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导读

尚书》导读

一、何谓《尚书》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政治文件的汇编，其时代从尧、舜、禹经夏、商、西周到春秋中期。作为上古文献，它成为其后两千多年时间里儒家学派政治学说的基本经 典；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帝王们的政治教科书，也是士大夫们日夜诵读的“圣经”。今天，它是我 们研究上古三代历史的基本材料，也是研究其后两千多年间政治思想史、传统文化史的基本材料。
所谓“书”，在上古专指史官的记载。史官的职掌是记载君主的言论与重大事件。史官的记录汇集成册，便称为《书》。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左传》中已出现过 《虞书》、顾炎武《日知录》卷二：“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孙氏志祖曰：“按《左传•文十八 年》明云《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谓之‘有《夏书》无《虞书》’乎？窃意古人盖以二典为《虞书》，《大禹谟》以下为《夏书》也。”见 《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73页。《夏书》、《商书》、《周书》的名称。（战国时代，“书”有泛指书写品，不必专指史官所记者。）到了汉代， 学者们将幸存下来的这些《书》统称为《尚书》。王充《论衡•正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如王充所说，其解有二： 一、尚指上古，由来久远；二、尚指帝王，高居在上。这比那些“依违作意以见奇”的解说平实近真，可以信从。
由于年代久远，它命途多舛；由于多人解说，它歧义纷出；由于辗转传抄，它错讹百出；由于语言文字习惯的变迁，它字句古奥，难以诠释；又由于在社会政治生活 中影响巨大，先秦文献与后世儒家的解说或编造混杂而下，真伪难辨。尽管如此，历代学者不敢轻视、不予迴避，默默诵习，孜孜考索，终使《尚书》不断流传，历 两三千年以至于今日。
《尚书》之难读，是不争的事实。唐代文学家、古文运动首领韩愈曾有“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感叹。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云：
《诗》、《书》为人人诵读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国学大师王国维，竟称于《书》所不能解者近半！此虽自谦之词，实亦无奈之叹。
《尚书》研究之艰辛，《尚书》命途之多舛，真可令人浩叹！过去两千年间的情景，在后文介绍《尚书》文字今古、版本真伪、篇目存佚、章句疑惑时自将涉及。我们仅以晚近学者的研究经历略举数例，可见一斑。
清代《尚书》学之被誉为“集大成”者孙星衍，自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二十年（1794—1815），历时二十余年，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自知“必多疏漏谬误之处”；之所以匆忙付梓，实因：
既有厥逆之疾，不能夕食，恐寿命之不长，亟以数十年中条记《书》义编纂成书……人之精神自有止境，经学渊深，亦非一人所能究极。（《尚书今古文注疏•序》）
匆忙出书，目的在“聊存梗概，以俟后贤”，并且承诺“或炳烛馀光，更有所得，尚当改授梓人，不至诒讥来哲也”。
山东栖霞人牟庭（1759—1832），穷毕生精力完成两部大著：一是《诗切》，一是《同文尚书》。后者自三十岁左右始撰，至基本脱稿时已六十三岁，又继 续修改至七十四岁辞世，尚未定稿。其子牟房将书稿携至浙江刻版，遇太平军攻浙，急将书稿移回山东。数十年后王懿荣得到书稿，亦想校刻，因八国联军入京，身 死书亡。又数十年王献唐得到书稿，清抄一本，将要排印，七七事变又作。到了1958年，献唐先生高兴地为之作序，以为终将印行，不料稍一耽搁，“文革”又 起。历时百余年，三位想刻印之人四遇厄逆，竟都未能如愿。所幸者1982年，齐鲁书社终令此书问世，实现先贤遗愿。
现代国学大师顾颉刚立志将《尚书》彻底整理一番，编辑一部《尚书学》。其先期工作分四步：
第一是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句有多少。第二是把唐以前各种书里所曾引用的《尚书》句子辑录出来，参校传本的异同，并窥见 逸《书》的原样。第三是把历代学者讨论《尚书》的文章汇合整理，寻出若干问题的结论。第四是研究《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和甲骨金文作比较。最后才下手 去作《尚书》全部的考定。（《尚书通检•序》）
而在此四步之先，还有《尚书通检》的编定，这是1936年的事。然顾氏萃其大半生精力，亦未能完成宏愿。其四项任务中第一项，顾氏与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合 作，于20世纪三十年代已着手摹写刻版，并于1935年发出《出版预告》（见《古史辨》五），有“着手已历三年”，“刊刻逾半，年内可望出版”之语。旋因 日军深入华北，未能成书（其惊险经过及同人顽强努力之情，可阅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后记》）。其后动乱不止，至1982年顾廷龙重新整理编纂，有上海图 书馆孙起治协助，历时又十二年；在《出版预告》六十年之后的1996年，终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顾氏计划中最后一项，其实只完成《尚书》中一篇《大诰》的译证工作。《尚书大诰译证》历时八年，四易其稿，成书约70万字，惜又遇“文革”，至今尚未能按原貌出版。
由此数例，足可见《尚书》诠释难度之超常和文化价值之超常。其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不能缺少《尚书》这块宏大而坚固的基石。

二、《尚书》的流传
《尚书》既从上古传下，篇目自应极多，字形自是奇古。遥想当年官府柱下，典册累积充栋。然竹木简册易为虫蛀断烂，而量大又难以重新抄写。年代久远，史料难 免残缺。虞夏之世传下者，寥若晨星。商代传世史料亦不可多得。周代文献本是很丰富的。王室衰微后，天子失官，礼乐卜史流散四方。凌夷而至春秋末年，孔子 “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孔子整理古籍，“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 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有学者认为孔子与《书》关系不大，认为史迁此语是汉武帝时社会上渐渐产生出的论调。我们认为既然孔子“以《诗》、 《书》、《礼》、《乐》教弟子”，且孔子对诗、礼、乐都进行过整理，“序（编次）《书传》”亦应可信。至于其所编次是否即汉初伏生传出的本子，尚可讨论。 然作为教材，亦不可能有很大部头。
到了战国时期，大国纷争，诸侯对典籍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自然不满。
《汉书•艺文志》说：“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法家自商鞅便有“燔书”之议。韩非则认为世之愚学“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 治”（《韩非子•奸劫弑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延及秦始 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建言：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 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制曰：“可。”
此为中国上古文化之最大浩劫！始皇帝欲使其政权“传之万世”而焚书，其实是使政权失去了精神支柱，使人人尽可为豺虎。烧书之后不到六年，秦王朝土崩瓦解。
汉王朝建立之后，有识之士便致力于先秦文献的搜集。正如西汉末年刘歆所说：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天下众书，往往颇 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 《移让太常博士书》）
又《史记•儒林列传》云：
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 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 舒。由史迁此处所列，可知武帝之世已立有五经博士。《诗》有鲁（申公）、齐（辕固）、韩（太傅）三家，《书》有伏生，《礼》有高堂生，《易》有田生， 《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两家。
以上诸家博士，皆“诸子传说”，即由先师传讲，用汉时流行之隶书写成（后世为区别隶书写成的书与出于“山岩屋壁”、用先秦文字写成的古书，即称博士所掌隶 书所写为“今文经”）。诸家各有所掌，其师从有自，不敢有一字之出入。且其老师之列于学官，往往经过出生入死的政治斗争。例如传鲁《诗》的申公，得罪楚王 刘戊，遭腐刑；其弟子王臧（景帝时为太子少傅，武帝时为郎中令）、赵绾（武帝时为御史大夫），因窦太后好《老子》言，迁怒至绾、臧，下狱死。又如齐《诗》 辕固生，景帝时博士，因贬《老子》书为“家人言”（犹今人说是“农夫之见”），窦太后怒，令“入圈刺豕”（试以“家人”之事），幸有景帝给以利刃得免一 难。这里表面是一语惹祸，实质上涉及治国方略。窦太后死后，儒学得兴。各级官吏，多用能诵儒经者。西汉初年公卿大臣如绛、灌之属，多介胄武夫；武帝建元六 年（窦太后崩）之后，“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
“今文”《尚书》，出自济南伏生。伏生，秦时博士，遇焚书，藏书壁中。汉立，求其书，得二十九篇；（《尚书》篇目问题，详见第三节）教授于齐鲁之间，传 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文帝欲召伏生进京，时伏生九十余岁，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即晁错或作鼂错）往受之。其后，以《尚书》得显者，有兒 宽、周霸、孔安国、贾嘉等。
武帝之后，宣帝、元帝时，五经博士续有增列，皆为“今文”，计十四家；其中《尚书》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
伏生之孙曾以治《尚书》见征召，然其不能讲诵，故无“伏氏”《尚书》，而由欧阳生与张生传下。欧阳生，名容，字和伯，清人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卷三 20-21页引欧阳修族谱。见《丛书集成•初编》。授千乘（今山东广饶附近）兒宽。宽以《尚书》教欧阳生之子，其后累世相传，因此《尚书》欧阳氏学最有势 力。济南张生教夏侯都尉，传夏侯始昌；始昌传胜，胜又学于兒宽门人简卿。胜为学务于精熟，又能打破门户之见，故自成一家。胜传从兄之子夏侯建。建又受学于 欧阳高，且又向五经诸儒请教与《尚书》有关内容，遂自成一家。大（胜）、小（建）夏侯于宣帝甘露三年（前51）列为《尚书》博士。
再说景帝时之孔安国，为孔子后裔，曾从兒宽受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景帝前元三年（前154）景帝子刘余徙封于鲁，是为鲁恭王。王好治宫室，欲广其 宫，坏孔子宅，于屋壁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等凡数十篇，皆先秦古字；安国为孔子后人，悉得其书。安国以古文《尚书》与伏生今文二 十九篇对照，发现多出十六篇。武帝建元之后，儒学大兴，安国将书献于朝廷，不巧适逢陈皇后巫蛊之案，相连及诛死者三百余人，仓促之间未及讨论，更未能列于 学官。不久安国卒，古文《尚书》遂藏于中秘，外人不复得见。陈皇后巫蛊案在元光五年（前130）。此用白新良说，见《孔安国献书考》，《中国历史文献研究 集刊》第四集，岳麓书社1984年3月版。
古文《尚书》的发现，本为学术史上一大收获。但因今文《尚书》已流行达数十年，在学术界取得统治地位，而时人多不识古文，又未列于学官，尽管安国曾“以今文字读之”（《汉书•儒林传》），或在民间已有所流传，今文经学家们却不予注意。
至西汉成帝时，刘歆受诏与父刘向领校中秘图书。刘歆发现中秘所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内容详于今文，文字多有不同，便想促其列于学官。哀帝时，令歆以古文与五经博士讲论经义，诸博士竟不肯置对。歆愤然寄信责让诸位太常博士，其中说：
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 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 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深闭固距而不肯 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 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而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 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汉书•楚元王列传》附《刘歆传》）
刘歆一番议论击中了今文经学的要害。故虽言辞肯切，却招来诸儒怨恨。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相要挟；大司空师丹上奏称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惧诛求退，以病免官。
平帝时王莽擅权。莽少时与歆俱为黄门郎，颇看重歆，遂召回，累迁至封红休侯，典儒林之官。莽称帝，封刘歆为“国师”、“嘉新公”。除古文《尚书》外，逸 《礼》、毛《诗》等古文经都得到重视。凡“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进京，“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汉书•王莽传》）。
东汉建立，光武中兴，全盘否定王莽所立古文经学；仍立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 《春秋》严、颜。见《后汉书•儒林列传》），皆今文。章帝建初年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论五经同异。其结果是由班固起草，以章帝名义著为定论的《白虎通 义》。《白虎通义》是今文经学与阴阳五行思想结合的产物；可以说，东汉时期愚昧虚妄的谶纬神学的盛行，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此同时，章帝也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和左氏《春秋》等。“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后 汉书•儒林列传》）。可以说，古文经学的地位，也开始得到官方承认。而此时期保持清醒头脑的正宗儒家学者，自然地把注意力转向了古文经学。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习古文《尚书》而成为“博士”者有二人。一为“荐补博士”，一为“特征博士”。汝南人周防，初习今文，后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 《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40万言。太尉张禹荐周防为补博士。陈留人杨伦，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后特征博士。杨伦先后三次得以公车 征，皆因直谏不合，归，闭门讲授。史评其“志乖于时”，“不能人间事”。大将军梁商当权，征为常山王傅，辞疾不就。诏敕催促，伦曰：“有留死一尺，无北行 一寸。刎颈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执，彊于三军。”由是观之，其志在于道，而不在仕进。习古文经学者，往往如此。
古文《尚书》既是西汉景帝时出自孔安国家壁中，安国以此学传授人是可以相信的。《后汉书•儒林列传》说：“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 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此庸谭应即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所提到的胶东庸生。既未列学官，便在民间流行。而孔氏自安国下亦世世传习古文《尚 书》。孔僖曾祖父子建，曾对仕王莽千乘郡守的友人说：“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后汉书•儒林列 传》）由此语可见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致思方向上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也是今、古文经学者长期相争难以相容的重要原因。
东汉初，扶风茂陵人杜林从西州（今甘肃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以授东海卫宏、济南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 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后汉书》卷二十七）于是古文《尚书》遂得流 行。
杜林所传古文《尚书》，与孔安国家传出者似有不同，因其缺少所谓“逸十六篇”。但林之所以“宝之”，文字语句自有诸多不同于今文者。不能说是杜林参照其中 “一卷”，用古文字体写今文二十九篇，就宝贵了。《后汉书•儒林列传》载：“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 《尚书》遂显于世。”当时一流学者如此服膺杜林，绝非偶然。
贾逵，扶风人，贾谊九世孙。其父徽，从塗恽受古文《尚书》。逵承父业，且兼通今文五经，章帝时入讲北宫、白虎观及南宫云台。他批评刘歆不该恃其义长，轻率 移书责让太常博士，以至诸儒不服，相与排斥，致古文经遭埋没厄运。因逵多次为章帝讲到古文《尚书》，帝诏令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尚书同异》。逵 纂集为三卷，帝给以肯定。
马融，扶风人，博通经籍，拜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等。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入太学，师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 《春秋》等今文经，又师事东郡张恭祖受《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师事扶风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而由高业 弟子传授。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术，乃召见。玄因得质疑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叹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春秋》公羊传为今文，左氏传为古文。郑玄乃著《发墨守》、《鍼膏肓》、《起废疾》； 其融合今古文，打破门户之见的能力，由此可见。正如其《戒子书》所说：“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后汉书》本传）玄所 注，有《尚书》、《尚书大传》、《毛诗》等十余种，又著《驳许慎五经异义》、《毛诗谱》等凡百余万言。
在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努力之下，古文经学遂得显明于世。然终汉世，官方仍以今文经为定本。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 “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验，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后汉书•儒林列传》）。熹平石经的《尚书》参校了古文《尚书》字体，但用的还是今文。 若据《后汉书》字面，则熹平石经为三种字体。据《水经注》郦道元身在北魏，得目验原碑，记汉石经不言三体，下言曹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可知汉 石经字应为一体。如是则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时所记有误。至于刻石经所用今文经是欧阳氏抑或大夏侯《尚书》的文字，学者们各持有故，尚未可遽定。
十年之后，“黄巾大起义”爆发。董卓之乱，中国古代文献又遭浩劫，丧及殆尽。 及至曹魏代汉，采掇遗亡，藏于秘书中外三阁，且设中经秘书监管理典籍，收集群书近三万卷，又得汲冢中竹书，略具规模。
曹魏建国不久复立五经博士。此时古文经学已占上风，郑玄诸注最为流行。其后王肃以散骑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肃女适司马氏生晋武帝司马炎，权势煊赫 不可一世。肃年十八时，读扬雄《太玄》而更为之解，竟得传世。《隋书•经籍志》有《扬子太玄经》七卷，王肃注。又《华阳国志•蜀郡士女•扬雄•赞》云： “其玄源渊懿，后世大儒张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为注解。”按：王肃字子雍。肃习古文经，肯定贾、马之学而不容郑玄，于是采会同异，另为《尚书》、 《诗》、《论语》、《三礼》、《左氏》等书之解，以及其父王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如清人张惠言所言：“肃著书，务排郑氏。马郑不同者则从马；马与 郑同则并背马。然其训诂，大义出于马郑者十七，疑出于马郑者其父朗之学也；掊击马、郑者，肃之学也。”转引自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王朗传》注，中华书 局1982年版287页。
以今文古文言之，则如皮锡瑞所云：肃“杂糅今古与郑君同，而立意与郑君为难。郑注书从今文，则以古文驳之；郑从古文，则又以今文驳之”。《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85页。
平心而论，肃难郑，往往言之成理。试举三例：一，郑玄说孔子纂《书》，乃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肃谓“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 肃说平实。二，玄以为舜“流四凶”在禹治水之后；肃谓“若待禹治水功成后以鲧为无功，殛之，是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禹之勤劳适足使父致殛。为舜失 ‘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进退无据，亦甚迂哉”。肃说有理。三，“曰若稽古”，玄解“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肃解为“顺考古道而行之”。肃 解较妥。转引自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王朗传》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287页。
《隋书•经籍志》有王肃注《尚书》十一卷、王肃撰《尚书驳义》五卷。《旧唐书•经籍志》有肃注《尚书》十卷、肃撰《尚书释驳》五卷、《尚书答问》三卷，及 《易》、《诗》、《周官》、《春秋左氏传》、《仪礼》、《孝经》等，肃皆有注。肃又撰《圣证论》以讥短郑玄。肃与郑皆治古文经，然不相能至于此。史家评肃 “好下佞己”，喜欢下属恭维自己。其意欲贬郑扬己，取而代之；然终未能得逞。
曹魏正始年间，再刻石经，每字用三种字体古文、篆书、隶书写成；《尚书》和《春秋左氏传》，已采用了古文经经文。然此时所谓博士，率皆粗疏；弟子则往往为 避兵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高才子弟则醉心“三玄”（《周易》、《老子》、《庄子》），这是为逃避曹氏与司马氏的权利之争，也是对深受谶纬渗透的东汉经学 的反叛；魏晋时期，儒学演变为“玄学”。
政治腐败、儒学衰败的结果，是中原文化的又一次浩劫：永嘉之乱。
继晋惠帝时“八王之乱”后上台的晋怀帝，年号永嘉（307—313）。时东海王司马越专政，司马氏诸子弟继续攻杀无已。匈奴人刘渊据有今山西中部自立。永 嘉五年（311）渊侄刘曜攻入洛阳，掳晋怀帝，焚烧宫室，诸王公及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如《隋书•经籍志》所说：“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 孑遗。”魏晋藏书，毁于一旦。今文“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
据《晋书•荀崧传》，西晋置博士十九人。《尚书》有郑玄、王肃二家，依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书》有贾、马、郑、王四家。依蒋善国考，则为郑王二氏。见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0页。皆为古文。到了东晋，元帝践阼，简省博士，置“《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等 九人。此处“《古文尚书》孔氏”是马融、郑玄都没有见过的“安国注”《尚书》，是东晋忽然新出之书，至唐时竟取郑氏而代之。其后流传上千年，至明清才被学 者判为“伪书”（《尚书》篇目真伪，详见第三节）。
东晋《尚书》博士无王氏之学，可知永嘉丧乱之后，王氏之学渐废。南朝“孔安国传”渐行，北朝则流行郑玄注本。《北史•儒林传》说：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嗣辅，《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文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 成……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江左”即南朝，“河洛”即北朝。北朝流传郑玄所注《尚书》，不知南朝有“孔氏注本”。至陈时，费甝《尚书义疏》传到北朝，方为“二刘”（刘焯、刘炫）所 瞩目。
唐贞观年间，太宗因经籍文字多讹谬，儒学门派多，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诏定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孔颖达认为，《孔传古文尚书》虽然流行最晚，然“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奉敕撰《尚书》义训，即以安国所注之本为据。
《尚书正义》二十卷，成书于贞观十六年（642），高宗永徽二年（651）复有增损，成为定本。
《尚书》的文字字形，在殷周时期应与今日所见殷周青铜器铭文一致。到战国则应与出土战国简牍帛书一致。西汉初，伏生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写成。后来孔壁中出书 系以先秦古字写成，藏于中秘，西汉末古文经学派出现，于是称伏生书为“今文《尚书》”。东汉杜林在西州所得漆书古文《尚书》，郑玄以其笔画形似蝌蚪称之为 “科斗书”。汉熹平石经用“今文”隶书写成。曹魏正始石经用古、篆、隶三体写成，其章句所依据则是古文《尚书》。东晋时依古字笔画，用隶书写成，称“隶古 定”；时人范宁又曾将“隶古定”写成当时通行的正体隶书，以便诸生诵读。唐玄宗天宝三载，“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新唐书•艺文志》），这里所 谓“古文”，实为“隶古定”；这里所谓“今文”实为唐时流行之楷书。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又据卫包写本刻成石经，以免传写错讹。五代以下千有余年， 《尚书》刊本文字悉依此经。此经二万七千余字，至今基本完整，藏于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其价值自应在宋明以来各种版本甚至敦煌石室经卷之上。
《尚书》的“今古文之争”，到孔颖达这里告一段落。它留给人们的遗憾是很多的。这里有文字诠释之争，有治学方法之争，也有门户派别之见。许多本可以讨论清楚的文字、训诂，变得无法判别，变成永久的困惑。
形式上，古文经学取得了胜利。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它是以“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的形式取得的胜利。真正的古文《尚书》失传了。后人剥去作伪的成分之后，发现真实可靠的先秦史料，即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被伪“孔安国”注之《古文尚书》保存下来。

三、《尚书》“经”、“传”的真伪问题
《尚书》经文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多以秦始皇帝焚书为界。凡形成于先秦的文献典籍皆认为“真”；秦火之后，后人编造而冒称《尚书》经文者为伪。解说《尚书》经文的《传》，也有后人所撰而冒称前贤所撰的现象；因其所冒者为西汉武帝时的孔安国，故被称为“伪孔《传》”。
始皇焚书，《尚书》首当其冲。《诗》三百五篇，人多能讽诵；《易》为筮卜之书而得免；《礼》本不完整，虽因秦焚而散亡，后人可陆续搜集整理；《春秋》经 文，本有瞽史口授之传统，其所寓褒贬刺讥之义，亦由口授而不必书具，故受害较小。唯有《尚书》遭焚禁最严，亡数十篇。《汉书•艺文志》说：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
西汉之世，多方征求遗书，献书有赏，便有作伪者出。《汉书•儒林传》载：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 《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
按西汉成帝时，征求为《尚书》学者。山东莱州人张霸根据传说孔子所作的百篇之《序》，编造了《百两》之篇所谓《尚书》，献于成帝，帝命找出宫中秘藏之古文 《尚书》校对，不能对应。于是将霸交有司处理。有司认为霸欺君罪当至死。成帝惜其才高，不诛，且不灭其文。故《百两篇》居然还在世间流传。
据此，可知《尚书》或许本有百篇之多，因残缺不全难以解说遂秘藏宫中书库。世间徒闻有百篇而不得见，遂有张霸起而作伪。张书未毁，传在世间，有可能躲过赤 眉、董卓、永嘉诸乱。有人认为东晋时忽然出现伪古文《尚书》，很可能是在张霸伪书基础上改作而成。然从文辞看，霸书浅陋（例如《论衡•感类篇》引霸书《百 两篇》有“伊尹死，大雾三日”语，王充不信，马、郑诸儒亦不信）。东晋所出“古文”《尚书》浅则浅矣，却丝毫不陋。说后者承袭前者，证据不足。
所谓《孔传古文尚书》，东晋元帝时出。据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
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段玉裁谓“赜”当作“颐”。黄焯据唐写本《尚书音义•舜典》下作“梅阜责”，认为“阜责”即“赜”之变体。宋本《释 文》及注疏并讹作“颐”，段说不可从。见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1版第6页。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第五”“”字下 云：“古人名颐者字真，晋枚颐字仲真，作梅赜者误；李颐字景真。”然则唐代已讹？本文暂从唐人，定作“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 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学徒遂盛。
此《孔传古文尚书》前有一篇《序》（后人为与每篇前《小序》区别，称之为《大序》），其中讲到“先君孔子，生于周末”，则作《大序》的应是孔子后人。其中 又有“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据此，陆德明、 孔颖达均认为作《传》者乃汉武帝时孔安国。《孔传古文尚书》由此得名。
为弄清《孔传古文尚书》真伪问题，让我们先熟悉一下此“孔传”《尚书》的篇目：
1．尧典，2．舜典，3．大禹谟，4．皋陶谟，5．益稷，6．禹贡，7．甘誓，8．五子之歌，9．胤征，10．汤誓，11．仲虺之诰，12．汤诰，13． 伊训，14．太甲上，15．太甲中，16．太甲下，17．咸有一德，18．盘庚上，19．盘庚中，20．盘庚下，21．说命上，22．说命中，23．说命 下，24．高宗肜日，25．西伯戡黎，26．微子，27．泰誓上，28．泰誓中，29．泰誓下，30．牧誓，31．武成，32．洪范，33．旅獒，34． 金縢，35．大诰，36．微子之命，37．康诰，38．酒诰，39．梓材，40．召诰，41．洛诰，42．多士，43．无逸，44．君奭，45．蔡仲之 命，46．多方，47．立政，48．周官，49．君陈，50．顾命，51．康王之诰，52．毕命，53．君牙，54．冏命，55．吕刑，56．文侯之 命，57．费誓，58．秦誓
五十八篇加上书前“大序”，凡五十九篇。
孔颖达曾见到郑玄所注《尚书》。此五十八篇目有三十三篇与郑注本同，余二十五篇是《孔传古文尚书》新增多者。孔颖达在《尧典》“虞书”二字下有一《疏》，列出增多二十五篇篇名：
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毕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
篇目与郑注本相同的三十三篇，大体就是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二十九篇何以成为三十三篇？《孔传古文尚书•序》这样解说：
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
这就是说，《孔传古文尚书》中的《舜典》是从伏生的《尧典》中分出来的，《益稷》是从《皋陶谟》中分出来的，《盘庚》一分为三，《康王之诰》是从《顾命》 中分出来的。这样就增多了五篇。伏生所传二十九篇，本来《顾命》与《康王之诰》就是分开的，按：此依皮锡瑞说，见《经学通论•书经》：“论伏生传经二十九 篇非二十八篇，当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当数序与大誓。”因汉武帝时民间有得《大誓》一篇献上，经博士读说而列入《尚书》，其后便将《顾命》与《康王之 诰》合为一篇。陈梦家《尚书通论》：“司马迁时《顾命》与《康王之诰》分为二篇，东汉时三家今文合为一，其故因后得《泰誓》加入，所以有归并的必要以保持 二十九篇之数。”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第52—53页。《孔传古文尚书》不取《大誓》（另撰《泰誓》上中下三篇），伏生所传就成了二十八篇，加上五 篇即是三十三篇。
伏生二十九篇（即《孔传古文尚书》中的三十三篇）与其余二十五篇经文之间的差异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南宋吴棫在其所撰《书稗传》中说：
安国所增多之书，今书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佶屈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梅鷟《尚书考异》卷一引）
晚出的所谓“古文”二十五篇，文从字顺，伏生所传写为“今文”者，反而佶屈聱牙，此事甚可怪，难道《尚书》文句是由两个人手定的？
到朱熹这里，他首先怀疑所谓西汉孔安国所作的《传》及《传》前那篇《大序》：
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似〕？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 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况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 之甚！（《朱子语类•尚书一》余大雅录）
朱子疑及《孔传》及《大序》，且认为其出于东晋、刘宋年间。朱子又疑及晚出二十五篇经文：
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朱子语类•尚书一》万人杰录）
《孔传古文尚书》另有置于各篇之前的《小序》。从熹平石经残石看，这些《序》是集中附在二十九篇之后的。《大序》说：
《书序》，序所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朱子对这些《小序》亦有疑问。汉时诸儒多以为《小序》是孔子“序《书传》”时所作。朱子说：
某看得《书•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朱子语类•尚书一》董铢录）
宋以后人多从朱子，不信《小序》为孔作。但《小序》出自史迁之前，对于理解经文帮助甚大，不应轻视。
朱熹门人蔡沈作《书集传》，不依《孔传古文尚书》将《小序》置于各篇之首，而是依汉代例仍将所有《小序》合为一卷置于书末；且在今文经三十三篇前注明“今 文古文皆有”字样，于晚出古文二十五篇则注明“今文无，古文有”。蔡氏《集传》将所谓“孔安国注”和孔颖达《疏》仅视作参考，而以宋儒心性义理“二帝三王 之心法”为主旨。至元明两代，蔡《传》“宋学”取代了以二孔《注》、《疏》为代表的“汉学”，成为士子科考的主要依据。
元人吴澄撰《书纂言》，因二十五篇之不可信，乃弃去古文，专释今文。
宋元疑《书》“古文”为伪者尚有多家。至明梅鷟《尚书考异》，确切指斥所谓“古文”为伪书，且具体指出二十五篇“皆杂取传记中语以成其文”。这在吴棫、朱 熹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梅鷟又揭示所谓“孔安国传”之晚出。例如“瀍水“《汉书》、《后汉书》中的《地理志》皆谓出谷城县，晋代才省谷城并入河南县，而 《孔传》乃云“出河南北山”。又如“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国武帝时早 卒，载于《史记》，史迁约卒于武帝晚年，孔安国岂能得知昭帝时地名？
至清初，诸多学者分别找出《孔传古文尚书》作伪的不少证据；至阎若璩（1636—1704）集其大成。他集三十余年，本朱子之说，汇前贤成果，条分缕析，以抉《古文尚书》之罅漏；引经据古，一一指出其矛盾之故。由此，《古文尚书》之伪大白于天下。
阎氏所列，共128条。时人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为《古文尚书》辩护，然“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书类二》）。其后， 阎氏当有所修正。其书缺第二卷之28、29、30三条，第三卷全卷33至48计十六条，第七卷102、108、109、110计四条，第八卷122至 127计六条，共缺29条，实存99条。很可能，凡是证据尚欠充足或《冤词》所驳之有理者，径删去。如此，仍以祛千古之大疑而足以不朽，“考证之学，则固 未之或先矣！”（《四库全书总目》《古文尚书疏证》条）
阎氏辨“古文经”二十五篇之伪，首先指出其与孔壁所出十六篇古文（郑玄将其中《九共》分作九篇计二十四篇）不同。“不独篇名不合者其文辞不可得而同，即篇 名之适相符合者其文辞亦岂得而尽同哉！”（《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三）又指出二十五篇伪古文外之三十三篇，亦多有不同于伏生今文之处。伏氏今文保存于蔡邕 书熹平石经，残碑遗字收入宋洪适《隶释》中有547字。洪氏以之校伪《孔书》，其间多10字，少21字，不同者55字，借用者8字，通用者11字。阎氏 云：“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晋间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尚书古文疏证》卷二第二十三）阎氏发现伪“古文”具体叙述中有违史 书体例的破绽多处，一一揭示其伪。例如：朱子说到古史例不书时（即不写季节），二十八篇中书年、月、月相、干支而不书季节，《春秋》则书年、时、月、干 支。阎氏曰：
大抵史各有体，文各有例；《书》不可以为《春秋》，犹《春秋》不可以为《书》。今晚出《泰誓上》开卷大书曰“惟十有三年春”，岂古史例耶？（《尚书古文疏证》卷四第五十四）
又如，据刘歆《三统历》引《武成》“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辛亥越五日为乙卯，可知“粤五日”是连带首尾而数。现晚出《书》之《武成》说：“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丁未到庚戌应书“越四日”才是。阎氏曰：
古人之书时记事有一定之体。《召诰》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则为“戊申”；《顾命》篇“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则为“癸酉”。所谓“越三日、七日” 者，皆从前至今为三日七日耳，非离其日而数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庙矣，“越三日柴望”则为己酉，岂庚戌乎？甲子之不详而可以记事乎？（《尚书古文疏证》卷 一第五）
阎氏之辨《孔安国传》之伪，承前人所见而更深入。他指出，汉武帝时代，《经》与《传》是分别成册的。《传》附于《经》文之下随《经》为注，始见于东汉马融为《周礼》作注。所谓《孔安国传》称出于汉武帝时，却已“就经为注”，显系后人伪托。
西汉孔安国曾为《论语》作注。《论语》“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安国注云：“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周亲”指 管蔡，“仁人”指箕子微子。东晋所出《尚书•泰誓中》“孔”《传》却说：“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据此，说《尚书》孔《传》非 西汉孔安国所作，断断不误！（见《疏证》卷二第十九）又，伪古文《泰誓》经文原文是武王在誓词中说“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之后说到“虽有周亲，不如仁 人”，这里仁人确指周之“乱臣”。由此亦可推知此《泰誓》经文必非当年孔安国壁中所得。
经阎氏反复疏证，《孔传古文尚书》之为伪书，已成定论。
毛奇龄撰《古文尚书冤词》，力辩“孔安国”作《传》之《古文尚书》经文为真。毛氏知安国《传》中有安国以后地名，他据《隋书•经籍志》“至东晋，豫章内史 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之文，不顾《经籍志》上下文皆在讲经文存亡，将“传”字改为《传》字；谓赜所得《传》中有《传》无《经》，说梅赜所上的是孔 《传》，不是《古文尚书》经文。他又不顾《史记》、《汉书》等载《逸书》为十六篇，无二十五篇之说，认为二十五篇为真孔壁古文。
事情正如清末学者皮锡瑞（1850—1908）所说，“阎若璩毛奇龄两家之书互有得失当分别观之”。皮氏具体列出阎证之误十三处：
阎证古文之伪甚确。特当明末宋学方盛，未免沾染其说。夫据古义以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阎引金履祥说，以《高宗肜日》“典祀无丰于 昵”为祖庚绎于高宗之庙，其误一也。引邵子书以定“或十年”等年数，其误二也。引程子说谓武王无观兵事，其误三也。驳《武成》篇，并以文王受命改元为妄， 其误四也。驳孔《传》以居东为避居，不为东征，其误五也。信金履祥以为武王封康叔，其误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为在《多士》前，其误七也。知九江在寻 阳，又引《水经》云九江在长沙下雋西北，未免骑墙之见，其误八也。解三江亦以为有二，与九江同，其误九也。信蔡氏说，以《康诰》属武王，其误十也。移易 《康诰》、《大诰》、《洛诰》以就其说，其误十一也。谓伏生时未得小序，其误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范》为文从字顺、章妥句适，其误十三也。（《经学通 论•书经》）
毛奇龄之后，众多学者继阎氏之业，陆续研究补证，揭露《孔传古文尚书》之伪。其著名者如惠栋（《古文尚书考》）、程廷祚（《晚书定疑》）、王鸣盛（《尚书 后案》、《蛾术编》）、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皮锡瑞（《今 文尚书考证》）等十余家。《孔传古文尚书》之伪，终成铁案。
此后各家多弃伪“古文”二十五篇不再讲说。然今日我辈将《尚书》作为古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对象，二十五篇却断不可废置不顾！《四库全书总目•古文尚书冤词提要》如是说：
梅赜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于圣人，断无可废之理。而确非孔氏之原本，则验证多端，非一手所能终掩。皮锡瑞说：
伪孔《古文尚书》自宋至今，已灼知其伪矣，而犹相承不废，是亦有故。宋之不废者，“人心惟危”四句，宋儒以为“道统”相传，其《进〈尚书注〉表》，首以 “三圣传心”为说。而四语出伪《大禹谟》，故宋儒虽于伪《传》献疑，而于伪《经》疑信参半……此其远因一。且古文虽伪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危”四 句……此其远因二……阮元曰，《古文尚书孔传》出东晋，渐为世所诵习；其中名言法语以为出自古圣贤，则闻者尊之……君臣父子之间，皆得陈善纳言之益。是知 其伪而欲留为纳言之益，此近因一，……龚自珍述庄存与之言曰：……《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 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 “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是知其伪而恐废之无以垂诫，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废。（《经学通论•书经》）
清末学者王先谦（1842—1917）撰《尚书孔传参正》。他认为，《孔传古文尚书》虽经官方承认论定为伪书，“然功令所布，家传僮习，莫敢废也”，他 “仍用其《经》、《传》原文，附诸考证”，“以便读者雅才好博，亦或取斯”。他又说明：“今文有伪俗，不妨以古文参考；古文无说解，仍兼采三家所长，庶为 尽善。”王先谦说：
自熹平石经亡后，今文遂无本。二十九篇反借伪《传》而存。古书遗碣，可以参证文字同异。马、郑《传》、《注》亡佚，宋以来颇有辑本，所当全采以畅《经》恉。众家疏解，冶为一炉。时有管闚，弗忍割弃。（《尚书孔传参正•序例》）
正因如此，我们解伪古文二十五篇经文，多以王氏此书为据。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孔传古文尚书》之作伪者，究竟是谁？此真乃千古之谜！
朱熹疑是撰《孔丛子》之人伪作。按《孔丛子》是孔氏子孙杂记其先祖言行之书，托为陈涉时博士孔鲋撰。其末卷为《连丛子》，载有所谓汉武帝时孔臧事及东汉末孔季彦等独家世世承传《古文尚书》事。此书可能为孔季彦编撰，其后又有窜改，亦有人认为齐、梁时好事者所为。
明梅鷟则疑是西晋皇甫谧作。孔颖达《尧典•虞书•疏》引《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孔《疏》又引《晋书》更重要一段：
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榆，榆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
梅氏认为是皇甫谧造《书》二十五篇、《大序》及《传》，冒称安国古文以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遂献上而施行。（见《尚书考异•自序》）
因疑谧证据薄弱，不少学者疑到王肃。肃有《书》注及《尚书驳义》、《尚书答问》等，其释义多与孔《传》同。陆德明《释文•叙录》说：“王肃亦注今文，而解 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有此依据，清儒疑肃者不少，如惠栋、戴震、王鸣盛（认为不外乎肃、谧二人之手）、丁宴、皮锡瑞、王先谦等 等。但王肃说疑点甚多，近人多有揭示；且肃当时权势煊赫，没有必要伪造一部书又秘藏起来。
因《孔传古文尚书》由东晋梅赜所上，阎若璩引黄宗羲语曰：
原来当两汉时，安国之《尚书》虽不立学官（平帝时暂立），未尝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乱而亡。梅赜上伪书，冒以安国之名，则是梅赜始伪。
由是观之，阎氏似疑梅赜本人作伪。
东晋时另有一名孔安国。
《晋书•孔愉传》附其子孔安国传：
安国……以儒素显。孝武帝时甚蒙礼遇，历仕侍中、太常……再为会稽内史、领军将军。安帝隆安中下诏曰：“领军将军孔安国贞慎清正，出内播誉，可以本官领东海王师，必能道达津梁，依仁游艺。”后历尚书左右仆射。义熙四年卒，赠左光禄大夫。
此东晋时之孔安国有才华，通儒学，操守直亮，得到孝武帝赏识；活动时代为东晋后期，略晚于上书之梅赜。他有条件广采马、郑、王诸家以作《传》，且不必刻意 作伪。后人很容易将他的《传》误会为西汉临淮太守孔安国作。加之其受礼遇之孝武帝与汉武帝同谥，极易混淆。很可能，后来浅人补撰一《大序》来说明这部 《书传》的原委，造就了这千古之谜。
持东晋孔安国作《传》说者有清儒冯登府。近人陈梦家力证此说，认为梅赜所上者大约是东汉马、郑之徒的古文，与《孔传》无关；《孔丛子》不伪；《大序》最后 一段“自‘书序’至‘不复以闻’疑是齐、梁、隋、唐间人所窜入”。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第122—133页。
然此说仍有难以弥缝处。如西晋郭璞注《尔雅》，已引有伪《孔传》文；《晋书》中只字未提孔安国“奉诏作《书传》”事。
今人蒋善国承近人范寿康说，疑伪《孔传》为西晋博士孔晁所作。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51—361页。其所论吸取前人之 失，据汲郡出竹书之时代背景及孔晁本人治学经历，疑《晚书》二十五篇“经文”及《孔传》皆孔晁所作。蒋氏之论，或许近真。

四、《尚书》篇目章句选释
孔颖达在《尧典》题目下有一《疏》，将《尚书》体例分为十类：
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
直接从篇名看，孔《传》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中，有典二篇、谟二篇、贡一篇、歌一篇、誓八篇、诰八篇、训一篇、命九篇、征一篇、范一篇。此外各篇归类： 《益稷》，谟也；《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无逸》，训也；《盘庚》三篇、《西伯戡黎》、《武成》、《梓材》、《多士》、 《君奭》、《多方》、《周官》、《吕刑》，诰也；《君陈》、《君牙》，命也；《金縢》自为一体，其中祝辞，可归于诰类。另有《微子》、《立政》二篇，孔疏 未提到，但《小序》言“微子作诰”，《微子》亦诰也；《立政》周公告成王用臣之法，应亦诰类。孔氏分类似嫌琐细。此前《书•大序》已将《尚书》文体约略概 括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类。而征、贡、歌、范各只一篇，未必可据以为体例。
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约成书于晋宋年间，已见上节。至于伏生所传今文三十三篇，其成书年代亦值得探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学者顾颉刚、钱玄同等已展开讨论。
顾氏认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以《顾命》、《康王之诰》为一篇）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十三篇，各为该时代之产物，可信为真。
第二组，《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等十二篇，或文字较为平顺，不似当年原文；或思想观念较晚，有似后世追记。这一组，定为东周间史官追记整理出来的作品。
第三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顾氏认为“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古史辨•一》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01—202页。
对于顾氏所分之三组，争议较多的是第三组。
1925年秋冬，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古史新证》，认为：
《虞夏书》中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商书》中如《汤誓》，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
王氏并认为，顾氏等疑古似有过头及欠严谨之处。他说：
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3页。《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65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学者们对于今文《尚书》之制作时代多有向下拉的倾向。《虞夏书》四篇自不必说，甚至《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 《微子》、《牧誓》、《洪范》等篇都认为出自战国时期，甚至秦汉年间。我们的看法，还是王国维先生之说较为平允：除《虞夏书》和《商书》中《汤誓》为后世 （西周）所作，其余诸篇，应视作各该时代史官所记。至于曾经后人辑定整理，亦不可否认。
学者们对今文各篇成书时代的讨论，我们将选择有代表性的篇目，在下文摘要评介。
赖梅赜所上之伪孔《传》《古文尚书》，伏生所传今文二十九篇（析为三十三篇）幸得保存。伪古文二十五篇较为易解；三十三篇今文，章句欲得通诂，殊非易事。 前人所解，有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宋代蔡沈《书集传》、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等等。以上 所列是我们诠释《尚书》章句的主要依据；至于近人新说，或依新出甲骨金文，或依新兴学科成果，或许有超越前人之处，我们择善而从。
以下即按篇目顺序，择有争议或有必要说明之处略加解说。
《尧典》
首句，“曰若稽古”。“曰若”：说到那；“稽古”：考察古事。四字证明，《尧典》是后世史官所追记。然其所据史料，应当视为可信。如，尧命羲和钦若昊天， 四仲四星，其中有“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与殷墟甲骨文中四方风名相近，与《山海经》中有关记载一致或暗合。竺可桢《论以岁差定 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认为所中之星位置应是殷末周初天象。这有利于证明《尧典》此段文字成于周初。《尧典》中强调“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协和万 邦”的思想，很明显地是周初思想，可是却被一些学者说成是战国时期思想。我们知道，战国时宗族宗法崩解，七雄争相兼并弱国。说“明德”、“亲族”、“和万 邦”是战国思想，令人难以苟同。
顾颉刚先生说《尧典》、《皋陶谟》“取事实于秦制”、“取思想于儒家”（儒家讲“禅让”），认为《尧典》中的“人治思想”、“德化思想”不合于商周，故 “考定为秦汉时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204页。陈梦家先生也认“《尧典》为秦官本《尚书》”。因其文内有“十有 二州、十有二山、十有二牧”（今见《舜典》中），秦“数以六为纪”，十二为六的倍数。又有“同律度量衡”、“五载一巡守”等语，遂认其为“秦代官本”。陈 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第135—146页。
《舜典》
先秦时本有《舜典》。如《孟子•万章上》中孟子引《书》曰：“只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所言舜事，今本《尧典》无，伪孔《传》《舜典》中亦无。可知先秦《舜典》原文已亡逸。
梅赜所上《孔传古文尚书》中，《舜典》是从伏生所传《尧典》后半“帝曰钦哉”之后“慎徽五典”以下分出来的，且缺少“孔氏”的《传》。时人因王肃注颇类“孔氏”，遂取王氏注补充孔《传》文。
齐萧鸾建武四年（497），吴兴人姚方兴称从大航头购得“孔《传》《舜典》”，可能是他本人采马融、王肃注伪造而成。且其所献《舜典》经文，在“慎徽五 典”之前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十二字。其所献尚未施行，却因罪致被杀。至隋朝开皇初年购求遗典，方兴所献始得列入《孔传古文尚书》之内。然此时 所见之本，在十二字之后又有十六字“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不详来历，清儒臧琳、王鸣盛等疑其为刘炫所增。
从《尧典》后半分出来的《舜典》篇首的二十八个字，也可以说是“伪古文经”。阎若璩友刘珵说：“欲黜伪古文，请自二十八字始。”阎氏亦云：“‘慎徽五典’直接‘帝曰钦哉’之下，文气连注如水之流，虽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断！”（《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上第六十五）
因《舜典》系由《尧典》分出，文中舜“咨四岳”前之“帝”皆指尧；“奋庸熙帝之载”之“帝”，仍是尧；此以下“帝曰”之帝，才是指舜。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舜典》末句，依伪《孔传》，前人断句作：“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清儒如孙星衍、皮锡瑞改为：“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 陟方乃死。”伪《孔传》说舜“凡寿百一十二岁”，甚可疑；史迁说：“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 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五帝本纪》）如是则舜年一百岁，实仍可疑。近人周秉钧《尚书易解》作：“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 载，陟方乃死。”前人自郑玄至段玉裁等均以“征庸”二字连读，然皆不如断开之后易懂。而舜的年龄，则认为在位五十载含“庸三十”在内，终年八十岁较合情 理。
“帝釐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饫”
《舜典》正文末尾，附有《汩作》、《九共》（九篇）及《槀饫》等十一篇的“小序”。这是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安排。将“小序”放到各篇之首，而正文亡佚之篇的“小序”便放到前篇之末。
此段小序标点，依孔《传》，则标作“帝釐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饫》”。然《诗经•商颂•长发》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句，知当依方字句，作“帝釐下土方，设居方……”为是。
《皋陶谟》、《益稷》
孔壁原古文《尚书》，有《弃稷》篇。“弃”为周人始祖之名，“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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