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教育程度那么低 女子读书有什么途径

古代女子教育程度那么低 女子读书有什么途径

古代女子受教育程度低

古代女子的教育程度是非常低的，一般没有读书的机会，主要的渠道就是选择在家里接受家庭教育，当然这也限制于有钱人家，一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根本就不可能会有机会。

男孩子在学校里面或许就有老师教诲，而这些女孩子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也就是说要么就是留在家里接受教育，比如家里的保姆或者是自己的父母，也有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可以请老师来到家中。古代的女子和男子之间本身就会有着一个非常严格的界限，根本就不可以随意的接触女子，一般到了10岁之后都是留在家中，根本就不可以随意的出门，就算迫不得已要出门，也全部都需要使用头巾，在办完事情之后就需要匆匆的回家。

女子留在家中可以是由自己的父母又或者是保姆来教导，教导的这些内容绝大部分都只是三从四德，比如未嫁从父，夫子从子等等。

除了这些之外，也同样应该学习一些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实用的技术，比如说纺织技术，烹饪技术，还有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情。有条件的一些女子还可以去选择学习一些诗词歌赋，又或者是其他的文艺方面知识。

达官贵族家中的女子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注重于诗词歌赋这方面的知识，比如知否里面的老太太就会专门的去请人来教导孙女们，香薰，品茶，还有插画的知识。就是希望自己的孙女在长大之后能够懂得这一方面的知识，不至于会让大家觉得有一些寒酸，不至于会被大家看不起，这些知识在一个贵族圈里面本来就是比较重要的，属于一种社交知识，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应该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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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妇女的受教育程度？

在中国古代社会，女子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女子教育的目的也主要是学会如何成为家庭中合格的女性角色，满足夫权社会的需要。由于在古代社会忽视女性教育，使学校教育自产生之日起便把女子排斥在大门外。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女子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这种家庭教育是非正规的教育，它既缺乏完整而系统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又没有固定场所和学习年限，使女子所能受到的教育非常受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妇女才智的发挥，使妇女不能在社会上一展巾帼人物的风采。
从古代女子教育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一种生存教育，即技能教育和道德教育，其中又以道德教育为主。早在先秦时期，虽然尚无专门的女学书籍，但在礼教的一些书籍中就已存在了这种内容，如《仪礼?丧服?子夏传》中便要求女子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道德上对女性进行规范。《礼记?内则》记载得更为详细：“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Q革，女?Q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治丝茧，织?组?r，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透过这段内容可以看出，女子从一出生就要接受一种与男子完全不同的教育内容，在技能方面要学习烹饪、缝纫、丝麻、祭祀等家中日常事务，以便襄助男子，在道德方面要求女子从小就要有男尊女卑的意识，“能言，男唯女俞，男?Q革，女?Q丝。”要懂得一系列的礼节，要对男子顺从。从这些内容可知，先秦时期的女子教育的目标不是要女子懂得多少文化知识，而是要把她们培养成“贤妻良母”，对女子的教育纯属“家政”。这种教育使得广大女性终身束缚于锅碗瓢盆、纺纱织布这些家庭琐事，从而失去了与男子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当然更不可能像男子一样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
到了两汉时期，由于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集结定型时期，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业已渗入意识形态中，于是专门的女学书籍应运而生。从汉代到清朝前期出现的女学书籍非常多，其中《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女诫》合编为《女四书》，成为女子识字受教育的必读教材。这些女学书籍都不无例外地强调了对女子道德伦理的教育。如刘向的《列女传》通过对“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标准的认定，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先秦儒家的伦理观念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理论。刘向所宣传的思想，加重了文明产生后即出现的对广大妇女的精神压迫和道德约束。
继刘向之后的班昭更是通过其《女诫》将女子教育中的道德伦理教育更加系统化、完整化。她通过其《卑弱》篇阐述了“男尊女卑”的主张，她认为女人天生就是卑弱的，“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当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1]因为女性自身卑弱，就必须要依靠丈夫，应“正色端操，以事夫主”，围绕家务“执勤”而不应到社会上去争雄争霸。她通过其《夫妇》、《妇德》篇阐述了“夫为妻纲”的观念和“三从四德”的原则，班昭的这种观点使女子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嗜好，更谈不上自由的举动了。女子只能过着木偶式、奴隶式的生活，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到了唐代，刘氏姐妹的《女论语》在女子的道德修养方面，将班昭在其《女诫》中提出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更加具体化。如在其《立身》篇中，她提出：“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贞节，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露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属，莫与相亲。立身端正，方可为人。”《女论语》这样规定，其旨趣在划定女子思想行为的规范，做“四德”兼全的贤妇，以传名千古，但实际上是将女子头上的紧箍咒束得更紧了。所以张舜徽先生指出：“这样，便明确地画了一个圈子，教妇女站在这范围内做人。不如此，便不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妇女，为当时社会所轻视。”[1] 　　明清时期，由于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女教读本对女子道德修养方面要求更加严厉。如《女范捷录》不但开篇就强调了女子要以“三纲五常”为本，如其“统论”篇中就提出：“乾象乎阳，坤象乎阴，日月普两仪之照。男正乎外，女正乎内，夫妇造万化之端。五常之德著而大体以敦，三纲之义明而人伦以正。”[3]而且在贞节观上对中国古代女性的要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其“贞烈”篇中说：“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重婚，女无再适。是故艰难苦节谓之贞，慷慨捐生谓之烈。令女截耳劓鼻以持身，凝妻牵臂劈掌以明志。”[3]这简直是毫无人道可言了。
在古代女学书籍中，除了强调对女子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外，还注重对女子技能的培养，但认为女子的技能培养主要应立足于以事夫为目的的家务技能。如《女诫》对“妇功”的要求是“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要求女子应围绕家务“执勤”。《女论语》则在其《学作》篇中要求女子掌握的女工应为纺织、养蚕、缝补浆洗以及炊羹造饭、喂养牲口、耕田下种等。而司马光在其《家范》中说得更加明白：“其女功，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4]所以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要求培养出能够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当好丈夫贤内助的女性。这种教育，无疑是对女子自身才能的一种扼杀。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妇女的劳动多为辅助性质，其收入亦为整个家庭经济的补充成分，因而经济大权总是把握在男权父系的手中。这种经济地位的低下，决定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没有什么发言权。男权势力为了维护其在政治上的权利和对女性的统治地位，将纲常名教提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了长期束缚中国妇女的绳索，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正是围绕“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为核心而展开的。古代女性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多重压迫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将自身的人生价值和受教育的目的定位在相夫教子上。所以古代封建女子虽然有教育，但却毫无教育权利可言。古代女子所受的教育如同所有被压迫群体的“教育”一样，是一种驯服工具。结果受教育愈多，依附男子、依附丈夫就愈严重，社会地位就愈低下。最终女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了家庭的奴隶，男人的附庸。甚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都是以男子依附品的身份而出现的。由此可知，在长达几千年的独特的女子教育的培养下，女性心甘情愿地让出了社会政治经济的舞台，成为了默默无闻的幕后人物。加之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向上攀升的主要途径的科举考试，其大门也从未向女性开放过，致使科举英才的行列中，竟无一巾帼之人。所以几千年的古代史只能是一部男性精英的历史。
当然，古代女子教育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女教内容通俗易懂，易于各阶层女性接受。劝导妇女谦让恭敬、先人后己、孝敬长辈以及勤劳俭朴，在保持家庭和睦、加强女性自身修养等方面还是发挥过不少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相比于其对中国女性的摧残，是处于次要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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