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

尉缭

尉缭名缭。尉缭一生事迹，史籍载之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为魏惠王即梁惠王时人，著名的军事家。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他所著的《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入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在宋代并称为《武经七书》。

【辅秦背景】
魏国在前334年招贤，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尉缭可能就在这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尉缭子》一书即是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但由于庞涓当权，尉缭等人都未见用。从《尉缭子》的谈话内容看，尉缭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秦国的，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
当时的情况是，以秦国之力，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情况就难料了。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能使六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以免消耗国力。离间东方国家，虽然是秦国的传统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年轻的秦王嬴政深知这一点，他不想打无准备之仗。
另外，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战将如云，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靠谁去指挥这些只善拼杀的战将呢？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这是秦王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一个个就都没用了。
关于尉缭的真实生活年代如同其他历史名人一样无从查考，只能从历史文献的残篇断语中推断，但是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比如人们推断在334年见过魏惠王，但《史记》中明确记载了他最终在秦王嬴政时担任了秦国的高级职务。这个时间跨度近百年，显然有违常识。因此，就像对其他历史人物一样，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尉缭辅秦】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等几家大夫攻灭）、夫差（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渭王（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尉缭不愧为军事家，不仅能够把握战局，制定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而且还能透彻地认识人、分析人。经过与秦王嬴政不长时间的接触，他便得出了秦王“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假使秦王得志于天下，那么天下之人都会变成他的奴婢，绝不可与他相处过久”的结论。
这是嬴政自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公开道出他的性格本质，第一次有人这样评论他，而且切中要害，句句是真。从后来统一天下之后嬴政的所作所为来看，与尉缭所言毫无二致。
尉缭认清秦王嬴政的本质，便萌生离去之心，不愿再辅助秦王，并且说走就走，真的跑了。幸好秦王发现得快，立即将其追回。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像尉缭这样的军事家如何能让他走？于是，秦王嬴政发挥他爱才、识才和善于用才的特长，想方设法将尉缭留住，并一下子把他提升到国尉的高位之上，掌管全国的军队，主持全面军事，所以被称为“尉缭”。
现在，心存余悸的尉缭不好意思再生去意了，只好死心塌地地为秦王出谋划策，为秦的统一做贡献。

【军事思想】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
之子女，此皆盗也”。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阵”。这样的阵法，错落有秩，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1）
"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应乘虚攻击，决不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使民"非战无所得爵"，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其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秦始皇有个重要的谋士尉缭，他的下落如何？

尉缭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属于兵家，拥有不凡的军事才能。尉缭曾经在魏国没有被重用，后来到了秦国，被秦王嬴政看重，做了秦国的国尉，辅佐秦王统一六国。尉缭流传下来的《尉缭子》这部兵书被后世的兵家所尊崇。

秦朝尉缭怎么死的

尉缭是战国末期魏国大梁人，平生的经历在史上记载得不多，一般认为生活在魏国从安邑到大梁迁都是这段时间，早年在魏国宣扬自己的军事主张，但未被采纳。

尉缭形象

公元前237年，尉缭来到了秦国，向秦王提出了自己的计策。他先对秦国与各诸侯国的局势进行了分析，指出：相对于强盛的秦国，其他国家就是秦国下面郡县的君主。然后，尉缭道明了秦王的担忧，如果其他诸侯国采用“合纵”策略，秦国就会像智伯、闵王、夫差那样覆亡。

最后，尉缭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用钱财去拉拢各个诸侯国的大臣，让他们不要与秦国为敌，打乱他们的计谋。针对这一点，尉缭还算了一笔账，齐国只需要花几十万金钱就可以除掉这些诸侯国。

这番游说一针见血地戳中了秦王嬴政的心事，他觉得尉缭就是自己一直想要求得的人才，就采纳了尉缭的话。秦王给了尉缭与自己衣食相同的待遇，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尊重。不过史书上没有记录尉缭之死的详细信息，估计是在秦国统一后退隐了。

秦朝尉缭是个怎样的人

尉缭是秦国出色的军事家，为秦国消灭各个诸侯国提供了有利的策略，促进了秦国的统一大业。尉缭还留下了一部名为《尉缭子》的军事书籍，其中的军事理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尉缭与《尉缭子》

秦王嬴政开始亲政后，就任用尉缭奔走于各国，进行离间活动。尉缭在各国都有徒弟，正好组成了一直国际游说部队。尉缭派他们到各国宣传秦国的一些谣言，并且贿赂他国有权势的人，令这些人为秦国所用，比如贿赂郭开使得廉颇回不了国家，让韩国的内史腾倒戈。尉缭及其徒弟只用了几封书信和一些钱财就扰乱了其他国家。

尉缭是个比较明智的人，当他可以从秦王嬴政的面相上看出了他的为人，秦王频繁地献殷勤，穿衣吃饭都与自己等同，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古代礼制规定的群臣之道，不得不让尉缭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一个求才的君王再怎么礼贤下士，也都在礼的范围内，要不然就是心怀不轨，显得虚伪。尉缭看出秦王这么谦卑只是想利用自己，只要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必定会被杀害。

尉缭是战国史上重要的军事理论家，为秦国献计消灭其他国家，可以说他对秦国的统一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尉缭的《尉缭子》一书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著作，也是后来兵家学习的兵书之一。尉缭的结局没有被记录到史书上，也只能是一个谜了。

尉缭子文言文

1. 古文 翻译 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 翻译：先敌使用权谋，敌人有力量也无法使用，先敌使用武力，敌人有力量也无法抗拒，所以用兵最好先发制人。

出处：《尉缭子·战权》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 *** 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

《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扩展资料：

本篇指出兵少可用权谋，兵多可用力胜。主张先发制人，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者无之，无者有之”，使敌人摸不清我之企图。反对“轻进而求战”，也不求“必往有功”。

主张根据情况，见到有胜利的把握，然后决战，所谓“意往而不疑则从之，夺敌而无前则加之，明视而高居则威之，兵道极矣。”

最后指出：军事行动要严守秘密，作战行动要有节制，战场纪律要严格整肃，朝廷决策要高明，将帅选拔要慎重，进入敌人国境要迅速而突然，这样就有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尉缭子》的思想大体上接近法家，反对孔孟的亲亲原则，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和治军，某些思想显得非常残暴，全文处处可见“诛杀”这样的词汇，并且大力倡连坐保甲制度。

有意思的是尉缭却非常推崇德、仁义，提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告诫君主“杂学不为通儒”，言外之意他的理论才是最有用的理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尉缭子

2. 尉缭子有哪些内容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

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

《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

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

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

自北宋景祐年间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

对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难以确断。

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徵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

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殷，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

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

3.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译文 译文：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

出自：尉缭[秦朝]《尉缭子》兵令上第二十三。

原句：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辩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

释义：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军事是现象，政治是本质。能弄清这二者的关系，就懂得胜败的道理了。政治是用来明察利害，辨别安危的。军事是用来战胜强敌，保卫国家的。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兵令上第二十三》是中国古代兵书《尉缭子》里记载的一篇兵法文章。本篇论述了战争的目的是“伐暴乱，本仁义，战国则以立威”。战争的实质是“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此外，还论述了临敌布阵的方法、纪律和要求。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 *** 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

《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

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兵谈》，汉简本）。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4. 《尉缭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

尉缭撰。 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 “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

《隋书?经籍 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 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 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 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 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

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以为秦国 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 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但从全书人称、语气 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 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 “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 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 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 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

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 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人秦的那个尉 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 有“《尉缭》三十一篇”。 《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 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

自北宋景祐年间 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 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 对 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 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 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

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 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 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 难以确断。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 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 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

唐魏征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 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 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 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 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 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

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 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 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 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 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 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 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 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 上、下篇。

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 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 《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 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 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

《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 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 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 《战威第四》着 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

《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 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 中的守城法则。

《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 《武议 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

《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 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 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

《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 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 “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 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

《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 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

5.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译文 译文：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

出自：尉缭[秦朝]《尉缭子》兵令上第二十三。 原句：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

文所以视利害，辩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

释义：战争这个问题，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军事是现象，政治是本质。

能弄清这二者的关系，就懂得胜败的道理了。政治是用来明察利害，辨别安危的。

军事是用来战胜强敌，保卫国家的。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兵令上第二十三》是中国古代兵书《尉缭子》里记载的一篇兵法文章。

本篇论述了战争的目的是“伐暴乱，本仁义，战国则以立威”。战争的实质是“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此外，还论述了临敌布阵的方法、纪律和要求。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636f7079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431343634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 *** 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

《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

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 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兵谈》，汉简本）。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尉缭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哪些思想？

作为“兵形势家”的尉缭，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尉缭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首先必须要有良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措施，才能“战胜于外”，“威制天下”。所以他明确提出了“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的思想。为此，《尉缭子》主张从整顿政治入手，健全国家政治制度，明确君臣职守，公正审理案件，安抚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使国家内部安定，为“战胜于外”提供一个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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