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少数民族统一中原寿命都不长,满清王朝是怎么统治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的

历史上少数民族统一中原寿命都不长,满清王朝是怎么统治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的

很多人都不了解满清政权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历史上，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原的王朝大多寿命不长，而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朝，为何能统治天下长达近三百年之久?这是很多人都较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这里就介绍一下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的一些统治特点，以便了解历史的真相。

先来了解一下清王朝与其他封建王朝的不同之处：

一、人口较少的满族，统治着人口众多的汉族。根据《明史》的记载，万历六年(1578)全国人口总数为6619万余，以汉族人口为80%计，大致有4800多万人。而满族全部人口，加上蒙古、汉军以及部分朝鲜族人，也没有超过一百万人。

在人口上，乾隆六十年(1795)全国人口总数为29696万余，嘉庆二十四年(1819)超过三亿。道光二十四年(1844)，人口达到三亿一千万。这就是说，数以亿计的汉人为不足百万满族贵族统治着。

二、在经济文化方面，满族比中原地区更为落后。17世纪初，满族尚处在氏族社会末期或家长奴隶制时代，直到进入辽沈后才进入封建社会。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在公元前一二世纪已创造了先秦文化。两汉、隋唐、两宋时代都曾有经济繁荣与灿烂文化成就而闻名。

满族在17世纪才有自己的文字，汉族文字在公元前二世纪已经开始向规范化方面发展。在思想文化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的成果，并产生出一大批文化名人、思想家、科技专家。满族在这些方面远远逊色许多。

三、满族建立的清朝，从顺治元年(1644)算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为止，共统治中国267年。这大大超过蒙古王朝97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多年间，没有出现东汉末年或明朝那样的宦官专政，没有汉朝外戚干政，也没有发生如晚唐的藩镇割据，更无权臣把持朝政，而且出现了“康乾盛世”。这是值得思考的。

当然，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有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但终归还是与清统治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清代诸帝之所以能长期统治中原，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皇权绝对专制

清朝是皇权绝对专制的封建王朝。皇帝掌握着国家行政、军事、司法的最高权力，对国家政治机体的运行起着重要作用。满族的行政军事制度，是具有氏族部落联盟遗迹的八旗制度，皇帝的继承也没有采用中国周秦以来的嫡长子继承皇位制。

这种择优立储的制度，让皇子尤其是嫡长子出生后不能捧上“皇太子”的金饭碗，而要在众多的皇子竞争中显出才干，才能被皇帝指定为接班人。这样继承皇位者大多不是无能者。如皇太极是第八子，顺治帝是第九子，康熙帝是第三子，雍正帝是第四子，等等。

清廷对皇子有着严格的教育制度，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记载：“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朝，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见有白纱灯一点如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

严格的教育使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都有相当的写作著述能力。顺治帝有画传世，著有《劝善要言》等书;康熙帝对儒家经典有相当的了解，著作颇多，有《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并能写出仿效董其昌的一手好字;雍正帝文思敏捷，有《雍邸集》七卷，《四宜堂集》诗三卷;乾隆帝熟读四书五经，留下四万多首诗。

皇帝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且勤于政务。康熙帝几乎每天都要御门听政，雍正帝批阅奏折到深夜，乾隆帝八十多岁，仍然事必躬亲。这些特点，是历朝历代帝王所不能及的。

团结各少数民族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如今的56个民族，在清代已经存在。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争取汉族人民的参与、支持其统治，关系着政权的稳固。

满族统治集团高唱“满汉一家”，是在保证满族特权条件下，大体使“满汉一家”。如在朝廷的各部院实行满汉复职，在地方上总督、巡抚以下的府、州、县多用汉人，这就保证了满族特权的地位，又能吸引汉人参政，吸取汉人经验，以达到以汉制汉的目的。

此外，推行满蒙联姻也是清代制定的国策，满族皇帝娶蒙古贵族之女为后妃，皇帝的公主多嫁给蒙古王公为妻。在承德避暑山庄、寺庙，作为接见、宴请各族上层人物和喇嘛的场所。对各族上层贵族，授予爵号，如汗、王、郡王等。

在行政管理上采取因俗而制的办法，如对蒙古用盟旗制，在新疆用伯克制，对中南、西南少数民仍用元明以来行之有效的土司制。在边境要地，派皇帝亲信大臣率领精兵守卫国境，屯垦戍边，监督边疆地区军政要务。

严密的思想控制

清廷对臣民思想实行严厉的控制，宣扬“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伦理道德。宣扬“天命”说，说什么爱新觉罗是高贵的血统，皇帝是天子。为了把这一套伦理观念灌输到臣民脑里，清廷继明朝的办法，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为官方教材，在科举考试中采用八股文体，让天下士子的思想受到严格的束缚与限制，不能独立思考与自由发挥，迫使他们屈服于“忠君”的伦理观念。

为了钳制士人的思想，清廷还屡兴文字狱。不仅对稍有反满思想和情绪的著作予以严禁，而且对作者施以重刑。可以想象，在文化高压政策下，士子与平民是不可能有稍许的思想自由的。

严密的军事控制

清廷以八旗军队得天下，入关后对全国实行严密的军事控制。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分别禁卫京城驻防各地，皇宫又有皇帝的亲军满洲八旗的上三旗担任警卫，八旗将领由满人或蒙古贵族出身的八旗将军统率，有事即能统军前往。

在各省，由忠于清廷的将领率绿营负责镇戍。绿营兵分驻省内要冲之地，省城又保持着一部分精锐机动兵力，由督抚节制以便随时奔赴有事地方。如此周密的军力分布，使全国各地都在军事控制之下。

此外，为了避免军权旁落，武将骄横，八旗军队都直接听命于皇帝，各旗将军、都统有带兵权而无指挥权。各省的绿营军队，中层以上军官都须朝廷任命，军费开支由朝廷供给，全国近二十个省的绿营军队，都直接听命于皇帝，不设类似“陆军司令”的将领。

严密的行政管理体制

清代继承了明代行之有效的内阁、六部与省、府、州、县，直至基层的行政管理体制外，还有其独居特色之处。

一是信息多渠道。皇帝除了从正常的行政、军事系统听取各级官吏的奏章，了解政事外，还利用亲自出巡、地方大臣觐见、派大臣巡视地方来了解下情。康熙时始创奏折制度，授予亲信人员秘密汇报皇帝的权力，及至雍正即位，扩大奏折的范围，使各省大员处于时时被监控的境地。

二是从上三旗亲军中，选拔精明、强健者为宫廷侍卫，除了担任警卫事务，还负责传旨、奏事、出使等重大机要事务。满族大臣出身于侍卫者颇多，如康熙朝权臣明珠，乾隆朝红人和珅皆由侍卫得以晋升。

三是有一系列的议政制度。清代皇帝向有“以一人治天下”的理念，不容臣僚独断专行。对于各项政务，要求臣僚共议，定有严格的议事制度。如各部尚书、侍郎组成的部议，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组成的阁议。重大事项，要由有关部门大臣会奏，重大案件要会审。

关于朝廷的重大军务，早期有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决策机关，后期有廷议、大臣会议，对于皇帝交办上的事务。有关地方大事还要求大臣奏报他们的意见。这种议事制度，是皇权专制下的议事，只是便于皇帝贯彻他“一人治天下”的专制统治，而难以对皇权形成制约。

关注生产减轻赋税

清廷向来较为重视生产，减轻赋役，治理黄河，鼓励垦荒。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实行不再交纳丁银，也就是“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取消了沿袭几千年的人头税，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减轻负担。

此外，康熙朝、乾隆朝、嘉庆朝也先后有普免天下钱粮之举，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有利于人口流动，外出做工，发展手工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

以上所列的几个方面，大致就是清代之所以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根本原因，以历朝历代的情况来看，清代统治者虽然同样有着封建帝王的固有弊端，但总体而言，还是较有作为的，相比与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清代无疑是个成功的个例。

清朝为什么能一统天下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黄金的时代

历史的车轮呼啸地驶向公元1644年时，混沌区宇已呈三分鼎足之势：一分满清，虎据关东，以望中原；一分大明，龙盘华夏，欲振雄风；一分大顺，狼嗥西土，直逼幽燕。
有道是“千古难堪仲伯间。”凭心而论，是时无论是明朝，满清抑或大顺，均有机会扭转乾坤而一统天下。
然而，成功的天平却无情地倾向满清一方。
今天，我们不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缘何大明社稷，一朝倾覆？缘何大顺江山，瞬间易手？缘何悄然崛起的满清，最终一统天下耶？
诚然，明朝，满清和大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彼此消长与嬗变，绝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时机）所左右。不过，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偶然乃寓于必然，必然在一定条件下，以偶然形式出现。换而言之，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必然），往往由突如其来的事变（偶然）所决定。时机则是其引爆点。是故，谁捕捉到时机，谁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英国思想家培根曾说：“幸运之机好比市场上的交易，稍一耽搁，价格就变。”（培根《论时机》）
我们说，政治集团之间的纵横捭阖，既是综合实力的竞争，也是政治韬略的交锋。
历史证明：大凡韬略高于对手一酬者，无不具有站在战略高度，观察天下大事与趋势之眼光。他们能准确地捕捉到偶然事变中所潜藏之时机，从而牢牢地把握住改变历史之必然进程。此乃国家兴亡与否之根本大计也。
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满清是一个幸运的民族。这是因为，在明朝，满清和大顺的三方鼎足中，它主动地抓住了那稍纵即逝的时机。
让我们回首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吧。
公元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广宁陷落后，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袁崇焕奉命前往宁远前线督战。在随后著名的宁远大战中，后金遭受重创，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被迫撤军。
不久，努尔哈赤伤重身亡，其第四子皇太极即位。
公元1627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皇太极遣派使者至宁远，致书袁崇焕，愿意“和议”“修好”。我以为，这次“和议”，对明朝来说未尝不是“修内政，饬军务”之良机。因为，当时明廷体制早已蕴涵着走向衰微的因素：经济上，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的额外收刮，官绅权贵们的贪赃枉法，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日趋混乱；政治上，则是旷日以久的派系与党争。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必然使其军队“力已不竞”矣。
然而，因明之朝野对“和议”的议论纷纷，由此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党争。更有言和者乃大罪之说，以致于后来袁崇焕的被杀，使得“天下误信为以言和受戮。”
观之满清，彼时皇太极自识尚无力与明朝全面抗衡，因遂以“和议”“修好”为名，甚至不惜接受“龙虎将军”封号而行暗中“蓄锐持重”之实。史载，后金天聪二年，定文馆职司；天聪三年三月，定军令于外藩；同年八月，定行军赏罚令。同时，满清又成功地阻止了蒙古察哈尔部与明朝的联络，为日后征服前者，奠定了政治基础。
总之，后金主动与明朝“和议”的用意，乃是“尊时养晦，犹不惜尊修好，用以廓系世滋大之规模。”（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至若明朝对“和议”的态度，则“君臣间务为掩耳盗铃之计，意实愿和，而有人揭明和字，必引为耻，谴责任事之臣。”（孟森《明史讲义》）试问，明廷君臣间如此“无知己知彼之定为”而“必争虚骄之气”，岂不悲哉？
相反，满清对明朝的战略方针，此时因势利导而由“直”变“迂”：一是在政治上，加强对明朝的间谍活动，即从明廷内部策动各权力集团的摩擦，暗中收买明军将领，精心培植亲满武装；二是在军事上，采取“进”“退”相兼的流寇式行动，频频游动于关内，探求虚实以寻时机；三是在对外策略上，分化明朝与大顺的联系，企图与大顺结盟而觊觎中原。
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家孙武认为，进攻敌国时应以谋略取胜。用兵上策首先是以政治谋略取胜，其次以外交手段取胜。再其次是使用武力取胜。我以为，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知己知彼，而且要寻找时机，方能“自保而全胜。”
公元1629年（明崇祯二年十一月，后金天聪三年），满清一改“修好”时的温情，斥师分道迫近北京城外。明兵部尚书，蓟辽经略袁崇焕奉命与其在北京城郊展开攻守战。满清揣度军事上难以制胜，遂“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今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密告于崇祯帝。结果明廷自毁长城，将袁逮捕处死。同时，满清又见机行事，利用明守将***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与袁崇焕的矛盾，暗中收买之，致使孔，耿二人于公元1633年（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率师降于满清。如此一来，满清不仅在军事上有效地牵制了袁崇焕指挥的前线防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且在政治上也掌握了主动权。满清的“进兵”“退兵”之策，也堪可圈可点。公元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清军避实就虚突入喜峰口，连陷北京外围各县，遂又退兵；公元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清军强越墙子岭入关，出没无常连续攻陷河北，山东等数十座城镇，遂又退兵；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清军又“分道入塞”，连陷蓟州诸多州县后，遂又退兵“北回”。《兵法韬略》云：“微隙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意为要善于捕捉时机，伺隙捣虚。观之满清这“必乘必得”之政治意图，乃是企图阻止明朝可能的联合大顺，对清作战，迫使明朝不得不以主力部队“剿贼”，借以消耗明朝与大顺的实力，以达到“坐收渔利”之目的。
满清当权者认为，若维持明军与***军互相攻打的势态，以至于两败俱伤，对他们最为有利。二者若联合对清，或任何一方被消灭，都是对他们不利的。史载，当明朝与满清之间的军事冲突，暂时归于平静之时，明朝遂于公元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七月，派遣总督陈奇瑜，巡抚卢象升，分道率兵围攻李自成，高迎祥于车箱峡。此时，李自成建议双方“和谈”，共同抗清。（另有李自成用计贿赂陈奇瑜左右，伪请降一说。）于是，满清乘机于同年八月，发兵沿长城进攻，攻陷“沿边诸城堡”，以阻止李自成与明军的联合。其实，李自成的“和谈”要求，不过是一相情愿。因为，当他率部出峡后，陈奇瑜便令其解散***军，“悉令归农。”李自成大失所望，被迫率余部突围，往河南。这意味着双方的所谓和谈，已成泡影。
彼时，满清又于同年九月复退兵“东归”，作壁上观。
众所周知，当时明朝的战略乃是“先安内而后攘外。”事实上，明朝始终不愿意联合李自成，张献忠等***军共同抵御满清，惟欲将其解散或剿除之。即使迫于形势不得不以“和谈”的姿态出现，乃是蒙骗世人的手段而已。
为此，明朝一方面始终以主力部队积极进剿李自成，张献忠等***军；另一方面却对满清施以单纯防御策略。尤其是在袁崇焕被残杀之后，明朝对辽西的防御则是竭泽而渔：即长时间未能增加兵力，且又缺乏行之有效的部署。
满清在成功地阻止了大顺与明朝的联合，并出现与明朝第二次对峙的势态下，开始积极寻找时机，实施其“远交近攻”之战略，欲与大顺联手，以形成掎角之势，对抗明朝。
从历史上看，战国时期苏秦的游说六国，当年范睢提出的“远交近攻”之谋略核心，就是分化或防止敌人联盟，从而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
同理，满清的所谓“远攻”，正如当年与明朝“修好”“和议”一样，并不是要长久地与大顺和好，而是为避免树敌太多而采用的一种外交诱骗伎俩，其包藏祸心之用意，无非是孤立明朝这一“近邻”。满清一旦对明朝的“近攻”得手，这“远交”也就变成对大顺这一新的“近邻”的攻击了。
公元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大顺攻克洛阳，天下震动。不久，消息传到了清廷。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皇太极对征明统领阿巴泰说：“如遇流贼，宜云尔等见明朝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书来奏。”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称帝于西安，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是年正月二十七日，满清遣使臣迟起龙等携御书西行。迟等行至榆林，大顺守将王良智见信封上书有:“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字样，便视为一般信件拆开观阅。其书云：“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勿以此而介意也!
兹者致书，欲以诸公协谋合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惟速驰书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王良智看罢信的内容，才明白这封信本来是给李自成的，信亦已拆开，便不好再上交，只好推托李自成已经出征，命迟起龙回转清廷复命。（后来，王良智被李过不明不白杀掉了，不知是否与此信有关。）

清朝为什么能够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

? ? ? ? 首先清朝懂得联合其他民族。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虽然满洲八旗拥有一些特权，但并没有像元朝一样将各个民族分为三六九等。比如，准许满汉联姻。多尔衮在1648年下令，准许满汉官民联姻。当然，他这个准许满汉官民联姻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满洲人都可以和所有的汉人结婚，只允许包括汉族 官员在内的汉军八旗，绿营不可以，只有汉军八旗的人可以娶满洲女子为妻。满洲人要讨汉人做老婆也从汉军八旗这来讨。他们的后代可以讨，别的人不可以。虽然 我们说，他的这个措施范围很小，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规定对于消除民族偏见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也是如此，皇太极的一后四妃有个特点，都是蒙古人，都姓博尔济吉特氏。皇太极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和蒙古察哈尔部联姻，取得他们的支持，取得蒙古比较强的一个部，就是科尔沁部的支持。通过联姻，进行笼络，结成满蒙联盟。另外还通过为崇祯帝发丧来换取汉族人民的拥护，清朝多尔衮入关以后他很清楚，他要夺取这个天下就要化解矛盾， 就要争取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支持。他就不知道什么叫“统一战线”这个四个字，但是对于这个词他是很理解，所以他要采取措施，要赢得明朝的地主阶级对他的支持 拥护。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发表了一番长篇演讲，这中间几个字说：“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我这个天下是夺自闯王李自成的，跟你 们没关系。我们进入中原，就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的。明朝的皇上死了，我们替发丧。 结果他就真的举行仪式出殡，给埋了。这个礼仪很隆重，所以很多汉族地主阶级觉得这人不赖，所以就投降了。他的这个措施，成功地达到了分化汉族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这个做法，把矛盾又挑起，让汉族地主阶级投降于他。很多人，包括前明的皇帝的亲戚都投降。

　　其次，清朝沿用了许多明朝的制度。清朝入关以前是游牧民族，入关之后只能实行农耕，但是满族并没用农耕方面的制度以及文化研究，所以只能沿用明朝现成的制度。清朝统治者没有像元朝那对人民采取野蛮镇压的统治方式，以自己的统治方式强加到其他民族身上，而是采用了中原汉朝的儒家文化。元朝可以说是以武力来维持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它虽然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但它的统治还是较为野蛮的，单从他们攻下一个地方就进行屠城这方面来说，就足以弄得天下哀怨四起了。入关后，多尔衮将内三院改为内阁，设大学士，行使原先明内阁的职责。清承袭了明代“票拟”制度，即内阁对内外大小臣工的题奏本章草拟出批复意见，供皇帝审阅定夺。入关之初甚至完全就是吸收明朝的官员为清朝效力。清朝迅速进入中原打下天下，那么大一片江山，谁来负责具体管理？所有军队加起来只有20万，不能把你的官兵都派去当官吧？所以面对者那么大一片江山，真的没有人干活。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全盘接收前明的官员，所以这就是范文程草拟的那诏书写的“ 吏来归复其位”。在明朝当官的人，你只要投降，立即就能官复原职。这样不但可以以利诱来减少军事上攻城略地的阻力。我们可以看到多尔衮在向西北，华北地区用兵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遇到阻力。那明朝的官员都是望风投降。因为 他们知道，只要投降，我官复原职，无非就是两个变化，一，头发换了。二，衣服换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迅速稳定政局，因为统治者毕竟是少数不能完全处理所有的事务。这样照搬过来不但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

还有就是恢复科举考试，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明末清初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科举取士的思想在人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清朝没有取消科举制度对于知识分子的安定作用非常大。使他们依旧有出路，依旧有可能出人头地，也就不会再去反抗。这也间接的安定了普通百姓。

　　在法律方面也是如此。清统治者取得全国政权之初﹐暂用《大明律》。顺治二年(1645)﹐即以“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於平允”为指导思想﹐著手制订法典。三年律成﹐定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十三年复颁满文本。其实际是《大明律》的修订升级版，清朝的历代皇帝，虽然结合本身统治需要，对律文条款、事例审定、审判程序手续等作过一些改定，但总的仍未超出“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范围。

　　其次在文化方面清朝也非常推崇汉族儒家。清自努尔哈赤开始就汉化,努尔哈赤本人能读三国,清朝进关之后没几年就与汉人无二致了。康熙时期把四书五经翻成满文，把兵书翻成满文，把《水浒》《聊斋》《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小说翻译成满文，进行交流。满人学习汉族的文化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纳兰性德，他的父亲是康熙朝的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22岁考中进士。纳兰性德以词为见长，被誉为清代第一词人，也被誉为宋以来第一词人。纳兰性德是一个满族的青年，说满语，接受汉文化，这就说明清朝是满、汉文化合。清朝满族学习汉族的文化，学习中华优秀的文化，积极认真，编了很多的书，《全唐诗》，《全唐文》，《康熙字典》，《皇舆全览图》，以及《四库全书》等等。《四库全书》汇集了当时天下许多的善本、孤本、稿本、珍本，编到一起，3500种，79000多卷，230万页是双页，单页是460万页，抄了七部。很多的书经过战乱、灾荒，失传了，因为有了《四库全书》，今天还能看。

　　最后清朝统治者还有一些其他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国家统一。比如确定太子时不是看是否是长子，而是看智慧、能力以及手腕。正是废黜了立嫡长的继承问题，清朝前期所拥立的皇帝多是有智慧、有能力、有手腕的太子。正是这个原因，不是嫡长的顺治、康熙、乾隆等有能力的皇帝得以继承大统，从而保证了清朝政权长期稳定。还有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放宽对手工业的垄断，废除匠籍制度，奖励垦荒，废除三饷等等措施提高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

　　总之清朝统治者的这些措施使满族不但问鼎中原更重要的是使满族维持住了他的统治地位，使大清王朝在中国封建历史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才是非常不易的。

清朝统治中原将近三百年，期间满文为何没有成为官方文字？

清朝统治中原将近三百年，他们统治的根基是清朝的子民，这些子民大部分都是汉人。清朝统治阶级虽然是满人，但是他们是外来的和尚，来到中原大地就要入乡随俗，他们想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统治不是改变世世代代生长在这片土地人们的文化，而是去学习和融入这种文化中。中原地区的汉人文化是封建主意，社会历史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产物，清朝想要在短短的几百年间改变人们的文化信仰，简直是痴心妄想，而且会激化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清朝恐怕难以在这里站稳脚跟。

康熙、雍正这几任帝王一直强调的思想是满汉一家满人。虽然大部分是上层社会人员，但是从数量上看他们只占有一小部分，中原地区大部分人仍然以汉族为主。为清朝统治阶级提供服务的是汉族人，这些满人只是最后的享受者，满人在社会当中有很高的地位，有格外的优厚待遇，已经严重引起了汉人的不满，如果强制推行满文，实行文化压迫势必会让很多汉人走上自己对立的道路。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统一王朝，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统一王朝。他们使封建王朝历史上少数以少数民族为统治阶级的朝代，但是元朝在人们茶余饭后在交谈中很少提起，清朝到格外的重视，因为清朝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不是想改变汉人的文化习俗，而是真正的融入到中原文化中。

元朝则恰恰相反，他们曾经想要在中原大地辽阔疆土上种满草。改变农耕文明回到大草原上过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农牧生活，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中原地区，清朝满人生活习惯各个方面和汉人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里已经是他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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