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夺命假药”,河南破获一起跨省制售假药案

手工制作“夺命假药”,河南破获一起跨省制售假药案

发财心切选错行，制售假药入班房。近日，河南叶县警方成功破获一起涉案范围波及全国7个省市，涉案金额高达50多万元的网络制售哮喘假药案，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抓获。

案发在2015年4月12日，叶县邓李乡庙李村59岁的村民李亮在服用了从邓李乡张高村秦松超市购买的哮喘药后死亡。警情发生后，叶县公安局通过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化验，确认该哮喘药为假药。销售假药嫌疑人员秦松落网。他交代，药是从宣传页上看到，通过快递的方式从濮阳市台前县一个叫张志那里买的，每瓶 18元钱，按每瓶20元钱的价格在自己家开的“邮政超市”里面出售。

然而，警方查询邮寄地址后发现，濮阳市台前县根本没有秦松所提到的张志这个人，同时民警发现每次秦松买“哮喘药”汇款人实际是濮阳一个叫乔宇的男子。

专案组再次赶赴濮阳，集中力量，重点对乔宇进行秘密侦查，跟踪调查。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工作，民警确定了乔宇就是给秦松的提供“哮喘”药品的供货人“张 志”，现在濮阳市华龙区历山路一小区当保安。乔宇冒用张志的名字进行销售，在邮政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银行开设账户，专门用于销售假药的收款。同时经过民警 侦查发现乔宇的妻子刘颖也曾参与制售假药。至此，濮阳籍乔宇夫妇为首的制售假药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破案后，乔宇交代，2009年以来，他曾多次从安阳的王宁和濮阳范县的史峰那里购买药材原料、药用的胶囊和药瓶子，自己在家中将购买回来的成品药粉碎，然 后手工制作哮喘胶囊、贴标签，再通过物流销往河南、山东、辽宁等地。近期，平顶山的老客户任菊还在向他大量购买“哮喘药”。

在看守所里，乔宇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我当时只想着多赚些钱，没想过吃这药会死人，现在真的很后悔。”

目前，犯罪嫌疑人秦松、乔宇、刘颖、王宁、史峰、任菊因生产销售假药已被叶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2015年8月10日，叶县公安局已将此案移送叶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现在市面上的假药，人们很难辨别药品的真假。这些假药流到市面上危害很大，不仅会延误了病人的治疗，严重的甚至会出人命！”叶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长王延鹏说。

在此民警提醒广大市民，看病要到正规医院，要请医生开处方，到正规药店买药，不要偏信广告宣传。同时也可以从国家正规网站查询药品的名称、编号、生产厂家等相关信息，查明真伪，以防上当受骗。

如何剖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政策执行中长期存在着的一种普遍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地方分权的发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非但未能克服，反而有加剧之势，成为影响有效的政策执行一种障碍性因素。因此，有必要加以认真分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主要表现：

　　1、“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当执行机关和部门所执行的政策对自己不利时，执行者就制定与上级政策表面相一致，实际相违背的实施方案，使上级的政策难以得到贯彻落实。例如，中央要政企分开，一些政府主管部门摇身一变成为行政性公司，即翻牌公司，照旧行使政策直接管理企业的权力，或者以组建集团公司名义把已经下放给企业的自主权重新收回来。根据1992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件》，中央政府给企业下放了14项基本权利，这一政策对搞活国有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但是这些下放的权力真正落到企业的并不多，其中的大部分被各级地方政府截留收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2、“曲解政策，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中对政策原来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导致政策无法真正得到贯彻落实，甚至收到与初衷相悖的绩效。以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为例。改革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减少国家财政负担，搞活房产建筑企业，实现住房商品化，解决住房分配不公的问题。但在实际贯彻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自行“变通”，规定了一些原政策所没有的内容，结果使得这项政策明显向占有较大面积和较高质量住房的既得利益者倾斜。还有相当多的地方甚至公然曲解政策原意，把住房商品化解释为低价出售公房。正因为各地各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有意曲解政策，使得国家的几次房改政策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　

　　3、“软拖硬抗，拒不顺从”——象征性执行。政策执行的最高准则在于维护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执行政策是党的纪律；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执行政策是必须履行的社会职责。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些执行机关或人员有意不执行或变相不执行，有的只是采取象征性执行措施，甚至抗拒执行。例如，假冒伪劣商品已发展到无孔不入、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针对这一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近些年来，国务院一再强调要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先后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还专门成立了“打假办”，开展诸如“质量万里行”、“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等活动。可是假冒伪劣产品仍然禁而不止，打而不死。究其原因，与地方保护主义从局部利益出发抗拒中央政策，包庇、维护本地制售假冒伪劣者有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经济利益，对假冒伪劣犯罪行为不闻不问，熟视无睹，任其发展；有的地方政府认为打假“怕影响本地经济发展，影响当地财政收入。”执法部门刚要查处，一些领导就出面说情开脱，甚至要求要“一致对外”等等。河南周口地区假药、河北省无极县假药案都是此种表现。[1]结果一些地方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4、搞“土政策”——附加性执行。附加性执行指的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者常附加一些原政策目标所没有的内容，把本不可行的事情变为可行之事，影响了目标的实现，所谓“土政策”，就是打着贯彻上级政策要结合实际的旗号，自立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例如，我们搞市场经济，要建立社会主义大一统市场。但一些地方往往立足本地，搞小而全的生产体系。在生产快速发展时期，为保护本地利益封锁信息、技术和资源，禁止劳动力和人才流动，搞“土政策”，到处封关设卡，争夺资源的“大战”此起彼伏，扰乱了市场秩序，严重危害中央宏观政策的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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