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是元代著名杂剧《西厢记》的作者,但是关于他生平情况的历史记载却很少。王实甫是大都(今北京)人。后人推测他的生卒年大约是1260-1336年,主要创作活动大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年-1307年),这正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
王实甫早年曾经为官,宦途坎坷,他常在演出杂剧及歌舞的游艺场所出入,是个不为封建礼法所拘、与倡优(当时的演员)有密切交往的文人。晚年弃官归隐,过着吟风弄月,纵游园林的生活。
王实甫的杂剧如今仅存《西厢记》、《破窑记》和《丽春园》等十三种。其中最著名的《西厢记》共五本,是王实甫的代表作,在元代和明代就为人推重,被称为杂剧之冠。
王实甫的至情论主要源于他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思考。根据查询相关公开资料显示:王实甫认为,人类本质是情感,情感是人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途径。他认为,人的情感可以表现出来,通过情感与外界产生联系。人的情感是人的本质,是人与外界交流的唯一途径。
《西厢记》的故事背景是唐代,但从其所表现的精神内涵来看,无疑是王实甫对元代社会的一种真实反映。宗教在元代十分盛行,其原因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和保护政策,二是各种宗教本身的传播和发展。蒙古铁蹄踏破了由程朱理学所建构的宋人社会,从而导致了元代信仰的多元化。“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程朱理学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程朱理学的松弛导致了人们思想意识的松动。蒙古铁骑以其骠悍征服了亚欧大陆,当然它的主要势力仍在北方。在南方儒家的文化则显地相对突出,尽管元代统治者提倡理学,可对其他宗教也是持保护和宽容的态度。入元的南方理学家胜是朱熹和陆九渊的嫡传,出现了元代理学三大家——许蘅、刘因、吴澄。元统治者采取民族压迫政策,分四等人。而汉族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样汉族中的名门望族对封建礼教是更一步的推崇。所以《西厢记》中老夫人对莺莺的管教是严厉的,这使莺莺的真实天性一直被压抑。
人们想要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封建家长的干预,摆脱思想束缚精神奴役,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渴望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向往理想神火,首先会从婚姻自主来作为突破口,所以王实甫正是要写一部以有情作为基础的剧作。他认为一切不以有情为条件的婚姻都是不健康的不合理的,进而否定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
王实甫,是元代杂剧作家 不是曲作家
元曲四大家
指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位元代杂剧作
家。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元人乐府称
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在此以
前,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乐府之盛之
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
制作。”但是,周德清虽以四人并称,却并未命以“四
大家”之名,另外,明初贾仲明为马致远作的吊词中又
有“共庾、白、关老齐眉”的说法,庾指庾吉甫。这些
说法表明,元曲四大家的概念是逐渐形成的。
关于这几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评价,因人因时而各
有不同。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把关汉卿列为杂剧作
家之首,贾仲明称关汉卿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
首,捻杂剧班头。”但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却首
推马致运,以为“宜列群英之上”,而以关汉卿为“可上
可下之才”。明代前期以后,又有盛赞郑光祖而贬低其
余三家的,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马之辞老健
而乏滋媚,关之辞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
当以郑为第一。”清人王季烈《曲谈》中则认为“关、
白、马、郑诸家”。近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说:
“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
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
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
为元人第一。”
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时期
不同流派杂剧创作的成就,他们被称为“元曲四大家”,
已为历史公认。明代王世贞、王骥德等人为王实甫未被
列入“四大家”而提出非难,王骥德还提出“王、马、
关、郑”说。清代李调元《雨村曲话》则有“马、王、
关、乔(吉)、郑、白”之说,但未见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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