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
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子姓,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今曲阜市南辛镇)人。家中排行第二。是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古文献整理家——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后人把孔子的言行语录,作成《论语》。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战国末期时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是也。但是,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上公信力较高的,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孔子、老子属于前者。而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之一。他还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被尊为“至圣”“素王”,孟子为“亚圣”。孔子又称“文圣”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怀着与人为善的理念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学而时习之
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王肃注: “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王释“学”与“习”为一义,似专指诵读。但孔子教人学“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诵习”仅是“一端” (见刘宝楠《论语正义》)。皇侃疏“时习”说:“凡学有三时。”一指年岁,二指季节,三指晨夕。近人蒋伯潜认为“学是知新,习是温故”(《十三经概论》)。
敏于事而慎于言
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又《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义相同。意为做事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朱熹注:“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论语集注》)又释:“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另外在《荀子·子道》、《韩诗外传》、《说苑·杂言》等篇都有孔子语子路“慎言不哗”的记载。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迷惘。郑玄注:罔,犹罔罔无知貌。“殆”有两义:一为危殆,疑不能定。一为疲殆,精神疲怠无所得。当从前解。此句可与“温故而知新”章合参。近人杨树达注:“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学而不思也,不温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学也。”(《论语疏证》)孔子首倡学思并重,对孔门弟子有很深影响。如子夏言博学近思,《中庸》言博学慎思,都认为学思不可偏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近人蒋伯潜区分信有二义: “说话必须真实;说了话必须能践言。”(《语译广解》)孔子及后儒极重信,“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是孔门的处世原则。
讷于言而敏于行
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包咸注:“讷,迟钝也。言欲迟而行欲疾。”朱熹引谢良佐注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论语》中尚有许多同义之句:“慎言其余,则寡悔”(《为政》)、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等,均可反映孔子一以贯之之重行慎言思想。参见“敏于事而慎于言”。
德不孤,必有邻
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听其言而观其行
语出《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夜。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予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说苑·尊贤》记孔子言曰:“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也……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 《大戴礼记·五帝德》:“子曰:‘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邪改之。’”也即此章义。朱熹引胡氏注曰:孔子语听言观行,“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论语集注》)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语出《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卫大夫。“文”是他的谥。朱熹注:“凡人性敏多学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论语集注》)又说:“古人谥法甚宽”,“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此节此一惠,则敏学下问,亦是它好处”足见孔子“宽肠大度,所以责人也宽” (《朱子语类》卷二九)。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语出《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字义,文,文采;质,质朴;彬彬,杂半之貌。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 “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于此一则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而做到过点且属不易。“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礼记·表记》)
敬鬼神而远之
语出《论语·雍也》:“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朱熹注:“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论语集注》)清刘宝楠则释此句为:“谓以礼敬事鬼神也”(《论语正义》)。《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结合上述孔子告樊迟语,可看出孔子持与夏人商人不同的鬼神观,并教樊迟从周道。孔子在承认有鬼神的前提下,又提出对鬼神既不轻慢亦不要予以亲近,这与其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中强调先人事,后鬼神(《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相一致。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语出《论语·雍也》,孔子答子贡问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朱熹《论语集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清阮元《研经室集》:“为之不厌,己立己达也;诲人不倦,立人达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达者,如‘在邦必达,在家必达’之达。”此句犹言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欲事事行得通也应使他人事事行得通。是以体现孔子所倡导的“恕”之道,亦即关于“仁”的实践途径与方法。以己所欲譬诸他人而成全之,系“恕”之高标准,即从积极意义上实践“仁”其低标准则是推己所厌及他人而不恶加,即从消极意义上实践“仁”(见《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察己知人,亦即承认他人之价值,关心他人之生存与发展,从又一侧面反映孔子思想的人道主义特征。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汉书·儒林传》:孔子“究观古今之篇籍”叙《书》、称《乐》、论《诗》、因鲁《春秋》、好《易》,“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论语集注》:“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其句意谓传述旧章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服膺又喜好。“不作”与“好古”,系孔子对终其一生之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涯的概括,同时亦体现出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及其对上古文化的基本态度。所谓“不作”,朱熹认为孔子“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同上)。然后世学者认为实际上孔子有述亦有作。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吕氏春秋》亦记载:“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句意谓:默默将所见所闻记于心间,发愤学习从不满足,教导学生不知疲倦。南宋朱熹《论语集注》:“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近人钱穆认为“或以本章为谦辞,实非也。”(《论语新解》)孔子于此所举三事:其一,重在言识(记忆),不在言默,所谓“多闻,质而守之”(《礼记·缁衣》),“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其二、三,则表达了孔子于求知学问的勤勉不怠和教授弟子的一腔热忱,同时也是孔子从认识和方法对“学”与“教(教诲)”的合理总结。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汉郑玄注:“富贵而不以义者,于我如浮云,非己之有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意谓:以不义手段占有的财富与官位,对于我如同天际的浮云。又见《论语》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于此重申其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须合于“义”与“仁道”,违此而获,则被视如过眼烟云之不足取。同时亦表明其于清贫生涯甘之如饴、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与襟怀。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语出《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汉郑玄《论语注》:言此才,勉人于学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以是二者俯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数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近人康有为《论语注》:“忘食,则不知贫贱;忘忧,则不知苦戚;忘老,则不知死生;非至人安能至此”。其句意谓:发奋用功连吃饭也不记得(学有所获),便高兴得忘了忧虑,连入老境也未觉察。此实乃夫子自道,自勉之辞。《礼记·表记》: “子曰:‘《诗》之好仁如此。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俯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其一生好学不倦,倡导积极有为,对所创立学说的实现孜孜以求,“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礼记·中庸》),是以展示了孔子自强不息,终老不疲与明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朱熹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论语集注》)刘宝楠引旧说,又提出两解:一谓“我并彼为三人,若彼二人以我为善,我则从之;二人以我为不善,我则改之。是彼二人,皆为吾师。书洪范云: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此之谓也。”一谓“三人行,本无贤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随事所见,择而从之改之。非谓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从其善,即是我师。”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语出《论语·述而》。《说文》:“坦,安也。”荡荡,广远之称。戚戚,时时忧虑之称。君子通晓事理,故待人接物处世犹如在平坦大道上行走,安然而舒泰。小人心思常为物役,患得又患失,故常有戚戚之心。皇侃疏引江熙曰:“君子坦而夷任,荡然无私。小人驰兢于荣利,耿介于得失,故长为悉府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见《论语集注》)《荀子·子道》篇言君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与此义同。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
语出《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雕,凋谢;松柏,喻栋梁之材。朱熹引谢上蔡注曰:“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论语集注》)荀子则把松柏喻君子:“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无日不在是。”(《荀子·大略》)《庄子·让王》引孔子言曰:“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正义》引《申鉴·杂言下》注曰:“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审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惧。”又《论语·宪问》所记三者次序不同:“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自谦其不具备知、仁、勇三者达德,而自子贡视之,孔子三道尽备,故曰:“夫子自道也。”(《宪问》)
民无信不立
语出《论语·颜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此即孔子对子贡问政之答。民信之与足食足兵为孔子治邦强国之政。然可去兵去食,不可使民无信;民信则为本。此也即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身取义有相通这处。后朱熹有曰: “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不失信于我也”。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语出《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是孔子弟子有若答鲁哀公所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所言。也即是发挥孔子“政在使民富”(《说苑政理》)的儒家思想。孔子认为,民富在于薄税敛“诗云: ‘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同上)。朱熹注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贫。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论语集注》)《荀子·富国》曰:“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多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君子成人之美
语出《论语·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朱熹注曰:“成者,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大戴礼·曾子立事》:“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与孔子之意相近。
其身正,不令而行
语出《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虽令不从。”儒家一贯认为:为上者,“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汉书·公孙弘传》)“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淮南子·主术》)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语出《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朱熹《集注》:“见小者之为利,则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又引程子言曰孔子深知弟子“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以切己之事告之”(同上)。《论语正义》引荀子曰:“利谓便国益民也。为政者见有大利,必宜兴行,但不可见小耳”。《大戴礼记·四代》:“好见小利,妨于政。”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语出《论语·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宪问》亦有此语。其旨“欲各专一于其职”(刘宝楠《论语正义》)。也是儒家一贯的处世态度。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后孟子又言“位卑而言高,罪也”;《中庸》也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均与此文相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正义》引解: “虑之不远,其忧即至,故曰近忧。”《荀子·大略》云:“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犹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而人宜远虑历为儒家所重。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此即施 “仁”于人。西汉董仲舒作了发挥:“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吕氏春秋·举难》又曰:“故君子责人则以仁,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仁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朱熹注曰:“责己得厚,故身益修;责人薄,故人易从,所以人不得而怨之。”(《论语集注》)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论语》凡四见,旨同而文小异。《学而》载:“子曰:‘不患人这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为不必担心别人不知我,该担心的是我不知人。《里仁》作:“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上句意同,下句意为:该担心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宪问》作:“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又作:“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朱熹注:孔子“于此一事,盖屡言之,其丁宁之意亦可见矣。”(《论语集注》)王夫之注:“能夺我名而不能夺我志,能困我于境遇而不能困我于天人无愧之中,不患也。”(《四书训义》)
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包咸注:“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举人也。”王肃注:“不可以无德而废善言。”意谓不因某人之言中听而举荐他,也不因某人有缺失而鄙弃其言。孔子这种稳重、全面的举人之术、听言之法为后世所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语出《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此即言仁。《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又言恕。孔子常以“恕”释“仁”。朱熹《集注》:“恕,推己以及人也。”也即子贡所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以后儒家都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实施“仁政”。
小不忍则乱大谋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朱熹《论语集注》:“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又说:“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朱子语类》卷四五)近人杨树达又分不忍有三义:“不忍忿”;“慈仁不忍,不能以义割恩”;“吝财不忍弃”(《论语疏证》)。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为人能把道廓大,而不能用道来廓大人。王肃注:“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朱熹注:“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论语集注》)董仲舒天人对策中也引此句,言治乱废兴在于己。今人杨伯峻认为与愿意不合。
当仁不让于师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当仁”有两解:一为面临仁德;一为担当实现仁道之重任。朱熹注:“当仁,以仁为己任也。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盖仁者,人所自有而自为之,非有争也,何逊之有?” (《论语集注》)“师”字一般训解为“师长”。近人钱穆训为“众人”。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知也”之“知”,同智。朱熹注:“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夫之告之。”(《论语集注》)《荀子·子道》所记可为佐证: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今女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女矣。”又说:“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又《儒效》篇云:“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语出《论语·子罕》:“子曰:‘三军要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安国注:“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朱熹引侯氏曰:“三军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如可夺,则亦不足谓志矣。”(《论语集注》)《礼心·缁衣》篇亦曰:“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
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语出《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皇侃疏:“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师人必当温故而知新,研精久习,然后乃可为人传说耳。若听之道路,道路乃即为人传说,必多谬妄。所以为有德者所弃也。亦自弃其德也。”近人钱穆说:“道听,听之易,途说,说之易。入子耳,即出于口,纵闻善言,亦不为己有,其德终无可成。”(《论语新解》)《荀子·大略》:“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道远日益矣。”与孔子反对道听途说之义相近。
道不同,不相为谋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伯夷传》引此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老庄申韩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近人钱穆之释有两说,一为“君子亦有意见行迹之不同,然同于道则可相与谋。惟小人贼道者,有善恶邪正之分,斯难于相谋矣。”一为“道指术业,如射与御,各精其重,不相为谋也。”(《论语新解》)
孔子生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东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思想
孔子面对春秋末期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以“礼”、“仁”、“中庸”、“教”与“学”为主要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孔子的学说内涵丰富,自成系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在《礼记·哀公问》中,他明确指出:“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所以,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
“仁”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教导学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他曾经感叹地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所以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教”与“学”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与“学”的思想是他思想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孔子自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他的学生来自十一个诸侯国,有各种出身的人。对于学习目的,孔子通过弟子的言论提出“学而优则仕”的主张,支持平民出身的学生从政施展才能。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回答者:吴田田 - 举人 四级 10-5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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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 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声名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抑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回答者:战づ超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10-5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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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一位文化巨人,被后世称为“圣人”。以他的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构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对世界历史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有关孔子言行的准确记载却少得可怜。孔子本人既是一个“述而不作”的人,古代典籍对他的记述又多是经过夸张、变形、寓言化了的。对他的记载最集中也最有权威的材料当数《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但《论语》不过是弟子们对老师的回忆记录,不确、不真、互相矛盾之处在所难免,而太史公的《孔子世家》所使用的材料,也多是当时的传说。总之,孔子给后人留下的是自己的背影、侧影。也许,正是历史的模糊才更激起了人们对孔子真相的探究、猜测之心,于是演化出一段段有关孔子的传说故事。
一、历史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子”是古时候对男人的尊称,“仲”是排行老二。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比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相传生于公元前566年),晚生十几年;比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早生八十多年;比耶稣基督早生五百五十年。
孔子的祖先是殷代的贵族,被分封到宋国,后为躲避战乱,迁往鲁国陬邑定居下来。传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这辈时,已与平民无异了。叔梁纥是位武士,立过战功,晚年做了陬邑大夫。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就病故了。母亲颜征在带着童年的孔子迁往鲁国都城曲阜居住,过着清贫的生活。孔子自幼好学,童年做游戏,便模仿祭祀行礼。年长后,为了生活,他给人放过羊,甚至在人家的婚喜丧事时去充当吹鼓手。孔子自己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贫困的生活环境锻炼了孔子,使他意志坚强,人格高尚。他刻苦学习,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从十五岁起,确立了学习的志向,孜孜不倦。通过自学和向人请教,掌握了当时社会评价一个人是否博学必须精通的“六艺”。“六艺”是指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认字写字)、数(算术)。孔子三十岁左右时,又进一步掌握了高级的“六经”,即《书》、《诗》、《礼》、《乐》、《易》、《春秋》。并开始收徒讲学,为文化下移开辟了道路,为私人办学开创了先河。由于孔子学业德行的广博深厚,门下聚集了无数的学生。他号称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
孔子五十一岁时出任中都宰,他以德感人,以礼教民,并制定了“养生送死”的制度,因此干的非常出色,不出一年,周围郡邑都来效法。鲁定公便升孔子为鲁国司空(掌管建筑工程的官),不久又提升他做了司寇(掌管司法兼理外交的官)。孔子在鲁从政仅仅四年的时间,但在这期间却显露出非凡的政治才干。五十五岁那年,孔子弃官离鲁,但为了“求仕”,以便有机会治理国家,推行他的“仁政德治”的思想,开始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河南两省。在交通条件极不方便的情况下,孔子带着一批学生,花了十四年的时间,访问了一些国家,推行其仁政德治思想,虽经历艰难,四处碰壁,仍不灰心丧志,这种奋斗不懈的精神,仍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孔子六十八岁那年,结束了颠簸流离的生活,回到鲁国,被鲁哀公尊这“国老”。这一时期,孔子主要对以“六艺”为代表的古代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为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开创了私人著书立说的学术风气,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孔子的晚年在政治上受到冷遇,生活上也一再不幸。他的夫人亓官氏、儿子孔鲤、弟子颜回、子路等至亲至爱的人,都先孔子而去。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离开了人间,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是一位闻名世界的著名人物。早在汉唐时代,孔子的学说便传播到东南亚,尤其是韩国、日本和越南,为这些国家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到了十八世纪,孔子的学说又传入欧洲,进而波及全世界。所以说,孔子的思想学说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间孔子
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活动,由于古代历史文献的简陋,不足以比较全面、完整地体现出其真实的面目,而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便起到了弥补这一缺憾的作用。而且民间传说中的孔子及其弟子,似乎更加可亲、可近、可信,因为在民间传说的创作中,除了真实性的一面之外,更多的是普通百姓的愿望和理想。
有关孔子的传说,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好学的孔子。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的好学是出了名的。传说他曾向老子学礼,向师襄学琴;三十多岁的时候,还曾拜年仅七岁的项橐为师。在孔子好学的传说中,渔家女、采桑娘、农夫、顽童、老者,都曾当过孔子的老师。这类故事隐藏的文化信息是,知识在民间、圣人无常师的生活哲理。
多识的孔子。传说中,孔子曾识怪鸟,辨尸骨,拾箭说史,表现出渊博的学识。《千里问萍》讲的是孔子辨识一植物果实的事。传说,楚国国君渡汉江时在水面上捡到一粒植物果实,又红又圆,不知其名,派使臣来请教孔子。孔子说是浮萍的果实,叫萍实。并说,浮萍虽多,但因风吹浪打、鱼类吞食,果实实不易得。孔子还说,自己曾在汉江边听渔人唱过一首歌:“萍实大如拳,红如日,风吹浪打无定根,味甜如蜜鸟啄食,千年得一也不易。”可见,孔子的渊博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平日生活中的观察积累,正像一首歌谣所说:“圣人语识千古事,皆因是个有心人。”
教书的孔子。孔子首开私人办学之风,而且是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因材施教,被人们传为美谈。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孔子的学生中的素质较好的,如颜回、子贡;也有素质较差的,如曾参、高柴等。就反映迟钝的曾参来说,经过孔子的“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终于成了著名的贤才,成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领袖人物。
理政的孔子。孔子理政特别看重“仁”、“德”二字。传说他周游列国时,一次走到泰山脚下,见一老妇人在坟前痛哭,问起原因,她说自己的公公、丈夫、儿子为了躲避官府的苛政来到山中,结果都被老虎吃了。孔子听后感慨地说:“苛政猛于虎也!”因此他主张“为政以德”,要“节财”、“利民”、“富民”、“使民以时”。他要通过施行“仁政”、“德治”实现理想社会。有一次,四个学生坐在孔子身旁,孔子让他们各言自己的志向。子路说到用武力治国,冉求说到用经济治国,公西华说到用外交治国,孔子都不甚满意。后来曾点说:“暮春三月,在和习的暧风里,我陪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旁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对这一理想表示十分赞赏。他的意思在于:一个国家强盛了,富裕了,还要进行道德教育和文化薰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天下太平,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境地。
生活中的孔子。济宁地区流传着许多诸如孔子借粮、审案、治丧等生活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某些性格特点,或智慧,或慈祥,或重亲情,或重友情,而这样的性格,可能更符合孔子的真实面目,也更符合人民的意愿。例如《教主争宝地》,说孔子、老子、如来三位教主在曲阜不期而遇,都看中了曲阜这块宝地。为了夺为己有,三人各使手段。约定:各出一件宝物放进卧虎山的盘龙洞中,按先来后到,请天神裁决,谁的宝物在下,曲阜就是谁的。如来驾祥云,老子骑青牛,只有孔子徒步而行,自然走的最慢。如来和老子分别放进去念珠和炼丹炉,等到孔子放砚台时,便心生一计,把砚台放在了最下边。等到天神裁定,自然是孔子胜。孔子的投机取巧,使得如来这位四大皆空不会生气的佛祖也大发其火,且又无可奈何,从此再也不肯到曲阜来。这则故事,既是对曲阜为什么至今没有寺院的一种回答,也是人们对儒家的一种态度,这种令人会心的幽默,也只能在民间文学中得到体现。
这些传说故事构成了孔子原型的基本框架:孔子是一位来自民间的智者,又是一位施惠于人的仁者。智与仁是民间圣人的基本质素,有关他的种种传说,都大致围饶这两个主题,实际上,这一形象才是真正的布衣孔子,也是农村常见的智慧而慈祥的老人形象。这一形象也许更接近于孔子的真面目,他既不同于先秦时期做为学者的孔子,也不同于两汉时期做为政治家的孔子,更不同于做为“素王”的孔子,距谶纬神学中完全神化的孔子更有千里之遥。这一点,是本书的特殊魅力及文化价值所在。
孔子弟子的传说为数很多。已搜集到的就有颜回、曾点、曾参、子路、子贡、宰予、子夏、闵子骞、公冶长、宓子贱、高柴、冉求、樊迟、有若、子木、原宪、澹台子羽、公良孺、冉伯牛、子由、原壤等二十多人的故事一百余条。这些故事主要反映了孔子弟子的贤、孝、勇、才、诚信、好学等多方面的性格及才能。
有关孟子的传说。 孟子名轲,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大儒,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学说,形成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正统思想,即“孔孟之道”,孟子因而被后世尊为“亚圣”。然而,孔子在民间的传说故事很多,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孔子的故事,整理发表于报刊出版物的也不少见,而孟子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则不多,被整理发表于书面的就更少。收入本书中的孟子传说从内容上看,大体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孟母教子的故事。我国旧时蒙学课本《三字经》中,载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话,讲的是孟母“三迁择邻”和“断机教子”的故事。民间广为流传的《杀猪不欺子》、《窗外听书》、《孟母断机》等故事,从一个侧面或用一言一行,反映出孟母为教子成才,含辛茹苦,锲而不舍的精神。孟母教子之法既朴素又科学,对今天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不无启发作用。
二是孟子宣传仁义之道的故事。孟子为向各国国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曾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演绎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邹公问政》、《不受贿而受赏》、《四梁八柱的由来》、《猎场劝道》、《论乐》等。《不受贿而受赏》说的是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没有得到齐威王的重用,就要离开齐国,齐威王特意送上黄金二千两,被孟子谢绝了。孟子又到了宋国,宋王采纳了孟子提出的“实行仁政”的主张,在全国推行仁义之道。当孟子要离开宋国时,宋王送给孟子一千四百两黄金,孟子十分乐意地收下了。回乡的路上,孟子的弟子对孟子的做法表示不理解,问道:“齐王送二千两黄金不要,却收下宋王的一千四百两,这两种做法,那一种对呢?”孟子说:“两者都对。没给齐王出力而送钱给我,是想收买我,如果我收下,就是受贿;我为宋国做了事而送钱给我,这是奖赏。不受贿而受奖赏,天经地义。”孟子宣传仁政主张不遗余力,对待金钱也是非分明。似这类故事,都说明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政权才能巩固,国家才会强盛。
三是表现孟子蔑视权贵、刚直不阿的品德故事。传说中的《孟子去齐》、《孟子与王子敖》、《齐王召而不见》等故事,集中表现了孟子和上层人士交往中刚直不阿、蔑视权贵的高尚品德。孟子对自身坐标的追求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说:“吾善养我浩然之气。”“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都是讲述孟子的这种道德操守的。孟子最瞧不起那些为求禄而不择手段、惟国君之命是从的人,称他们为“妾妇之道”。民间百姓正是按照孟子留给后人的这些言论来塑造心目中的孟子形象的。
三、神话孔子
孔子曾说他“不语怪、力、乱、神”。传说中孔子还曾否定过神话,像“黄帝四面”(《尸子》)、“夔一足”(《韩非子》)这类的神话传说,孔子一概不予相信。他说“黄帝四面”并不是黄帝有四张脸,而是他派遣四个人去分治四方;他说“夔一足”并不是夔有一只足,而是说像夔这样的人,一个也就足够了。孔子是把神话历史化了。其实,孔子是传播过民间神话的,虽然是无意的。孔子身后,他和他的几个著名弟子在民间传说中,也渐渐被附会上了许多神话因素,使他们不自觉地从历史人物走向了神话人物,最后是兼二者于一身了。
首先来看孔子的形貌。《史记?孔子世家》说:“颜氏女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圩顶”,就是四旁高而中间凹,是个凹脑袋。《太平御览》卷六九引《论语隐义注》说:“孔子屐长一尺四寸,与凡人异。”《吕氏春秋?慎大篇》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在济宁地区的民间传说中,孔子是奎星下凡,但其相貌丑陋。他不但头顶如反盂,且眼露筋,鼻露孔,耳露轮,嘴露齿,眼、耳、鼻又均双露,称为七露。他的母亲颜征在以为是个怪物,就在丈夫的劝说下,把他扔在了尼山上的一片柏林中。后来由老虎喂养他。像这种生养方式和相貌特征,确乎不同常人。
再来看孔子的能力。传说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在陈绝粮,许多人都被饿得有气无力,孔子却坐在地上弹琴。夜里,有一个九尺多高的怪人突然从黑暗中窜出来,挟持着子贡扭头就走。子路随即与之搏斗,好长时间不见输赢。孔子看了一会,发现那怪人两腋间总是一张一合,像两张大手拍巴掌。孔子便冲子路喊道:“把手伸进他的腋窝抓住他!”子路如法去做,用力一拉,怪人倒在地上,立时化为一条大鲢鱼。孔子说:“大凡东西老了,各种精灵都会附在它身上,使之变成精怪,这大鲢鱼可能就是成精的老怪物吧。它见我们遭难,便来趁火打劫。”孔子说罢,继续弹琴唱歌,子路则把大鲢鱼烹吃了。这则故事说孔子见怪不怪,指挥门徒和妖物作战,毙而食之,解了困厄,其能力显然出自神话幻想。在济宁地区流传的还有《哀歌动天地》、《孔子的砚台》等神话,亦能说明孔子的能力超出常人。
最能说明孔子具有神话色彩的,是流传很广的《孔子成仙》的故事。说孔子死了多年之后,有一位鲁国人渡海经商,途中遇到风浪,被漂到一座小岛上。在岛上,他见到了孔子和他的七十二位弟子。孔子对商人说:“鲁国马上就要外敌入侵,大难临头,你赶快回去报告鲁君,修好城墙以备来犯之敌。”孔子交给商人一根木杖,让他闭目乘之。商人跨上木杖,来到海边,投杖入水,化为巨龙。商人赶回鲁国,备说奇遇,鲁君不信。第二天,竟有成千上万的燕子衔泥筑城墙。城墙刚刚筑好,齐军就来攻打,曲阜城固若金汤。齐军弹尽粮绝,只好撤军。孔子死后多年竟被人发现他安然无恙,和七十弟子俱游于海上小岛,而且由于爱国心的激发,让商人乘其龙杖报告鲁君,筑城备寇,后来事情的发展亦悉如所料。这故事中的孔子及其门人,显然是神人或仙人之流。
除孔子外,孔门的几个著名弟子亦各有不同程度的神话色彩,如颜回剑斩蟒蛇精、子路杀死妖物、澹台入水斗蛟龙、公冶长识鸟语等。
传说大部分是虚构的,带有神话的特点,同时又有实在的历史的因素,以至有人把民间传说称为对过去历史之“模糊的回忆”或“民间关于某些往事的叙说”。后世产生的传说,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传说除了披上历史的色彩之外,故事的中心也有所改变。神话以超自然的神作为叙述的中心,而传说则以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作为叙述的对象。不过传说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而是经过了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幻想等艺术加工,铺叙成的美丽动人的故事,并且,同一故事由于代代相传,而越来越具典型性。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文化巨人,同时又是一个历史之谜。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象孔子这样对华夏文化的演进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清代末年,尽管道教、佛教、西方文明一再冲击中国的思想领域,但孔子的学说却像皇权一样,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绝对优势。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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