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于道也,曰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注解:除了芭蕾舞演员,谁会踮起脚尖站立?除非要丈量土地,谁会跨着大步赶路?不需要请教田径教练,我们其实已经知道,怎样站着才舒服,怎样行走才舒展。这些道理,我们单凭本能就可以蹈乎其中,合乎真谛。然而,只要稍微离开本能,刚进入观念的世界里,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的有意无意之间,我们禁不住要拔高自己,夸大自己,踮起脚尖来彰显自己的见解,跨开大步来炫耀自己的成就,结果总是自我夸大的态度很突出,见解和成就反而被遮蔽了。这是《道德经》洞察社会的经验之谈,很平实,但其中却也包含着值得深思的哲理。
这样将话题扯到哲理的层面,并不是为了高大上,不是踮起脚尖来为了好看些,而是由于问题本来相关。按照我们现在的通识教育,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被作为哲学思想来灌输的。这样的“三观”,从《道德经》里其实也能够梳理出来,如“道法自然”的世界观、“上德不德”的价值观、“清静无为”的人生观等等。显然,“观”的名目可以相同,而内容包含差异。站在通识教育的立场上看,《道德经》的“三观”过于消极,并不是教育所要树立的正确的范式。而站在《道德经》的立场上看,所谓正确的“三观”,不应该只是从“主义”出发又回归“主义”检验的逻辑自洽,而应该立足于另一个同样具有基本观念意义的问题,即“自我观”,想想“我是谁”。如果从来都不想“我是谁”,一堂课下来就形成个世界观,那在《道德经》看来才真叫悬。
如何形成一个能够让人醒悟的“自我观”呢?《道德经》说要谨防四个“自”。“自见”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自是”是固执己见,“自伐”是夸耀自己的功绩,“自矜”就是拿捏个身份来端着,装模作样。如果放不下这四个“自”,忙叨着将自己弄成刚愎自用的牛皮大王,还能指望获得谁的尊重?所以《道德经》说,这四个“自”像肿瘤一样,是修道者必须除之务尽的。
四“自”的毛病,如果仅限于个人性格,倒也罢了,毕竟人各一面,整齐划一的事,是不必强求也强求不来的。然而,若是承担着社会公共责任、掌握着社会公共资源的人,却依然克服不了这些毛病,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方面的事情,可能偏偏不凑巧,越是承担着公共责任的人,越是位高权重,就越容易犯四“自”的毛病,侥幸有某个能克服的,就注定会成为传诵千古的美谈,如传统戏剧里的“将相和”,就是个著名的例证。
将是战国时代赵国的名将廉颇,在与当时的东方大国——齐国的军事对抗中,骁勇善战,功勋卓著。相是赵国的外交家蔺相如,出身卑微,但在应对西方大国——秦国的弱势外交中,以其智勇维护住赵国的利益和尊严,演绎出“完璧归赵”等外交传奇,所以政治地位日渐攀升到廉颇之上。这让廉颇很不爽,放话说,“我为赵国立下过巨大的战功,而蔺相如素来卑贱,只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就位居我之上,我感到屈辱,若见面,我必将羞辱他”。为了回避可能的冲突,蔺相如每每称病不朝,走在大街上,只要望见廉颇,蔺相如就躲到一边。这样的事情多了,部下们都受不了,而蔺相如解释说,“若论威猛,廉将军不如秦王。对于秦王,我尚且敢当庭呵斥,屈辱其群臣,怎么会惧怕廉将军呢?我之所以谦让着廉将军,是因为强大的秦国顾虑我和廉将军尚在,才不敢侵扰赵国,如果我们内讧,秦国就有机可乘了。要将国家情势危急放在前面,将个人意气之争放在后面”。这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让廉颇好生羞愧,于是就有了威猛将军“负荆请罪”的一幕,本来会争权斗势的将相,成为相交莫逆的好朋友,演绎出一段放下四“自”的经典故事。
放下四“自”,站在道家的立场上看,并不需要如何高大上的超越,只要想想“我是谁”,洗清从社会上沾染的各种习气,将后天附着在“我”身上的荣誉、地位等轻轻放下,回归一个自然本真的“我”,就可以了。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大道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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