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乌台诗案”的起因经过，苏轼为何被牵连了

揭秘“乌台诗案”的起因经过，苏轼为何被牵连了

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宋神宗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这一年对于苏轼来说，是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宋朝爆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一代文宗苏轼被卷入风波，差点身死，自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案发前夕，暗流涌动

“乌台诗案”发生以前，没有人会想过苏轼有一天会沦为“鸡犬”，连苏轼自己也没有想到，毕竟，他是文坛领袖，朝中大臣，深得皇帝赏识，连王安石王大人都没办法将他怎样。

可是，也正是过于的自信，令苏轼忘记了，政治斗争向来是残酷无情的。苏轼是一位“浪漫主义和务实主义相结合”的政客，这让他魅力四射，但也让他格格不入。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让他主持变法改革，就这样，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客观地讲，当时的北宋弊病丛生，确实需要变法，但是苏轼却一直对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派激进的变法十分不满。苏轼常常在新法实行的时候形诸吟咏，借诗词文章对变法中的弊病进行讽刺，对一部分新派人士进行讥讽。

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雷厉风行，他为了确保变法进行，打压排挤过不少反对派官员。苏轼作诗词讥讽新法，新派中早已有不少人对他不满，想要找他的麻烦。熙宁六年(1073年)， 沈括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他看到苏轼的诗稿以后，认为其涉嫌诽谤朝政，于是上呈神宗。

不过，这时主持变法的是王安石，尽管宋神宗对他非常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宗就对他不设防了。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神宗很在意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平衡，他不会让保守派阻碍到新法的实施，但他同时也不会让朝中失去制衡新派的力量。因此，沈括的弹劾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重视。

神宗对于沈括弹劾的忽视令苏轼更加自信，他坚信神宗会秉持正义，也认为自己应当替百姓说话，抨击新法中的弊端。所以，苏轼继续或明或暗的讥讽新政。可是苏轼不知道的是，随着神宗将王安石罢免，变法主持者已经变为神宗本人，苏轼继续抨击新法，早已经令朝中暗流涌动，只是，单纯的苏轼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诗案爆发，举国震动

元丰二年(1079年)，外调多年的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这不过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调任，苏轼也按照惯例，向皇帝进了《湖州谢上表》，但他却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还差点让他丧了命。

这年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李定等人认为，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写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在攻击朝政，抨击新法，讥讽皇帝。这次御史台的弹劾没有再石沉大海，神宗震怒，下令御史台抓捕苏轼。驸马都都尉王诜与苏轼情谊深厚，他得知消息以后，立刻告知苏辙，让他转告苏轼。苏轼得知自己要被抓以后，仓皇无措，他连忙告假，回到家中。可是，前来押解苏轼的皇甫僎态度却十分强硬，没有给苏轼任何面子，直接将他押解回京。

《孔氏谈苑》里记载了当时的场景：“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曾经的文坛领袖，如今却沦为“犬鸡”，这令人们无法接受，可是，苏轼的苦难却刚刚开始。在御史台的监狱当中，苏轼被连番审讯，审讯人员将他“有问题”的诗文全部列举出来，问他其中是否蕴含讥讽的内容和含义。更加阴狠的是，这些诗文大多都与苏轼的好友王诜，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人有关系。

这样一看，御史台的目的昭然若揭，他们是想借这个机会，将旧派的势力一网打尽，至少也要杀一杀司马光等人的锐气，至于苏轼，他们则想将他置于死地。

可是，御史台的证据却少的可怜，他们的所谓“供状”，大多都是构陷，且十分牵强附会，比如监察御史行舒亶根据《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仔细一看，就可以发现御史台的弹劾很多都是捕风捉影，解释也十分牵强附会，但是这又如何，当他们想要说苏轼的诗文是在讥讽朝政的时候，关在监牢里的苏轼，又能如何辩解呢?更何况，神宗对苏轼，真的起了杀心。

然而，苏轼并非孤立无援，乌台诗案可谓举国震动，不少人都出面营救苏轼。当神宗依旧犹豫不决时，宰相吴充对他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曹太后也替苏轼说话：“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就连已经退居金陵，曾为苏轼政敌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宋史》)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由于苏轼很得民心，他下狱受审以后，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也天天为他焚香念佛，祈祷平安。

众人的营救，加上北宋厚待士大夫的传统，最终令苏轼捡回来一条命，他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结束。不过，这场诗案牵连甚广，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被削除一切官爵;王巩被发配西南;苏辙由于家庭连带关系，遭受降职处分;司马光等苏轼好友也受到处罚。

“乌台诗案”对于苏轼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场诗案，令他明白官场的残酷，也让他倍加珍惜自己的一切。苏轼的写作风格在乌台诗案以后有了巨大的转变，这也让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进一步。可能，苏轼苏东坡，本就不适合尔虞我诈的官场，写诗作词，为民修堤，才是他的归属。

苏东坡乌台诗案是怎样的？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意思是说：“我真是生不逢时啊，不能跟你们这些新进的政治暴发户共事；你们大概是看我年纪大了(其时苏44岁)，在下面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了，可能还能管管小老百姓。”于是，他“讥讽朝廷”的帽子就被扣上了。

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当然必须先要清楚当时的政治背景，才能更了解诗案的起因，北宋中期新旧两党明争暗斗，而苏轼恰恰是旧党（而当时当权的王安石是新党）所以苏轼遭到政治打击也是迟早的事情，再着苏轼本人豪放不羁，也经常卖弄自己的文学来抨击当权者，也为自己的失势埋下伏笔。

寂寞沙洲冷

关于苏东坡的巫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糜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乌台诗案是苏轼被弹劾，然后贬官的事件。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

《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背景介绍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

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苏轼于熙宁四年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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