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道术与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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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道术与诸子百家
文/段振坤

1．原始社会不原始

一提到原始社会，很多人就会把它看成是黑暗和茹毛饮血的代名词，其实茹毛饮血只是“人猿相揖别”时代的事实。那么“人猿相揖别”的时代能早到什么程度呢？

“人猿相揖别”从1400万到8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时期就开始了，这是人类分化出来的第一阶，恩格斯称它们为“正在形成的人”，禄丰腊玛古猿“具有最典型的从猿到人的过渡特色”。已属于人科的南方古猿，生活在距今100万年到420多万年前之间，他们生活在由10多个人组成的小集群中，相当于一个扩大了的家庭。根据摩尔根的理论，南方古猿处于低级蒙昧社会，这是人类的童年时期，音节清晰的语言开始于这一时期。
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已是能制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原始人类。距今50—20万年的北京人，对火的利用和控制已更加成熟，北京人遗址最厚的灰烬达6米深，已经完全处于熟食时代。至少从北京人开始，人类已进入中级蒙昧社会。距今20—5万年的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已学会了人工取火。智人原称“智慧的人”，距今5万年的晚期智人已和现代人基本相似，因此通称现代人。
距今1万年前，农业和制陶术产生，标志人类已进入低级野蛮社会，人类已开始过定居生活。1万年前的人类和我们现在的人类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他们和我们一样，已拥有了高度的智慧。我们在思考什么，他们同样能思考什么？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在上百万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人类历史无比漫长，只有低级蒙昧时代的人类才是原始的。而进入低级野蛮社会已后，已绝无原始一说了。他们也不再是黑暗的，而是进入了创造高级文明的新时代。
距今9000—8000年的舞阳贾湖文化，炊器以鼎罐为主，用小口壶汲水，以盆、钵、碗为主要盛、食器，已具备了煮、蒸、烧、烤等几种基本的食品加工工艺。 分属于贾湖早、中、晚三期的二十多支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骨笛，经研究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并出现了平均律和纯律的萌芽。从骨笛的制作和龟腹石子可以看出，贾湖人已有百以上的正整数概念，并认识了正整数的奇偶规律，掌握了正整数的运算法则。以八、六、四、二为主要组合的成组龟甲和内装石子分析，当时已存在着用龟占卜的现象。尤为重要的是，贾湖刻符已是具有原始性质的文字，早于安阳殷墟甲骨文4000多年。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人类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
距今8000～7000年的大地湾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之源，郭沫若说其“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大地湾遗址“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是中华文明的曙光”，而大地湾遗址的仰韶晚期文化无疑处于文明的前夜。
距今7000—5000年的，是黄河流域势力最强大的文化，东至鲁西，北至内蒙河套，西至河西走廊，南至汉水流域。前后长达2000年之久的庞大的仰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无比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化是直接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的早期是半坡类型，中期是庙底沟类型，晚期是大河村类型。由半坡类型发展至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进入了繁盛时期，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工艺非常发达,代表了仰韶文化的最高水平。
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距今6300—5600年，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处于庙底沟时代。《吕氏春秋》说“黄帝有陶正”，即有专门负责管理生产陶器的官员，这与庙底沟彩陶工艺之发达是相符合的；《古史考》说“黄帝时有釜、甑”，许顺湛先生认为相配套的釜甑具有断代价值，陶釜是庙底沟类型的重要特点之一，而半坡类型很难找到。
《易传·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到庙底沟时期的黄帝时代，以贾湖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字已经得到了近3000年的发展，易之以书契是完全有可能的。《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世本》载苍颉为黄帝之史，按上博楚简《容成氏》苍颉氏在轩辕氏之前，不论哪一种说法正确，黄帝时期已有书契，按照当时的文明程度，问题应当是不大的。
到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已高度发达和成熟，氏族集团已经规模化，《黄帝四经.十六经》之《姓争》，指各氏族集团已经形成，天下已成大争的局面，应当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高阳问力黑曰：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莫循天德，谋相复（覆）顷（倾）。吾甚患之，为之若何？力黑对曰：勿忧勿患，天制固然。天地已定，规（蚑）侥（蛲）毕挣（争）。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胜（姓）生已定，敌者生争，不谌不定。凡谌之极，在刑与德。”
据文献记载，“黄帝时有万诸候”，这必然迫使当时的人们思考许多重大的问题，作为治术的道论在那个时代产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一切都要等到战国诸子才有，我们的祖先又何其愚昧也？怎会“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乎？黄帝作为中国文化之父，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铭之史册，世所公认，无人可以否定。

2．母系文化与父系文化

在父系社会以前，人类普遍存在过漫长的母系时代。可以说从“人猿相揖别”开始，人类就处于母系时代。母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一直到高级野蛮社会，才开始向父系过渡。
《白虎通·号篇》曰上古时期“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在无婚姻的时代，人类组成的是以母亲为中心的家庭。从50万年前的北京人群算起，人类在母系状态下已渡过了长达50万年的岁月。而父系时代，不过区区5000年，不到母系时代的百分之一。想想看，以母系社会之漫长，它对人类施加了多大的影响。人性都是母系社会所孕育的，何况文化乎？
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简单地说，母系是自由、平等、民主的代名词，父系是奴役、特权、压迫的代名词。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到现在还存在的各部落民族，无不验证了这种区别。

为什么在母系和父系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鸿沟呢？这是由人性所决定的。人性永远和到处同一，并不是母系时代的人性和父系时代的人性就不同。母系时代，人口稀少，人类各人群的生存空间很大，不需要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母系是一个平静而稳定的时代，各人群的人口规模均很小，人类依靠团结和爱在无比艰苦的环境中生存繁衍了下来。母系时代的人不知道奴役、特权、压迫是何物，连这方面的概念都没有，人人都从未曾想过要去奴役人和压迫人，也不曾试图去建立什么特权。母系时代对战俘的处理是杀死，就是收养，从未曾想过要把战俘转为奴隶。古罗马的《法学阶梯》说，母系时代的自然法是不承认奴隶制的。母系社会是人性十分古朴的时代，这也是诸子们所说的至德时期。
秦汉之际的礼运大同篇所倡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对母系文化精神的总结。而战国时期在诸子口上念念不忘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正是对母系文化精神的解读。黄帝《金人铭》所确立的“执雌持下”的权利主义原则，是天下为公精神的逻辑内核，这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同化能力的最核心的奥秘。炎黄部落联盟正是依靠这种母系文化的精神，以之为核心成长为东方大陆最强大的民族——华夏民族。
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增长，氏族和部落规模越来越大，人口密集到了天下大争的时期。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男性在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母系开始衰落了，父系开始逐步崛起。人类从一个连父亲的概念都没有的时代，过渡到男尊女卑的父系社会，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母系社会一开始就诞生在自由、平等、民主之中，所以人人对自由、平等、民主有着与生俱来的认同。而父系社会一开始就是诞生在奴役、特权、压迫之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瓦解了，除了少数部族仍能顽强地延续母系民主的传统之外，绝大多数部族的民主传统彻底中断了。中国在龙山文化的1000年中，是父系崛起的时代，也是阶级分化和民主瓦解的时代，并最终导致了王权的建立。
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之间这条巨大的鸿沟，决定了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是绝然不同的，是相互对立的。母系文化充满了自由、平等、民主精神，而父系文化必然充斥着奴役、特权、压迫的色彩。
在中国文化中，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的强烈对比，莫过于《归藏》与《周易》的对照。《路史·黄帝纪》载，黄帝“乃重坤以为首，所谓《归藏易》也。故曰归藏氏”。皇甫谧《帝王世纪》则谓“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宋代朱震《汉上易传》云：“《山海经》曰：‘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1993年王家台秦墓出土秦简《归藏》，学者认为系《归藏》之《郑母经》。《归藏》有《初经》、《齐母经》、《郑母经》、《启筮》和《本蓍》五篇，均亡佚，秦简《归藏》之出土，使我们对《归藏》有了更深的了解。从《归藏》的内容来看，与黄帝时代确实是有密切联系的，它是十足的母系文化的产儿。《齐母经》言阴爻之丰功伟绩，《郑母经》即尊母经也，以坤为首的《归藏》强调尊母归阴、阴爻自化。

而与之对立的《周易》则以乾为首，强调阳爻进取、男尊女卑，《周易》不谛是父系文化的产儿。专家根据天文考证，武王伐商为前1044年，《周易》的产生时代估计在距今3000年左右，父系文化从孕育到《周易》的产生已经经过了两千年的发展，日益臻于成熟。《周易》取代《归藏》，是父系文化成长和壮大起来并开始凌驾于母系文化的一个标志。
母系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传承线索是“黄帝—颛顼—彭祖—伊尹—太公武王—老子”，形成了一直传承到春秋战国的民主道术。而父系文化的传承线索是“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母系道术传承线索和父系道统传承线索的一种强烈对比是，母系道术的传承线索是从强到弱的，逐步衰落的，以至到老子那里，已经出现了根本的变异。而父系道统的传承线索是由弱到强的，到了孔子那里，已经到了父系文化所能达到的最高峰。虽然母系道术在汉初还能保持强大的影响，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母系道术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父系文化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一直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父系文化才崩溃和死亡。
但父系文化的胜利，却是中国文化死亡的标志，中国文化成为一个失去了原创活力的僵死的文明，再也未产生过新的诸子时代。中国文化从它的原创意义来说，从根本上是一个母系文化，中国文化也是母系文化在全人类的唯一刁遗。这是为什么所有最古老的文化中，只有中国文化能延续下来的奥秘。因为对人类来说，至少有50万年以上历史的母系精神是永恒的，而父系文化不过是昙花一现。

3．古之道术与诸子百家
古庄子像

刘凤苞认为《庄子》之《天下篇》“体大思精，全是漆园自抒胸臆，其气直欲排沧海而东，引星晨而上，杜少陵所谓‘篇终接混茫’是也。汉魏以来，安得有此摩天巨刃！”《天下篇》系庄周亲笔，确无疑问，是我们考证古之道术与诸子百家的基本文献。 藏天下于天下——道家逍遥精神的精髓

《天下篇》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力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庄子把先秦学术区分为道术和方术，道术是古代统一的大学问，方术则是诸子各家各派的小学问。庄子对先秦学术的区分无比正确，他首先对古代道术和诸子方术加以区分，然后再区分诸子方术。先秦的学术脉络在庄子那里是很清楚的，可惜司马谈、刘向和班固没有沿袭先秦庄子的二分法传统，而是直接把诸子分为百家，把道术和方术混为一谈了。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说古之道术在百家的学说中时常称引和讲述，这一点司马迁所说的“百家言黄帝”与之相对应。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说天下人对古之道术各执一孔之见，与班固所说的诸子“各执一端，取合诸侯”一致。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庄子说，百家学派走入极端不知返回正道，必然是不能与古人的道术相合了（陆永品《庄子通释》）。“道术将为天下裂”，谓古代的道术被割裂和破坏了。班固亦同样在《艺文志》中叹息：“道术破碎了”。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研、尹文闻其风而悦之。”按《艺文志》，尹文有《尹文子》一篇，张舜徽曰：“顾其言主术，悉归本黄老。今观《大道上》、《大道下》二篇，发明人君南面之术，时有善言，非尽后人所托。”也就是说，《尹文子》是本于黄帝之道术的，庄子之言实可谓“黄帝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鈃、尹文闻其风而悦之”。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按《史记孟荀列传》：“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艺文志》法家类载：“《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我们今天看到，《慎子》一书明显是以《黄帝四经》为基础的。
《艺文志》道家类载：“《田子》二十五篇。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史记孟荀列传》：“田骈，齐人。学黄老道德之术。”钱大昭曰：“《吕氏春秋》云：‘陈骈贵齐。’高诱《注》云：‘陈骈，齐人也。作《道书》二十五篇。贵齐，齐生死、等古今也。’田、陈古今通用”。田骈和慎到一样，均受《黄帝四经》之影响。《  天下篇》所言“古之道术”者，即黄帝与颛顼之道也。且庄子明言“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彭蒙、田骈、慎到这三个人，未能真正通晓大道。
《天下》篇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关尹、老聃算是古代得道的真人啊。
老子在诸子中，是最神秘、最麻烦的一个，如云中之神龙，见首不见尾。连司马迁都是云里雾里，不知就里，一曰“莫知”，二曰“或曰”。其实答案应当就在莫知那里。老子者，世人所称老人也，并不是一个像孔子那样很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泛称。老子是老彭、老聃？还是老莱子、太史儋，谁也说不清楚。但随着地下竹简帛书的不断出土，这个问题也许能够得到解决。
《老子》一书，事实上是古代道论的读书笔记，它集中了古代道论的精华。《老子》大量引用黄帝《金人铭》言论并阐述其思想，其“谷神不死”章亦来自《列子》所说的《黄帝书》，《老子》五千言引用过《黄帝四经》的大量言论，这些都证明了“黄帝之道，老子言之”这个铁的事实。正因为《老子》集中了上古道论的精华，所以它在黄帝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后世黄老连称，亦在于此。
先秦无黄老一说，老子是诸子之一，而黄帝不是诸子，黄帝是诸子之母，是超越于诸子之上的，并不为老子一家所宗。就像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不是为邹衍一家所宗，而是“学者所共术”。
黄帝学说是先秦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杂家之所本。阴阳概念，是《黄帝四经》带有基础学说性质的概念，六国时韩诸公子作《黄帝泰素》二十篇，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六国时阴阳家楚南公有《南公》三十一篇，《正义》引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于楚。”
法家申不害著《申子》六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韩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申不害本于《黄帝四经》而建立起其刑名学说，司马迁所谓黄老者，均是黄而不是老，老无刑名之说。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有《韩子》五十五篇，但并非均是韩非所作，《解老》、《喻老》明显系后人所加。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老子》无刑名法术之学，在众所公认为韩非自撰的《孤愤》、《说难》、《奸劫弑臣》、《五蠹》、《显学》诸篇中无任何有关老子之人物和思想的痕迹。日本学界认为《老子》之书的编纂，当在韩非死后的战国最末到汉初之间，而《解老》《喻老》篇所使用的《老子》材料，乃是最新之编纂物无疑。《史记》所说韩非“归本于黄老”者，实“归本于黄帝”也。
其实，黄帝为诸子之母的文化结构，早在商周两代就形成了。《艺文志》有《伊尹》五十一篇，张舜徽说“然《孟子》已征引伊尹言论多条，则《孟子》时已有所谓伊尹书者可知。《逸周书》有伊尹献令，其起原当亦颇古也。”《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从汤，言素王九主之事。”而马王堆汉墓随《黄帝四经》出土的就有《伊尹.九主》。魏启鹏先生认为《伊尹.九主》是前黄帝形名之学的珍贵佚篇，其重要概念和用语，可与西周金文、《国语》、《左传》印证，其成书年代当不晚于春秋末期，而不排除其成书更早的可能。《伊尹九主》可谓是论证在春秋以前，存在独立的黄帝学说的重要证据。
《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张舜徽先生言：“班氏自注所云‘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当作‘或又以有近世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刘向、班固并未言《太公》为伪书。自宋以来，目《太公六韬》为伪书者，到20世纪几成定论。然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一出，伪书说顿破矣。伪书论者，不亦悲乎。

《艺文志》载“《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鬻子》述黄帝与颛顼之道，《列子》、《新书.修正语》所引鬻子，当采子《鬻子》一书，宋濂曰：“熊为周文王师，封为楚祖。书二十二篇，盖子书之始也。”“其文质，其义弘，实为古书无疑。”《列子》三引《鬻子》言：“物损于此者盈于彼，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世随死。”“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积于弱必刚，积于弱必彊。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向。”其与《黄帝四经》，确实一脉相承，《十六经》之《雌雄节》曰：“皇后历吉凶之常，以辨雌雄之节，乃分祸福之向。”“故德积者昌，殃积者亡。观其所积，乃知祸福之向。”《鬻子》言黄帝与颛顼之道，岂虚言哉！
《天下》篇庄子所言的“古之道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黄帝学说。古之道术有千万条，有大道，有小道；有正道，有歧途。而黄帝与颛顼之道，是古之道术中的大道和正道。鲁迅说：“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黄帝与颛顼之前，一定也有前期的道者在母系道术这条路上走，而黄帝带领更多的人走到母系道术这条路上，后继的道者，则不断汇入这股洪流，终于形成了黄帝学说这样博大精深、庞广无涯的大学问。

4．走出迷茫，走出疑古，重光道术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考古学大量成果的出现和地下竹简帛书的大量出土，古史辨派已声誉扫地，梁启超、胡适所建立的先秦文化史体系完全被颠覆。现在已经到了走出迷茫、走出疑古、重光道术的新时代了。
地下出土的竹简帛书证明，先秦诸子和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班固父子是严肃的，他们并不是江湖骗子。我们需要肯定两个尊重，尊重先秦诸子，尊重司马迁、刘向、班固三父子，他们的结论和观点，没有有力的证据，不能随意推翻。我们对先秦文化史的梳理，还是要以他们为标准的。
我们虽已看不到刘向、刘歆的《七略》和《别录》，但司马迁父子与班固父子的言论我们是清楚的。司马迁父子把黄帝学说置于百家与六经之上，司马迁明言黄帝为“学者所共术”。而班固则明言，到诸子那里，就“道术破碎了”，而且到他那个时代，已经无所更索了，叹息之情溢于言表。
&nbs;   而在地下竹简帛书大量出土的新时代，有很多甚至是司马迁和班固都无缘目睹的宝贝。庄子所说的那个古之道术，日益明晰起来。
1973年马王汉墓出土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的《黄帝四经》，先秦黄帝学说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古之道术的主体露出了水面。1994年上博楚简已整理出《三德》、《彭祖》和《恒先》等古代道论，黄帝与颛顼之道的传承线索虽然隐隐约约，但已经能够看出轮廓和影子来了，这个线索的大体走向和来龙去脉已可以大致加以描述了。相信随着更多竹简帛书的出土，古之道术的线索会越来越明晰，其真相一定将大白于天下。
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学术条件来重光母系民主道术了，我们已经重新掌握缔造过光辉灿烂的诸子时代的古之道术，重新拥有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由于最早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成熟的现代民主，事实上就是母系民主的延续和产儿，所以母系的民主道术，和今天的宪政既精神一致，又声息相通。黄帝学说这个母系民主道术的重光，“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
壮哉，中国文化，巍巍乎六千年道术不绝；

伟哉，黄帝学说，绵绵万世为子孙所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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