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宁可挨饿,也不吃饱上朝
一个原因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吃早饭,再者也是为了在上早朝的时候,能够有效免去小便以及大便的行为,能够有效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大清朝的皇帝基本上都会在五更天的时候上早朝,也就是说凌晨5:00~7:00,那么这就要求大臣们很早就必须要在门外等候,时间应该是3:00~5:00。先说一下,在大清朝的时候也会规定北京内城只可以旗人居住,汉人官员是不可以住在城内,只能够住在宣武门之外。
这就意味着官员们在上朝时大半夜就需要起床,然后离开家才能够准时的等候在午门之外。半夜起床上早朝,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吃早饭,就算吃了早饭,在上早朝的时候早就已经消耗光了,所以基本上就是饿着肚子。
朝会也会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会有着固定的礼仪规定,如果迟到早退,如果无故缺席,那么必然就需要受到惩罚。而且朝会的时间本身就是不固定的,如果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很可能就会在长时间内推迟下早操的时间。古代的上层社会一直都会觉得上厕所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不雅观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在商讨着国家大事,其中有一个人因为要上厕所就打断谈话,这应该不仅仅是失礼,也同样是一个大不敬之罪吧。
最关键的是在皇宫大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共厕所,所以为了有效杜绝这一些情况,大部分的官员在上早朝之前都会选择不吃食物,然后将腹中的大便还有尿全部的排空。当然还是会有一些特殊的时机,那么高级官员一般都会抬着轿子来,在轿子中也会准备好马桶,这就能够有备无患。看来在古代的时候,想要做一个官员也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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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王公大臣他们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然而冒着寒风在宫门外列队等候皇帝臣妾上朝议事。在普通人心目中皇宫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古代大臣上朝宫里是发早点的,而且皇宫中曾经还吃过小吃摊子,众所周知古代大臣上朝是非常早的,如果早朝无事顺顺利利的结束,也许还能赶着回家吃口热乎饭,如果有重要国事,要以这个早朝什么时候结束就不好说了,如果上床前没有吃饱肚子,那么这一上午恐怕是很难熬了。
可是早起在家吃饭又不现实,那么早饭问题怎么解决,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头等大事,有些人会想早饭怎么解决,很简单就在宫里吃呗,但也不是,各朝各代都是在宫里吃的,明朝的时候宫里是免费提供给上朝的官员们,早饭的官员们上朝做完午睡之后就可以磕头,先过去吃饭了,直到明朝晚期这个制度才废止,当时的国库空虚自然是能省一笔是一笔,所以很多王公大臣都是让人去采买,自己偷偷躲在轿子里吃上一口解解馋。
清朝的时候皇宫里虽然没有提供免费的早饭,但是有早饭摊位和正经八百的饭店,只要付钱,不管是宫女太监或者是官员,都可以在这里吃上一口饱饭,甚至有些娘娘们也会令人买上几个小菜,自己饱饱口福。皇宫御膳房,虽然听起来高端大气,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高级一点的大锅菜而已。
清朝的人们是很重视养生的,平时的作息吃饭的时间都很规律,但是唯独上朝的时候不吃饭就去,至于上朝的时间,按规定来说是非常早的,一般在早上的五六点稍微迟一点就,这要在皇帝到达之前到达,所以这些上朝的官员们半夜起来是根本吃不到早饭的,除了时间不允许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清朝的繁杂的规矩,人们的肠胃在经过一晚上休息以后,吃了早饭可能会有人感觉不合适,但是清朝皇帝上朝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能随随便便离开就是不把皇帝的威严放在眼里,这些官员为了能够坚持上完早朝都会提前在嘴里含一块人参。
在你的认知中,一个好的皇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这样的吧,每天按时上早朝,其实,古代的早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上班,只不过说法不一样。除了早朝,每天批阅奏折到深夜,日日和大臣讨论政事。也许在你的印象中,这才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然而,在早朝这方面,你真的是高估他们了。我们现在上班还有个假期,古代皇帝又怎么会每天天还不亮就上早朝呢?
那有没有每天的上早朝的皇帝呢?你别说,还真有。明朝有几位皇帝就是这样,因为每天上早朝的规矩就是明朝开祖皇帝朱元璋定下的。朱元璋出身贫寒,是农民出身,好不容易逆袭当上了皇帝,当然好好珍惜,特别是他废除丞相这一职位后,害怕自己被人蒙蔽,这才定下了每日早朝的规矩,目的就是为了体察民情,更好的了解百姓的生活,以免被大臣蒙蔽。
因为皇帝远在皇宫,对宫外的事情不太了解,只能由大臣汇报。但是,有些大臣会谎报民情,将好的事情上报给皇帝,而坏的事情一个字也不提。
所以,明朝有几位皇帝,一直遵守每天上早朝这一祖制,就算他们内心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因为每天有文官监督他们,一不上早朝就会被大臣们指责。所以,他们也只能每天上早朝。
不过,上早朝可不是一个轻松的差事。据史料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十二点起床,穿过半个京城,凌晨三点,到达午门,在午门外等候。之后,当午门城楼上的钟声响起以后,大臣就要在午门外排好队伍,等待午门的开启。凌晨五点左右,钟声响起,午门开启,大臣排队依次进入。过了金水桥以后,在广场整好队伍。
要是大臣中有咳嗽、吐痰或者步履不稳的人,就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等候处理。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对皇帝的不尊重,皇宫可是圣地,这些不文明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记得我们上边说只有几个皇帝遵守朱元璋的规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自英宗皇帝以后,明朝的皇帝越来越不喜欢上早朝。因为英宗即位时,只有八岁,每天上早朝也是干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政事有太后和大臣处理,英宗渐渐对早朝丧失了兴趣,他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之后的皇帝对早朝更是不感兴趣,因为,每天上早朝实在是太累了,有几个皇帝能受得了。那可是全年无休,身体也吃不消啊。所以,处理政务就改为了批阅奏折,这样,就可以不用每天早起了。早朝也不是完全取消,只是偶尔举行。
说到这个早朝啊,最勤奋的当属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根据史料记载,崇祯皇帝励志做一个明祖,每日雄心壮志,天还不亮就去上早朝,一天都没有落下,晚上更是批阅奏折到深夜。比定下早朝这一制度的朱元璋还要勤奋。但是,也有几个皇帝不上早朝,最过分的属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在位二十多年,没上过一次早朝。
那还有没有皇帝天天上早朝呢?除去明朝,这样的皇帝还真少见。以前还没有早朝这一说法,大臣们都是有事的时候聚在一起开个会,并没有定期召开会议这一说法。等到西汉孝宣帝,才开始定期召开会议,只不过不是每天上朝,他定下了五天上一次朝的规矩,只不过,之后的朝代会将这一制度有所改变,不过,有了定期开会这一制度。
据史料记载,不同品级的人上朝的次数也不一样。文武百官九品以上的有资格上朝;五品文官以及监察御史、太常博士等每天必须上朝;三品武官以及三品以上的三天去一次早朝,所以称他们为“九参官”,意思是一个月上九次朝;五品武官以上的每五天上一次早朝,所以也称他们为“六参官”,即一个月上六次朝。真是官越大越辛苦啊,还不敢轻易请假。
到了清朝以后,早朝这一制度更不存在,只是在发生大事时,大臣们聚在一起商量办法。平时,有急事怎么办?大臣将事情写入奏折里,先交给内阁,再由内阁统一上报给皇帝。
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皇帝在哪里上朝?一般情况下,皇帝会到太和殿或者太和门,然后参加早朝的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拜大礼。这些完事以后,大臣就开始向皇帝汇报政事,并不是上朝的每个官员都有资格和皇帝对话,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和皇帝对话。皇帝的责任就是回答大臣的问题或者提出问题。
大部分人觉得早清朝皇帝办公的的地方也是在“太和殿”,这你就错了,太和殿只有在发生重大事情时才会启用。事实上,清朝皇帝办公的地方不确定,康熙皇帝的办公地点在一处园子,是在明代清华园的基础上建成的“畅春园”;而雍正皇帝的办公地点在圆明园里的正大光明殿和秦政亲贤殿;乾隆皇帝的办公地点更是不确定,有时在紫禁城、有时在圆明园、有时又会到承德的避暑山庄等等。
所以,皇帝也不是每天都上早朝,皇帝也是人,身体也会吃不消,也要偶尔偷个懒,睡个懒觉。我们现在都有假期,又怎么能要求皇帝每天都“上班”呢。我们也要体谅他们,他们也需要休息,所以,对那些偶尔上早朝的皇帝,我们也不能批评,要试着理解他们。
但也有一些“勤奋”的皇帝,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每天没日没夜批阅奏折、处理政事。常常将自己累的不成样子,但也没有怨言,一心为百姓,心里装的都是百姓。他们更加值得我们尊敬。
很多年轻的朋友并不知道,中国解决吃饭问题在有史以来,仅仅是最近30多年的事情,在30多年之前,尤其是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其实一直贫困,有人说古代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的,在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没有“自给自足”过,一旦遇上水旱蝗灾,就会爆发大规模的饥荒,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就算是号称鼎盛的唐朝,也爆发水旱蝗灾,也饿死整片整片的人。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富裕过,这才是历史的事实。那么,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贫穷?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说是因为科技不发达。可是科技怎么样才会发达?其实是因为市场的刺激,科技才会发达。科技不发达不是穷的原因,而恰恰是穷的结果。
读到这里,我想朋友们心中有一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古代中国人贫穷,关键原因是在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商业和贸易不繁荣。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说你已经把对脉了。但是,我们又可以继续追问下去:那么古代中国为什么市场经济不发达呢?
我的答案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普遍坚持“重农抑商”的错误经济指导思想,并在国家政策上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历朝政府的压迫下,古代中国人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为了自家的消费,所谓“男耕女织”,只有当自家出现了生活盈余品的时候,才拿到集市上去交换(赶集),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下,人民不可能富裕起来。
那么历朝政府是如何压迫商业的呢?我举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刘邦当上皇帝之后,说过一句什么话呢?他说:
“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商人是贱人,我不准商人穿丝绸的衣服,不准商人乘坐马车,并且我们要对商人施加苛捐杂税,逼死这些不务正业的王八蛋,看他们还敢经商不!
当然,这是演绎方式的翻译法了。那么为什么古代的中国皇帝要压迫商人呢?因为中国的皇帝认为:农民生产粮食,是“务正业”,商人是不生产粮食的,因此商人是“寄生虫”,是“不务正业”。他们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所以要“重本抑末”,一个人不种田、专门做生意,这种人是“舍本逐末”,要严加看管,你比如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说过什么话呢?他说过这么一句狠话:
“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朱元璋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种田而专门做生意的话,这种人就是“游民”,我们要将这种人抓起来治罪。
再往前看,就算是那位以所谓“开明”著称的唐太宗,也说过这样的话: “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俦类,正为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这话我就不译了,总的意思是:做生意的人是贱人、下等人。
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在这种错误的经济指导思想下,出台过一种叫做“贱商令”的东西,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压迫,对其穿衣、建屋、乘车等各方各面,都出台了歧视性的规定,例如前面提到过的汉高祖刘邦,他就下过“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生意人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
此外,朱元璋还规定过:“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还有明武宗朱厚照也曾经“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象这种例子根本就是列举不完的,总之,历朝历代的中国皇帝,基本上都瞧不起商人、压迫商人、不允许商人群体壮大。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些当皇帝的,为什么不允许商人群体壮大呢?
对此,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
唐太宗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只有使人民务农,人民才会老实本分,你要让人民都做生意去了,人民就会变贪,变贪了就不安分。实际上唐太宗还有一句言外之意,那就是:人民不安分,我的皇位就很难稳固。
说到这里,读者应该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了,历朝历代的皇帝认为:全国人民都务农了,人人就吃饱了,人人都吃饱了,老百姓就本分了,都安分守己了,就没有人起来推翻我的皇位了,如果让人民都经商去了,那么人心就会膨胀起来,国家就容易不稳定,局势就不好控制,这就是古代中国皇帝的普遍观念。
正是出于如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中国商人施加各种苛捐杂税,千方百计地打压商业,举个例子,明万历年代按察使应朝卿,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曾经指出:
“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应朝卿的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明万历年间,由于政府的苛捐杂税,在民间做生意的商人,竟然可以整整减少60-7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商人都走向破产的境地。
历朝政府不但在国内打压贸易,在国际上也打压贸易,你比如说那个臭名昭著的“海禁”政策,就是一个典型,朱元璋说:“仍禁濒海居民不得私出海”、 “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
还有清朝中页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其实就是变相的“海禁”政策,只不过是稍微开了一个口子。
要知道,老百姓是不会思考的,在这种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民间就兴起了“当官光荣”、“经商低贱”的观念,你比如说“市侩”这个词,它本来是个名词,是古代的房产中介,但它在汉语中,竟然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所谓“士农工商”,古代中国的生意人社会地位最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种国家政策指导思想下,社会上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价值观:当官才是成功,发财的不算。
这样的国策,将无数的中国精英关在了书斋之中,压抑了无数个可以创造财富的灵魂,所以古代中国人致富了之后,不是想着扩大自己的生意和事业,而是千方百计地去花钱买个官职来当,当时叫做“捐官”,有不少的商人就是死了,也要穿着官服下葬,活着当不成官,死了也要过把官瘾。可见人的执念,是如此之大。
大家还记得清朝中晚期广州的首富伍秉鉴吗?这人富可敌国,可是他就不喜欢别人叫他“伍老板”、“伍总”之类的,他喜欢别人叫他什么呢?他就喜欢别人叫他“浩官”,虽然我姓伍的这一辈子当不了官,但是起码你得奉迎我一下,叫我一声“官”,哄哄我,我才高兴。总之,什么都要沾个“官”字,才有面子。
历代中国的抑商政策还导致了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结果:因为政府打压商人,所以古代中国的商人致富之后,他们不会花心思去将生意做大,而是做什么呢?他们去买田。他们认为:做生意只是个手段,它不是我的事业,我真正的事业,是要么捐个官、过把官瘾,要么是用挣来的钱购置田产。富人们你这么干,我也这么干,则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土地兼并。所谓地主阶级,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在“重义轻利”的古代中国,稍微有点才华的青年才俊,都远离了市场,他们都念八股文、考科举去了,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么来的。问题是这群读书人毕竟也是人,是人就有贪欲,所以他们一旦考取功名、当上官老爷之后,权力在手,心中的贪欲就复苏、并开始膨胀,所以他们开始盘剥富户、压榨商人,四处敛财,久而久之,社会上做蛋糕的人就越来越少,分蛋糕的人则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要想不贫穷,那才怪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他们是凭直觉去看问题的,而不是凭经济常识,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经济常识,皇帝们及他们的文人幕僚们凭直觉认为:农民生产粮食,商人消费粮食,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务农、取缔经商。但是这群统治者万万没有想到:商人虽然不务农,但是商人的经商活动会给农业发送巨大的需求信号,这个需求信号会促使更多的人去务农、而且是更好地务农,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农业才可能集团化发展,才会有人发明杀虫剂、农业机器、以及各种提高农业产量的高科技,进而才会有工业科技的发展,国家才能富强,社会才能真正长治久安。
可见古代中国人贫穷,在于统治者的三观不正。农耕文明无法造就富强的国家,农耕文明也根本无法抵抗商业文明,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回头再看过去200年发生的种种,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冯学荣读史”,原题为《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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