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第一哲学家的学术之辩，为何会引发百年的老子年代之争

谁是中国第一哲学家的学术之辩，为何会引发百年的老子年代之争

断断续续看了罗根泽先生《古史辨》的长篇大论，茫然不知所云。这是一场发端于清代，鼎盛于民国初年，持续百年的学术之争，胡适一把火引爆争论，争论的焦点从考据战，到信仰战，波及整个学术界。

导火线源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开篇就惊世骇俗，截断众流，置宋明理学以来确定的“儒家道统”于不顾，径直走出三坟五典，先老子再孔子，开启中国哲学史序幕。

顾颉刚说：如此离经背道的言论“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因为在胡适之前，常规的哲学讲义都是沿着儒家道统，上必炎黄尧舜文武周公，下必孔孟之道。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汉武帝时期被作为“独尊”之术（至少理论上如此）后，朱熹之后的元明清又将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和标准答案（朱熹《四书集注》），因此元明清以来，儒家道统思想稳固在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

伴随着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的兴起，慢慢刮起一股疑古风潮，由于疑古对象不同，疑古派内部开始分裂，争论的焦点是孔子之前是否有个老子？《老子》到底成书于何时？

这是一个自带流量的话题，引得整个学界的广泛参与，除了哲学思想界，史学、文学、文字学等界的学者们也热情投身其中，其间发表或整理前人观点发表在各类学术杂志上的文章，不计其数，《古史辨》一一列出，堪称鸿篇巨制，光是1922年——1925年的考证文章，就有二三十万字。

在参与者中，仅大师级的学者，从两宋的陈师道、叶适，到民国的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顾颉刚、冯友兰、唐兰、钱穆、鲁迅、郭沫若、张岱年、罗根泽、高亨等等，阵容之庞大豪华，考据之广泛“精微”，可谓洋洋大观，涵盖万端，把“孔老之辩”这一文化公案推向高潮。

在这场空前的老孔之辩中，老子的年代从春秋降到战国，从荀孟之间降到秦汉之间。

这一场发端于清末的学术辩论，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并且至今余绪尚存，影响深远。

由于当时资料匮乏，检索不便，学者们只能从思想线索、时代术语、著作体裁、文字修辞等方面进行考证。现在看来，即便当年最有力的考据，绝大多数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甚至很多“考据”存在着简单的逻辑错误或常识错误，可惜了那么庞大的阵容和巨量的篇幅。

说他们错在逻辑推导和基本常识，不是我们比那些大师们高明，而是今天的我们拥有他们不具备的大信息量检索手段。比如顾颉刚给钱玄同的信中说：“老子是经体，战国前期，不会有此类著作。老子痛恨圣智，实在因为战国后期，社会上受游士的损害重极了，才有这种呼声。在春秋末年及战国初期，也是不会有的。”

这种逻辑是建立在孔子只有问答体，大量的经文体出现在战国末期这样的认知观基础上的。老子是经文体，故老子只能是战国末期人。

还有一些今天看来都站不住脚的“考据”，比如梁启超说“老子的八代孙，与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是第一件可疑。”

梁启超先生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同时代的先祖，他们的后代，别说8代孙跟13世孙同处于一个时代，7代甚至6代都有可能跟13代的后人同处于一个时代。比如孔子是他父亲70岁时出生的，这时候孔子的大姐的长孙都已经结婚生子了，等到孔鲤降生时，他大姐的四世孙都出生了。

如果孔子妻妾成群，孩子一大堆，等到他大姐有了13世孙时，孔子最小的玄孙子可能还没结婚生子。因此孔子的8世孙跟他大姐的13世孙生活在同一时代是很正常的。

要论考据学，胡适是冯友兰、钱穆等人的前辈，他的名言“大胆地假设, 小心地求证”, 就是他考据学的基本治学方法。

胡适与钱穆

而反对老子跟孔子同时代的学者们所提出的证据，在胡适看来，都是缺乏科学考据思维的先入为主。比如反对者认为：孔孟先提出“仁义”“尚贤”的概念，然后才可能有否定“仁义”“尚贤” 的反方，因为先有正面提出者，才会有支持者或反对者。

冯友兰就认为先有了惠施、公孙龙的“名实”之辩，才有了老子的“无名”“有名”之说；同样的，必先有浅易的，后有深奥的，钱穆先生就说老子深奥，孔子浅易，故老子应在孔子之后。

这样的观点至今还为一些学者所坚持，比如易中天教授就说《道德经》第38章是老子的批儒总宣言，由此推断出老子这本书一定是在孔子之后才出现的，因为批判者一定是在被批判者之后，是先有被批判者，后有批判者。

这是什么逻辑呢？不同的观点就不能同时出现吗？苏秦的合纵和张仪的连横不是同时的吗？而且同出于鬼谷子。何况，“仁”“义”的概念并非孔子首倡，姜子牙、齐桓公、管仲早在孔子之前，就提出““举贤而尚功”，《尚书·商书》中就有“怀于有仁”，《周书·泰誓》有“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周易》有“君子体仁”“仁以行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等等。

疑古者常用的“考据”方法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以历史上的大儒的某一句话为证，来伸张观点，肯定老子先出，是“不可信”“不可能”的，而无实在的“证据”，也不管那些“古人云”是什么情况下说的，是否有道理。

比如，郭沫若说《关尹子》是后人伪作，《汉书》著录的《关尹子》不仅不可信，而且早就失传。于是就有学者把郭沫若这一说法当做证据，罗列起来。冯友兰就说，一个人这么说，不足为据，要是三人之言，“合而观之”，就足以为证。胡适回应说：若所有证据分而观之不可信，那么“合而观之”仍然是不可信的。

事实证明，胡适先生对这场大辩论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四十年来……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

“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

事实证明了他的分析和推论，光是一个战国楚墓出土的简本《老子》就把老子的年代上推到春秋末期战国早期。

比《论语》体量大得多，更具史料价值的《孔子家语》中就有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但一直被怀疑是魏国王肃“伪作”，到了宋代而被明确挂上了“伪书”的标签。

但河北定县八角廊竹简《儒家者言》，上博藏简《民之父母》，以及安徽阜阳双古堆相应简牍的出土，证明了《孔子家语》确系先秦之作，而非三国魏肃“伪作”。

如果没有出土文物，这样的争论恐怕还会出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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