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丨非大哲学家不能解《庄子》

编者按

庄子，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他留下的《庄子》一书，将思考和评判融入寓言之中，通过人物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表达出自己哲学的奥义。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没有思想家能够摆脱庄子的影响。那么普通的哲学爱好者，该如何进入庄子的着述与思想？如何理解庄子的文章之美？以下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在北大博雅讲坛《中国哲学十五讲》直播活动中的演讲。

《庄子》之美在“庄周梦蝶”里，但非大手笔不能为的却是这部

作者/杨立华

整理/周丹旎

庄子的着述和思想，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自己走进哲学之门，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最初引路的书就是《庄子》。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偶然一个机会接触到了《庄子》，从此欲罢不能，于是就考了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开始跟随老师们学习。多年来，我的研究脉络一直没有离开过庄子，过去一年多也一直在围绕庄子进行研究和写作。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庄子》阅读和思考的心得。

如何理解“非大哲学家不能解庄”

历来对《庄子》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有的是更学院派的研究，有的是更偏向于去领会其中的人生实践智慧的写作，这些写作也是根源于这样伟大的哲学家所留下的思想或者精神性的文本，它们都很重要。除了学院派研究、倾向于人生实践智慧方面的写作， 《庄子》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脉络，就是注疏的脉络，即详细注解、解释、逐字逐句逐章地解读《庄子》全书。在我看来，我们要想了解古代伟大哲学家的思考，除了研读他留下的文本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尤其是像庄子这样的人，其实关于他的历史记载非常少，我们能够做的其实不过就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已。至于他的生平，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人生经历如何，除了书里面留下来的印迹之外，别的我们都不知道。

注释《庄子》的作品非常多。在我念研究生阶段，刚刚着手读《庄子》的时候，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对我影响很大，这是我自己阅读《庄子》时比较早的渊源。其实，读《庄子》还有一些注疏类的作品是绕不过去的。例如，钟泰的《庄子发微》对《庄子》的文本解读非常细致深入。不过我个人认为，儒家和墨家是可以称作学派的，因为其既有思想传承，又有明确的传承属性。 但道家不同，它没有明确的传承谱系，这个跟儒家、墨家相差非常远。所以说“以老解庄”是我不能赞同的，在我看来，老子与庄子的哲学主题、思想宗旨和哲学关切点是有根本区别的。

其实“解庄”非常难，难就难在《庄子》的文本。《庄子》没有一个明确的口传传统。举个例子，读《论语》或者《孟子》，特别是《论语》，和它相关的解释传承，几乎一直都没断过。正因为它有口传的传统，所以《论语》不管有多少种解释，其解释都有统一性，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是大家不会去质疑的。但是《庄子》不一样，《庄子》文本本身就很庞杂，再加上到了魏晋时期，它才受到普遍的重视，开始有了比较多的注释。特别是郭象把《庄子》的文本进行重新整理，并加以注释，我们现在流传下来的《庄子》文本才确定下来。 这就导致了庄子的哲学有一个非常长的历史隔断。所以，不管哪一代研读《庄子》的哲学家，他都只能面对手里的文本去跟这个哲学家对话。

我有一个说法：非大哲学家是不能解庄的。你没有那种思考能力，无论你有多深的训诂功夫都没有用，必须要有根本的、足够深的哲学思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你才能“碰见”那个哲学家。所以，对于《庄子》这种没有口传传统、有历史隔断的经典文本，真的需要有哲学心灵的人才能解。在《庄子》的注疏脉络当中，有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就是王夫之的《庄子解》。王夫之的《庄子解》好在哪里？王夫之本人就是大哲学家，在那样的哲学高度上，他能在对话关系里不时地透射到庄子伟大的哲学高度。

朱子注《四书章句集注》时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理念： 注的内容不要太多，不要用自己的注湮没了经典本文，经典本文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朱子作为一个大哲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的清晰认识。不管我的文字多重要，不管我的解释多细致，都不能遮盖了经典本文。钱穆先生在他的《庄子纂笺》中，也贯彻了朱子的这一理念。钱先生广泛搜集资料，把他认为重要的都汇集在一块，既不失简明，又很广博丰赡。

最后，历代《庄子》的读者绕不过去的就是郭象，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严格意义上讲是经过郭象整理之后的《庄子》。尽管郭象注可能在很多地方明显地曲解了《庄子》原文的意思，但如果我们真正地读进去，深入地理解郭象的注释，把他的注释作为哲学经典去读，你会发现他在很多地方确实有深契于《庄子》哲学的地方。深契《庄子》哲学的地方， 那就是哲学的对话，是一个伟大哲学家向另一个伟大哲学家的致敬，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相互致敬和相互质疑。

《庄子》并非都是其本人所作？

《汉书·艺文志》里面着录的《庄子》是52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庄子》是33篇。33篇文本的《庄子》，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它比《汉书·艺文志》里着录的52篇版《庄子》篇幅少了40%。是怎么少的？这是郭象做的删削整理。因为郭象发现，他原本看到的《庄子》的“外篇”“杂篇”里庞杂的东西太多，用郭象的话说“或类《山海经》，或类《占梦书》”。在他看来，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是庄子作为一个哲学家所留下的文本，所以他就把这个部分删掉了，并且对“外、杂篇”剩下来的篇章做了整理归类。

“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内、外、杂”哪个部分是庄子本人作的？或者全都是庄子本人写的？苏东坡熟读《庄子》之后认为，至少有四篇绝非庄子本人所着：“说剑”“让王”“盗跖”“渔父”。 王夫之在《庄子解》里明确讲“外篇”15篇全都不是庄子作的，他说这是“后世学庄者为之”，这是了不起的见识。他为什么这样看？因为他本身就是文体家，他看出来庄子的文章不是那么写的。王夫之评价其中一篇，说文字“软美肤俗”，这个文字怎么可能是庄子写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内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还是“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而“外、杂篇”不是。但即使持这样观点的人，也并没有特别充分的根据。拿不出充分的理由，提不出明确的根据，你的讲法只能是主观的。王夫之本人是文体大家，他对文章的感觉是非常个体化的，这种感觉是无法传达给我们的，没有办法作为有效的证据来说。虽然历史上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内篇”不是的学者居少数，但毕竟有，而且是一些大学者。在这派当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任继愈。 任公一直都在讲“外、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而“内篇”不是。他的根据是《史记》，司马迁为庄周作传，并引用了《庄子》的话。任公注意到，司马迁引的庄子的话或者篇名，都是“外、杂篇”的。由此他认为，这意味着在司马迁看来，“外、杂篇”肯定是庄子本人的作品。

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我们无法轻视，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远太多，司马迁距离《庄子》的时代更近，他能看到的资料肯定比我们看到的资料更多。他如果认为“外、杂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而“内篇”不是，这是不能轻视的。虽然大多数学者不赞成这个意见，但也找不到确切的反驳证据。

20世纪80年代初，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刘笑敢教授，曾在其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做了非常详尽的考证，基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按照汉语的发展，单字词的出现，一定是早于双字词，一定先有单字，然后再有组合字。他注意到几对概念：“精神”“道德”“性命”，这里面特别突出的是“精神” “道德”，在“内篇”里，“精”“神”和“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外、杂篇”里开始频繁出现它们的连用，有人反驳说连用也不是作为完整的一个词，也是在讲“精”和“神”，“道”和“德”。但有连用的情况和没有连用的情况就是大的问题，特别是当“精”“神”连用的时候，你一定要说这个词不是一个单一的词，这个要结合上下文仔细去读。《天下》篇讲庄子“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天地精神”当然是连在一块的，是一个完整的词。 所以一旦明白这一点之后，就能够证明一件事，“内七篇”整体上早于“外、杂篇”。通过这个线索还能够确定年代，把《庄子》和同一时代的、早于《庄子》时代的经典加以比较，会发现：跟《庄子》同一时代的，比如《孟子》，还有早于《庄子》时代的，比如《论语》，里面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经典，比如《荀子》《韩非子》就已经开始频繁出现这些词的连用。由此可以基本确定，整体上讲“内七篇”早于“外、杂篇”。

刘老师还特别做了统计， 通过统计可以看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内七篇”的整体性。而且和《孟子》相对比，我们发现《孟子》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基本可以确定《庄子》“内七篇”和《孟子》是同一时代的文本。 而根据历史记载，孟子和庄子恰恰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他们恰好都是梁惠王、齐宣王时代的人。

《庄子》之美不仅在于“庄周梦蝶”

《庄子》这本书真正的研读重点，我个人认为当然是“内七篇”。但不是说“外、杂篇”不应该读，“外、杂篇”是后世学庄者所为之，某种意义上也是后世学庄者对“内七篇”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汇集的文献篇章离庄子都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是很重要的。而且由于是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段有充分的发挥和展现，所以有些篇章也很妙。

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庄周梦蝶”里。其实要真正去体会《庄子》文章之美，不要光看“庖丁解牛”“庄周梦蝶”。 《庄子》文章里最难写的是什么地方？非大手笔不能为的是哪部？是《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之间的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的话，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符合他的个性，还得能够在孔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这是非常难写的。所以，如果庄子今天还活着，那绝对是一个伟大的编剧，什么细节都要注意到，绝对不带穿帮的。当然也有个别马脚被我们发现，比如庄子特别喜欢“十九”这个数字。庖丁那把刀用了十九年；《德充符》里“吾与夫子游十九年，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也是十九年。为什么都是十九年呢？因为你说十一年太少，说二十年太整齐了，就十九年像真的。时间又足够久，接近二十，又不是十八、二十这样的整数，所以这个数字看起来像真的。

但是庄子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写作方式呢？之前的作品中即使有对话，也基本都是实际发生的，像《孟子》的对话可能有点润色，但比如孟子说服谁、跟谁辩论，实际过程是发生的。证据在哪儿？在于其中有几处错误，孟子没耐心听清楚对方的问题，直接就回答了，显然他的所答和对方的问题根本对不上。这种错误恰恰从一个侧面证明，《孟子》里面大部分是实录。《论语》里也是实录，直接讲孔子怎么说的，只是记录下来的文字上有所润色。但《庄子》是编的，他干嘛编这个？于是庄子后学就开始探讨，其中最着名的就是《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之以天倪”。《寓言篇》不可能是庄子本人所作，你要注意它的写法。《寓言篇》解释庄子为什么这么写的时候，讲法很肤浅。它说寓言的意思是要借着外人的口来说，里面有一句话“亲父誉之，不如别人誉之”。父亲不能为儿子做媒，父亲为儿子做媒你就得夸自己儿子，那别人怎么会信呢？你去夸自己儿子是没人信的。 所以《寓言篇》讲为什么要“寓言”？就是借别人的口说。为什么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引历史上、传说中伟大的圣贤，借他们的口来说话。

在我看来，《寓言篇》用“寓言、重言、卮言”解庄子的讲法，是一个很庸俗的想法。如果庄子是这样的话，那以他这样的才华，为什么不游于稷下学宫，为什么不游仕当时那些要博取好贤之名的君主身边，反而要守在漆园呢？他用得着吗？完全用不着，他根本没把这个当回事。 理解这一点以后，你就知道以《寓言篇》理解之庸俗，断然不会是庄子写的，他并不想取重于世。

那么庄子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写？关键在于“说不可言说者”。在“内七篇”里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都没有说话；反过来，只要说话的，都没有达到“至德者”的最高境界。比如在《逍遥游》第三章中的“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他只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出场；再比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为什么这些人不说话？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你“说”就已经进入思想和语言了，只要进入了思想和语言，就已经在分别当中了。

既然不可言说，那只能在沉默当中体达。所以庄子是个诚实到了极致的人，他认识到哲学的语言困境、表达困境。其实认识到语言、文字局限性的，不是只有庄子，但只有庄子停下来了，不肯往前走，因为没法说。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如果陈述的这个人没达到至德，那他所说的怎么可能是真知呢？于是，庄子开始以对话的方式写作。庄子很多重要的对话，都有沉默的至德者作为背景，虽然在背景中，但是非常关键。

经典是锚定我们人生的力量

最后，回到经典阅读上来。任何听讲，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其实都代替不了自己的阅读。 离开了自己的阅读，无论你怎么去听，无论你听了多少讲座，其实都是走马观花式的，都是浮光掠影，不会留下什么变化。

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我一直认为经典研读是最重要的。 通过对经典的深入阅读，我们获得自己生命的沉淀。不管我们自己有限的人生有多少长度，不管每个人的个体经验能有怎样丰富的程度，它其实都是短暂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总体而言比较仓促的时代。那么，身处于这样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接续上伟大的往圣先贤的思考，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关键和重要。

人生如同在茫茫的大海当中，有的时候是惊涛骇浪，有的时候看起来风平浪静。但你不要以为风平浪静就是常态，即使是在风平浪静当中，也蕴含着各种各样的不测，只不过有时候这个不测的维度蜷缩了，有时候你体会不到。 生活只有到惊涛骇浪的时候，你才开始有体会，才开始意识到人生中有种种的偶然和不测。在这样充满了偶然和不测的人生里，在这样的路途里，经典的阅读、经典的力量就好像锚，它是锚定我们人生的力量。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强调，通过经典阅读来获得某种经典性的人生，就是把自己的人生经典化。把自己的人生经典化，不是意味着我们自己成了经典，而是要把经典的力量注入我们自己的心灵当中，然后来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我们意想不到的局面，各种各样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本文转载自上观新闻）

作者简介

杨立华，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出版专着《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中国哲学十五讲》《宋明理学十五讲》《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合着）《郭象〈庄子注〉研究》《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和《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等，译着有《王弼〈老子注〉研究》《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宋代思想史论》《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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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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