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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绝境的山东百姓每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大业七年冬天,山东邹平人王薄终于在饥寒交迫中彻悟了一条真理——在暴政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起来反抗这个暴政!于是,王薄率先在长白山(邹平县南)拉起了反旗。为了把自己彻悟的真理向广大父老乡亲传播,王薄自称“知世郎”,并精心创作了一首政治宣传歌曲——《无向辽东浪死歌》。
歌中唱道: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这首通俗易懂、振奋人心的歌曲一经问世,立即成为当年齐鲁大地最火爆的流行曲目。四面八方的贫困百姓哼着这支让人热血澎湃的歌,像潮水一样涌向了长白山。
从此,王薄带领部众在齐郡(今山东济南市)、济北郡(今山东茌平县西南)一带纵横出没,攻击官军,劫掠府库,穿金戴银,吃香喝辣,日子过得无比滋润。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着这一切,山东各地豪杰无不怦然心动。于是,多股反叛势力在一夜之间遍地开花:“阿舅贼”(刘霸道)崛起于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孙安祖聚众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县西),张金称聚众于河曲(今河北临西县),高士达揭竿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他们啸聚山林,攻击城邑,让各地官府疲于应付,焦头烂额。
在大业七年大大小小的变民首领中,有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后来却成了这拨人里声望最高、势力最强的义军领袖。他雄踞河北,自称“夏王”,直至唐朝建立后仍然割据一方,是武德初年李世民东征路上最强大的对手。这个人就是窦建德。
窦建德,河北漳南(今河北故城县东)人,与孙安祖同乡,自小勇武过人,在乡里有侠义之名。大业七年,朝廷招募东征士兵,窦建德因其骁勇之名被任命为二百人长,同乡的孙安祖也在征召之列。可孙安祖因家中遭遇洪灾,妻儿皆饿死,对官府恨之入骨,坚决不肯应征。当地县令大怒,将其逮捕并施以鞭刑。孙安祖愤而刺杀县令,逃亡至窦建德家中。
窦建德收留了他,对他说:“今主上不恤民力,欲征高丽,天下必将大乱。大丈夫若不死,当建功立业,岂能成为东躲西藏的逃犯?”随后,窦建德帮孙安祖召集了两百多个壮士,还协助他们到高鸡泊一带落草为寇。尽管窦建德明知道天下很快就将大乱,尽管窦建德明知道天下很快就将大乱,可他对自己在军队的前程仍抱有幻想,所以他才会一边支持孙安祖造反,一边又舍不得扔掉“二百人长”这块鸡肋。
最后,还是当地官府帮他下了这个决心。本来,窦建德窝藏孙安祖一事当地官府已有所察觉,加之张金称、高士达等盗匪凡到漳南洗劫,都自动避开窦建德家所在的那条街,所以官府认定,窦建德必然与盗匪暗中勾结。不久,官府就派兵抄了窦建德的家,并将他一家老小全部捕杀。在家破人亡的惨痛现实面前,窦建德的最后一丝幻想终于破灭。万念俱灰的他只好脱下隋朝军装,带着手下的两百人投奔了高士达。
高士达觉得自己的智谋和才略均不及窦建德,就把兵权交给了他,让他当了二当家。随后,窦建德屡屡击败前来征讨的官军,威望迅速提升。
由于他善待士卒,因而人人皆愿为其效死,麾下部众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就这样,这个原本要到辽东去当炮灰的二百人长,摇身一变就成了远近闻名的草头王。
窦建德或许从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对于潜藏在自己身上的巨大能量,他一定也会感到震惊。而此时的窦建德更不敢想象的是——短短几年后,他就将拥兵割据,称霸一方,并与天下群雄一起逐鹿中原!窦建德的成长史告诉我们:虽然时势可以造英雄,但是要想成为英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扔掉手中的那块鸡肋。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一,隋帝国的一百多万远征军在涿郡完成了集结,同时就位的运输和后勤人员数量是士兵的两倍。
杨广将一百多万士兵分成左右各十二军,每军设大将、次将各一人;每军之中,骑兵分成四团,每团十队,每队一百人;步兵也分为四团,每团二十队,每队一百人;重装备部队和普通步卒也各有建制;所有步骑兵团每团各设偏将一人。远征军中,各团的头盔铠甲、帽穗马缨、旗帜旌幡的颜色各不相同,而前进、后退、行军、扎营都有统一的号令。
正月初三,杨广亲自率领这支空前庞大的远征军,从蓟城(涿郡郡治,今北京)正式开拔。第一军出发后,每日派遣一军,每两军相距四十里,依次出发,鱼贯前进。整整用了四十天,大军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绵延长达九百六十里。此外,杨广直属的十二禁军,朝廷的三台、五省、九寺的随驾官员,也紧跟在大军后面出发,队伍连绵达八十里,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杨广本以为,投入如此浩大的兵力,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踏平高丽。然而,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先是在三月,杨广亲率陆军进抵辽东城(今辽宁朝阳市),却长达数月久攻不克。
同时,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水军渡海攻击,一开始进展顺利,甚至一度攻进了平壤,不料却在城中遭遇伏击,四万精锐尽丧,仅剩数千残兵逃脱。眼看陆、海两路接连失利,杨广不得不改变战略,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率三十余万大军绕过辽东,直捣平壤。可是,当大军进抵平壤三十里处时,却又因为战线太长、粮草不继再次陷入困境。
同年七月,缺乏给养的宇文述被迫引兵西还,高丽军队迅速出城追击。当隋军撤至萨水(今清川江)时,高丽军队趁其渡河之际发起进攻,大破隋军。最后,宇文述狼狈逃回辽东,三十余万大军仅剩两千七百人,几近全军覆没,同时,丢失的武器、装备、辎重更是不可胜数。来护儿风闻陆军大败,也慌忙起锚,连夜率舰队撤回东莱(今山东莱州)。
第一次远征高丽,就这样以惨败告终。大业八年七月,神情恍惚的杨广默默登上龙辇,从涿郡启程南返。一直到车驾返抵洛阳,杨广始终一言不发。曾经活力四射、阳光灿烂的杨广,如今仿佛变成了霜打的茄子。人们看见杨广脸上写满了困惑与哀伤,那是一个骄傲帝王遽然遭受重创后暴露出来的真实内心。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挫折本是人生的题中之义,也是生命成长的必经过程。就像许多小孩子在学习木匠、铁匠这种手艺活的时候,如果手上弄出了血,他们的师傅就会说:“那是这门手艺进到你身体里面去了。”
而今,生命中的第一次失败虽然深深刺痛了杨广,可这何尝不是某种有益的东西正在进入他的体内呢?也许,命运之神正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往这位骄狂自负的帝王身上注入一些必要的抗挫折能力,让他学会以一种成熟而理性的姿态面对人生,同时拯救这个危机四伏的庞大帝国。
然而,命运之神很快就发现他失望了,忠于杨广的臣民们也很快就失望了。短短半年后,杨广就在朝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资治通鉴》卷一八二)杨广的意思很明确,二征高丽,就算“拔山移海”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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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的644年,中国正是唐朝的隋炀帝巡游江都使当地百姓饱受饥苦第二个皇帝唐太宗的天下。隋炀帝忍了好多好多年,决心亲征东北的高丽了。高丽那时候,不仅在朝鲜半岛称霸,北边的势力,还延伸到中国东北的辽水流域,这是好大喜功的唐太宗绝不能忍耐的。不能忍耐归不能忍耐,他不能不小心,因为隋朝就为了30年前打高丽,害得国内空虚,引起了革命,唐太宗才趁机灭唐狩猎出行壁画了隋朝,建了唐朝。如今30年后,他自己再重新发动这一进攻,是不能不特别小心的。
前言: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不断对朝鲜半岛的高丽进行征伐,而屡次征伐的背后,实际与当时的东亚国际局势影响密不可分。这中间有怎样错综复杂的局势,跟烂柯人君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隋唐征伐朝鲜的历史积淀与朝鲜半岛局势朝鲜半岛与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一衣带水,而朝鲜半岛自古以来便与中国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东亚政治圈的共同成员,中国动,朝鲜则动。在历史时期,中国政权内部稳定时,朝鲜往往对中国中央王朝进行臣服上贡,甚至直接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国乱,辽东朝鲜半岛则成为中国百姓避难的去处之一,朝鲜的势力往往也会趁机进击,以求在天下大乱的局势中分得一杯羹。
汉朝鲜四郡图
早在武王伐纣之时,相传就有商的移民箕子带领着殷商移民前往朝鲜半岛建立了箕氏朝鲜。到了秦末天下大乱,燕人卫满又带着燕、赵、齐三国数万余人前往朝鲜,击败当地土著,建立了卫氏朝鲜,割据今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到了汉武帝元封三年,出兵灭卫氏朝鲜,在其辖地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史称“汉朝鲜四郡”。随后,西汉末年大乱,高丽趁此良机建国,脱离中国控制,但其仍向东汉王朝称臣纳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历经300余年的大动乱,由于分裂割据时间长,中原王朝根本无暇顾及东北这一隅,只是不断地加封高丽,以换取东北边境的安宁,高丽趁此机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政治上,同时接受南、北朝的册封,对于南、北朝都称臣纳贡。
东晋时期的高句丽(公元339年)
此处补充阐释一个小问题,汉到唐(公元37年-668年),朝鲜北部这一政权称呼到底为“高丽”还是“高句丽”,在中国的史籍中,唐以前修史书,大多称其为高句丽,唐以后史书多称其为“高丽”,本文讨论隋唐史事,固暂称该国为“高丽”。
隋在公元589年一统寰宇,四海归一。朝鲜问题,尤其是高丽问题又凸显了出来。此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分立的局面,这三国之间互有攻伐。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际势力相角逐的地方,此时的三国亦是如此,三国背后都有自己的“大哥”撑腰。三国的战争,背后往往有着国际势力的身影。高丽此时背后的“大哥”是突厥,草原帝国的新星;百济背后的大哥是海上的日本,此时日本刚进入封建社会,想在东亚大陆小试牛刀;而三国中离中国大陆最远的新罗,其背后的大哥却是中原王朝,新罗在朝鲜半岛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抱紧“大哥”的大腿,不像其他两国,对中原王朝阳奉阴违,新罗对于“大哥”的态度可谓是毕恭毕敬,按时朝贡觐见,以获得中原王朝的支持。
二、隋炀帝伐高丽的动机当今公众由于传统的道德评判标准和阶级史观的影响,对于隋炀帝伐高丽的评价往往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他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但如果仔细考量当时的国际形势,我们就会理解隋炀帝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高丽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对于北方政权往往都是两面三刀,表面上对于北朝政权心悦臣服,实际上一直同南朝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高丽有意向西发展,但实力有限,而中国此时正处于南北对立的局面,便利用中国南北对立的局面,利用南朝牵制北朝。据有学者研究,江南无法产战马,高丽提供的战马是南朝获取战马的主要渠道之一。如刘宋、北魏对峙期间,据《南史》记载,宋元嘉十六年,“宋文帝欲侵魏,诏琏送马,献八百匹”。这对于北方政权出身的隋,自然是无法忍受的。
高丽与隋关系之间最为敏感的,是高丽与突厥之间保持着同盟关系,《 隋书·突厥传》记载:“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敕令牛弘宣旨谓之曰:‘……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使人甚惧。”隋炀帝巡幸草原,到启民可汗牙帐时,恰好碰到高丽来的使者,这无疑刺激着隋炀帝的神经。此外,高丽同隋东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勾结,高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对于中原王朝度都有觊觎之心,成为此时突厥之外,隋边境最不稳定的因素。
(影视剧 隋炀帝杨广)
隋文帝开皇18年,高丽王进攻辽西地区,文帝曾派汉王杨谅讨伐,由于准备不充分,且遭遇大雨海陆军都损失惨重,加之高丽及时妥协,以“辽东粪土臣元”(“辽东粪土臣”是高丽君主对于中原王朝的传统自谦说法)的称呼谢罪,避免了此次大战,但是高丽问题仍紧扣隋王朝君主心上的弦。到了隋炀帝时期,随着北部突厥问题的初步解决,高丽问题日益被提上了日程。
三、隋炀帝三伐高丽与国破家亡大业八年,隋炀帝御驾亲征,亲率113万大军征伐高丽。隋炀帝征调如此规模巨大的兵力,本来是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震慑高丽君臣,以大兵压境来逼迫高丽君臣投降,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再通过此次“军事巡演”来警告突厥。所以,他没有做好长远战争的准备,战略、战术方面都缺乏事先的规划。但是他无疑低估了高丽君臣抵抗的决心,加之朝鲜半岛地区山高林密,气候苦寒,战事很快陷入僵局。其中最致命的,是粮草补给问题。
隋炀帝剧照
据陕西师范大学于赓哲教授研究,隋唐时期一名士兵的出征,背后需要三名民夫为他做运顺粮食等后勤工作。隋炀帝此役动员了百万民夫做后勤工作,给山东地区(今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所有适龄男子均被征调服役。马车、牛车都被充当运输工具,由于运输工具不够,炀帝下令所有农用的手推车、独轮车都需向前线运输粮食。这无疑是拍脑门做决定,等到民夫推车到了地点,粮食早已消耗殆尽。
此次征伐表面上声势浩大,实则不堪一击,百万大军以失败而终,与炀帝最初的预期恰好相反,在各国使节面前丢了脸。炀帝恼羞成怒,于大业九年再次率大军亲征高丽,在即将攻破高丽之际,中原的百姓因为不堪重负,农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礼部尚书杨玄感也举大旗叛乱,炀帝只好停止进攻,回兵平叛。大业十年,炀帝不顾国内风起云涌、遍地农民义军的局势,贸然又发动对高丽的进攻,高丽终究是小国,长期的消耗使其无以为继,只能投降。但实际上,炀帝一心伐高丽,不顾国内局势的行为最终反噬掉了自己的大隋基业。
四、唐对高丽的征服与东亚秩序的建立囊括海内的大隋仅37年因为征伐高丽的失策迅速灭亡,但是他的对手高丽却趁隋末的农民战争缓了一口气,重新发展起来。唐王朝建立之际,高丽也换了新的君主。高丽王高建武接手了他哥哥婴阳王留下的烂摊子,因为哥哥的行为引来大军征伐,山河残破的前车之鉴,他谨慎地处理与唐的关系,对唐毕恭毕敬,向唐称臣纳贡。而唐天下刚定,对外也才只能采取怀柔政治进行拉拢,乐于接受高丽的做法。双方相互配合,辽东半岛相安无事数年。
(影视剧形象 唐太宗)
但贞观16年,高丽国内发生了动乱,权臣盖苏文谋杀高建武,立其侄子为帝,窃取了军政大权。他在掌权后做了一件令唐王朝无法容忍的事情,他派重臣通使日本,希望与日本联合消灭与中原王朝关系最为密切的新罗,而此时的新罗与百济,百济与日本均存在着密切的同盟关系,他们的联手不得不引起唐王朝的极大警惕。此时的新罗,面对三方势力的进攻,面临着亡国的危机,连忙向背后的老大哥唐朝求救。
贞观19年,唐太宗亲率10万大军征伐高丽,由于害怕重蹈隋伐高丽而亡的覆辙,其兵力未免过少,没有取得征服高丽的战果,但是此役在辽东地区获得了大量可以提供军士粮草的土地,唐在此设置郡县,派兵镇守,为日后作战做准备。之后,唐太宗与继任者唐高宗又接连对高丽用兵,在数十年与高丽的作战努力下,高丽最终被庞大的唐王朝拖垮。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大将李绩破高丽都城,高丽自此灭亡。
值得重视的是,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年的白江口之战,日本大军增援百济,与唐军在白江口展开战斗,唐军大获全胜。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记载“(唐军)四战皆克,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为丹。”至此,日本也感受到了与唐王朝之间的差距,承认唐朝在东亚的“大哥”地位,加大派遣遣唐使的力度,向中国学习,模仿唐朝建立起了律令制国家。
(水战)
此后,新罗在唐的支持下统一了朝鲜半岛,唐王朝也退出之前占领高丽的土地,而新罗无疑成为大唐的忠实附庸,与唐王朝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至于唐为何不兼并朝鲜半岛,结合于赓哲教授的观点与愚见,供诸君参考:
中国以传统农业立国的思想决定国人的扩张仅限于农业适耕地区,朝鲜地区多山多寒,并非农业民族的理想耕作环境。此外,传统农业时代管理遥远的朝鲜地区要付出极大的人力与资源的消耗,而实际管理无法带来与之相匹配的农业收益。因此,唐王朝对于这一“鸡肋”的地区,乐于维持一直使之臣服的的状态,没有直接管辖的欲望。
文史君说:朝鲜半岛,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在东亚政治生态中扮演重要地位。而在隋唐时期,朝鲜半岛上的三国的背后都要撑腰的“大哥”。而三国中最强大的,与中国地缘政治最密切的高丽,却因为其野心,自认为背后有“大哥”撑腰,屡次挑衅中原“大哥”的忍耐度,引来隋唐两朝接连的征伐。虽然隋因为征伐高丽政策的失当,惨遭亡国。但是唐王朝却通过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消灭掉了不安分的高丽,同时也震慑了周边的各国,在东亚建立了以“唐”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万国来朝,气势恢宏的大唐气象也随着高丽灭亡,在诸国纷纷来朝的景象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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