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秦汉时期衣冠服饰制度一直影响后世

服装现代化的启动始于作为改良习俗活动的服装变革，服装统治的解体是一个重要标志，这突出表现在维新运动中。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出现，促进了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痛苦地感到民智是中国衰弱的重要原因。要延伸民权，就要广开民智，要启迪民智，就要先摆脱陋习给人民带来的禁锢，特别是抽鸦片、缠足，这是两大公害，是对民族尊严的侮辱。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此都持批评态度。如果说禁烟还是对少数人陋习的补救，反对缠足将改变几千年的旧习俗和陋习，影响千家万户。与前者相比，对社会的影响更广，意义更深。

废除女性的缠足鞋和蝴蝶结鞋，是女性的解放，是鞋子的改革。人的衣服鞋子要用强烈实用的观念来对待，势必会促进服装的变化。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就写了《请禁止妇女缠足》和《请换发换衣换元》这两本书，认为妇女缠足不能工作。辫子长且下垂，不利于机器生产；脱掉外衣的戴博，配以长裙和优雅的舞步，不利于国家间的竞争。他要求穿正装，理发，换洗衣服，以便“符合欧美的习俗”。他还说，“不换装，就不会流行，不会成为习俗，新政就行不通。”因此，更衣被视为学习西方文明、实施新政的重要内容，具有启迪民智的意义。

第一次换衣服是把脚穿上，缠足不是清人的祖宗制度。顺治二年，康熙三年，两次禁止缠足，但最终的敌人还是传统习惯，连清人的女人都汉化了，穿上了薄薄的金莲方子。这种情况说明，改良后的习俗如果没有新思想的支撑，最终会被旧习惯所吞噬。到了清末，维新变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很容易受到反对缠足、回避满汉民族矛盾的影响。

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一些官员甚至佩戴发饰来表彰把脚放上去的妇女，所以比起剪辫子，

社会动荡少，其阻力不在上层，而是长期传承下来的习惯势力。

但是，换头发，换衣服，是清朝最忌讳的事情。清朝初期，汉人被暴力手段强制剃发留辫，这种祖传制度在清廷后代中无法中断。然而，正是换了一个人的头发，换了一个人的衣服，点燃了人民的反清斗争。近代民主革命思想的酝酿是由反清的国民革命号召的。明朝亡后，剃发编发羞辱汉人亡国之痛，后在清末民族矛盾中升级。“我真的很讨厌为明朝毁衣净巢。”“忍以衣装报国，降夷引中原豪杰，还我山河！”被视为清朝国家象征的辫子，成了被诅咒的对象。“要想摆脱清朝的藩篱，就必须去满洲的形状。”有一段时间，“猪奴”“半个和尚”“扎辫子留羽毛的丑人”几乎成了满排仇恨的口头禅。当革命直指满清统治的时候，弄断头发，换上衣服，就成了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的最有力号召。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3月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全国剪辫，并强调:“满人窃国，故易冠，强迫编辫之制，为俗所知。当初，高要么不屈不挠，致力于正义；或者逃到小溪里度过余生。......时至今日，满清朝廷已盖，民国继位。我所有的同胞都被允许清理旧的污染，成为新国家的人民。”“要脱俗，要壮观。”

所有这些言论，虽然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但并不是简单的反清复明。有识之士超越种族成见，从改变民族心理的角度，宣传编辫的好处，说“夫编辫是事，即不必顾及其非汉制，又受外人之辱，即属利用问题，试图容十人，何以日常生活中无此编辫？我可以断定是十倍或九倍的不方便。”虽然改变这种沿袭了300年的习俗会遇到来自旧习惯的种种阻碍，但便利的实用价值最终导致满汉居民抛弃了不分民族的旧习惯，选择了剪辫子换衣服的行为。

借剪辫子换衣服的机会，批判封建运动，嬉笑怒骂，令人叹为观止。服饰的规矩集中体现在官服上，清代也叫辅服，即在上衣的胸前和背后各绣一片补丁，绣上鸟兽，以示官职和道德生活的区别。有文章反其道而行之，说清朝之所以国弱，是因为文官无所作为，武官无法抵御外族侵略，却可以杀戮同类，从而使国家雪上加霜，民心渐行渐远。这正是官方系统所做的。不管你信不信，你可以看看每个人的衣服:公务员的补服有仙鹤、金雉、孔雀、云雁等。这些鸟或显隐居，或闹闹腾，或在容止闲暇之时，或供城里的孩子玩耍，这显然是纵容抢了他们的饭碗，愚弄百姓；武官的辅衣有狮子、豹子、老虎、熊、美洲狮等。，他们看起来很邪恶。这些官员统治人民，他们用动物对待人民。有的把袍子从头到脚一件件嘲讽，说红顶是人血做的，里面藏着无穷的鬼。如果戴在头上，比虎狼好十倍。朱超，又称奴隶圈，挂在物品之间，其人永远是奴隶；马蹄袖，表示自己犬马之役，向主人求饶；马是为了保护脚而设计的，穿上脚就可以弓着腰跑一整天。这种和谐而又斗志昂扬的运动，在辛亥革命前夕不断见诸报端。因为它针对的是老百姓习以为常的官服，传播的是革命思想，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使人们在破发服从他人的行动中接受了一次反封建的教育。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清朝的覆灭，形成了自发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武昌起义前，一些爱国青年自发剪掉辫子，脱下清装。“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对朝廷，成了脍炙人口的歌谣。广东省宣布独立时，老少争相剪辫子，一天有20多万人。钟山县相继成立了编发社，一直到农村小城镇，编发成了中国人的盛大节日。徐锦程在《民国野史》中写道:“无数汉人高高兴兴地剪掉了这种奴隶象征的辫子，其中有些人是迷信的。他们提前选好吉日，祭奠祖先，然后庄严地切断。“当天剪辫子、放鞭炮、办公宴庆祝的人就更多了。”有报纸指出，民国成立后，政治制度、国体、官制、礼仪、历法、刑名、娱乐、居住等诸多变化，其中服饰变化最为迅速和广泛。一时间，“新装流行，羽毛衫过时，发型流行，辫子过时，发髻流行，马过时，爱国帽流行，瓜子帽过时，爱中国流行，姑娘过时，脚时髦，脚趾过时，鞋子过时。”焕然一新。

剪辫更衣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习俗改良，不同于历代的改元更衣。历史上，换衣服换了形，不变的是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即使下层阶级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太平天国的“留发更衣”，从衣服上维持了贵贱之分，与清政府无异。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封建统治，礼制也随之崩溃。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有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不分种族、阶级、宗教。”用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服饰规则，也因其不平等而被禁止。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规定，所有官员，不论官阶高低，都以西式大衣或燕尾服为大礼服，裤子为西裤。你可以经常穿西式的衣服或长袍，在葬礼上用黑纱裹住你的手臂。女式连衣裙，上面是双排扣上衣，下面是裙子。这种服装制度打破了等级界限，不分官阶和级别，所以虽然是官员的制服，但在生命权的平等上起到了表率作用。即使是法庭上的老人和年轻人也必须毫无例外地遵守平等服务的原则。据记载，“朝堂内外，凡前朝官令官袍及其袍服，皆束之高阁。”

真正终结了服装伦理政治化观念的，是孙中山提出的服装生产四原则，他在给中国国货维护协会的信中，要求提供服装的式样，指出:“这些服装式样的要点是:适合卫生，便于移动，经济实惠，美观性强。”这就使得每个人都要穿衣服，摆脱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的干预，使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衣服统治彻底瓦解，以卫生、实用、经济、美观的理念制作和选择衣服，使衣服符合现代文明。这是中国服装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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