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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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就汉武帝用人实践来说，绝对是不拘一格的。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他们都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做出成绩，建立功业，如公孙弘为相、倪宽为左内史及御史大夫，赵禹、张汤主管法律工作，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张骞、苏武的外交风采，卫青、霍去病的战功，霍光、金日磾作为顾命大臣的作为，等等。

可见，是否儒学出身，有多少儒学水平，不是汉武帝用人的绝对标准。相反，就儒学知识素养来说，董仲舒(前179-前104)远远超过公孙弘(前200-前121)，而且足足比公孙弘年轻21岁。但是，公孙弘心思比较灵活，具有实际政务操作能力，得到汉武帝重用，官至宰相。对于比较迂阔的董仲舒，汉武帝却是嘉许其说，而不重用其人。

其次，这些官员虽然不是儒生出身，但是他们或者在道德品行上有上乘的表现，不悖于儒家的价值观;或者努力向学，向儒家价值观靠拢。前者如石建、石庆为人笃实，汲黯、卜式为人质直，韩安国、郑当时为人忠厚。后者最典型的是张汤，本出身文法吏，但是，自从知道部下倪宽以经书判案狱，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张汤“由是乡学”，重用倪宽帮助自己“以古法义决疑狱”。

总之，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倡导，统治秩序的构建，社会行为的规范，即所谓“教化”的功能。为了将这种意图贯彻下去，必须有制度化措施，作为保障和驱策工具。于是，就有了太学和博士弟子员的设置，有了征辟、察举的入仕途辙。然而，在实际的治国理政操作中，汉武帝是非常务实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可以这样说，就仕进渠道而言，朝廷并不崇尚法家和纵横家;另外一方面，在实际人才选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这样就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这里并不矛盾。尊崇儒术，是道、是经，悉延百端之学，是术、是权。不变的原则(经或者道)，与变化的世界，难免有不完全契合之处。于是，就要采取变通的措施和做法，这就是“权变”。

可是，外儒内法，也不能仅仅要从“道”与“术”、 “经”与“权”的角度去理解。这还涉及利与弊、时与势的关系问题。

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尽管此“独尊”兼容并包“百端之学”)，有利于纠正汉初陆贾、贾谊提出的道德滑坡、社会失序问题，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也影响深远。儒学的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是东汉，儒学成为一种神圣化了的意识形态。于是，腐儒、陋儒、伪儒、神儒(谶纬化了的儒学)也纷纷出现。汉元帝为太子时主张“纯用儒生”，已经令汉宣帝忧心忡忡：乱汉家天下者，必太子也!王莽更是成功地借谶纬化的儒学，为取代西汉王朝造势。东汉儒学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伪君子也比比皆是。于是，才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出现。这就是利而生弊。

怎么解决利中有弊的问题呢?这就涉及“时”与“势”的问题。社会的发展，时势的变化，对于治国之道、化民之术，也需要与时俱进。如何做到张弛有度、刚柔兼济、礼法合治、德刑并用，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谓审“时”度“势”，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不懂世异，不知时移，就会胶柱鼓瑟，适得其反。假如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归罪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十分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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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目的，究竟是什么？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目的，究竟是什么？

思想大一统，别黑白而定一尊。秦始皇扫清六合，天下一统，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的大一统，必然需要思想的大一统。只有思想大一统，才能为国家大一统服务，形成大一统的观念。秦始皇时法家是正统，所以他“焚书坑儒”，其本质上也是思想大一统，只不过手段比较粗暴。至汉武帝时，国家大一统进一步巩固，此时，思想界的纷乱情况不利于国家的大一统，必须确立一个正统，结束思想界的纷争，为国家大一统服务。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符合国家的利益诉求，故而为汉武帝采纳。思想大一统是国家大一统的必然要求。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推行的政策。当时他击败了窦太后为外戚势力且南征北战打退了匈奴等外部势力的侵略，需要一个能够安定国家、统一全国的信仰理念，孔孟的儒家思想便成了他的首选。因为强调孝道、忠君等思想，汉武帝认为是非常适合安邦治国的。从此，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主流达2000多年；

在汉朝以前的秦朝，是以坚持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秦始皇羸政更是法家的拥趸，主张严刑苛典治世。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推行的政策。当时他击败了窦太后为外戚势力且南征北战打退了匈奴等外部势力的侵略,需要一个能够安定国家、统一全国的信仰理念，孔孟的儒家思想便成了他的首选。因为强调孝道、忠君等思想,汉武帝认为是非常适合安邦治国的。从此，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华传统文明的主流达2000多年。”

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方面加强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一直经历将近两千年而不衰。

其实，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的逐渐抬头，是自汉初就已开始了。儒家虽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但在秦汉之际，他们的代表人物已经日趋活跃。孔鲋负籍积极参加陈胜吴广的反秦斗争，陆贾为刘邦献马下治国策，叔孙通为西汉王朝制定成套的礼仪，都说明儒术不仅积极干预社会，而且逐渐为统治阶级所欣赏，认为这种思想、这种学派对封建统治的确有利，可以成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

到汉武帝即位初年，儒家学派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年轻的汉武帝初试锋芒的改革，就是在儒家人物窦婴、田蚡和赵绾、王臧等人的协助策划下进行的。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汉武帝还十分年轻（年方十六七岁），太皇太后窦氏还是执掌大局的实权派，另一方面，当时黄老无为的道家学派尚有很大势力，前面说的后来谋叛反对汉武帝的淮南王刘安，就是一个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招致网罗了一批门客，集体编著了一部集黄老无为和孔、墨、申、韩大成的《淮南鸿烈》，大力提倡阴阳之学和道家之术，作为和汉武帝进行政争的舆论工具。此时，窦太后是站在黄老学派一边的，她十分不满于汉武帝利用儒家人物进行革新，因此借赵绾之故把武帝周围主张改革的儒家人物全部黜退。但是，当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又全部将这些儒家起用，着手他的建立大一统的宏伟帝国的赫赫大业。

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在汉武帝时期独成一尊，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同时也由于儒家学术具有它自己有利的为其他学派所不及的条件。经过汉初七十年的恢复，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国力富强了，统治者的欲望也增强了。因此汉朝高、惠、文、景时期那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符合最高统治阶级的要求，他们需要一种进取精神较强的统治思想来代替黄老的无为思想。同时，西汉王朝发展到武帝时，经过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之后，王国势力受到了极大削弱，所以为大力加强中央皇权，奠定了基本的条件。另外，从儒家思想本身来讲，它的博大精深，它的含有政治、哲学、文采、教育、伦理各个方面丰富内容的包罗万象的特点，它的“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和道德观，也使它便于被封建统治者所全面利用，尤其是在升平时代作为一种控制人民的思想观念，比其他各家思想都更有适应性。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为董仲舒，他既是当时儒派的领袖，又是提出“独尊儒术”的发端者。《汉书·董仲舒传》说：

“自武帝初立，魏其（指魏其侯窦婴）、武安（指武安侯田蚡）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很受汉武帝的推崇，自建元元年（前140年）贤良对策为武帝所欣赏后，他被武帝派到武帝哥哥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以后又一度被丞相公孙弘推举为胶西王刘端的国相。五十八岁以后，居家著作，但朝廷还不断派人向他请教，“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张汤是汉武帝特别重用的司法官，后来张汤把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成为《春秋决狱》一书。可见，老年的董仲舒，实际上仍是西汉王朝政治上的重要顾问。董仲舒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病故，汉武帝有一次经过他的墓地，还专门下马，对这位知名大儒表示敬意，后来把他的墓叫作“下马陵”。这些都可见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尊重。

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独尊儒术，统一思想。这一点是窦婴、田蚡于武帝初即位协助改革时就提出来的主张，当时由丞相卫绾出面提出：“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就是说，除儒家外，法家纵横家首先归入罢黜之列。其后窦婴、田蚡等又提出“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把道家也贬入罢黜的行列。是时，董仲舒于贤良对策的第三策中，更系统地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绝不利于政治的统一，“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里董仲舒把孔子六艺之外的各家，皆一概贬为“邪辟之说”，建议“皆绝其道”，这样就可以使法纪统一，人民统一在儒家的思想中，所以说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统一而追求思想上的统一。

第二，尊崇孔子的儒术，为了证明天子至尊，为“强干弱枝”寻找理论上的根据。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说：“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诸侯必须完全受皇帝的支配，不得自尊自专。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思想，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尊儒”学说另一要点便在于：“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这是完全为汉武帝的政治上大一统和加强中央集权作舆论宣传的。

第三，提倡儒家的仁政。在董仲舒的对策中，提出了许多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儒家反对用严刑对待人民，严厉谴责法家任刑而不尚德所造成的“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董仲舒还提出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限民名田”以“塞并兼之路”来防止过分贫富分化，避免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儒家代表董仲舒提出的这些主张，是从封建统治者长远利益考虑提出来的改革方案，清醒的封建政治家是会看到这一点的。锐意进取的、希望能使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汉武帝，选中儒家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是很自然的。

第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制，用儒家思想来培养封建地主阶级的接班人，也是“独尊儒术”的内容之一。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建议，兴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大学——太学，第一批置博士弟子（太学学生）五十人。这所大学全用儒家五经作为课程，教师全部聘请精通儒学的博士担任，武帝时始设七人，到宣帝时增加到十四人。到西汉末年，太学学生增加到一万人，东汉末，更增至三万人左右。这批完全用儒家思想培养起来的人才，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得力的维护者。除中央兴办太学外，汉武帝还提倡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如当时蜀郡太守文翁，即“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以后为武帝号召推广于全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是为了封建统治者长远利益的需要。汉武帝的这一文化教育政策与他的经济政治集权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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