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30多岁产妇近日在以色列兰姆巴姆医疗中心产下了健康的双胞胎，这是第一例产下健康双胞胎的案例。
消息一出，兰姆巴姆医疗中心新开的诊所门庭若市，来自以色列和国外的咨询络绎不绝。这位产下健康双胞胎的产妇也发起了一项旨在让人人有权做妈妈的公共运动。
此前一个星期，以色列哈达萨医疗中心也成功实现了第一例类似手术，婴儿的父亲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哈达萨婴儿的诞生是使用了特殊的分离方法，将精液中致命的病毒去除后受孕；而兰姆巴姆婴儿则是体外受精的成果。
去年4月，海法医院建立了以色列第一套病毒性体外受精系统，帮助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以及那些慢性病毒性疾病患者产下健康宝宝。
兰姆巴姆医疗中心新开诊所的负责人阿维・莱特曼博士说，产妇要怀上健康的胚胎，需要经历几个生育周期。当对象是一个男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者乙肝患者时，他们将用特殊的冲洗方法分离出不带病毒的健康精子，然后注入到一个健康母亲的卵子中使其受孕。对一个女性患者，健康的精子将被注入到从其挑选出的健康的卵子中。
克隆技术
克隆，是英文“clone”一词的音译，在台湾与港澳一般意译为复制或转殖，是利用生物技术由无性生殖产生与原个体有完全相同基因组之后代的过程.科学家把人工遗传操作动物繁殖的过程叫克隆，这门生物技术叫克隆技术。
利用克隆技术可以在抢救珍奇濒危动物、扩大良种动物群体、提供足量试验动物、推进转基因动物研究、攻克遗传性疾病、研制高水平新药、生产可供人移植的内脏器官等研究中发挥作用，但如果将其应用在人类自身的繁殖上，将产生巨大的伦理危机 。
克隆的英文‘clone’源于希腊语的‘klōn’（嫩枝）。在园艺学中，‘clon’一词一直沿用到20世纪。后来有时在词尾加上‘e’成为‘clone’，以表明‘o’的发音是长元音。近来随着这个概念及单字在大众生活中广泛使用，拼法已经局限使用‘clone’。该词的中文译名在中国大陆音译为‘克隆’，而在港台则多意译为“转殖”或‘复制’。前者‘克隆’如同copy的音译‘拷贝’，有不能望文生义的缺点；而后者‘复制’虽能大概表达clone的意义，却有不能精确并易生误解之憾。
克隆通常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生殖方式或者自然的的无性生殖方式（如植物）。一个克隆就是一个多细胞生物在遗传上与另外一种生物完全一样。克隆可以是自然克隆，例如由无性生殖或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产生两个遗传上完全一样的个体（就像同卵双生一样）。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克隆是指通过有意识的设计来产生的完全一样的复制。
在生物学上，克隆通常用在两个方面：克隆一个基因或是克隆一个物种。克隆一个基因是指从一个个体中获取一段基因（例如通过PCR的方法），然后将其插入另外一个个体（通常是通过载体），再加以研究或利用。克隆有时候是指成功地鉴定出某种-{A|zh-cn:表现型;zh-tw:显性}-的基因。所以当某个生物学家说某某疾病的基因被成功地克隆了，就是说这个基因的位置和DNA序列被确定。而获得该基因的拷贝则可以认为是鉴定此基因的副产品。
克隆一个生物体意味着创造一个与原先的生物体具有完全一样的遗传信息的新生物体。在现代生物学背景下，这通常包括了体细胞核移植。在体细胞核移植中，卵母细胞核被除去，取而代之的是从被克隆生物体细胞中取出的细胞核，通常卵母细胞和它移入的细胞核均应来自同一物种。由于细胞核几乎含有生命的全部遗传信息，宿主卵母细胞将发育成为在遗传上与核供体相同的生物体。线粒体DNA这里虽然没有被移植，但相对来讲线粒体DNA还是很少的，通常可以忽略其对生物体的影响。
克隆在园艺学上是指通过营养生殖产生的单一植株的后代。很多植物都是通过克隆这样的无性生殖方式从单一植株获得大量的子代个体。
克隆是英文clone的音译，科学家把人工遗传操作动物繁殖的过程叫克隆，这门生物技术叫克隆技术。
利用克隆技术可以在抢救珍奇濒危动物、扩大良种动物群体、提供足量试验动物、推进转基因动物研究、攻克遗传性疾病、研制高水平新药、生产可供人移植的内脏器官等研究中发挥作用，但如果将其应用在人类自身的繁殖上，将产生巨大的伦理危机。
什么是克隆？
克隆是英语单词clone的音译，clone源于希腊文klone，原意是指幼苗或嫩枝，以无性繁殖或营养繁殖的方式培育植物，如杆插和嫁接。
如今，克隆是指生物体通过体细胞进行的无性繁殖，以及由无性繁殖形成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克隆也可以理解为复制、拷贝，就是从原型中产生出同样的复制品，它的外表及遗传基因与原型完全相同。
中国克隆了什么？
蛙:1952年，未成功。
鲤鱼:1963年，中国科学家童第周早在1963年就通过将一只雄性鲤鱼的遗传物质注入雌性鲤鱼的卵中从而成功克隆了一只雌性鲤鱼，比多利羊的克隆早了33年。但由于相关论文是发表在一本中文科学期刊，并没有翻译成英文，所以并不为国际上所知晓。（源自：PBS）
古代神话里孙悟空用自己的汗毛变成无数个小孙悟空的离奇故事，表达了人类对复制自身的幻想。1938 年，德国科学家首次提出了哺乳动物克隆的思想，1996年，体细胞克隆羊“多利”出世后，克隆迅速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疑问：我们会不会跟在羊的后面？这种疑问让所有人惶惑不安。然而，反对克隆的喧嚣声没有抵过科学家的执着追求，伴随着牛、鼠、猪乃至猴这种与人类生物特征最为相近的灵长类动物陆续被克隆成功，人们已经相信，总有一天，科学家会用人类的一个细胞复制出与提供细胞者一模一样的人来，克隆人已经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梦想，而是呼之欲出的现实。目前，已有三个国外组织正式宣布他们将进行克隆人的实验，美国肯塔基大学的扎沃斯教授正在与一位名叫安提诺利的意大利专家合作，计划在两年内克隆出一个人来。
由于克隆人可能带来复杂的后果，一些生物技术发达的国家，现在大都对此采取明令禁止或者严加限制的态度。克林顿说：“通过这种技术来复制人类，是危险的，应该被杜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洪国藩也明确表示反对进行克隆人的研究，而主张把克隆技术和克隆人区别开来。
克隆人，真的如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一样可怕吗？
实际上，人们不能接受克隆人实验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阻碍。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遵循着有性繁殖方式，而克隆人却是实验室里的产物，是在人为操纵下制造出来的生命。尤其在西方，“抛弃了上帝，拆离了亚当与夏娃”的克隆，更是遭到了许多宗教组织的反对。而且，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的关系也有悖于传统的由血缘确定亲缘的伦理方式。所有这些，都使得克隆人无法在人类传统伦理道德里找到合适的安身之地。但是，正如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所言：“克隆人出现的伦理问题应该正视，但没有理由因此而反对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告诉我们，科技带动人们的观念更新是历史的进步，而以陈旧的观念来束缚科技发展，则是僵化。历史上输血技术、器官移植等，都曾经带来极大的伦理争论，而当首位试管婴儿于1978年出生时，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但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一切了。这表明，在科技发展面前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灾难，相反地，它造福了人类。就克隆技术而言，“治疗性克隆”将会在生产移植器官和攻克疾病等方面获得突破，给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比如，当你的女儿需要骨髓移植而没有人能为她提供；当你不幸失去5岁的孩子而无法摆脱痛苦；当你想养育自己的孩子又无法生育……也许你就能够体会到克隆的巨大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治疗性克隆的研究和完整克隆人的实验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治疗性克隆所指向的终点就是完整克隆人的出现，如果加以正确的利用，它们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人类社会带来福音。
科学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但是，某项科技进步是否真正有益于人类，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对待和应用它，而不能因为暂时不合情理就因噎废食。克隆技术确实可能和原子能技术一样，既能造福人类，也可祸害无穷。
至于人们担忧克隆技术一旦成熟，会有用心不良者克隆出千百个“希特勒”，或者克隆出另一个名人来混淆视听，则是对克隆的误解。克隆人被复制的只是遗传特征，而受后天环境里诸多因素影响的思维、性格等社会属性不可能完全一样，即克隆技术无论怎样发展，也只能克隆人的肉体，而不能克隆人的灵魂，而且，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有着年龄上的差距。因此，所谓克隆人并不是人的完全复制，历史人物不会复生，现实人物也不必担心多出一个“自我”来。
所有克隆的物品及克隆时间
绵羊:1996年，多利（Dolly）
猕猴:2000年1月，Tetra，雌性
猪:2000年3月，5只苏格兰PPL小猪；8月，Xena，雌性
牛:2001年，Alpha和Beta，雄性
猫:2001年底，CopyCat（CC），雌性
鼠:2002年
兔:2003年3-4月分别在法国和朝鲜独立地实现；
骡:2003年5月，爱达荷Gem，雄性；6月，犹他先锋，雄性
鹿:2003年，Dewey
马:2003年，Prometea，雌性
狗:2005年，韩国首尔大学实验队，史努比（Snoopy)
猪:2005年8月8日，中国第一头供体细胞克隆猪
尽管克隆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克隆的成功率还是相当低的：多利出生之前研究人员经历了276次失败的尝试；70只小牛的出生则是在9000次尝试后才获得成功，并且其中的三分之一在幼年时就死了；Prometea也是花费了328次尝试才成功出生。而对于某些物种，例如猫和猩猩，目前还没有成功克隆的报道。而狗的克隆实验，也是经过数百次反覆试验再得来的成果。
多利出生后的年龄检测表明其出生的时候就上了年纪。她6岁的时候就得了一般老年时才得的关节炎。这样的衰老被认为是端粒的磨损造成的。端粒是染色体位于末端的。随着细胞分裂，端粒在复制过程中不断磨损，这通常认为是衰老的一个原因。然而，研究人员在克隆成功牛后却发现它们实际上更年轻。分析它们的端粒表明它们不仅是回到了出生的长度，而且比一般出生时候的端粒更长。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比一般的牛有更长的寿命，但是由于过度生长，它们中的很多都过早夭折了。研究人员相信相关的研究最终可以用来改变人类的寿命。
克隆人违背人类生命伦理
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生命科技，要不要尊重伦理学原则，要不要倾听伦理的声音？有关专家针对一些科学狂人在美国秘密克隆人的做法指出——克隆人违背人类生命伦理，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和难以解决的一系列法律等问题。
我国多家媒体近日转载了国外媒体报道的一条惊人消息：一群受邪教组织操纵的科学狂人，正在美国内华达州大漠深处进行着一项克隆人的秘密实验。他们根据英国科学家创造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的同样原理，从一个今年2月份夭折的10个月大的美国女婴身上提取细胞制造克隆人。据称，“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世界上第一个克隆人将于明年年底诞生。”
消息披露后，克隆技术及其带来的伦理学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如果这一消息属实的话，应当如何看待此事，如何正确地评价和思考这个问题，记者为此走访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法律和社会部主任、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沈铭贤研究员。沈教授说：自1997年英国罗斯林研究所成功地克隆出“多利”羊后，国外不断有人在名利的驱使下，提出并试图从事克隆人的研究。尽管各国政府明令禁止，但与克隆人有关的报道近两年来不止一次见诸报端。但是，这次速度这么快，又与邪教组织有关联，确实令人感到震惊。
痛失爱女的父母，希望通过克隆技术使女儿复活，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科学家借此进行克隆人的实验，就值得讨论了。沈教授认为：即使撇开邪教不谈，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就“克隆人”这一个体而言，他会生活在“我是一个死去的人的复制品” 这样一个阴影中，这对他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按照生命伦理学的观点，科学技术要从长远利益出发，造福整个人类。它必须遵循“行善、不伤害、自主和公正”这四项国际公认的伦理原则。“多利”羊的克隆成功经过了200多次的失败，出现过畸形或夭折的羊。而克隆人更为复杂，无疑会遇到更多的失败，如果制造出不健康、畸形或短寿的人，将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
沈教授指出：现在科学界把克隆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两种。前者是利用胚胎干细胞克隆人体器官，供医学研究、解决器官移植供体不足问题，这是国际科学界和伦理学界都支持的，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用于治疗性克隆的胚胎不能超出妊娠14天这一界限。而对于生殖性克隆，即通常所说的克隆人，由于它在总体上违背了生命伦理原则，所以，科学家的主流意见是坚决反对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人类基因组伦理委员会和各国政府也都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对生殖性克隆。即使克隆人真的诞生了，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一基本立场。
选自2000年11月8日《文汇报》文字
我们所说的生物技术的利和弊主要指的是克隆，其利和弊是
利:1) 克隆技术可解除那些不能成为母亲的女性的痛苦。
2) 克隆实验的实施促进了遗传学的发展，为“制造”能移植于人体的动物器官开辟了前景。
3) 克隆技术也可用于检测胎儿的遗传缺陷。将受精卵克隆用于检测各种遗传疾病，克隆的胚胎与子宫中发育的胎儿遗传特征完全相同。
4) 克隆技术可用于治疗神经系统的损伤。成年人的神经组织没有再生能力，但干细胞可以修复神经系统损伤。
5) 在体外受精手术中，医生常常需要将多个受精卵植入子宫，以从中筛选一个进入妊娠阶段。但许多女性只能提供一个卵子用于受精。通过克隆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这个卵细胞可以克隆成为多个用于受精，从而大大提高妊娠成功率。
弊:1) 克隆将减少遗传变异，通过克隆产生的个体具有同样的遗传基因，同样的疾病敏感性，一种疾病就可以毁灭整个由克隆产生的群体。 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牛群都是同一个克隆产物，一种并不严重的病毒就可能毁灭全国的畜牧业。
2) 克隆技术的使用将使人们倾向于大量繁殖现有种群中最有利用价值的个体，而不是按自然规律促进整个种群的优胜劣汰。从这个意义上说，克隆技术干扰了自然进化过程.
3) 克隆技术是一种昂贵的技术，需要大量的金钱和生物专业人士的参与，失败率非常高。多莉就是277次实验唯一的成果。虽然现在发展出了更先进的技术，成功率也只能达到2-3%。
4) 转基因动物提高了疾病传染的风险。例如，如果一头生产药物牛奶的牛感染了病毒，这种病毒就可能通过牛奶感染病人
5) 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体将导致对后代遗传性状的人工控制。克隆技术引起争论的核心就是能否允许对发育初期的人类胚胎进行遗传操作。这是很多伦理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6) 克隆技术也可用来创造“超人”，或拥有健壮的体格却智力低下的人。而且，如果克隆技术能够在人类中有效运用，男性也就失去了遗传上的意义。
7) 克隆技术对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一个由父亲的DNA克隆生成的孩子可以看作父亲的双胞胎兄弟，只不过延迟了几十年出生而已。很难设想，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人的完全复制品，他（她）会有什么感受？
克隆技术的起源
克隆是英文 clone的音译，简单讲就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繁殖方式。但克隆与无性繁殖是不同的。无性繁殖是指不经过雌雄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只由一个生物体产生后代的生殖方式，常见的有孢子生殖、出芽生殖和分裂生殖。由植物的根、茎、叶等经过压条、扦插或嫁接等方式产生新个体也叫无性繁殖。绵羊、猴子和牛等动物没有人工操作是不能进行无性繁殖的。科学家把人工遗传操作动、植物的繁殖过程叫克隆，这门生物技术叫克隆技术。
克隆技术的设想是由德国胚胎学家于1938年首次提 出的，1952年，科学家首先用青蛙开展克隆实验，之后不断有人利用各种动物进行克隆技术研究。由于该项技术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研究工作在80年代初期一度进入低谷。 后来，有人用哺乳动物胚胎细胞进行克隆取得成功。 1996年7月5日，英国科学家伊恩·维尔穆特博士用成年羊体细胞克隆出一只活产羊，给克隆技术研究带来了重大突破，它突破了以往只能用胚胎细胞进行动物克隆的技术难 关，首次实现了用体细胞进行动物克隆的目标，实现了更高意义上的动物复制。研究克隆技术的目标是找到更好的办法改变家畜的基因构成，培育出成群的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可能需要的更好的食品或任何化学物质的动物。
克隆的基本过程是先将含有遗传物质的供体细胞的核移 植到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利用微电流刺激等使两者融合为一体，然后促使这一新细胞分裂繁殖发育成胚胎，当胚胎发育到一定程度后（罗斯林研究所克隆羊采用的时间约为 6天）再被植入动物子宫中使动物怀孕使可产下与提供细胞 者基因相同的动物。这一过程中如果对供体细胞进行基因改造，那么无性繁殖的动物后代基因就会发生相同的变化。培育成功三代克隆鼠的“火奴鲁鲁技术”与克隆多利羊技术的主要区别在于克隆过程中的遗传物质不经过培养液的培养，而是直接用物理方法注入卵细胞。这一过程中采用化学刺激法代替电刺激法来重新对卵细胞进行控制。1998年7月 5日，日本石川县畜产综合中心与近畿大学畜产学研究室的科学家宣布，他们利用成年动物体细胞克隆的两头牛犊诞生。这两头克隆牛的诞生表明克隆成年动物的技术是可重复的。
1998年，艾琳和她儿子的人生双双成为漫长的事故。在一场剖腹产手术后，通过医院安排的输血，她和新生的孩子一并感染了艾滋病。
此后多年，艾琳和儿子努力平整生活，一次次重建，却发现生活从未愈合。
2006年春节，8岁的李博腹泻不止。家里人找不到病因，奶奶坚持把李博往镇上的医院送，之后，医生认为他疑似肺炎，不断地给李博打吊瓶。然而治疗没有让李博的病情有太大起色，半个月后，年幼的李博瘦到了22公斤。一次，亲友来家探望，见孩子状态很差，又久病不好，提醒李博的父亲，孩子该不会生了大病，不能这么拖着。之后，李博被带到了深圳儿童医院看病。
他们挂到了一位权威专家的号。专家首先排除了肺结核的可能，接着，医生让护士给儿子抽了一管血，拿去检查HIV抗体。结果很快出来，医生问，孩子是不是动过手术？检查结果显示，孩子的HIV抗体呈阳性。
李博的父亲否认，医生觉得奇怪，又抽了一次血想再检查复核。那次抽血，父亲看见孩子因抽血喊疼，急得几乎和医院起了冲突。
再次检查的结果依然是阳性。医生断定，这么小的孩子，如果没有输过血、做过手术，更没有性生活，那绝对是母婴传染的。他建议李博的爸爸带着妻子，一起去查一次HIV抗体。
接到丈夫报信的电话时，艾琳刚刚从家乡辞职，在广东一所学校教书不久。电话里，丈夫告诉艾琳“出事了”，但坚持不肯告诉艾琳具体的诊断结果。直到听见艾琳声音颤抖，连连让他把话说清楚，丈夫才简短地告诉艾琳：是艾滋病。
等艾琳赶到深圳儿童医院的时候，医院已经给李博下了两个治疗指令。首先，不准许孩子走出病房，防止感染。其次，院方要求孩子转院到当时的东湖医院，深圳的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那里能为李博提供更好的治疗。
孩子是艾滋病，在这个小家庭投下了一枚炸弹。
艾琳和丈夫把手续办理妥当后，让婆婆照看好儿子，就立刻跑到网吧。他们开了机，立刻打开网页搜索那三个字。几页信息涌过来，一个词语特别醒目——世纪绝症。在艾琳印象中，当时她所看到的资料都支持同一说法：得了这个病，必死，且人人唾弃。他们快速结束了搜索，离开前，丈夫快速地删除了所有的浏览痕迹。
几天后，深圳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夫妻俩的HIV检测结果。艾琳是阳性，丈夫是健康者。
责任清晰地落到了艾琳头上。按照HIV病毒的三种传播方式“性、血液和母婴传播”推断，有可能是艾琳通过母婴传播，把病毒传给了儿子。而由于丈夫不携带HIV病毒，艾琳体内的病毒不可能来自丈夫。至于丈夫为什么没有染病，艾琳只能推测，跟传染的概率有关。
可是，自己又做了什么坏事呢？扪心自问了很久，艾琳想起了8年前的剖腹产手术。她在镇上生下白胖的儿子李博。从手术台上下来后，医院叫一个卖血的人进门，他和艾琳配型完成后，医院把他的400毫升血输入了她的体内。
艾琳跟李博的主治医生谈起这一经历，猜测是那个人把病传给了她。结果，医生用质疑的语气否定了这种猜测。1996年，国家已经命令禁止非法采集血浆，艾琳描述的输血方式按理说不可能被正规医院采用。他认为眼前的女人是在找借口。医生的不信任，让艾琳感受到强烈的病耻感。
把孩子送进东湖医院后，艾琳和丈夫抱头痛哭了一夜，以她当时的心境，更多是为儿子李博而哭。那是她和丈夫到广东发展的第三年，夫妻俩共有10万元存款。他们商量好，虽然孩子治不好了，但得把那10万元存款全部花完才作罢。
作为衡量艾滋病感染者能否生存的指标，李博的CD4（人体重要免疫细胞）值在入院之初只有每平方毫米17个，而一般来说，CD4低于每立方毫米200个意味着高危。经过诊断，医生确认造成李博每天腹泻甚至濒死的，实际上是艾滋病带来的两项并发症——卡氏肺囊虫肺炎和淋巴结核。
在东湖医院的艾滋病人专属病房，每天半夜都有送别死人的哀嚎。现在，年幼的儿子身患艾滋病，而且生命垂危，这一切都是作为母亲的自己带来的。这让她感到揪心。
在病房里，李博是最小的患者。一直折腾到那年六月初，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艾琳不敢放弃，她拉着丈夫决定继续和命运赌博，在找到一家公益组织资助后，他们将孩子送回老家，接受无国界医生的治疗。新的治疗确实改善了李博的症状。半个月后，他不再发烧和腹泻，胃口变得越来越好，要艾琳带他去上馆子。
孩子保住了。艾琳和丈夫的婚姻却在短暂的共舟共济后，彻底失去了纽带。孩子上小学期间，艾琳和丈夫分居两地将近3年。艾琳想要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生活，她说服丈夫回到老家，丈夫的态度表现出来了迟疑。他说想继续留在广东发展。
争执中，丈夫流露出了离婚的想法。他问艾琳：“你能不能主动提出离婚？”抛弃患病的妻子和孩子，这个道德负担对他来说太大了。遭到拒绝后，这个男人求艾琳放自己一条生路。
艾琳试图挽留，可最后还是作罢。作为条件，男人承诺离婚后每个月需要向孩子支付两千元抚养费，每年，要带孩子吃一次饭。
终于，这个家庭里就只剩母与子。还有潜伏着的HIV病毒 。
年幼的李博身体状态稳定下来后，艾琳开始为自己和儿子维权。这实际上也是生活所迫，治疗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钱。
在艾琳的老家，2000年前后爆发了艾滋病“血祸”。艾琳回乡时，几乎所有的马路和白墙上都贴满了“艾滋病”科普宣传海报。最早的艾滋病患维权官司，也出现在湖北。2001年，当感染者申某把给妻子输血的医院告上法庭时，他们一家三口都已是病毒携带者。最后，法院判处医院赔款。
2006年，艾琳在当地疾控中心候诊室里，和许多在同一家医院感染的感染者相认了，其中甚至有艾琳教过的学生，和九个在同一个县城分娩的妈妈。还活着的人们，商量着集体维权。
在当时，五万元赔款和每人数额不等的误工费是艾滋病家庭能够得到的全部补偿。对于艾琳来说，在得到补偿之前，她只能去政府机构蹲守，反映情况。
起先，这个陌生的地方让艾琳感到不安，她形容当时在县政府打探消息：“隔几步就感到害怕。”好在，她的蹲守在几日后有了收获。几天后，艾琳在厕所徘徊时，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照片上的县长，决定尾随他。等到秘书推开办公室的门，艾琳一只脚迈到屋内。
艾琳说：“我是艾滋病人。”
没有人说话。艾琳坐到县长面前，介绍完自己的身份，她的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哭不是她出现在这间办公室的目的，她稳了稳神，从包里掏出“艾滋病防治条例”，要求县长按条例规定，帮助她和同伴恢复艾滋病人生产自救的能力。
在艾琳的讲述中，那次闯入的最后，县长当着她的面吩咐秘书，要恢复艾琳在当地的工作。不过，后来由于艾琳是艾滋病人的缘故，她最终也没有重新得到回校教书的资格，而是拿到了每月一千元左右的基本工资。
艾琳的维权持续了3年。随着一次次的反映情况，艾琳的感染者身份也在县城传开。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决定，所有参与维权的感染者都在暴露与否之间做过挣扎。但最终他们达成一致——只有暴露自己，才能让诉求被看见。不过，把自己暴露出去的艾琳也领会到，李博患病的事情，她必须当成秘密守住，一旦暴露，很可能产生她预料不到的坏影响。
事后的经历证明，这是正确的判断。
在跟李博在同一县城出生且感染的孩子里，有9个在学校暴露了身份，随即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区别对待。
在村里小学就读的孩子，被老师安排坐到了教室角落的座位。老师不给他批改作业，同学像看猴一样看着他。在镇上中学，有个孩子体育课上摔倒，流了血，体育老师顺手拉了孩子一把，触碰到伤口。体育老师打电话问疾控中心，惊恐地问自己是否感染。这些细节，不断加深着刻在这些孩子身上的烙印。
即使是确认健康的孩子，也无法如普通孩子一样自在生活。和艾琳一起维权的同伴中，有对夫妻都是HIV携带者，他们不认这个命，通过母婴阻断生了一个未感染的孩子。2010年左右，孩子在村里上幼儿园。风声走漏，其他孩子的家长得知消息后，集体反对孩子入学。双方闹到教育局，教育局让幼儿园必须允许孩子入学。结果，其他孩子都被家长转校。
看到这些孩子的经历，艾琳决意守住李博生病的秘密。奔走的生涯让艾琳变得强悍，她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给儿子构筑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
她着手让李博远离自己出现的场域，为此，在100公里以外的市里买了一套房子，想把李博送到完全陌生的环境读书。
开学之前，艾琳曾让李博去参与艾滋宣传活动。那是李博第一次认知自己身上的疾病。医生指着墙上的宣传海报对小朋友们说，我们的身体里面住着一种病毒，这个病毒会通过三种方式传染给别人。回来后，李博把这些句子说给了姥姥听。他说：“我妈妈输血感染了一种病毒，现在呢，我妈妈把这个病毒传染给我了。”姥姥从孩子奇怪的描述中，第一次猜到了真相，当着孩子的面绝望大哭。
见此情状，艾琳蹲下去盯住儿子，用严肃的语气告诉他，这种病毒叫艾滋病毒，但是你不能告诉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的所有人。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告诉其他小朋友，你就没有朋友了。别人就会对我们吐口水。
李博一下子愣住了，他顺从地点头，自那之后再也没跟别人说过这些话。艾琳希望李博尽量像个正常的男孩一样长大，可艾滋感染者要过上普通人生活并不容易。
做一名艾滋病妈妈，没有经验可供参考。离婚以后，艾琳曾让前夫给儿子买了一个篮球。可惜，李博对篮球并不感兴趣，那个篮球至今放在母子俩家中的阳台上，经过多年，晒蜕了皮。
后来，艾琳给儿子请过一位独臂乒乓球教练，想让儿子懂得精神的力量，儿子学了三星期，也失去了兴趣。唯一让艾琳满意的是儿子考上本地重点中学。
2010年夏天，李博放初一暑假，艾琳带上他，踏上了为期一个月的北京之旅。在艾琳的规划中，那是一次为教育李博而定制的旅程。头几天，艾琳带李博看完了所有听说过的展馆场所。从国家博物馆看到798艺术园区，从上午开馆看到下午闭馆，临近中午，艾琳怕沉浸感被打断，没有走出场馆，和儿子坐在休息区吃饼干解决了午饭。
旅程的重心是清华北大校园。艾琳雇了个司机带着他们逛清华校园，司机每到一处，都给儿子介绍杰出的清华校友，上了一堂四十分钟的思想课。出校门以后，司机还对儿子总结发言：好好学习，考到清华来！
尽管刚上初中的李博表现得似懂非懂，但母亲艾琳感到幸运——司机把最重要的话替她说出来了。
儿子李博一度是按照艾琳的设计成长的，这让她感到安心。艾琳不断对儿子强调学习的重要，但李博领会到的，更多是母亲严厉地要求自己“好好学”。她无法对年幼的孩子解释自己更长远的用意，她希望孩子足够努力，以便未来能够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
每当艾琳因维权或照顾孩子压力大时，会把自己关在卧室，打开电脑玩蜘蛛纸牌。这个习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李博理解为母亲忽视自己的标志。
一段时间，艾琳的保护给李博争取到普通孩童般成长、免遭歧视的成长空间。但这种严防死守的反面作用渐渐显现了出来。李博在学校没有朋友，他极度渴望友情。一次，他看见电视购物频道上的一个娃娃对着自己说：你好！他瞬间心动，央求母亲买给自己。艾琳看了眼标价：298元，心纠得紧，没有答应。他没有哭闹，坐到一边低头流泪。最后他还是得到了那个娃娃。母亲从网上买来了娃娃，实物很小，陪伴他度过了到新学校最初的三个月。
艾琳开始逐渐失去对儿子的控制。初二那年的某一天早晨，李博没有和以往一样吃艾琳准备好的牛奶和蛋糕，而是自己买了早餐。不久后的另一天，李博缺席了午餐。艾琳觉得奇怪，跑到儿子班门口去找人，迎面撞上李博正拿着面包走回来。艾琳脸一沉，问：“你是不是去网吧了？”李博不敢做声，艾琳从孩子的沉默中猜到了答案。
晚上，李博放学到家，艾琳一个耳光把他打得跪到地上。近乎疯狂地，艾琳连扇了李博几个耳光，吼道：“你不好好读书，要怎么生存？以后上街拉车都没你的份！”
李博没有争辩，他不说话，用膝盖撑着地面，跪得很直。
艾琳觉得，李博的路走偏了。此后，她不再给儿子早餐钱，要求儿子必须在家里吃自己买的牛奶和蛋糕。这才能让她放心。
直接的对峙发生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李博打开艾琳卧室的房门，直接掀开艾琳的被子，把棉被抱在怀里。
腊月的夜晚，这个初中生直视母亲，要求母亲把父亲每个月给的两千抚养费给自己：“这样你就不用每天给我买牛奶和蛋糕了。”艾琳立刻拒绝：不可能，我是你的监护人。
李博没有再坚持，他把被子还给艾琳，和母亲对看了一会，作罢了。
后来看，那并不意味着李博甘心地回到了母亲的庇护之下，而是更为沉默地坚持己见。他开始自由决定自己翘课还是读书，在家还是在网吧。但无论是逃课还是呆在教室里上课，他都没有同伴。他的青春期里只有自己，在学校里交白卷，在家里被母亲骂，都没有人分担、倾听。即使坐进了网吧的卡座里，虚拟世界里也没有人与他同行，他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
李博梦想着逃离母亲的掌控，并付诸了行动。他曾揣着400块钱离家出走七天七夜。一开始，他到网吧扎根，每到吃饭时间，只买便宜的小零食充饥，以便多一些钱打英雄联盟。后来附近网吧夜晚失火，烧死近三十人，公安部门禁止网吧晚上营业，李博不得不找其它的地方过夜，或者回家。如果选择后者，他很可能需要面对母亲严厉的责备。
没有多余的钱住宾馆，李博宁愿在南方冬天的街头晃荡。他先转移到麦当劳，麦当劳在凌晨关门后，就去街头游荡。时隔多年，他依旧记得自己在室外坐下一会就冻得受不了，很难相信自己当时在马路和巷子里连走了八小时。
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李博也没有忘记按时吃药。他算着艾琳每天出门的时间，偷偷跑回家取药。早晚各吃下两枚药片，间隔十二小时，这是保证病情不再复发的底线。他从来都明白自己身体里的病毒。
14岁的李博在第八天花光了400块钱。别无选择，他回家等着艾琳一顿大骂。好在艾琳看见儿子瘦得脸塌了，一句没骂出来。在寻找李博的8天里，艾琳只是想不通，自己如此地爱儿子，为什么儿子就是不愿意回家。
艾琳自那之后尝试了很多方法，想把李博“拉回正轨”。她把李博从重点中学转学到家乡县城，让他降级到初二重新学习，希望回到熟悉的环境、降低他的学习压力。但这无济于事。
最后，一次艾琳在各家网吧找不到儿子身影时，拨下了110。她措辞激烈地对县里的警察说：“我儿子是艾滋病，我现在要找到这个孩子，让他喝药。”
在警察的帮助下，艾琳在一处网吧找到了李博。她把李博从网吧的座位里拽到了大街上。警察走后，李博转身就跑。艾琳在后面跑跑走走，10分钟后，她跟丢了李博。
站在街头，强硬的母亲第一次冒出了放弃的念头。那之后，她不再约束李博，李博回了家，在本地一所被认为是“末流”的学校读完了高中，每周，大概有4天会光顾网吧。
读初中时，李博听说，高一读完以后就可以去当兵。这成了他的人生目标。他想让自己意志坚定些，觉得一旦获得了毅力，退伍归来以后，生活就是崭新的了。
李博的新目标，让母亲陷入新的为难。艾琳知道军队不接收感染者，又不敢扑灭儿子的希望，最后，她只能拖着儿子，答应他：“等你满18岁，咱们再考虑这个问题。”
当兵的愿望让李博的生活似乎有了动力。他决定报名校体育队，每天早上跑步、举重、练习力量，很少去网吧。不到一年，他发现自己的腹肌有了阴影，摸上去是硬的，隐隐有八块。他身高一米七以上，体脂率10以下，一旦练出了肌肉便显得十分强壮。
高二下学期，李博班上开始有同学报名参军。那时候，他才被母亲告知，自己的状况不会被招收。艾琳告诉他，可以每个月给艾滋病公益大使写信，呼吁重新考量这项规定，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写，一直写到高考前。母亲安慰他说，相信这可以推动HIV感染者当兵的进程。
李博听不懂这些，也没有反应，这让艾琳不再为难。
李博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他形容自己像一个“死刑犯”。在体育队里，没有其他孩子被照顾得跟他一样细致。母亲时常当着所有队员的面给他送饭。在一群队友的注视下接过饭盒、打开盖子的那一刻，李博说，像是在接受某种给“犯人”的恩典。
艾琳对此毫无察觉。她有属于自己的焦虑——随着李博日渐成长，艾琳察觉到让儿子完美融入人群的愿望在逐步收缩。由于艾滋病李博无法参军、报考事业单位；由于成绩不好，他无法读好大学。这个孩子十八岁后的人生走向依然模糊。
她最后意识到，仅仅在当下，母爱也无法温暖儿子。在艾琳身上，一种罕见病已经发作。不到三年眼睛发病数次，最后，一只眼睛失明。医院确诊为视神经脊髓炎。
艾琳决定调整自己的状态，放开对儿子的控制。她鼓励李博去谈恋爱，用自己的社保卡专门去给儿子去买了一盒避孕套，放在儿子床头。后来，李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对方也是艾滋病友。
2020年春天开始时，艾琳、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一起在湖北省某市的房子里隔离。三月某个晚上，李博准备在客厅餐桌上摆火锅。他把切好的菜端过来，艾琳还在桌上写毛笔字，说，再等我三分钟。他回了两个字：恶心。
这是艾琳第二次听到儿子骂自己。第一次是一月份，艾琳收到儿子发来的微信，询问能否支援他一笔练车费用，艾琳第一次拒绝了儿子的请求。随后，他发来两个字——“恶心”。
艾琳毫无防备。这个身上流淌着自己的血，辛苦抚养22年的儿子，会用这样的字眼咒骂自己。没过多久，她又听到儿子说“恶心”。
作为母亲和孩子，是被什么弄脏了呢？
艾琳觉得刺痛，她哭着问儿子：“为什么要对最亲的人说这样的话？”几天后，李博在微信里向母亲道歉。
艾琳始终无法释怀，她说不出来，显然道歉是不够的。这逼急了李博。他从门厅快步走到阳台上，拉开窗户，猛地把半个身子从窗户探了出去。艾琳吓坏了。
这次冲突之后，艾琳决定对儿子彻底放手。李博已经22岁了，除了无忧无虑那8年，剩下的时间，自己带着他走过的都是淤泥。她与儿子的人生，其实早已踏空。
在淤泥中挣扎的日子，确实挺恶心的。作为母亲，艾琳累了。
家里依旧是往日的模样。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是几年前，艾琳让儿子挂上去的，地图旁写了一行字：艾琳和儿子的世界足迹。初一暑假的北京之旅后，母子俩再也没一起出过远门。
想通之后，艾琳把存折给了儿子，她嘱咐李博驾照已经考了三年，再不拿，就要再来一遍。
2020年10月2日凌晨四点，去北京看病的艾琳从火车站里走出来。儿子和他女朋友站在门口，接过艾琳的箱子，指着一辆蓝色小汽车说，妈，我来接您。
这是儿子拿到驾照后行驶的第八天。为了表达道歉的诚意，他在前七天练车，走完了整个市区。看见有司机加塞，他像个驾驶多年的司机，把握十足地告诉艾琳，这时候我就算撞他，也是他负全责。没开过一天车的艾琳赶紧劝阻李博：“儿子，车不是这么开的。”
出城以后，乡里的路全黑。这辆租来的车小心翼翼地上路，从市里驶向在农村的姥姥家。李博打开车灯，从黑暗里开到天亮。
*为保护当事人，艾琳、李博为化名。
- END -
撰文 | 石润乔
编辑 | 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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