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癯禅、寐翁、姚埭老民、乙龛、余斋、轩、持卿、乙、李乡农、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穸、睡翁、东轩支离叟,浙江嘉兴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作品赏析﹡
名人祠有以下等:
倪天增故居:倪天增祖居,即倪宅,位于浙江省嘉兴,西塘系西塘典型的明清民居风格倪天增(1937——1992),祖籍嘉善县西塘镇,前上海市副市长,为上海市建设作出了贡献。
沈曾植故居:嘉兴城内姚家埭1号。坐北朝南,系清末建筑四合院式三进两层楼住宅,砖木结构。内为走马堂楼,有厅堂、花园等。
沈曾植历官总理衙门京章、外务部员外郎、江西南昌知府、安徽布政使等职,书法融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成就卓著。作为公举的江南文化领袖,其艺术成就杰出,门生故旧众多。临终时灵光返照,将毕生功力倾注在此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砂绣段助裁纰”是对其一生嗜古如命,挚爱艺术的总结。观其联语,平静如常,以学论艺,用典蕴藉,措词舒缓而隽永,是无我胸怀。观其书法,由帖融碑,独标高格,曾熙所言:“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也,乃是书法大雅最高境界,至为难得。
马一浮在边跋题写道:“此寐叟临迁化日所书,盖非定慧力不能尔。”当年整理先父作品时,沈曾植的儿子沈慈护将此联留在海日楼(沈曾植斋号)中,作为对于父亲永远的纪念。之后,其广邀乃父生前好友、学生弟子题写边跋:计有沈金鉴(时任浙江省省长)、周善培、王甲荣(王蘧常父亲)、马一浮、王蘧常、谢无量、盛沅、莫永贞、吕渭英、钱熊祥、胡朴安、宝璇、诸宗元、高振霄、叶恭绰、金兆藩、夏敬观、江庸、陈家栋、朱奇等20人,皆为一时俊彦,对这位一代鸿儒的书艺和人生作出高度总结,并广为赞誉沈慈护的孝思。
况周颐号蕙风,一生坎坷不遇,晚年居上海,鬻文为生。民国十二年(1923),于病中自制挽联云:“半生沉顿书中,落得词人二字;穷居海上十年,未用民国一文。”不仕二朝的遗民情结不言而喻,鼎革之际,这样的选择也许平常。而令人感喟的是“落得词人二字”,以蕙风渊博饱学,大抵是不甘心于此。这正如姜白石《玲珑四犯》“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蕙风《高阳台》“红笺枉费珍珠字,甚江关词赋,不抵金貂”,说的无非是文章无用为世所轻。
蕙风晚年收赵尊岳、陈蒙庵为弟子,也曾襄助刘世珩校曲多种,写给刘的信中自言:“杜少陵赠斛斯六官句云:‘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乃目前之贱状也。”又:“日来催租期届,正在咏‘满城风雨近重阳’也。”系以杜甫、潘大临之典自嘲困穷潦倒。王国维民国六年(1917)八月写给罗振玉的信里也说他在沪颇不理于人口,尚有志节,文采远在缪荃孙之上。郑孝胥民国十一年(1922)日记中也提到况夔笙向他求助安葬母亲的费用,他托朱祖谋转交。蕙风逝世后,陈三立作《挽况夔笙先生》:“卖文为活孤芳在,抱古何求万恨真。倘起陶公咏贫士,名垂成就甑生尘。”
几生修得到无情,最难消遣是今生
民国十四年(1925),姻亲冯开示旧作,蕙风读至“乱世人才比落花”句,为之泣涕不已。同年他将自己一生的词作选定123首,收入《蕙风词》,上卷29首(作于民国之前),下卷94首(作于民国之后,其中6首为少作,曾收入《存悔词》),弟子赵尊岳为刊行。赵尊岳的《蕙风词史》后来被看做是对蕙风词作最重要的解释,尽管其中错漏很多。《蕙风词》不只是况周颐对一生创作的重新审视,更是对自己人生最后的检阅。而我以为“几生修得到无情,最难消遣是今生”(《减字浣溪沙·绿叶成阴苦忆阊门杨柳》),作为这部词集的注脚,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着古典的节制,在诗词的世界里,自言是无情的,常常正是最多情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与草木之不同即在于此,姜白石《长亭怨慢》:“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许。”钱钟书《管锥编》引鲍照《伤逝赋》:“惟桃李之零落,生有促而非夭;观龟鹤之千祀,年能富而情少。”又云:“谓无情之物,早死不足悲,不死不足羡耳。”
《满路花》:“浮生何益,尽意付消磨。”这般哀感在《蕙风词》中并不少见,《倾杯》曰:“浮生事未信,全是似月难圆,比云更幻。”《蕙风簃随笔序》云:“‘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忧郁而内伤。’蒙自己未南辕,眴更十稔。所处之境,诚如灵均所云:‘不为可已之事,何以遣不得已之生?’”不禁让人想起项鸿祚《忆云词》自序中所说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暗隐着垂垂老矣的心态。然而在晚年对于人世已有更多体悟,内心的取舍也早已分明,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却在漫长岁月中更为从容笃定。
蕙风一生,经历了太多亲人的离去。光绪十年(1884),蕙风离乡,此前原配夫人赵氏已逝世;光绪十六年(1890),桐娟过世;光绪十八年(1892),其子小羊已经过世;光绪二十三年(1897),次儿额儿克殇;民国八年(1919),又逢丧女之痛;民国十三年(1924),卜娱过世。只剩下他自己,《西江月》:“何处伤心不极,此生只恨难休。”而人生暮年,知交零落。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祥龄去世;民国八年(1919),缪荃孙过世;民国九年(1920),梁鼎芬、易顺鼎先后辞世;民国十一年(1922),沈曾植离世。至晚年,蕙风人生中最重要的师友几乎只剩下朱祖谋和冯开。此时只有追忆过往,所以在《蕙风词》中,怀人之作尤其多。上卷词中,忆及昔年游赏及四印斋夜话,怀念曾与王半塘等人素心晨夕,只可惜“吟赏忒匆匆”。下卷词中,虽有与程颂万唱和的《临江仙》八首,也极多赞美梅兰芳表演的词作,却更多伤感情调,如《八归》题张祥龄的《半箧词》,此时张祥龄已经过世十二年;《绕佛阁》怀半塘,此时王鹏运已过世近十五年;《莺啼序》题王定甫《媭砧课诵图》,此时王拯也已离世四十年。
他生莫作有情痴,人天无地着相思
从现存的词作看来,蕙风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是桐娟和卜娱。冯开《墓志铭》:“配赵淑人,继配周淑人、卜淑人。”其中“赵淑人”即蕙风原配赵氏,光绪五年(1879)归蕙风,光绪十年(1884)之前就已经过世,具体时间不详。所云“继配周淑人”不知是谁,然因为蕙风于作品中未及周姓女子,故有学者疑桐娟或姓周,惜无确切证明。据《蕙风词史》:“先生渐游广州,回临桂,再出由杭而苏,于苏纳桐娟,始回京师。桐娟妍丽而不禄。《玉梅》一卷,大抵为桐娟咏。其署玉梅词人,亦自此始。故卷中特多艳词。”又“由杭而苏,赋《寿楼春》《高阳台》。其‘玉梅花下相思路,算而今不隔三桥。怨良宵。满目繁华,满目萧条’(《高阳台》),先生最喜诵之。此盖其识桐娟之始,以艳词而出以秋声,所谓乐极而不自知其怅触无端,此真词心所流露,而笔力又足以胜之者也。”
桐娟逝世于光绪十六年(1890),《玉梅词》作于光绪十七年(1891),故《词史》以为“初识”时所作,是为误记。《词史》所云“于苏纳桐娟,始回北京”,蕙风何时纳桐娟,具体时间不可考,现行说法多本《词史》。而《青山湿遍》:“我亦哀蝉身世,十年恩眷,付与斜晖。况复相如病损,悲欢事、咫尺天涯。”似乎暗示与桐娟有十年深情,惜暂无其他佐证。《青山湿遍》为纳兰自度曲,悼念亡妻,蕙风选此调,并以汉武帝思李夫人之情来表现他对于桐娟的深刻眷恋。“念我青衫痛泪,怜伊玉树香泥”(《青山湿遍》),这样的痛彻心扉,却只能感慨“十二回栏凭欲遍,海棠浑似故人姝。海棠知我断肠无”(《减字浣溪沙》)。据说为女子思所欢不见,洒泪处生草开花,即断肠花,又名秋海棠。可惜已无再见的可能,只能是“何日是欢期,他生重见时”(《菩萨蛮》)。
《蕙风词话》卷五“蜀语入词”条自注云:“桐娟浙产,生长蜀中,为余言之,不忍忘也。曩庚寅(1890)客羊城,假方氏碧琳琅馆藏书移写。时距桐娟殂化,仅匝月而。有《鹧鸪天》句云:‘殡宫风雨年如夜,薄幸萧郎尚校书。’半塘老人最为击节,谓情至语无逾此者,偶忆记之。”惜检蕙风词集未见此句。这是蕙风现存笔记中关于桐娟事唯一明晰的记录,但是也仅仅只能就此知道桐娟的籍贯和去世的时间。除了《词史》中认定的为桐娟所作的几首词外,《锦钱词》收录《石州慢》(秋夜,检书麓,得亡姬桐娟对联稿本及手书昉格):“棐几分灯,长记翠闺,芳思清发。无端彩笔,香销忍见,旧题花叶。(自注:有“兰花手、柳叶眉”一联)银钩铁画,想象弱腕能工,玉台标韵今休说。(自注:昉格书《玉台新咏序》“天情开朗,逸思雕华”数语)故纸忒禁秋,怅昙云一霎。凄绝阿侯娇小,珠玉聪明,也拌摧折。断墨零笺,梦里付伊收拾。青鸾问讯,莫也瘦损朱颜。西风回首尘生箧,仅未卜他生,奈坤灵鸾牒。”在这首词里,大体可以推断桐娟颇通文墨,也应蕙质兰心。
尽管《词史》对桐娟的记载有错漏,蕙风其他著作中对桐娟也鲜少提及,而在晚年选定《蕙风词》之时,仍选入这首《青山湿遍》,此时距《玉梅词》创作已三十年,距桐娟过世已三十多年。这般念念不忘,白石所言“少年情事老来悲”,大抵如是。
桐娟过世后,光绪十八年(1892),蕙风纳卜娱,即《墓志铭》所云“卜淑人”。《蕙风词》中收录的关于卜娱的词仅有《祝英台近》一首,选定词集时,卜娱尚在身边相伴,或许共同商定,也未可知。卜娱实则是陪伴蕙风最久的人,据《墓志铭》卜娱生子二:维琦、维璟;生女二,长女适陈巨来,次女适冯贞用。卜娱与蕙风三十二年间情深缱绻,不仅蕙风为其多有词作,而这种深情,更体现在卜娱的《织余琐述》中。虽然学者对于这部小书究竟是况周颐自作托名卜娱,还是卜娱所作多有讨论,私以为当出自卜娱之手。
况周颐《织余琐述序》云:“《织余琐述》泰半蕙风之言。间有一二心得,蕙风容或弗克办,是则关系性灵,于掌录舌学曷与焉。溯昔壬辰春,清姒始来归。绸发覆额,未能任织,何能有述。越数年,略能通雅训诸字谊,耆读稽神括异诸小说、唐宋名家诗词。吾清姒近十年来然脂弄墨,能为数十数百言,而《琐述》于是摩作。即吾清姒亦冉冉老矣。以二十余稔珠玉华茂之光阴,廑乃易此一知半解、薷星冷淡之陈迹,吾清姒感慨系之矣。环堵之室,图帙四壁,同梦摩其中,百年犹不足,曷止偕老云尔。尝戏语蕙风:‘吾二人诚比目鱼,然而非鲽,适是蠹。’尔时或粉奁脂盂,羼杂入故纸堆,需之亟而弗获,则相眠而笑。当是时,无论尘事淡忘,虽饥寒,曷尝为意矣。”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从卜娱初归之“绸发覆额,未能任织,何能有述”,到渐渐“略能通雅训诸字谊,耆读稽神括异诸小说、唐宋名家诗词”,最终“以二十余稔珠玉华茂之光阴,廑乃易此一知半解、薷星冷淡之陈迹,吾清姒感慨系之矣”。这其中固然有卜娱的聪慧好学,也离不开蕙风的悉心指导。在这篇序中,蕙风以优游容与的笔调细述了这三十多年来,二人在贫寒清苦时日中淡忘世事,默然相守。每读至“即吾清姒亦冉冉老矣”“百年犹不足,曷止偕老”时,不禁感慨欷歔,想来卜娱初来时娉婷娟好,蕙风已过而立之年;而今卜娱已老,蕙风则更是垂垂老矣。言辞之间温柔满溢,情意绵延,尚觉不负一生情缘。
卜娱《织余琐述》时时提及蕙风,如“《琐述》之作,蕙风亟奖藉之。平时校读群籍,见有艳字新谊,则必诏娱为之讲解,俾笔之于书,增益其篇幅,伊兹事之可乐。”又“《玉照堂词》宜雨亭咏千叶海棠云:‘紫腻红娇扶不起,好是未开时候。半怯春寒,半便晴色。养得胭脂透。’宋邵康节云:‘好花看到半开时。’此更于未开时著眼。岂稼轩词所谓‘惜春长怕花开早’耶?蕙风外子句云:‘玉奴羯鼓悔催花,花若迟开应未落。’才人之笔,往往旨趣略同。而抒词愈变愈工也。”如此这般,“以视归来堂赌书泼茶,有过之无弗及也”。就是这样的庸常琐碎,却有着清风朗月的美好。在这本女子的笔记里,时时可见她的聪慧淡然,对清贫的处境从无怨言,素心自处,亦丝毫没有文人的酸腐。想来女子的世界不及男子的宽广辽阔,但往往更为细碎厚重,没有怀才不遇,没有立言不朽。
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卜娱卒。两年后,蕙风离世。晚年丧偶,其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他致信程颂万,程颂万赋《法曲献仙音·寄夔笙悼亡和草窗韵》以为慰藉。夏静观《忍古楼词话》有云:“夔笙昔与予居为邻,习知其妾甚美而贤,自其妾殁,而夔笙不数年亦下世。”
何曾修得到梅知,不辞人说是梅痴
《蕙风词》关于亲人师友的词作之外,最令人注意的是他写给梅兰芳的词作。仅《蕙风词》中就有《塞翁吟》《八声甘州》《西子妆》《减字浣溪沙·听歌有感》(五首)等十首。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云:“蕙风《听歌》诸作,自以《满路花》为最佳。”对于这首词,《蕙风词史》有很详尽的解读,不再赘言。蕙风写给梅兰芳的词,多有小序。如《莺啼序》序云:“梅郎自沪之杭,有重来之约,其信然耶?宇宙悠悠,吾梅郎外孰可念者,万人如海,孰知念吾梅郎者。王逸少所谓取诸怀抱,因寄所托。《乐记》云:言之不足,故长言之。唯是梦蝶惊鸿,大都空中语耳,不于无声无字处求之,将谓如陈髯之赋云郎,则吾岂敢。”这里自谦他写给梅兰芳的词不及陈维崧赠与徐紫云的。陈维崧曾作《贺新郎》:“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赠与新婚的徐紫云,其中悲凉伤感,低回曲折。又《塞翁吟》序云:“彊村(注:朱祖谋)屡听歌鲰生竟弗与。虽旷世稀有,如《嫦娥奔月》一剧,不足以动其心,懒不可医耶?抑兴会不可强也。”这些词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于梅兰芳的喜爱和欣赏,如《塞翁吟》“凭阑见、嫦娥自昔,浑未肯、多情向人”,《八声甘州》“便三生,愿为香土,费怨歌,谁惜翠眉颦”。《黛玉葬花》《嫦娥奔月》为当时梅兰芳擅场之作,故词中常以嫦娥来比拟,又时时化用《红楼梦》故事,如《减字浣溪沙》:“碧海青天奔月后,良辰美景葬花时。误人毕竟是芳姿。”《莺啼序》:“人天几劫,何曾换却华鬘,葬花怕无香土。”
《秀道人咏梅词》中蕙风亦云:“君如低唱,我便吹箫,香词娇韵,当不让白石老仙夜泊垂虹时也。”白石《过垂虹》云:“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已过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其事详见陆友《研北杂志》。蕙风以此自喻,不得不令人遐想。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甲子以前,梅兰芳数来上海演戏。……叔雍亦思以捧梅自彰,因资浅,故求况公合作。况公(本好男色者)遂欣然允之。其时珍重阁主(按:即赵叔雍)之捧梅文章,日见《申报》副刊,况公亦时填长调,捧之如狂,积近百阕。叔雍又为专刊一集(集名已忘,况公正式词集中,似只留一首而已)。于是况、赵二人齐名矣(惜为专指梅党南方二巨头也)。”
《秀道人咏梅词》序云:“庚申春暮,畹华重来沪滨,叔雍公子赋《清平乐》赠之,余亦继声,得廿一解,即以题《香南雅集图》,博吾畹华一粲。”大有千金买笑之势。这二十一首《清平乐》中,提及愿为梅兰芳佩戴的白玉连环,赞美其种的牵牛花,珍爱的鸽子,甚至其中一首的自注中云:“近以秀盦自号,《惊梦》曲中之一字也”,原来“秀道人”即源于此。
《香南雅集图》是当时梅兰芳在上海演出时,何诗孙、吴昌硕合作赠送的,一时名流郑孝胥等人多有题咏。以当时蕙风在词坛之地位,为梅兰芳这般填词度曲,实为罕见;更邀王国维为其题词,其推崇可见。据《餐樱庑漫笔》:“何诗逊先生画不轻作,或以重值求之,经岁犹不能得。辛酉暮春,畹华南下,香南雅集,仅越日而图成。付装潢竟,图后有余纸,复为作《云山远思》图,寓惜别之意。并题《清平乐》一阕,先生与沈乙盦先生并齿尊望硕,深居简出,连日为畹华莅歌场,深坐逾子夜,未尝有倦容。陈伯严先生亦从金陵命驾来沪,伯严亦不常听歌者也。”郑孝胥民国九年《日记》也多有记载。甚至他人提到梅兰芳的剧作,蕙风也表示愿意为之作词。其《餐樱庑漫笔》:“北来者言畹华《太真外传》,妙绪环生。凤城士女,相率赏音。近又有花蕊夫人之制,摩诃清浅,玉骨冰肌,一代韵事,微畹华胡以传?极盼其定场点拍,早付新声,实则本事词之可以作曲者,正复不少。但得慧心为之选订,鲰生固亦愿预斯役者也。”蕙风一生为梅兰芳赋词极多,《浣溪沙·自题修梅清课》:“清课修梅五十词,何曾修得到梅知。不辞人说是梅痴。痴不求知痴更绝,万千珠泪一琼枝,华鬘回首我谁伊。”颇多自嘲口吻。程颂万《浣溪沙·题夔笙修梅清课词册》:“痴到无人见处真,有谁真见见花人。为羞花见奈词新。几许浮生能比瘦,宁知抵死要酬颦。云阶月地总前因。”可为知己之论。
然而在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仅有一处提及况周颐,而且还是一次集体的回忆:“那时拜客的风气,还没有普遍流行。……凤二爷只陪我到几家报馆去拜访过主持《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量才、《新闻报》的汪双溪。……我们还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如吴昌硕、况夔笙、朱古微、赵竹君等。”梅兰芳在这本回忆录里多少有些回避的姿态,或者与建国后梅兰芳的身份有关,彼时的梅兰芳已是人民艺术家,而况周颐至死都是对清朝念念不忘的遗老。或许这种身份的差异与不和谐让梅兰芳难以在自传中详尽的记载与蕙风的交往,而实际上自从人生的初次相识之后,况周颐曾多次与梅兰芳等人聚集,这般隐秘在岁月里,渐渐成了故事。
很难说蕙风对于梅兰芳的喜欢,是因为梅兰芳的演出令他想起了过去,还是因为梅兰芳本身。毋庸置疑的是,蕙风以词对梅兰芳的大力追捧,在当时对提高梅兰芳的声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其“目空一切”,殷勤如此,实属难得。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梅有一特点,不忘故人之恩者,每见必站立而恭询况公后人情况善否,余告以甚好,始坐下谈天。余尝借故提及况公,则又必垂手侍立,而连称是是了。”由此看来,对于况周颐对他的帮助与颂扬,梅兰芳从来也没有遗忘。蕙风尝自言:“余为畹华作词近百阕,翰墨因缘,不知其所以然也。”这句“不知其所以然也”,足以令人感喟,汤显祖《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即谓此乎?
况周颐的哀感,不仅源于“重到长安景不殊,伤心料理旧琴书”,也因曾经“年时此日,笑语深闺”,可惜无以排遣,只能是“伤心一语抵天涯”。过往的种种已经逝去,不复存在,而当下难惬人意,回忆又徒增伤感。然而蕙风的特别,在于他对于人生的不幸看得更为透彻,《水调歌头·落花》:“了他春事,不是风雨妒残英。风雨枉教人怨,知否无风无雨,也自要飘零。”蕙风对此句颇为得意,屡屡提及。历来文人写风雨送落花,其中多有风雨妒花的怨念,蕙风以为春天的结束,不是因为风雨,那原本也是宿命般的结果。蕙风曾云:“吾观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别有动吾心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沈曾植(1850~1922),清末民初的大书法家。书法风格多样奇特。曾熙的评语最为人称道。曾熙评曰:「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又曰:「惟其下笔时有犯险之心,所以不稳,字愈不稳则愈妙。」(见马宗霍书林藻鉴)。章士钊评为「奇峭博丽」。沙孟海说:「开千古未有之书境,沈曾植是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呢?」
决定一个书家成就的大小,大约可从三方面去认识:(一)学习碑帖的广度。(二)对传统体会的深度。(三)思想的高度。三者均强,发挥创造,必是杰出的大书法家。而其中思想的高度,决定了对艺术的认知,也影响了成就的高低。艺术的可贵在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生命。而创造要植基在传统的基础上,沈曾植的成就正是表现在创造上。古今书家风格样貎往往只少数几种。沈曾植的书风多样,在书史上恐怕只有少数书家而已。
艺术的本质在抒情写意,表达个性,有无独特的风格是区别书家或书奴的标志。临摹重复别人的个性就没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而重复自己的风格也是懒惰的行为。既是创造每件作品应有所追求。沈曾植不断的自我突破,常注入新的书风,风格不断的变化发展,这是沈曾植了不起的地方。
沈曾植学书的广度,可以说无碑不学,无帖不临,这可从他的书学主张「碑帖结合」看出来。碑帖各有特色,他融合古今,泯灭南北分歧。学的多如不能消化也无益,这就要有取舍,要有高度的思想见解。
沈曾植早年学黄山谷扞格不入,中年学锺繇始得其法。因主张碑帖结合,而校官碑是沟通篆隶,敬使君碑是沟通南北的关键碑版,如果对传统书学没有深入瞭解,没有认知的高度,空谈碑帖结合是无益的。沈曾植以二爨的笔法一洗千年来写章草的俗笔。认为二王行草,千年来已被写烂了,必须另辟蹊径才有出路,这种思想的高度是他成功的因素。他成功的创造了以北碑方笔侧锋入行草,创造了奇峭博丽的书风。马宗霍说:「其如索征西所谓的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沙孟海说:「开书坛古今未有之奇境。」
沈曾植思想的高度从何而来呢?沈曾植是清末民初的大学者,书法的成就与其治学有关。康有为、王国维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而他俩最推崇的人是沈曾植先生,其学问之渊博可知。王国维称其「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王蘧常说:「师之书法,雄奇万变,实由读破万卷而来。」书家的个性气质与审美趣向影响书法风格很大。个性气质受学养的影响。所谓「气质变化,学问深时」,审美趣向也随著学识增进有所变化提升。
沈曾植以治学方法治书,晚年治儒、玄、道、释,其美学思想也受这几家影响。儒家的「仁」、「中庸」、「中和」思想。魏晋玄学的「个人自觉」、「洒脱韵致」。释家的「空」、「无」意识。禅宗的「静」、「悟」观念。道家的「无为」、「自然」、「消遥」等思想。互相参杂、渗透、表现出折衷融合的现象。贯众法为我法。一旦顿悟,遂一空依傍,变化无穷。
沈曾植表现在书法作品上体现出多种风貌,表现出折衷融合的思想。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起收笔用帖的笔法中段用碑的厚实。横画用内擫写的细,竖画用外拓写的粗,捺笔带有隶书、章草、汉简的笔意,下笔犯险欹侧刻意求生,字字独立付与结字更大的造形自由。方笔本不利行草,然圆笔温和丧失生命激情。沈曾植以北碑方笔入行草,可谓独辟蹊径。在尊碑的时代风气下不随流俗,主张碑帖结合,思想上更进了一步,可说一扫二王变法以来千年的行草书风,重振带章草隶意的古行书书风。认为汉简可沟通各种书体。
时至今日碑帖结合及以古为新之出土文物(秦汉简帛)的书写仍是书坛两大创作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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