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皇帝到底是不是昏君,其实做木匠也是无奈之举

天启皇帝到底是不是昏君,其实做木匠也是无奈之举

还不知道：天启是不是昏君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昏君、暴君、明君这些都是有所指的，天启爱做木匠并不代表他不做别的事情，也不代表他不懂政治。这些都轮不上他，他就是一个“在体制压力下，‘礼’下循规蹈矩的展现自己爱好而已”，除了木匠工作外，他并没有明武宗的更多爱好，称不上昏君、暴君，更与明君相距甚远，算个正常人吧——聪明的败家子儿。

(1)天启皇帝除了木匠之外，基本都沿袭皇帝们的日常规范，后世对其“戏剧化描摹”并不确切。以经筵为例说明。

经筵说白了就是学习儒家理念如何治国。这一制度从明英宗时期开始正式确立，即时间、地点、由谁讲课、如何讲等都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

经筵每月三次(初二、十二、二十二)，仪式比较隆重内阁六部九卿等都要参加。当然，每旬一次没有做到，但天启七年时间举办了19次旬讲(经筵)。日讲也相对符合规制，比较频繁。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理由：按规矩、按规制我该做的都做了，没我什么事儿，我不做木匠干什么?

(2)天下制度已成——有没有皇帝其大明天下仍可按照规章、潜规则去运行，皇帝可做的事儿并不多，对于没有才能的皇帝其实只具象征性意义而已

天启年代，文官权力在“经济秩序”下已经形成党派利益;宦官虽然庞杂，但也各有集团。双方都有祖宗的“制度”保障自己干涉皇权。双方都有祖宗的“制度”保障自己干涉皇权的权利，你还真没办法。

对于没有什么才能的天启皇帝来说，他不做木匠能做啥?

朱元璋将儒家思想从上到下引入统治，并以铁血方式排除了后宫干政、外戚专权、武将夺权的可能性。形成皇权第一、文臣治理的治国方式。

朱棣抬高锦衣卫、建立东厂，以“特务统治”地方式监视文臣;朱瞻基开始又开始分皇权为太监，太监以皇帝“代言人”形象统御文臣。由此，这一制度体系比较完善。

正因为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天启皇帝又没啥能力，只好做木匠。那他为啥没有能力呢?主要是父亲不受万历待见，自己从小就没接受过教育。

其内心对儒家并不感冒，更主要是符合规制应付差事儿。同时，对于太监专权问题也无能为力，做木匠更符合人的本性——快乐。

综上：天启不算昏君，因为他就没做我们思想中的皇帝——一言九鼎、掌握天下。他更符合我们老百姓的语言——聪明的败家子儿——既然管不了家，我又不懂，倒不如啥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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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明史》里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昏庸无能，让妇人把持朝政，滥用私刑，致使忠臣良将惨遭横祸，百姓对他失去信任……几百年过去了，无数人都以为朱由校是这么一副德行，很多人一听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第一反应就是这家伙是个文盲和木匠，不适合当皇帝，明朝就败在他的手上。事实真的如此吗？

天启皇帝朱由校

天启帝真的是文盲吗？绝对不是。不要听信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的瞎说，造谣很不好的。在《明实录》里，内阁首辅叶向高和朱由校有这么一段对话。

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尝见皇上发拟本章，每多传谕，以此仰窥圣心留神庶政.......皇上尤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苍生之大幸也。（叶向高）

朕在宫中，每日披阅文书，览诵经史及祖宗训录。（朱由校）

天启帝真的不务正业只做木匠活，不留心政事吗？绝对没有。在明朝宫中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中，天启皇帝的确喜欢玩木工游戏，但并没有就此荒废朝政，而是“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古人向来言简意赅，这“倾耳”二字，可见天启帝确实没有玩物丧志、不理朝政。

天启帝最被人诟病的是他纵容魏忠贤，打压东林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魏忠贤

朱由校即位之初，那些鞍前马后出了死力的东林党人们，也跟着水涨船高：叶向高做了首辅，赵南星做了吏部尚书，邹元标做了左都御史，高攀龙做了光禄卿，杨链做了左副都御使……从行政权到人事权再到监察权，东林党人几乎控制了朝廷所有的重要部门。《明史》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众正盈朝”。然而，就是在这个“众正盈朝”的时期，明军在辽东战场上节节败退，因为东林党的自私自利，熊廷弼被排挤打压，最终导致广宁兵败，六万大军惨败于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东北战场几乎全线崩溃。

“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徵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事实上，东林党人代表的江南官商士绅集团，几乎占据了明朝最为肥沃的土地资源，经常利用朝廷里的既得利益者为其拖欠税款、偷税漏税。他们党同伐异，不管哪个领域，都想要安插自己人在里面，哪怕这个人无才无能，只要能巩固东林党的权益，他们就乐此不疲。

魏忠贤一上台便组织罪证将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以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前后数十人罢斥，左光斗、魏大中、汪文言等人还被投进镇抚司监狱。魏忠贤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把锋利的尖刀，发挥了“考成法”的考核监督作用，使他能够从江南官商士绅的手中尽量足额的收取赋税、追缴欠款，让朝廷有足够的经费去应对辽东的战事，并且在河南百姓受灾时还能免除税粮，从内库拨款赈灾。没有魏忠贤，军饷从哪里来？

天启皇帝朱由校借助宦官打压东林党是天启帝的一种政治手段，魏忠贤虽然专权，他也只是皇上的家奴，对皇权没有实质性的威胁，这点从崇祯帝上位后轻松干掉魏忠贤就可以看出。

天启五年辽东形势图

天启四年，毛文龙发来一份情报，声称后金和蒙古勾结，存在绕过蓟镇攻入关内的可能，希望朝廷严加防范。对此，朱由校高度重视，立即做了详细安排。

《明实录·明熹宗宝训》：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

20岁的天启帝，对努尔哈赤认识非常深刻，“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认为他很可能绕道攻入关内。他要求沿途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防守隘口的将官“昼夜不时防守”，以及防止“奸细夹带情形”。最后，朱由校还要求确保辽东的后勤补给充足。可以说，天启帝对局势认识很清楚，安排得非常仔细，可谓滴水不漏。如果后来崇祯能够这么安排，又岂有清军五次绕过蓟镇入关劫掠？

皮岛总兵毛文龙

天启六年，袁崇焕上书声称，依靠关外修城屯田，就足以让后金不战而降。《明熹宗实录》记载：“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天启帝对袁崇焕的吹牛忍无可忍，连用六个排比句对他愚蠢的筑堡屯田推进战略进行质问，怼得袁崇焕哑口无言。

《明熹宗实录》：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 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天启帝认为“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努尔哈赤不会投降，而且想要取胜就必须战斗，“胜无轻谈也”，因此要“蹈实而做，需时而动”。对于袁崇焕的筑堡屯田推进战略，他是不同意的，因为后金多次进犯辽西走廊，破坏屯田，抢夺粮食，袁崇焕的这个想法极有可能是为后金进行了囤粮。以后的事实证明，天启帝的看法没有一点错误。

袁崇焕

天启七年，23岁的朱由校病亡。在他统治时期，大明没有损失一寸土地，国库没有亏空，辽东军饷充足，底层百姓赋税也不重。他重用魏忠贤，一是为了对抗东林党，二是为国库敛财来填补军饷和天灾所需的赈济。后金在他当政期间，没占到半点好处。满清编纂的《明史》，对他的抹黑，也就无所不用其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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