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1929年）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戍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梁启超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与
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像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梁启超的简介

梁启超，是一个生在中国新旧交接时代的伟人。

早期从政，参与过「公-车上书」、「维新变法」、民国成立后加入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政权。后期潜心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人称「百科全书式」人物。他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其作品的质与量等齐，为世界留下珍贵的文化资产。

家风：家族的精神与魂魄

一个家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之中，好的家风会使得整个家族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状态，人才辈出。梁启超就是在良好的家风中成长。

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 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是士绅，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妥妥的天才儿童。祖父梁维清是一名秀才，他喜欢以宋明义理、名节教导后辈，最常讲亡宋、亡明国难之事。后来梁启超一家流亡到日本，也常常给子女们讲故事，他讲南宋忠臣陆秀夫，保护幼主奋战元兵，最后在他们的老家新会县沿海的悬崖上，先将妻子推下海，然后背着幼主一起投海就义。这些民族英雄的节义精神，就这样深深烙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

如果说梁启超的祖父起到了一个起引开蒙的作用，那么梁启超的父母更多的便是以自身为榜样的去教导梁启超。其父梁宝瑛淑身济物，谦谦君子。在梁启超中举之后并未耀武扬威，而是借此机会亲自带领梁启超拜谒邻村的宗嗣，以此来消除两村之间三十多年的积怨。母亲赵夫人知书达理，谨守家规，还教授乡里亲朋的女子识字和女工。从祖父到父亲，再到母亲，重点都不在知识的灌输与功利的诉求，而是强调立志与做人，这就是梁家的家风。

因材施教，尊重子女意愿，梁启超不仅是孩子们的慈父，还是孩子们的朋友。他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他非常细微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但又不强求他们一定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办，而是反复地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在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晚年生活与著述在这里。他在这里写下“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

他对孩子们的爱是热情，对孩子的教育是开放式的。他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儿女们。比如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女儿兴趣不大，他便写信道：“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梁启超的子女中，大多学的不是“热门专业”，但只要子女真心喜欢，对社会有帮助，他必全力支持。次子梁思永喜欢考古，他便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参加实地考古工作。当年梁思成学建筑，梁思永学考古，梁思忠学军事，王桂荃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莫问收获，但求耕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梁启超看来，着书和教育才是他的“天职”，既然不能改变中国的政界，那么，就通过社会教育来恢复中国青年的自觉。他写信给梁思忠说：“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

梁家的家教，重点都不在知识的灌输与功利的诉求，而是强调立志做人，这是梁家家教的核心内容。梁先生的家世与家风如朝露一般，在阳光中熠熠生辉，压倒了传统社会之中“学而优则仕”的陈旧观念，取得了不求反得的效果，这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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