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的能臣，宇文融在历史上是个怎样的人

开元盛世的能臣，宇文融在历史上是个怎样的人

你们知道宇文融的故事吗?接下来小编为您讲解。

开元之初，唐玄宗抑制奢靡，崇尚节俭，千方百计省银子。但想要库府充盈仅靠节流不行，关键还在于开源，也就是增加赋税。

古代是农业社会，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着政府赋税的多少。隋炀帝为何能开创那么大的雄图伟业呢?因为大业五年，隋朝的人口多达890万户，约5000万;而贞观时期，唐朝只有不满300万户，让李世民整日怅然若失;到睿宗时期，人口达到600万户，80多年增加了300万户;而到了开元末年，不到30年，唐朝人口就增加了240万户，达到了840万户，约4800万。

排除基数增长外，人口增长的幅度也远超以前，难道玄宗朝的妇女们都加班加点生孩子?

其实是因为玄宗将民间隐匿的逃户大都检括了出来，仅此一项就多达80万户，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就是开元盛世真正的能臣：宇文融。

大唐盛世，为何出现逃户问题呢?这还要从均田制说起，均田制发端于北魏，是一种按照人口授予土地的制度。当时长期战乱，门阀大族把握着大量的土地与佃农，形成地多人少的局面，均田制的施行，使无田的流民与依附于门阀的佃农可以获得土地，成为直接受控于朝廷的自耕农。

这样一来，国家赋税大增，隋朝之所以富庶，就是受控于朝廷的自耕农数量达到了历史顶峰。隋末唐初，又进行了大规模战争，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使得这一措施在唐初也能推行着，但随着社会的安定、人口的增加、官吏的腐败，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自耕农普遍得不到应得的土地，但还得交纳相应的赋税，人民不堪重负，所以纷纷隐匿到偏僻之地开荒，成为所谓的逃户。这样一来，朝廷赋税缩水，兼并了土地的地主得到了好处。

开元之初，只是个八品县主薄的宇文融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及时上表玄宗，得到了玄宗的重视，很快提拔他为御史中丞，负责检括逃户。

面对逃跑的黎民百姓，宇文融并未一味采取强制措施，而是使用了较为缓和的手段，只要在规定期限内自首，农民就可重新成为编户齐民，回不回家乡都可以。而且，由逃户成为编户的前六年，只需每年缴纳1500钱，其余赋税统统免除。

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认可，不再过偷偷摸摸的日子，还有如此优惠的条件，逃户们大都满心欢喜的自首。于是，大唐赋税大增，库府充盈，宇文融也成为玄宗身边的第一红人，并两度拜相。

然而，这样一个为朝廷做出巨大贡献的能臣，历朝历代的评价却很差劲。《旧唐书》说他是“奸佞之辈，惟事悦人;聚敛之臣，无非害物”。也就是祸害百姓、聚敛财物，以取悦于皇帝的奸佞之辈。《新唐书》更甚，将他与奸相杨国忠归为一类，说他们盘剥百姓，取悦皇帝。

那么，为何这样一个既充实了库府，又给百姓实惠的能臣，会被历史抹黑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不符合儒家思想

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士大夫们的崇高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财政、商贾，这些与银钱打交道的行当，历来为他们所不齿。所以，宇文融的行为被士大夫们所轻视。

其二，利益冲突

宇文融与当时的首相，也是文坛领袖的张说起了冲突。冲突的核心便是括户问题，张说认为括户严重干扰了黎民百姓的正常生活，希望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宇文融的括户政策，严重影响了张说等人的利益。

以张说为首的一派，并非传统门阀大族，而是武则天时期通过科举等方式进入统治集团的庶族地主，说白了，他们是最大的土地兼并者。武则天时期，为了稳固统治，对这一派人百般拉拢，对他们兼并土地放任不管，对逃户听之任之，促使了他们做大。

而宇文融的括户行为，维护了自耕农的利益，增加了国家赋税，就必然会打击这些庶族地主的利益。所以才引来张说等人的一致抵制。

不但朝堂上针锋相对，封建士大夫们还掌握着历史话语权，历朝历代，史书都由他们编纂，所以宇文融被黑得很惨。

所以，宇文融这样一个为国为民的能臣，变成了史学家笔下的奸佞之辈，聚敛之臣。

李隆基与开元盛世

李旦第三子唐玄宗(712年～756年)李隆基(685～762)英明果断,多才多艺,知晓音律,擅长书法,仪表雄伟俊丽。李隆基岁数大,孩子众多,很有可能是汉族皇帝拥有孩子最多的一个。包括夭折的,拥有30个儿子,31个女儿,这是很壮观的。

712年李隆基继位以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矛盾进一步激化,713年七月,李隆基先下手,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不知道这些被罢黜的官员中,有没有魏征这样的人才,从这个角度看,李隆基不如李世民。

李隆基是非稳定时期皇位竞争的胜利者,不是按照嫡长子身份继位的,也不是靠运气继位的,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继位的,这类似于李世民。当然,在风险情况下的皇位竞争,靠自身的努力获得皇位的人员一般是较有水平的,如果其寿命正常,是可以取得较大成就的。可见,皇帝的个人能力对国家局势是很有影响的,但是,悲剧的是,中央集权专制情况下,按照血统继位的皇帝多数是水平不高的,并且部分皇帝是庸才,极少数皇帝甚至有些弱智。

当然,这并不是说,皇帝应该通过有风险的皇位竞争得到。有风险,不仅仅是竞争皇位以及各自的追谁者有风险,更主要的是,普通无辜的国民也会跟着有风险。如果宫廷政变能顺利成功,这当然不算坏事情,其各种危害比较小。那些挟持大量军队的皇位斗争就对普通人具有明显危害了,最有危害的是,皇位的武力竞争者,长期相持下去,难分胜负,这会给国民带来巨大灾难。

一个有水平的皇帝,能任用一些有水平的中央官员,也是正常的。有水平的李隆基任用了一些很有水平的宰相,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张说。李隆基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1,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2,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3,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可以减弱暗箱操作,有利于光明正大的决策政事。4,重视县令的任免。李隆基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

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到李隆基做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723年,唐玄宗接受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现代大部分国家的士兵都是雇佣兵,虽然名义上不是雇佣兵。凡是不强制征兵的国家的士兵,本质上,基本属于雇佣兵,这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韩国等部分强制征兵的国家或地区的士兵,不属于雇佣兵。

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jiù)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为解决军粮问题,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李隆基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恢复安北都护府,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在西域地区收复碎叶镇,恢复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712到725年之间,李隆基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武则天时期佛教获得较多发展,李隆基限制僧侣数量,从而增加劳动人口,遏制佛教发展。

李隆基的一系列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新的发展,带来了强盛繁荣的「开元盛世」。这些政策的产生并不需要太高智慧,也就是跟着感觉走而已,这也许显示盛世的到来,并不是太难。

736年,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宰相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影响生产。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唐玄宗说,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不必再等以后,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玄宗很高兴,照计而行。后来,李林甫就找机会诬陷张九龄等人,终于使唐玄宗将这些敢于直言的宰相罢官,由他把持了朝政。

李林甫等人掌权,标志着已经50岁出头的李隆基不再励精图治,开始沉迷于享乐,标志着开元盛世的结束。开元盛世也就是从713年以后开始,20多年后结束。这是国民比较幸福,社会秩序良好的时候,也是人口高速增长的时候。

武则天前期, *** 统计的人口数量(这并不是实际的人口数量,由于当时的人口税,导致人们逃逸户口统计,实际人口数量会大于 *** 统计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3000万了,又经过30年时间的发展,虽然社会秩序不是太好,但人口数量应该还是在增长之中。估计在李隆基的时候,人口数量会增加三分之一, *** 统计的人口数量可以达到4000万。估计到730年, *** 统计的人口数量应该在5000万了。也就是说,开元盛世时期的人口数量大致在5000万人口附近,这是一个庞大人口数量情况下,维持的人间盛世,受益人口很多。

开元盛世情况类似于汉武帝时期结束后的昭宣中兴,昭宣中兴就是在庞大的人口数量基础上,在适度社会秩序混乱以后,社会走向正轨带来的盛世。昭宣中兴时期也是西汉最强盛的时期,对外关系获益最大的时期,这一点似乎还要比开元盛世时期强一些。我们由此可以感受,李隆基的水平也就是类似于昭宣二帝的水平,李隆基只是比昭宣二帝的寿命大,由于皇帝位置的时间长,导致他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事情。如果考虑到李隆基时代的科举制度的推行,带来官吏水平的提高,带来国家管理难度的下降,李隆基的水平甚至还不如昭宣二帝的水平。如果考虑到唐朝没有推广盐、铁、酒等领域的国营制度,这会减少 *** 腐败和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开元盛世的经济表现水平高于昭宣中兴也是应该的,正常的。昭宣中兴部分继承了汉武帝的盐铁国营政策,这是昭宣中兴不能取得更好表现的重要原因。汉武帝开创的盐铁酒国营政策,伤害了许多时期的经济运行效率,是危害深远的政策。

如果让李隆基与汉武帝刘彻相比,两个人的主要共同点是寿命比较大,做皇帝的时间比较长,对历史的影响比较大。水平应该都不低,相互之间水平比较类似。但与刘秀或李世民相比,都明显逊色一些,刘秀与李世民才是汉唐之间的数一数二的天才皇帝。

在汉族区域统一的情况下,皇帝有一定水平,并不需要太高,任用一些有水平的中央大员,加强官吏管理。只要皇帝不胡闹,按章办事,盛世自然就来到了。

古代诗人张九龄的生平故事

　　导语：张九龄(678年—740年)字子寿，一名博物，谥文献。汉族，唐朝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世称“张曲江”或“文献公”。唐朝开元年间名相，诗人。下面是关于他的生平故事，欢迎阅读：

　 　早年经历

　　官宦世家 少有才名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唐仪凤三年(678年)出生于世代仕宦的家庭。曾祖父张君政，曾任韶州别驾;祖父张子虔出任过窦州(治所在今广东信宜县)录事参军;父亲张弘愈，曾为新州索卢县(今广东新兴县南部)县丞。

　　张九龄幼时聪明敏捷，擅长写文章。9岁知属文，13岁能写出好文章，时用书信干求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非常赞赏他，说： “这个人一定能有所作为。”王方庆的赞叹，对鼓励他立下远大志向有积极作用。

　　 崭露头角 任官唯贤

　　青年时期的张九龄，才智过人，勤奋好学，能诗善文。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登进士第，为考功郎沈佺期所赏识。被授予校书郎官职。 长安三年，宰相张说因直言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被流放到岭南，过韶州，得阅张九龄文章，夸奖他的文章“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一见而厚遇之。张说博学多才，是当时文人的领袖，又是朝中多有建树的重臣，他的激励对刚刚走上人生道路的张九龄是很大的鼓舞。

　　神龙三年(707年)，张九龄赴京应吏部试，才堪经邦科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神龙四年夏，奉使岭南，就便省亲。他当了几年秘书郎，得不到调迁，萌生归乡之念。正好太子李隆基有所作为，举天下文藻之士，亲自策问，九龄应试道牟伊吕科，对策优等，升为右拾遗。李隆基即位为玄宗，张九龄改任左拾遗。但是，张九龄与宰相姚崇的矛盾却越来越大。姚崇是唐玄宗所器重的大臣，执掌军国大权。张九龄在唐玄宗上台的第二年，就上书姚崇，提醒他“远馅躁，进纯厚”。姚崇复书嘉纳其言，在选官用人中消除过去缘亲是举的流弊，坚持以才取人，整顿吏治。

　　先天元年(712年)12月，玄宗于东宫举文学士，张九龄名列前茅，授左拾遗;他曾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

　　 开大庾岭

　　然而，意见并不总是一致，过了三年，开元四年(716年)秋，张九龄又以“封章直言，不协时宰”，招致了姚崇不满，这年秋天，他以秩满为辞，去官归养。张九龄回到岭南，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并不闲居，而是想为家乡办点实事。甫到家中，便向朝廷状请开大庾岭路。张九龄出入岭南，也走过这必经之路，对大庾岭梅关“人苦峻极”的险阻深有感受。开元年间的唐王朝，经贞观以来近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繁荣。岭南以沿海之利，海外贸易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广州已成为中外海上交通门户的大商港。在这种情况下，开凿梅关古道，改善南北交通显得非常迫切。张九龄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于是他自任开路主管，趁着农闲征集民夫，开始开凿工程。张九龄亲自到现场踏勘，缘磴道，披灌丛，不辞劳苦，指挥施工。古道修通后，全长十几公里，路宽近17米，路两旁遍植松树。路修成之后，张九龄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记述大庾岭开凿后，公私贩运“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由于梅关古道的修通，南北交通大为改观。梅岭古道成了连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后人誉之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为唐代南北交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造福子孙后代。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岭路对他们来说是最快捷便当的通衢大道。张九龄居家时间，与曲江县尉王履震、韶州王司马来往密切，诗酒唱酬，结成知己。开元五年(717年)夏秋之间，他与王履震联袂来到广州，写下《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诗。

　 　为官之道

　　重出官场 仕途波折

　　开元六年(718年)春，张九龄被召入京，返京时，王司马一直送到大庾岭上。到京后，因修大庚岭路有功，拜左补阙，主持吏部选拔人才。张九龄的才学与能干渐为大家所认识。吏部考试选拔人才，他与右拾遗赵冬曦四次奉命参与评定等第，都能公允服人。[5] 开元七年，改任礼部员外郎，开元八年，又升迁司勋员外郎。

　　开元九年(721年)，张说入拜宰相。张说对张九龄早寄以厚望，见他果然文才出众，又和自己同姓，便与他论谱叙辈，夸奖张九龄“后出词人之冠也”。靠张说的赏识和提拔，张九龄提升为中书舍人内供奉。张九龄并不因为和张说关系密切而随声附和，他对张说的断然行事多有劝说，体现出办事公允和卓有预见。玄宗东巡泰山封禅，封禅之后有进阶行赏之事，张九龄因此提醒张说选择随行人员要注意选那些清流高品，以免引起非议。然而张说选定从行登山的官员，许多是官阶较低且己之所亲者，果然招致一片怨言。张说对玄宗所赏识的御史中丞宇文融奏事多压制不理，张九龄提醒他“不可不备”，张说没放在心上。

　　开元十年，多次升迁担任司勋员外郎。当时，张说担任中书令，他与张九龄同姓，(按年龄)排序结为宗族兄弟，张说特别亲近、看重他，张九龄很高兴(张说)了解自己，所以也(愿意)依傍跟从他。

　　开元十一年(723年)，张九龄被任为中书舍人。

　　开元十三年，皇帝东巡，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张说亲自决定侍从皇帝登山的官员，他多推荐两省录事、主书和自己亲近的官员代理官职登山，于是(对他们)特别加以晋级，破格授予(他们)五品官职。当初，张说命令张九龄草拟诏书时，张九龄对张说说： “官爵是天下共用的器物，应该把道德名望高的人排在前面，有功劳的旧臣排在后面。如果颠倒了顺序，指责和批评就会产生。现在登山封禅，广施恩泽，这是千年—遇的大事。有名望和品德高尚的人，不能蒙受恩泽，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末流却先被加官晋爵，(我)只是担心制度出台之后，天下各地的人会感到失望。现在制订草表的时候，事情还可以更改，只是希望您仔细研究谋划这件事，不要留下悔恨。”张说说： “事情已经定下来， 荒唐无据的议论，哪里值得担心呢?”最终没有听从。等到制度出台时，朝廷内外的人对张说有很多指责。当时，御史中丞宇文融刚掌管田户租税的事情，每次向皇帝陈奏，张说多建议皇帝不要听从他，宇文融也因此对张说不满，张九龄劝张说对宇文融要有所防备，张说又不听从他的话。没过多久，张说果真被宇文融弹劾，罢掉了知政事的官职，张九龄也改为太常少卿，不久调出京师担任冀州代理刺史。后改授洪州(南昌)都督，不久又转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

　　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宇文融和李林甫等人弹劾张说，张说被罢相，张九龄也受牵连，张九龄改任太常少卿。六月，奉命祭南岳及南海，就便归省。是年秋张九龄回京，仍被指为亲附张说，调任外官，出为冀州刺史。张九龄以老母不欲从之任所为由，表请罢官。翌年三月，改任洪州(治所今江西南昌)都督。在洪州任上，写了《在郡怀秋》诗二首，表达了时不能用，忧郁思归的心情，其一为：秋风入前林，萧瑟鸣高枝。寂寞游子思，寤叹何人知。臣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五十而无闻，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饰，直道如不羁。未得操割效，忽复寒暑移。物情自古然，身退毁亦随。悠悠沧江渚，望望白云涯。路下霜且降，泽中草离披。兰艾若不分，安用馨香为。

　　开元十七年(729年)，张说又被玄宗拜任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开元十八年一病不起，终于病逝。他多次推荐张九龄做集贤院学士。

　　开元十八年(730年)，张九龄转任桂州(治所今广西桂林)刺史兼岭南道按察使摄御史中丞。便道归省，与家人欢聚。开元十九年春，他从桂林乘船顺流巡行按察来到广州。

　　三度入京 谏官本色

　　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张九龄被召入京，擢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他奉旨代撰敕文，对御而作，不须草稿，援笔立成，深为玄宗倚重。在他的文集中，代皇帝起草的敕文多达114篇。两次升任他为中书侍郎。开元二十年二月转为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八月，兼知制诰。张九龄时已55岁，屡乞归养。玄宗对他加以重用，并不批准，只是把他弟弟张九皋、张九章就近家乡封官，以便照顾老母。张九皋后官至广州都督兼五府节度经略使，张九章后官至岭南节度使、广州都督，都是统治岭南的封疆大吏。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五月，张九龄升任检校中书侍郎，十二月，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修国史。主理朝政。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遂兼河南稻田使。 当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琏因为副将安禄山讨伐奚、契丹失败，捉拿护送他到京城，请求按照朝廷典章执行(死刑)。张九龄奏明皇上说：“张守琏的军令一定要执行，安禄山不应该免除死罪。”皇上特别赦免了他。张九龄上奏说： ‘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谋反之相，请求皇上根据他的罪行杀掉他，希望断绝后患。”皇上说： “你不要因为王夷甫了解石勒这个旧例，误害了忠诚善良的人。”于是放安禄山回到藩地。

　　九龄为中书令时，天长节百僚上寿，多献珍异，唯九龄进《金镜录》五卷，言前古兴废之道，上赏异之。又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终始不渝，甚为当时之所称。

　　开元二十二年五月，张九龄迁升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

　　开元二十三年，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累官封他为始兴县伯，(食邑四百户)。李林甫自己不学无术，因为张九龄的品行被皇帝赏识，心理非常妒忌他。于是推荐牛仙客担任知政事(“掌管政事”)，张九龄多次说不行，皇上不高兴。[11]

　　唐玄宗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免去了知政事。后来宰相每次推荐公卿时，皇上一定会问： “节操、品质、度量能够像张九龄吗?”旧例，(士大夫)者要把笏板插在腰带上，然后乘马，张九龄体弱，常派人拿着笏板，(朝廷)于是设立了笏囊。笏囊的设立，从张九龄开始。 罢相后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坐“举非其人”，贬为荆州长史。

　　其时，唐朝处在全盛时期 ，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为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世誉为“开元之世清贞任宰相”的三杰之一。

　　在主理朝政时敢于直言向皇帝进谏，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欲谋废太子李瑛而立己子时，命宫中官奴游说九龄，九龄叱退使者，及时据理力争，从而平息了宫廷内乱稳定了政局。而对安禄山、李林甫等奸佞所为，张九龄更痛斥其非，并竭力挫败其阴谋。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安禄山任平卢将军，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珪奏请朝廷斩首。之前，安禄山曾入京朝见，拜见过时任宰相的张九龄。张九龄颇有识人之道，明察秋毫，看出安禄山是奸诈之徒，断定日后此人必会作乱。宰相张九龄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此次适逢安禄山干犯军法，被押送京城，奏请朝廷判决。张九龄毫不犹豫在奏文上批示，为严肃军纪，将安禄山斩首，奏文说：“穰苴出军，必斩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唐玄宗不明华夷之辨，看了批文后说：“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唐玄宗没有最终批准，却为示皇恩，将安禄山释放。最终安禄山反叛，重演了西晋末年，羯族石勒反晋乱华的一幕。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节(玄宗生日)，张九龄送《千秋金鉴录》作贺仪，劝皇帝励精图治。

　　当初，张九龄担任宰相，举荐长安尉周子谅担任监察御史。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周子谅因为胡乱讲吉凶，皇上亲自加以质问，命令在朝堂上判决杀掉他。张九龄因犯了举荐不称职的罪，降职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开元二十七年，张九龄被封为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

　 　病逝曲江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春，他请求回乡拜扫先人之墓，因为遇到疾病而五月七日去世，终年六十八岁，皇上赠封他为荆州大都督，谥号叫文献。

　　在他死后不久，曾被其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唐朝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张九龄，追赠其为司徒。

唐玄宗如何将混乱中的大唐帝国一手带入强盛的开元盛世？

第一步 巩固皇权
公元710年，李隆基发动“唐隆正变”，诛灭了韦皇后一派；
公元713年，李隆基又抢先下手，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手下的骨干。

第二步 任用贤相
唐玄宗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唐玄宗表示要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人做宰相。在这方面唐玄宗还是有伯乐眼光的。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张说都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著名大臣。

第三步 革新吏治
唐玄宗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他采取了很多的有效措施：
（1）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但提高
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
（2）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
（3）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
（4）重视县令的任免。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唐玄宗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办事干练果断，这是他能开创开元盛世的主要原因。

第四步 改革兵制
为了重新统一北方，唐玄宗采取了很多措施，为收复北方领土做准备。这主要是对于兵制进行了改革。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在公元723年，即开元十一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

第五步 检田括户
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公元712到725年之间，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第六步 抑制佛教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唐玄宗的这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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