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对道家黄老之学的理论贡献

摘要：范蠡是道家黄老之学的先驱，是老子的原始道家向战国黄老道家分化的关键人物。范蠡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观，并创造性地引入了“阴阳”的观念，他提出的“天道阴阳”的思想，成为后世黄老学标志性的理论内容。范蠡援阴阳入人事，是对阴阳理论的一个重大拓展。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范蠡提出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时”论和“因”论作为“天道阴阳”的方法论，使得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了广泛的应用性。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沿着范蠡的理论方向，发展出以“因天时”和“因人情”为主要内容的“因循”思想，成为黄老道家最为重要的方法论。

近些年来，随着道家研究的扩展和深化以及简帛新文献的不断出土，黄老之学成为了一个持续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在深入探讨黄老之学的思想内容的同时，也在致力于黄老之学发展线索的梳理，其思想源头的情况如何，自然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黄老之学作为道家的一个流派，其最初的源头当然是老子，但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原始道家思想同活跃于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的思想毕竟是有着明显的差异，老子的思想是如何发展出黄老之学的，这其中必定有着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和关键人物。于是，范蠡这个人物很早就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学者们注意到，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中的一些思想同《国语·越语下》记载的范蠡思想之间相似程度很高，再联系《管子》、《文子》、《鹛冠子》等传世战国典籍中的相关黄老思想，可以显现出一条连续、清晰的发展线索。于是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范蠡在道家思想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他的思想是老子的原始道家向黄老道家转化的关节点。例如，李学勤先生指出：“《越语下》所述范蠡的思想，显然是应该划归黄老一派了。”陈鼓应先生认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开黄老学之先河。”王博先生也提出：“范蠡的思想可以说正是所谓黄老之学的雏型。”魏启鹏先生也认为：“范蠡学术思想，已略具黄学与老学之长。”这些论断的提出至今都已经不止二十年了，而且当初的论证也不够充分，这二十多年来，范蠡和黄老之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取得进展，范蠡作为黄老之学的先驱人物，可以说仍然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判断和认定的状态。

本文拟接续以往的研究，以老子思想为参照，具体论证范蠡对黄老之学的理论贡献。

一、天道阴阳——黄老之学的天道观

以天、地、人为一体，推天道以明人事，是道家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们遵循着共同的法则，其要旨在于模拟天地之道，为社会、人生提供行为指导。《老子》中虽然多次论及天道，如“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79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9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77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73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第77章），“天之道，利而不害”（第81章），但都是用拟人化的手法描述天道的特色和品格，实际上是老子心目中的圣人的特色和品格，却没有提出天道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因而老子的天道其实只是一种供人学习和模拟的理想状态，总的来看还比较抽象和笼统，效法这样的天道缺乏可操作性。

范蠡继承了老子的思维方式，接受了人事必须效法天道的基本原则。范蠡的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引入“阴阳”的观念，提出“天道阴阳”的思想，对道家的天道观做出了关键性的推进。

《国语·越语下》载范蠡之言曰：“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用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究。”在这一段文字中，“天”已不再是飘渺的、抽象的存在，而是被彻底还原为自然之天，表现为阴阳、日月、四时等自然现象，“天道”也就表现为“常”、“极”、“数”、“纪”、“节”、“法”、“微、明”、“赢、缩”等可以观察、把握的自然节律。在范蠡看来，人在“天道”面前，唯有采取顺应的态度，“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才能得到有利的结果。

范蠡的天道阴阳思想在《越绝书》中也有丰富的记载。《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之言日“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这同老子对天道的表述如出一辙，看不出天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在《越绝书·吴人内传》中，我们看到了对这句话的阐释，展开了天道的具体内容：“臣闻之：天贵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阴阳日月星辰之纲纪……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者，言天生万物，以养天下。螺飞蠕动，各得其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日：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者也。”在范蠡看来，“天道”最善于“持盈”，“持盈”即把握好“盈”的尺度，其要诀在于“盈而不溢”，具体内容就是“不失阴阳日月星辰之纲纪”，使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失其常”。在《吴人内传》中，与“天道盈而不溢”对应的是“人道不逆四时”，范蠡曰：“人道不逆四时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当和阴阳四时之变，顺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时之谓也。”虽然“不逆四时”是“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都必须遵循的普遍法则，但对于古代的思想家们来说，重点无疑都是“王者”，是说给君主们听的，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圣人，这就是《越语下》所说的“圣人因天”。《越绝书·外传枕中》也反复强调：“故天下之君，发号施令，必顺於四时”，“圣主施令，必审於四时，此至禁也。”

天道的运行固然是“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有其“常”和“纪”，但范蠡认识到阴阳的赢缩消长也有反常的时候。《越绝书·外传枕中》载范蠡答越王问“阴阳之治”曰：“阳者主生，万物方夏三月之时，大热不至，则万物不能成。阴气主杀，方冬三月之时，地不内藏，则根菱不成，即春无生。故一时失度，即四序为不行。”阴阳运行的“一时失度”就会打乱四时之序，“夫阴阳错缪，即为恶岁”，范蠡认为这属于纯粹的自然灾害，是人力无可奈何的。但范蠡进一步认为，有的自然灾害是人为导致的，是人的行为特别是君主的政令违背和扰乱了阴阳运行的自然节律而引发的，所以他特别对君主提出了警告：“夫天下之君，发号施令，必顺於四时。四时不正，则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如此，则岁恶，五毂不登。圣主施令，必审於四时，此至禁也。”（《越绝书·外传枕中》）这里所谓“四时不正”，显然是指君主未能“审于四时”、“顺于四时”的政令。范蠡的这一思想十分重要，是后世黄老学阴阳灾异理论的滥觞。

在范蠡之前，阴阳观念只是被用来解释天地运行、四时更替和星陨、地震等自然现象，尚未与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只是指出阴阳在自然万物中存在的普遍性，万物都是阴阳的和谐统一，并没有把阴阳用于社会问题的思考。而范蠡对阴阳的论说相当集中，而且主要是以阴阳论人事，寻求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范蠡援阴阳人人事，是对阴阳理论的重大拓展，对后世阴阳思想的发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战国时期的阴阳理论沿着范蠡开拓的方向不断丰富和深化，并同五行理论相结合，最终发展成阴阳五行。

把阴阳引入天道，是范蠡对老子天道观的重要转向和发展。老子十分重视天道，他虽然说过“不窥牖，见天道”，但这个天道究竟具体是什么？老子并没有说出，在老子那里，天道其实是一个让人效法的抽象的存在。范蠡把天道落实为阴阳四时，天道就成可以观察和把握的具体的存在，顺天道就具有了可操作性，可以落在实处。老子提出效法天道，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指导原则，范蠡把天道具体化为阴阳四时的运行节律，则是为这个总的原则的落实提供了实施细则，因为阴阳四时的运行节律毕竟是可以观察和把握的。

范蠡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天道阴阳理论的思想家，首开运用天道阴阳理论成功指导军国大事的先河，这对于后来的黄老之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天道阴阳的理论为黄老之学各项理论内容的展开提供了天道观的根据，后来的黄老学者无不沿着范蠡开辟的这一方向论说治国之道，天道阴阳遂成为了黄老之学的一个特色理论。从《国语·越语下》和《越绝书》，到帛书《黄帝四经》，再到《管子》和《鹗冠子》，再到受黄老之学影响的《吕氏春秋》，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范蠡第一次把阴阳观念引入天道，天道阴阳思想的很多内容都是他独创的，例如天道的具体内容就是阴阳四时的运行节律，君主必须依据阴阳的运行节律决定自己的行动，违反阴阳节律的错误行为会干扰阴阳的运行从而导致自然灾害，等等，这些都被后来的黄老学者反复申说。范蠡表述天道阴阳思想时用过的很多词语，如“盈而不溢”、“天极”、“究数”、“赢缩”、“逆顺”、“人主”、“人客”等，在帛书《黄帝四经》、《管子》中都反复出现。《国语越语下》和《越绝书》中的某些语句，在一些后世的黄老著作中也都可以见到。范蠡的天道阴阳思想成为后世黄老学标志性的叙述方式，此足见范蠡对黄老之学天道观的重要贡献。

二、“时”论与“因”论：黄老道家的方法论

人事必须取法于天道阴阳，这一原则为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活动提供了天道观的指导，不过要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具体指导，还需把这一原则进一步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在天道阴阳的理论中，范蠡对“时”和“因”两个范畴有深刻体悟，并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霸越的政治军事活动中成功地运用，形成了“时”论和“因”论两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时”论和“因”论被后世的黄老学者所继承、运用和发展，成为黄老之学重要的方法论。

“时”论的精义是善于把握时机。从哲学理论的高度认识“时”，可以溯源于老子。《老子》第八章中提出“上善若水”，以水之性喻指上善之人的德行：“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这里的“动善时”，不宜轻易地理解为善于选择时机。这是因为：其一，老子的“动善时”，更多地突出的是自然无为的意义。《庄子·天下》篇所述关尹、老聃之学有助于正确地理解老子的本意，其言曰：“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老子的“动善时”正是以水为喻，足见其本意乃是不先物而动，即自然无为。诚如蒋锡昌《老子校诂》所言：“其实老子所谓‘动善时’者，非圣人自己有何积极之动作而能随时应变，乃圣人无为无事，自己渊默不动，而一任人民之自作自息也。”其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述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时变是守”，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增加和突出了“应变”或“时变”的义项，所指的显然不是老子所代表的原始道家（《老子》中没有一次提到“变”），而是后世演变和发展了的道家思想。这样的道家思想，正是从范蠡那里才开始逐渐成熟的。

在《国语·越语下》中，范蠡亦称“时”为“天时”、“天节”，对“时”的把握，则有“随时”、“守时”、“因时”、“从时”等多种表述。具体来讲，则有两种情况。其一，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只能耐心等待，而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必将招致“天殃”。如“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又如“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韦昭注日：“攻者为客”、“先动为始”。其二，一旦时机成熟，就必须及时把握，立即行动。对此，范蠡有极为生动的表述：“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一旦误了时机，同样也会招致失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得时勿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这里的“时”，都是从“天时”出发，而事实上已经超出了“天时”的范围，泛指一般意义上的“时机”。在这些深刻的理论认识的指导下，范蠡在伐吴的时机把握上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和谋略，当时机不成熟时，他以极大的耐心说服越王勾践待时并积蓄力量，而当时机一旦成熟，就即刻付诸行动，绝不迟疑延误，终于灭吴霸越，成就了彪炳千秋的不朽功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范蠡所谓“时”，实乃“天时”与“人事”的有机统一，越王勾践数次急于伐吴，范蠡先是止之曰“人事至矣，天应未也，王姑待之”，后又止之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并解释说：“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可见，范蠡所谓“时”，乃是天人关系的关节点，体现了天、地、人一体的核心观念。范蠡的“时”论，虽然仍是以天时为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但已容纳了人事的因素，因而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

如果说“时”更多地是指“天时”，或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客观情势，人只能待时、守时、从时，而不能造时，那么，“因”这个范畴就更多地体现了人对“时”的认识、把握和运用，更多地体现了人的作用。虽然老子没有提出和使用“因”这个概念，但范蠡的“因”论无疑与老子思想“法自然”的宗旨相合。“因”即依循、因任、顺应，其基本原则就是顺任自然。静观变化，待时而动，不违天时，排除妄动，乃是范蠡“因”论的精义，《国语·越语下》曰：“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范蠡将静观待时的思想从社会实践的层面提升到天地运行变化的高度来认识，这就是“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天地之常”亦即“天地之恒制”，范蠡用阴阳理论解释天地之“常”或“恒制”，使之具有了更为充实的内容：“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韦昭注曰：“死，杀也。刑，法也。杀生必因天地四时之法，推亡固存亦是也。”范蠡关于“阴阳之恒”、“天地之常”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引证《越绝书》的材料加以进一步说明。《越绝书·外传枕中》记范蠡之言曰：“故天下之君发号施令，必顺于四时。四时不正，则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如此则岁恶，五谷不登。”《越绝书·吴人内传》亦载范蠡论“天道”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失其常”，因而“王者以下至于庶人，皆当和阴阳四时之变，顺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可见，天地阴阳之恒常，具体就表现为四时寒暑的运行更迭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人的活动是否遵循此种自然节律，乃是吉凶祸福和成功与否的关键。这些认识是范蠡思想的精义，也是他对道家学说的重要拓展。

范蠡深观阴阳二气赢缩消息之变化，认为阴阳的消长决定了事物的命运：“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这就是说，当一个事物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它存在的极限时，它就有存在的理由，这时就不可勉强轻取，只能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待其阳节已尽，方可取而代之。人的行为必须因循顺应客观世界的自然节律，范蠡将这一原则概括为“圣人因天”或“顺天道”。不难看出，“因”论是对“时”论的合乎逻辑的理论推展，“因”同“时”一样，也是天人关系的关节点。

“因”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提出，是范蠡对道家哲学乃至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因”这个范畴中强烈地贯注着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精蕴，“因”作为方法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在于它将老子“道法自然”的宗旨具体化，使其具有了可操作性，得以在社会政治领域拥有巨大的施展空间。“因”范畴的出现和“因”论的提出，是老子“道”的思想从形而上的层面向社会政治与人生的形而下层面落实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它甚至可以说是道家理论转向的标志，是道家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拓展。《史记·太史公自序》于六家中对道家最为称道，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话，却多次提到了“因”，如“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因时为业”，“因物与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以虚无为本”即“虚者道之常”，讲的是本体之“道”的形上性，“以因循为用”则是在形下的政治层面上讲“道”的应用，也就是“因者君之纲也”。可见“因”作为方法论在道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范蠡的“因”论在齐国的稷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迅速的发展，成为稷下黄老道家理论中的重要内容。稷下黄老道家的主要著作《黄帝四经》和《管子》书中的有关篇章，以及稷下黄老道家的重要人物慎到、田骈等人的学术思想中，“因”都是非常重要的范畴。稷下黄老道家还用下定义的方式对“因”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如“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管子.心术上》），“因也者，无益无损也”（《管子·心术上》），“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慎子.因循》）关于“因”或“因循”的理论，是黄老道家最为重要的方法论。“因天时”以及由“因天时”推展而来的“因人情”，是上述稷下黄老道家人物和著作中的重要理论内容，黄老道家的很多主张都是以这两个命题为哲学根据和理论前提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论道家学说的宗旨，学界公认所言并不是老子的道家思想，而是后世的新道家，即汉初流行的黄老道家。特别是其中的“因阴阳之大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以因循为用”、“因时为业”、“因物与合”、“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因者君之纲也”，这些表述同范蠡的思想十分吻合，是典型的黄老思想。我们有理由认为，范蠡是道家黄老之学的先驱，是老子的原始道家向战国黄老道家分化的关键人物，对黄老道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黄老之学为何没能传承下去？黄老之术与道家是什么关系？

黄老道家是崇拜轩辕黄帝与老子的，这也就说明黄老道家的起源实在黄帝时期或是商周时期。但说黄帝、吕尚、伊尹、辛甲、鬻子等人的思想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源头，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商周文化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周文化直接肇启了儒家思想，那么殷商文化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源头之一。

春秋末期，老子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写成了《道德经》一书，标志着道家学派从此诞生。而他的思想传人，有的继承了他批判和超越的精神，形成了老庄学派;有的继承了他贵生重生的思想，形成了杨朱学派;有的继承了他经世致用的理念，形成了黄老学派。其中黄老学派契合了治国安邦的时代潮流，受到了诸侯们的青睐，逐渐成为了当时道家思想的主流。

就在《道德经》诞生前后，发生吴越争霸的事件，本来弱小的越国，在范蠡等人的帮助下，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十年生聚最后取得了全胜。在此基础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黄老帛书》出现，成为了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此后，黄老道家分别以齐楚为中心，形成了南北两个关系紧密相互影响的支系。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稷下黄老道家。它与齐国的稷下学宫有密切的关系。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首次提出了道家的概念。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

不过，当时黄老思想成为主流，是建立在天子、诸侯和军功阶层三权分立、皇权受到一定程度制约的基础上的。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势力大大削弱、军功阶层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权力膨胀起来的皇帝，再也无法容忍黄老道家“清静自然”的约束，于是，主张尊君隆礼的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这样的局面此后延续了将近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里，黄老道家的大多数著作逐渐佚失，黄老道家曾经的辉煌逐渐被人遗忘，直到近几十年，因为大量古代简牍的出土，才使人们逐渐了解了战国秦汉时期黄老道家的盛况。

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因为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仅限于经济和文化)，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学派关系
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黄老道家对儒墨名法百家采取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态度，不但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对其他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事实也说明，凡是采用黄老道家治国的时期，大多是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的时期。

1、和道家的关系

黄老道家是道家的两大分支之一。在战国秦汉时期，是道家思想的主要形式。魏晋玄学崛起后，它的地位才被老庄派取代。而且它与老庄派关系非常密切。今本《道德经》就是老子原始思想和黄老思想共同融合的结果，即使是老庄派的代表作——《庄子》，也深深的打上了黄老思想的烙印，

2、和法家的关系

如果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法家是黄老道家派生出来的。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道的规律性，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发展。而他们重点阐述的所谓法术势，都是黄老道家首先提出来的。所以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所以许多人认为，黄老道家和法家一样都是“人君南面之术”。但是，黄老道家坚持“道本清静、以道生法”的原则，和法家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外，黄老道家主张兼采百家，而法家主张禁绝百家，所以重用法家思想的暴秦灭亡之后，新起的汉朝要用黄老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原因。

3、和儒家的关系

黄老道家对儒家等级思想和仁义礼治思想多有吸收，同时，黄老道家的大一统思想、刑德并用的思想，对儒家也有深刻的影响。因为纯用儒家会带来王莽式的灾难，所以以后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内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内施黄老”。在许多朝代立国初期，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互为表里，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

4、和杂家的关系

因为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当成杂家，但事实上，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思想，无一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反映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而已，和《晏子春秋》等纯粹的杂家有所不同。
代表人物
1、老子(传说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公认的道家学派创始人，其身世还没有确定的说法，大约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楚国人，代表作是《道德经》。

2、文子：老子的弟子，与卜商子夏同时，而少于孔子，曾问学于子夏和墨子。现存作品《文子》十二篇，曾被认为是汉以后的伪书，但1973年河北定县40多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所以确证是先秦著作无疑。

3、田骈：战国时思想家。又称陈骈，齐国宗室。曾在稷下讲学，因能言善辩，人称“天口骈”。主张“贵齐”、“顺道”、“明分”、“立公”，其著作已经佚失。

4、慎到(约公元前395~前315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早年学黄老之术，曾在齐国的稷下讲学，负有盛名，后离齐至韩。主张“因循”、“尚法”和“重势”。《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42篇，列法家，现存残本仅7篇。他的名言是：“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者。”

5、宋钘(约公元前370年至前291年)：宋国人，主张“崇俭”、“非斗”、“别宥”。曾有《宋子》十八篇，今亦亡失，仅存辑本。

6、尹文(约公元前360—前280年)，齐国人。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认为“道”即是“气”，明确提出了精气说。并对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其他主张与宋钘类似。现存《尹文子》一卷，分《大道》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形名理论，下篇论述治国之道。

7、环渊：战国时思想家。楚国人。学黄老道德之术(一说环渊即关尹，与老聃同时)。曾讲学稷下，著有《蜎子》十三篇，早佚。

8、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中国战国时代卫国商人，后通过政治投机任秦相，成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并召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

9、曹参(?一公元前190年)：江苏沛县人，秦朝时曾担任沛县狱吏。公元前209年，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刘邦称帝后，曹参被封为平阳侯。他在担任齐相的时候，从胶西盖公处接触到黄老道家思想，并应用于实际当中，使齐国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汉丞相萧何死后，曹参继任汉丞相，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成就了“萧规曹随”的历史佳话。

10、刘安(前179年-前122年)，西汉沛郡丰(今江苏省丰县)人，刘邦之孙，当时被封为淮南王。是豆腐的发明者之一。汉武帝时因谋反之事自杀。曾招宾客共同撰写《淮南子》。

11、汲黯(?——公元前112年)西汉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字长孺。孝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为谒者，并先后任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为官清正，经常直谏犯颜。
代表作
1、《道德经》：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有多个版本，最常见的是《道德经》通行本(王弼本)。另外郭店出土的楚简《老子》残篇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展示了早期《道德经》的不同文字风貌，备受当今多数学者的重视。

2、《黄老帛书》：1973年末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发现的四篇古佚书，分别是《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原来和《老子》乙本合抄在同一卷上的。和《道德经》一起并称为黄老道家的两大经典。其名言是：“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3、《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又名《吕览》。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但实际上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为现实社会服务。《吕氏春秋》的名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4、《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及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汉书·艺文志》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汉初黄老道家的代表作。《淮南子》的名言：“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

5、《黄帝内经》：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建立在我国古代黄老道家的哲学观上。

道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清静无为和与世无争，为何旷世奇才出道家？

道家多出旷世奇才 说到诸子百家，人们不由自主地把道家和儒家相比较，认为儒家主张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国为家，家国一体。而道家则主张清静无为避世无争。但大家忽视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各行各业的的旷世奇才，多出于道家。 认真回看一下中国的历史文化，似乎有一个不变的法则，每当社会大乱，匡世者多来自道家人物，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为诸子所宗，秦以法道治国；秦末大乱，辅佐刘邦的能臣萧何、张良等，几乎清一色的道家人物；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玄学大兴，谈玄论道成为士子的热门学问，促进了佛儒道的融合；唐代更不必说，道家被朝廷定为国学。 宋代新儒学（儒家称之为「 ”道学”或「 ”理学”），不管是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 ”理先于世界”说，还是陆九渊、王守仁等认为的「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都开始探求世界万物的本原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道家学说对宋儒的影响。元代更有道家龙门祖师丘处机「 ”一言止杀”的记载。 道家遵太极之道，明阴阳之变 不是出来当官就都是儒家人物。为区别孔孟之道 ，通常的道家人物，多指以太极、阴阳辩证思维为指导思想的人群，远古时期的伏羲、炎黄始祖自不必说，单是周朝的姜子牙，春秋时期的范蠡，汉朝的萧何、张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唐朝的徐懋功、李靖，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主角李必，原型正是在政治舞台几进几出的「 ”白衣山人”李泌（bì），还有明朝的刘伯温等等，这些杰出的军事家或政治家，无不是尊太极之道、明阴阳之变的一代高道贤臣。 法家与道家的关系。老子给「 ”道”的基本定义是「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形、生法，德生名、生术，「 ”道德”被看作「 ”形名”「 ”法术”的源头。在春秋时期。齐国第一个创办国立学府——稷下学宫的时候，齐桓公、管仲都以道家人物标榜自己，并以黄老之学为办学根本，其基本理论就是《老子》、《黄帝四经》为主，学说的核心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黄老之学的兴起是「 ”田氏代齐”在学术上的表现形式，齐国的开国君主是姜子牙，姜氏是炎帝后裔，而田氏为黄帝后裔，故尊黄而贬炎。而田氏先祖发源于陈国，与老子是老乡。所以，田氏政权在意识形态上选择了老子学说，祭出黄老，很明显是为了压倒尧舜汤武，为「 ”田氏代齐”找到法理依据。因此，黄老之学，成为稷下学宫的主体。 荀子自诩孔门嫡传，但他的天道观明显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他的学生，著名的就有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 韩非推崇老子学说，反对仁义礼教学说，大力宣扬黄老「 ”道生法”理论，并借《解老》《喻老》对老子《道德经》进行阐释，最终引出法家学说，可以认为，韩非对道德经的阐释，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老子的思想。 尽管后人将韩非划入「 ”法家”，但是司马迁认为韩非之学宗于黄老，源于道德，故合为一传曰《老子韩非子列传》。 道家的影响，鬼谷子便是一例。通天彻地的鬼谷子，被誉为战国棋局的背后推手，他「 ”一人怒而天下惧，一人熄而诸侯安”，他的门徒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吕不韦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都是战国大棋局的对弈者，这些纵横捭阖的旷世俊杰都是在阴阳思想指导下，于战争频繁或开国之初涌现出来的。因此，后世人，包括一代伟人都将《道德经》说成是兵书、谋略之书，不是没有道理。 为何道家名人多处于乱世 儒家思想至少从汉代开始就占据主导地位。但一旦遇到战争，或王朝末期，新王朝开国之初，战争频繁之际，儒家思想便悄悄让位于道家、兵家，战乱离不开谋略与兵法，以阴阳辩证思想指导的兵法成为当然首选。 几千年来，阴阳观念和对立统一思想已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祸福、利害、吉凶、否极泰来、一分为二等概念，成为社会人生经常涉及和研究的一对关系，当这种对立关系失去平衡，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这种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就可能被激发出来，以寻求平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家中的积极入世者便顺势而出，成为乱世能臣。 道家人物出乱世的原因 道家人物研究阴阳辩证关系，其思维往往不受世俗观念约束，潜在能力旺旺最易迸发。阴阳是人世间的顶级学问，是从自然规律中千锤百炼中总结出来的自然认知，善于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进程，即具有战略眼光，能站在高处，善于预知预判，未雨绸缪，把握主动。 道家人物却隐居山林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当社会一旦平稳，统治者便利用儒家思想来维护社会，道家人物在完成历史使命后，「 ”功成而不居”，积极隐退，因为他们知道，和平时期的能臣最为统治者所忌讳！也正因为此，道家人物就显得十分隐秘，一旦出现便是旷世奇才。 文化界著名人物例举 由于世俗的偏见，正统的历史对于道家名流得记录往往忽略掉其道家背景，以至于人们只知道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突出成就，而不知道他们本身出自道家，这样例子太多，除了上述所举姜子牙、萧何、诸葛亮、徐茂公等等之外，再比如「 ”科圣”张衡，「 ”医圣”张仲景，祖冲之、华佗等等，甚至「 ”书圣”王羲之、「 ”诗仙”李白等，文化名人，都是道家人物。 书圣王羲之及其儿子王献之。「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不仅仅是佛教，其背后是佛儒道齐头并进，融合发展的盛况。东晋时期，儒道佛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世代尊道、礼佛的大家族。「 ”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王、谢两家，都是世代尊崇道家的氏族大家，王羲之「 ”东床快婿”的故事流传千古，他袒胸露乳地躺在大躺椅上，对前来提亲的军队总司令全然不顾，正是道家崇尚自然、夫唯不争莫能与之争的现实版写照。王羲之作品《道德经》、《黄庭经》等也成为了书法经典。 王献之被皇帝拆散与表姐的婚姻，成为驸马之后，按照道家理念，需要自己说明一生所犯的过错。王献之回忆自己的生活，感觉自己大体尊道而贵德，只是「 ”当年迫于无奈，与表姐离婚。” 诗仙李白是授箓道士。授箓，类似于佛家的受戒，意味着自此皈依道门，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士。李白的母亲也是一位道家居士，李白字太白，这个字号就是他母亲给起的，据载他母亲因梦见太白金星而怀了他，大概也是她母亲对他的希望吧。 李白进入长安，就是著名道士朋友吴筠推荐的。当他被「 ”赐金还山”后，在天台山遇到茅山第四代宗师司马承祯，在此，李白正式受箓成为茅山道士。 李白后来到了长安，贺知章被年轻的李白风采所折服，称赞李白为「 ”谪仙人”，李白因此被认为是太白金星下凡。而喻李白为「 ”谪仙人”的贺知章就是一位道士，他曾上表奏明唐明皇，请求恩准他回乡当道士。唐明皇不仅准许了他的请求，还同意他把京城的家作为道观，并赐名「 ”千秋”。 名画家黄公望。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国宝级的《富春山居图》，正是黄公望为其全真教的师弟无用师郑樗所绘。只是此作一分为二，前半卷「 ”剩山图”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 ”无用师卷”藏于台北故宫。2011年6月，前后两卷终于在台北故宫首度合璧展出。 音乐家瞎子阿炳也是道士。阿炳原名华彦钧自幼受到严格的音乐训练，是无锡洞虚宫正一道的道士。他精通二胡、笛子、琵琶等民族器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时局动荡，道观难以维持生计，又患了眼疾，他只得变卖道产四处流浪卖艺。著名的《二泉映月》、《听松》等名曲，都是在道家音乐的基础上，杂入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完成的。

本文地址:http://dadaojiayuan.com/ddjy_131/59302.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ouchuanxin@foxmail.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经典对人的分类：真人,至人,圣人,贤···

下一篇: 仙的等级,大道之中的五等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