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当官，不计身份，不别亲疏，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
首先，他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能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王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太宗举贤任能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机构中庶族地主占优势。
其次，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
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贞观之治”的显著特色就是“创新”、“和谐”、“有节”。
“创新”是“贞观之治”的活力之源
　　政治的活力
渊源于锐意开拓，不断创新。“贞观之治”从本质上说就是创新的过程，创新的成就。“创新”精神是“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历史时期、独领风骚的根本标志。
贞观之治的“创新”特点体现在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思维创新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如三省六部制度，并不首创于“贞观”时期，然而，唐太宗对它有改革，有发展，因而使三省六部制的运作机制得到重大改善，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它最大限度地贯彻了在封建政体条件下的分权原则，发挥了中央决策、审议、执行机构之间互为弥补、互为制约的功能：由中书省发布政令，由门下省审核政令，由尚书省执行政令。这一体制“创新”，使得决策、审核、执行诸环节有机衔接，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把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降低到较低的程度。毫无疑义，正是这种制度创新，为贞观时期各项政策的全面推广和普遍落实提供了重要保证。又如，编纂《氏族志》虽然不是“贞观之治”中特别亮丽的节目，但它同样蕴涵着深厚的“创新”魂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决定“贞观之治”成败的一个重要环节。道理很简单，唐太宗组织编纂《氏族志》，中间尽管有趁机提高李姓皇族地位的私曲，但在客观上却强有力地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为科举制的健全发展扫清了道路，顺应了庶族地主势力迅速崛起的历史大势，从而确保了大批既有办事能力、又愿效忠朝廷的庶族地主政治家进入权力中枢，扩大了统治基础。这种顺应时势、强本固基的做法，当然属于政治文化建设上的重大创新。再如，贞观时期进步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也植根于唐太宗在民族观念上的“创新”。长期以来，中原正统的观念都是讲“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这种思想在意识深处有一种民族隔阂、民族撕裂的情绪，对秦汉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而贞观时期，唐太宗明确宣布：“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唐太宗禀执“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从而在民族观念上实现了创新与突破，在实践中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注入了活力。很显然，没有民族观念上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唐太宗被北方各族尊奉为“天可汗”的历史一幕，更不会出现“九重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场景。
“和谐”是“贞观之治”的理想境界　　
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想状态是和谐。而所谓“和谐”，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包容性、互补性、平衡性。考察“贞观之治”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之所以达到封建社会“治世”的极致，就是因为它上下弥漫着“和谐”的气度，内外渗透着“和谐”的血液。
就包容性而言，唐太宗治国，能够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由于能包容，故唐太宗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容忍和接受魏徵等大臣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由于能包容，故唐太宗在人才任用上，能做到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徵、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贡献聪明才智。总之，由于能包容，使得贞观一朝的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祥和安定的氛围，造就了政通人和、人才辈出、上下同心的“和谐”局面。
就互补性而言，“贞观之治”体现了文武并用、宽猛相济的治国安邦精神。“和谐”的前提是承认差异，手段是控制差异，这就要求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具备政治大智慧，做到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相反相成。这一点，在唐太宗的治国实践中表现得很充分。换言之，以互补的方式实现“和谐”，乃是“贞观之治”的鲜明特色。如在用人上，唐太宗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多能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从而使不同类型的人才皆得其用，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正是这种人才任用上互补性成功的形象写照。又如，在学术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李唐皇室奉老子为先祖和资助玄奘翻译佛经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
就平衡性而言，“贞观之治”也有独到之处。唐太宗君臣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也有所重视，并尽力将社会冲突的危险控制在最低的程度。首先，唐太宗一生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将儒家一贯倡导的“取于民有制”原则变成行动的纲领。其次，唐太宗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其三，唐太宗对科举取士制度作了重要改进，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身份，进入官吏队伍，这样便扩大了统治基础，在此基础上，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
“有节”是“贞观之治”的成功环节　　
“有理，有利，有节”，是政治运作上的大智慧。政治的高明，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为对“度”的巧妙掌控。真正杰出的政治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总是非常理智的，既不会在困难面前踌躇犹豫,也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而是能做到掌握分寸，留有余地，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种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特色，在贞观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同样不乏具体表现。唐太宗作为一代明主，在治国经武方面反映出的沉稳与节制，正是其政治智慧超人一等的生动写照。
对武德旧臣的安排处置，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唐太宗遇事“有节”，运作“有度”的政治大智慧。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完全掌控了整个国家机器，生杀予夺，专一于己。然而，他在用人上，并没有让感情蒙蔽自己的理智，没有来一次彻底的大换班，没有将武德旧臣一脚统统踢出朝廷。恰恰相反，他基于士族势力依然强大的现实，考虑到平稳政局的客观需要，对充当既得利益代表的主要武德旧臣，诸如裴寂、宇文士及，封德彝、萧瑀等人依旧予以任用，然而，他又通过赋于自己亲信和新锐之士真正实权的方式使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渐渐边缘化。这样，既保证了贞观一朝的正确政治路线得到切实的贯彻，又避免了因官吏队伍变动过于急剧而可能导致的政局动荡，在平稳中巧妙地完成了权力格局的调整。这种高明驾驭政治运作的艺术，称得上是“釜底抽薪”，它远远胜过表面光鲜而实质笨拙的“扬汤止沸”。其他像生擒颉利可汗后未加诛戮、在新占边陲之地设置羁縻府州而不推行郡县制、钟爱魏王李泰而最终放弃传位于他的念头等等，也都反映了唐太宗分寸度把握上的恰到好处。

贞观之治 - 盛世景象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克林顿事件是美国政治上的最大丑闻，可一位中国人说：我国的一个村长也比克林顿要风流好多倍，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窝囊了……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
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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