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候官员才称呼为大人,明朝时期的百姓是如何称呼官员的

雍正时候官员才称呼为大人,明朝时期的百姓是如何称呼官员的

对明朝官员和百姓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影视剧中多称官员为“大人

“大人，小人冤枉啊!”曾几何时，类似这种桥段风靡网络小说。而将古代官员称呼为大人，却早已在各大影视剧里泛滥了。其实，将官员称呼为大人，是清朝雍正之后的事情了。

“大人”多指父母长辈，并不用于称呼官员

“大人”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春秋之前，特指体型大的人。随后融入了等级观念，开启了贵族化，只有道德高尚、位重权高之人才能称为“大人”。汉朝以后，“大人”多指父母长辈，并不是用于称呼官员。

明朝对官员往往称呼职位

“大人”作为对有权位之人的当面尊称，始于华夏礼制荒废的元朝。但下级和百姓对官员称大人，在明朝之前是极少见的，何况以恢复中华为己任的明朝，就更难得一见了。明朝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了个笑谈，有一次他祖上去张居正家做客。席间喝酒的时候，张居正开玩笑叫了声“沈大人”，其他同僚哄堂大笑不止，因为大家都没听说过有“大人”之称。

下级为了表示尊称，称知县为堂尊

官员以职位相称，百姓称父母官为“老爷”

在明朝，对官员往往称呼职位。比如海瑞就任淳安知县时，就称呼海知县，绝不可以用“海大人”。若是下级为了表示尊敬，往往会在官职后加一个尊字，称呼为海县尊或堂尊。同级的同僚关系好的也会互称兄，一般以号为前缀，像海瑞的号是刚峰，那就是刚峰兄，还有就是以表字称呼“汝贤”。

百姓称呼父母官为“老爷”(图片来源于网络)

由于明朝实行“路引”制度，一般平民百姓能够有机会见到的，也就是当地官员了。当地官员有府、州、县官，也叫父母官、亲民官。包括府官中的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州官中的知州、同知、判官，县官中的知县、县丞、主簿。亲民官这种称呼早在宋朝就已经产生，到明朝时已非常流行，百姓对于官员以家长称呼，称之为“爹爹”、“老爷”、“太爷”、“爷爷”等。

明人小说多有反映称父母官为“老爷”(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在明人冯梦龙小说中多有反映，《醒世恒言》钱秀才即称知县为“父母老爷”，县民陆五汉叫知府为“爷爷”，裴九老称呼乔太守为“太爷”。《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寻夫》苏三向刘推官申冤时称其为“刘爷”。王世德《野史无文》中就连亡国之君崇祯帝在城破之际，安排太子二王出宫时都不忘交代“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幼者呼为相公，或称为长兄。”就是说太子二王隐姓埋名，成为平民百姓一员，见到官员年纪大的叫“老爷”，年轻的叫“相公”或者“长兄”。

明朝以礼法治国，史上首次将父母官入法

可见，明朝百姓是不可以乱叫官员“大人”的。在很多明朝题材影视剧里，动不动就来一句“大人”，甚至上级对下级也这样称呼，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要知道，大人是含有长辈的意思的。何况，用“大人”来称呼父亲(已故)，直到现代，还一直保留在墓碑刻铭习俗中。哪有这样称呼的?明显不符合礼节，只有在礼制荒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比如之后的清朝“大人”之称泛滥。

上级称呼下级绝不会叫“大人”(图片来源于网络)

明朝重视以礼法治国，将理学作为治国之本，理学的发展，更加强调伦理纲常关系，将伦理化色彩浓重的父母官意识历史上首次昭然写入法律。将《大明律》中的法律规定更多地上升到礼法高度，因此统治者在统治术上强调官员的父母官意识，以此稳固统治秩序。明代判词中也是强调“官居同父母之尊，部民有子孙之责”。当然，以现代人来看，明朝百姓如此称呼父母官，也委实开不了口啊!

清朝时期“老爷”和“大人”有啥区别，为何说喊错了会很尴尬？

清朝时期“老爷”和“大人”是对不同官衔人的称呼，喊错了也就意味着自己没文化或者没有认清对方的官位，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显得很尴尬。清朝时期官员对于别人对自己的称呼是非常在乎的，所以有着严格的规定，是绝对不允许乱叫的。

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人们称官员为“老爷”或“大人”。我们不要被影视剧误导，其实这两个对官员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它们代表着各自不用的含义。正是因为这样，在清朝时期“老爷”和“大人”这两个称号是不能乱叫的，叫错了会让对方非常不高兴。

“大人”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和《孟子》。继雍正之后，文职六部，大小九卿、翰林院侍讲以上、詹事府赞善以上，外而督、抚、藩、泉、运、道，武职都统、副都统、口外大臣及绿营提督，总兵皆称大人”。光绪以后，知府有加至二品，三品职衔者，无不“大人”矣。大人可直接称呼或在前面加上官职称呼。

“大人”和“老爷”都是用来称呼官员的。不同的是，它们有不同的层次含义。“大人”是官衔知府之上的称谓，“老爷”是官衔知县级以下官员的称谓。古代官员的地位都是来之不易的，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和官员接触的基本都是一些文人，如果叫错了会显得非常没有水平，自然就会很尴尬。

请问古人如何称呼官员？

民父母·民贼·民佣(乱翻古人笔记之二十四)
　　
　　父母官之称源自“召父杜母”的典故。《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为政勤勉有计谋，劝民农桑，“好为民兴利”，“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被当地人尊为“召父”。《后汉书?杜诗传》载，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南阳郡新任太守杜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任内造水排、铸农器、治陂池、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被当地人尊为“杜母”。“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州县地方长官被尊称为“父母官”便这样传了下来。
　　
　　古时州县长官，真也还有些是可视之为民父母的。
　　
　　《梦溪笔谈》载，鄂州崇阳县“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张姓知县“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至嘉佑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农人有“入市买菜者”，知县召来劝谕说，城里的居民无地种菜，买菜吃是没有办法，“当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而且毫不客气地“笞而遣之”，后来当地农家“皆置圃”，并且把一种菜取名“张知县菜”。这张知县，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严父的味道？
　　
　　康熙二十九年，皇帝下诏“察举廉吏”，一共表彰了4个县令，嘉定令“陆陇其”是其中之一。清吴炽昌《客窗闲话》、清钱泳《履园丛话》、清龚炜《巢林笔谈》，都记载有陆的事迹。陆断案时，“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境内渐成无讼之风”。 当地有强盗要入境抢劫，陆“戒吏民无动”，“骑马入盗中”，“谕之曰：‘尔等皆良民，迫于捕逐耳，今令来，欲与尔等共为善，能自新乎？各散还家，贳汝罪；否则，官军至，无遗类矣。’”强盗们“流涕蒲伏曰：‘公真父母，死生唯命。’”境内有一刁民拖欠税款，骗陆说把女儿卖了再来缴，陆“闻言流涕，戒勿鬻，取俸代完”，结果“众怒其（刁民）诈，兢殴之几毙”，“自是民间输纳恐后”。这陆县令，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有点慈母的样子？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第四卷载有“刘公绸”、“陈公绸”的故事。橡树饲蚕篇。“康熙间宁羌牧刘君从山东雇人至州，教民养山蚕，织茧绸，陕省蚕桑之利，由此肇兴也。”时陕西人便将所织茧绸称为“刘公绸”。“黔省土瘠民贫，惟遵义一府，农蚕并行，生计较裕。自乾隆中，山东历城人陈君来守是郡，见其地青棡树即山东之槲栎树，其叶可饲山蚕，乃捐俸遣丁至山东买取茧种，访觅蚕师，广为教导，期年有成，至今利赖。”所织是谓“陈公绸”。这刘陈二公，对治下百姓来说，是不是一副埋头为儿女谋福的忠厚父母形象？
　　
　　可是，官民之间与真的亲子之间的关系，却是有本质区别的。亲子之间有天然的、无法割裂的血缘联系，而官民之间的联系是“人为”的：直接来看，官是皇帝老儿给民派来的，稍远一点说，中国古代的官都是统治阶层所种武力之树上的一粒果实。这样的关系自然是可以割裂的。正因如此，官们背上背着皇帝老儿，背后靠着武力那棵大树，其实想视民如子便视民如子，不想视民如子，便完全可视民为钱袋或者羔羊。《巢林笔谈》卷四《见利忘害》篇的内容，可作为官民与亲子关系之大异的极好佐证：“乾隆二十九年，诸暨令黄汝亮之重征，五十一年平阳令黄梅之苛敛，俱因其子素预公事，见利忘害，以致身干重辟，子亦罹刑。”看看，官与子一起“见利忘害”，所“重征”、“苛敛”之对象，当然是民了。
　　
　　民贼，从来就没有少过。
　　
　　仅《巢林笔谈》所记，顺手就可录如下两则。《县令好蝶》篇载，明朝时如皋县王姓县令 “性好蝶”，断案后需要以“笞罪”处罚的被告，只“输蝶”给他，就可以免除处罚。原告岂不气结？《官僚疾赈》篇载，雍正十年秋，大概是台风侵袭，“沿海居民漂没无算”，灾民跑到城市，“或聚于书院门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好义之士稍稍赈施”，不料却“拂长官意”。官们认为，灾民死了“与官无累”，“赈施”却让灾民“久羁”城里，使官受累。这种官，哪里还有人性？
　　
　　清张集馨在不少地方担任过各种地方官，所著《道咸宦海见录》，记下的民贼“事迹”更为详尽，有的真是闻所未闻。民向官交粮纳税，正额之外，例有浮收；甘肃等省有所谓“仓粮出陈易新”的名目，仓中陈粮“本不干洁”，地方官却“刑驱势迫，勒令具领”，领的时候已在计量上克扣，还要在陈粮中“搀杂秕稗丑粮”，等到收获后，民们就得“加息还仓”，“往往二石新粮，不足交一石旧谷”；四川则有所谓“放炮”的敛财办法，即 “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新官到任也“放炮”，“名曰倒炮”，甚至任内故意放出谣言说将去任，也要放炮，美其名曰“太平炮”，放“炮”所得税款则绝大部分都被私吞。横征暴敛到了什么程度啊！而当民们缴不起税捐租谷，还不清债务时，往往被诬为抗粮、抗捐、抗税、赖债的刁民，逮捕拷打。稍有反抗，则横加匪盗等罪名，滥施酷刑。四川官府设有一种所谓“卡房”，“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证人“亦拘禁其中”，“ 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成绵资道徐有壬“不到半年，滥杀八十余人，有的被重责二三千小板，然后行刑”，此人后来还升为江苏巡抚；四川按察使刘喜海“凡州县解来匪犯，或先责四百小板，然后讯供，或带至城隍庙，令犯人跪于神前揲一筊，如系阳筊则免死， 如系阴筊则在神前责毙，或头浆迸出，或肢体断折”，有的“装入笼内，断其水食，一日而毙”，有的甚至“用镬煮之”。这些官与魔鬼还有什么区别？
　　
　　及至翻至《巢林笔谈》之《民佣石瑶臣》篇，着实愣了好大一会。“石尝自记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吾不敢，吾其为民佣乎？’故自号曰‘民佣’。”篇中没有怎么记石的事迹，只说他长期在江西当县官，“道光朝循吏也”，有一年大约江西有出现灾荒，官们赈灾“钱粟未办”，饥民聚集呼赈“声震巡抚署屋宇”，“大吏不知所为”，“急檄石令”，“石至，而万众皆迎伏跪拜”，“愿听处置”，“是赈也得缓而无变”。从中可以看出这石某在民众中威望很高。可是可是，这石瑶臣怎么会想出自己是个“民佣”，或者要作个“民佣”呢？佣，那可是下人。他一个高高在上的官，怎么可能是佣？虽然他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确实是民们提供的，可民们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雇过他？佣怎么又能够自任？

中古代官员的称呼

中央官职：自隋代演变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相权分散。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长官为尚书，副职为侍郎。下设郎中，副职称员外郎，下属官员有主事等。

地方官职：太尉、大司马、巡抚、知府、县令、里正、刺史、司马、节度使、提辖等。

扩展资料：

古代临时官职：

为行使特殊职责，可谓是皇帝或政府的特使，最初具有临时性。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体现事务的紧急性、临时性，二是所派之人或所欲解决之时没有确定职权机构可以实施，这体现了制度的滞后性。举几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使职：

1、节度使，是为了解决府兵制无法适应唐朝边界战事频繁和战略防御的需要。长期性需要边疆部队的存在使得新的军队组织和指挥系统应运而生，节度使成为一方军事力量的控制者，并逐渐掌握财权和政权，盘踞一方，终酿大祸。

2、三司使，这是在宋代才存在的一个官职，但在唐代已经具有了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使。唐朝冗官、冗军，大量的财务需要调度，原先的模式也无法适应，新增转运使提高效率。同样唐朝后期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税收比重以盐铁和地户税为主，所以度支使和户部使的产生也有必然性。

3、枢密使，原先有宦官担当，负责在皇帝和大臣之间传达信息。但由于与皇帝关系问题，地位日隆，但北宋成为了二府之一，掌管军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古代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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