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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医学的“大道”思想

网络 2023-09-20 16:40:38

 一、大宇宙的“道”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

《道德经》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是老子宇宙论的代表。“一”是最小的自然数,最简单而又最多样,既单纯而又复杂。“一” 既是开始,更是世界的本源。“一”是全,是整体,表示无限的意义,囊括全体万 有。“一”是指宇宙本体有形的部分,与“道”是一体两面的等同关系,是宇宙本源 的代表。

“大道至简”。恩格斯也说:“一,再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这个数量单位更简单 了。但是,只要我们把它和相应的多联系起来,并且按照它从相应的多中产生出来的 各种方式加以研究,就知道再没有什么比一更多样化了”(《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 社,1971年,第237页)。

“一”是一切万物之本质,更是宇宙万物的原始本原。若缺少本质,则万物就不 存在。老子说:“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 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将恐蹶。”以天为例,天根源于“一”,所以 能清明。并不是本身具有清明才有清明,而是必须要执守于“一”才能清明。如果 仅依靠本身的清明而不执守于“一”,就会崩裂。

“道”字以字形来分析,左为走部,右为首部,意即勉励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应走在众人之首,作为众人的领导,众人的楷模。一个人如为众人之领导或楷模,其 言行、举止表现在食、衣、住、行中,必须合乎大众公认的标准,学习的准则。

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道至为广大也至为细微。有自然之道,生活之道,也有 社会之道,心灵之道。自然之道如太阳,如月亮,如星星,普照大地,无分别心,无 区别意,彰显大慈、大爱、大公之至德。心灵之道在内心,道从心中来,得道就是得 人心。得一人之心,为得一人之道。得众生之心,为得众生之道。得道的标志是行 道。道教祖师曰:“行道是清静无为而无所不为以利众生”。众生向你学习,以你为 榜样,尊敬你、敬佩你、模仿你的思想、行为,即是得道。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 心为心,以万物之心为心。既然处处以百姓万物之心为心,所做之行为均利益于百 姓、万物。故圣人必获得百姓、万物之敬仰,故曰得道。人在生之时,既已得众生之 道,到处受到欢迎,其人往生后,必获得众生之敬仰及皇帝之尊封,故曰“成道”。

道是君人南面之术,道的特征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民为“下士”,“民好 径”,“下士闻道,大笑之”。老子认为,民是不可能得道的,道是通途,而民却喜欢 走坎坷的小路。“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独异于人”。民与圣人不同,而老子对 民的要求也不同。在论及民的时候,老子从来就没有站在“体道”的高度来期望。 宗教的意义在于信众对终极者的尊崇。老子认为,作为民,最理想的状态不是人人都 能够成为神仙或者圣贤,而是安分守己,顺其自然,做到“包容”、“不争”、“不为 盗”、“不乱”、“无私无欲”。千百年来,大宇宙的道作为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传统而 生生不息,世代相传。

 二、老子“小国寡民”是道家理想中的宗教国度

《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 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里,老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祥和、安 宁,返璞归真的政治理想国的蓝图。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没有政治权术控制,只有自 律自主;没有强权侵略,只有和平安宁。

如果用道器关系来类比圣人与民,圣人是“道”,那么民就是“器”。有为体, 无为用。器为体,道为用。有应该为无服务,器应该为道服务。服从圣人,服从君 主,安分守己,无私无欲是最基本的要求。

道教以生为贵,以和为乐。生命的不息源自于和气的氤氲。社会的安宁来自于各 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气孕育了 万物生命。《老子想尔注》中说:“和则相生。”生命最好的状态就是要处和。处和则 生命长久,国家社会幸福安宁。《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道以冲和为德,以不和 相克。是以天地合和,万物萌生,华英熟成。国家合和,天下太平,万姓安宁。室家 合和,父慈子孝,天垂福庆。”

三、人之初,性本朴

儒家:人之初,性本善。这不是本来的人性。本来的人性应该是道家思想所表达 的:人之初,性本朴。不是善。人性本朴,天真无邪:护生、养生、繁衍,是早期人 类的主要任务。食色性也。

《道德经》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人生之初是自然淳朴的。但随着年长而 身强,由于情欲的滋生和外物的牵缠,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离淳朴真道愈来愈远, 以至身命不保。因此,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教导人们应秉持朴素的生活, 不被荣华的物质生活所诱惑,告诫人们应摒弃各种智谋思虑和物欲的牵扰,追求素朴 纯真的生命方式,感知乐道安贫的精神生活。除后天之伪,复归于婴儿,复归于素朴 之道。“素朴”,是道之属性,是真、善、美的最终体现。“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明晓道德之人,应“去甚、去奢、去泰”,去掉那些过分的、奢侈的、极端的行为, 以慈、俭、隐为人生之宝。

巫为象形字。据甲骨文,巫字象古代女巫所用的道具。小篆象女巫两袖舞形。本 义指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 也。”巫出现在中国的历史是很久远的,在原始社会时,由于人类所认识的知识比较 少,对这个社会中出现的某些状况不了解,把自然界的打雷、闪电、下雨、火山喷 发、地震等现象误以为是某个神仙在发怒,整天诚惶诚恐,怕天神一个不爽就降灾患 于身上,就如同疾病、瘟疫等。所以原始人类就把某些东西用来参拜,因为他们觉得 这些东西是神的化身,神是由这些东西衍变而成的,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图腾崇 拜”。崇拜就有某些仪式,通过这些仪式,人们向神表达自己的虔诚之心,也表达了 自己的某些愿望,比如生子、长寿、希望风调雨顺以求获得丰收等等愿望,而有仪式 就得有个领头人,通过这种人,组织各种仪式,把众人的愿望传递给神,这类人就被 称为“巫”。

因为巫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能够知晓神的旨意,这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可以说 如同神的化身了,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因此巫的权力很大,掌握着祭祀、医治、部 族历史传承等权力。

巫与医是同源的,从汉字上看,医最初写作“翳”,下面是巫字。直到周朝时巫 和医才分家。但直到当今一些偏远蒙昧的人们生病时仍会相信巫师可以通过巫术给人 治病D

巫的实现要通过一定的仪式,因此产生了原始舞蹈。巫与舞也是同音同源的。

伟大的巫是人文的开端,是人脱离动物的第一步。人类没有文化,不可能脱离动 物。巫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促使了人类对宇宙自然的观察,才出现了工具和 理性,但没有忘记与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的理念,一直延续到几千年之后。

巫的产生应追溯到远古时期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及人体本身现象的原始认识,它是 人类为了证明人与其他人或外部世界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中间媒介。关 于这一点,恩格斯曾有一段极为精辟的阐述:“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 身体的构造,而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 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 魂的活动。从这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死 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那样就产生了 灵魂不死的概念……”(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据此,人们认为不 死的灵魂离开肉体后变成了鬼神而继续影响着人的生命活动。因此,鬼神为灵魂的存 在提供了形式,而灵魂说则为鬼神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于是,灵魂化为主管自然气 候、地理变化的神通广大的神(与天上固有的神,如雷公等共同)掌握人的生命活 动的外部环境,并化为人间之鬼影响作用于生命人的思维及肉体。于是,自然灾害、 气候地理的剧变带来的地震、旱灾等,以及人的疾痛、意识的丧失、各种痛苦等都被 归属为鬼神的作用。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卫,肌肤不足以悍寒暑,筋骨不足以趋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见《黄帝内经》人们万般无奈,对于鬼神采取了两种态度:一是敬畏、崇拜鬼神,将客体神 化,向其敬拜求告,乞求借助神力,此即原始宗教,具有消极意味。其二则是幻想人 也可以(当然指的是巫师)借助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控制和影响鬼神,从而控制 客体。此即原始巫术,有着积极意义。但由于人们对鬼神的认识经常处于混乱的不稳 定状态,因此时而崇拜鬼神,时而又想控制鬼神,或两者同时用之,因而巫术与原始 宗教的界限绝难分开,特别是进人阶级社会以后,一些宗教也吸收了许多巫术的内 容,两者相互渗透,有密切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序上说,两者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恩 格斯所指出的,灵魂不死的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 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 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需要,而是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 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 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道教都有哪些经典

道教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记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还保留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医药学、养生学、化学、音乐、地理等多种学科的珍贵资料。道教经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主要经典 《道德经》、《?南华真经?》、《文始真经 》、《冲虚真经》、《通玄真经》 、《度人妙经 》、《阴符经》 、《清静经 》、《西升经》、 《心印经 》、《黄庭外景经 》、《黄庭内景经 》、《玉皇经》 、《玉枢经 》、《三官经》 、《北斗经 》、《周易参同契 》、《悟真篇 》、《太上老君内观经 》、《洞玄灵宝定观经 》、《太上感应篇》、 《文昌帝君阴骘文 》、《坐忘论?》、《化书 》、《重阳立教十五论》 、《龙门心法 》

常诵经典 玄门日诵早坛功课经:经前诸韵赞、八大神咒、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太上洞玄灵宝升玄消灾护命妙经、太上灵宝天尊说禳灾度厄真经、高上玉皇心印妙经、诸真宝诰、中堂赞及邱祖忏文等、小赞及结经谒等

玄门日诵晚坛功课经:经前诸韵赞、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拔罪妙经、元始天尊说生天得道真经、太上道君说解冤拔罪妙经、诸真宝诰、中堂赞及报恩宝诰等、小赞及结经偈等

道藏
道藏,指道教书籍的总称,包括周秦以下道家子书及六朝以来道教经典。它是道教经籍的总集,是按照一定的编纂意图、收集范围和组织结构,将许多经典编排起来的大型道教丛书。

不同版本
《北齐道藏》

大规模编藏道书始于北周。周武帝时,“以沙门邪滥,大革其讹”,召道士王延至京,为置通道观(即唐玄都观前身),并精选道士八人,与延共弘玄旨。北周天和五年(570)玄都观道士所上《玄都经目》,增入诸子论,共6363卷,较诸陆修静所搜集者已大大有增加。建德年间,周武帝敕置通道观,令道士王延“校三洞经图,缄藏于观内。延作《珠囊》七卷,凡经传疏论八千三十卷,奏贮于通道观”。

《开元道藏》

皇帝因尊奉道教教主李耳为其远祖,故而重视道经编纂工作。唐高宗时期,曾有《一切道经》行世。开元(713—741)年间,唐玄宗派遣使者搜访道经,唐开元年间,玄宗诏令发使搜访道经,亲加寻阅。期间玄宗著《琼纲经 目》,凡七千三百卷。后唐玄宗又亲自主持编修《玉讳别目》,记传疏论相兼,九千余卷。’’天宝七载(748)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名《开元道藏》。唐玄宗支持编撰的这两部道藏达到了历代整理道书的高峰。

《宝文统录》

唐安史之乱时,两京所藏道书多遭焚毁,以后诸帝又陆续派人搜寻整理。大历年间,又及7000卷。嗣经唐末五代之乱,道教经籍赖杜光庭、暨齐物、梁文矩诸人的搜集贮藏,才使六朝道书十存四三。宋朝开国后,又大力搜集道书和编纂道藏。宋太宗尝求得道经7000余卷,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校正,删去重复,得3737卷。北宋大中祥符初年,真宗诏令道士修校,命宰臣王钦若总领,在徐、王校订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共4359卷。较徐铉等所校订的道藏,增加622卷,并撰成篇目上进,赐名《宝文统录》。

《大宋天宫宝藏》

由于《宝文统录》的纲条与《琼纲》、《玉纬》之目参差不同,王钦若、戚纶等又推荐张君房主持再次校修。依三洞纲条,四部录略,品详科格,商较异同,以铨次之成藏,共4565卷;函目起《千字文》天字,终于宫字,得466函,题曰《大宋天宫宝藏》。至天禧三年(1019)春,写录成七藏。

《政和万寿道藏》

北宋崇宁年间徽宗诏令搜访天下道教遗书,就书艺局令道士校订。至崇宁、大观年间,又增至5387卷。政和中刊藏典,又两诏郡国搜访道门遗书,所获甚夥,乃设经局,敕道士元妙宗、王道坚详加校订,送龙图阁直学士中大夫福州郡守黄裳役工镂板。事毕,进经板于东京(今河南开封),共540函,5481卷,名曰《政和万寿道藏》。道书雕板,始于五代,而全藏刊板,则始于此。

《大金玄都宝藏》

《政和万寿道藏》经板,历经靖康之乱,至金已残缺不全。金大定四年(1164),世宗诏以南京(即宋东京,今河南开封)道藏经板付中都十方大天长观(旧址在今北京白云观西)。金明昌元年(1190),提点冲和大师孙明道,据以补缀完成,印经一藏。后孙明道奉诏,分遣黄冠访遗经于天下,募工鸠材,不二年,镂椠具完,共得遗经1074卷,补板者21000余册,积83198册。孙明道于是倡诸道侣,依三洞四辅,品详科格,商校异同,加以诠次,勒成一藏,共6455卷,题曰《大金玄都宝藏》。泰和二年(1202),天长观毁于火,经板亦被焚。

《玄都宝藏》

元初,道士宋德方倡刊道经,令其弟子秦志安于平阳玄都观总领其事。至乃马真后称制第三年(1244),全藏刊竣,凡7800余卷,亦称《玄都宝藏》。经板即存于平阳玄都观。定宗时,移贮新建之平阳永乐镇纯阳万寿宫。由于参加校定者皆全真道道士,故此藏中全真道著作颇多。元宪宗和元世祖时,道教因在僧道辩论《老子化胡经》中失败,佛教徒奏请“自道德经外,宜悉焚去”,至元十八年(1281),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书和道经印板尽行烧毁。其中道家哲学义理精华,帝王崇道记和道士与佛教论战之书,这些书经此焚经之后大部分不存。自晋唐宋以来历代隐士与道士精心积累保存的大批珍贵典籍、道书,都因此次“至元焚经之祸;而致缺佚。而留下来的多是带有佛教色彩的经书。可知那批典籍之特色与珍贵。据考证,现存《正统道藏》所收《道藏阙经目录》中著录的许多道书,就是在元代焚经后缺佚的。元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道教文献与中华文化遭受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从此记录历代佛道论战的典籍也只剩佛教单方面的记录诉述。也是导致后世道教术多学少的原因。直到敦煌出土《道教诠理答难》才得窥见佛道论战真貌。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云:“今本《阙经目录》,即明正统刊藏时校《元藏》所阙之目录。”粗略统计,共阙794种2500卷,相当于半部明《正统道藏》被烧毁。自此形成了如明《笠翁对韵》中所说的“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的现象。

《正统道藏》

明成祖即位(1403)之初,敕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编修道藏。永乐四、五年间,又一再催办。永乐八年,张宇初去世,诏令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修。直到正统九年(1444),始行刊板,英宗又诏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增所未备。次年刊板事竣,名曰《正统道藏》。

在明朝时,虽然道教已经逐渐失去了在社会和政府中的主导地位,势力开始衰落,但是,在对道教的宗教经典进行整理和修订方面,明朝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道藏,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在以前的朝代,也曾经编写过几次道藏,但由于历史原因,它们都先后失传了。所以到了15世纪初,明朝的永乐皇帝下令重新编写道藏。从1406-1445年,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几位皇帝,终于完成了明朝时期的第一部道藏,这就是《正统道藏》。共有5305卷,480函。过了150多年后,万历皇帝再次下令编写道藏,在以前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内容,这就是《万历续道藏》。
明朝的这两部道藏,共有510函,5485卷。《正统道藏》按三洞四辅十二部分类,各部收书共一千四百三十种。计洞真部三 百一十六种;洞玄部三百零三种;洞神部三百六十四种;太玄部一百一十七种;太平部 六十六种; 太清部二十四种;正一部二百四十种。但《正统道藏》分部十分淆乱,如《道德经》等道家道论当入《道藏》首列,而今《度人经》误入《道藏》首列;《上清经》 当入洞真部,而今大都误入正一部; 《度人经》诸家注当入洞玄部,而今误入洞真部;道家诸子注疏当入太玄部,而亦误入洞真部。如此之例甚多。故上列各部收书数,实已不能反映其各部书的真实数字; 而上列收书之种数,也只是约数。其中不少类书,只算一种,实际包含多种,如《修真 十书》收有南宗诸传人之诗文集《金丹大成集》《上清集》《玉隆集》《武夷集》等十 种以上;《云笈七箓》为《大宋天宫宝藏》之辑要书,或节录,或取全文,收书之多更 不胜枚举。因此实际收书之种数比上列数字为多。参加纂修的道士,除张宇初、张宇清、邵以正等人外,可考者,永乐时有涂省躬,正统时有喻道纯、汤希文。现存《正统道藏》3部半一部存于北京市图书馆;另一部于南阳市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仅存半部。还有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万历年间刊《道藏》。

《万历续道藏》

编纂《正统道藏》时,因搜访不周,缺漏甚多,万历三十五年(1607),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旨校刊“续道藏”,亦以《千字文》为函次,自杜字至缨字。凡32函,180卷,名为《万历续道藏》。

涵芬楼影印本

正、续道藏经板传至清代,日有缺损。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遂全部被毁。明清两代,颁赐各宫观的道藏虽多,但以屡经兵燹,存者甚少。1923年10月至1926年4月,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名义,据北京白云观所藏正、续道藏影印,缩改为石印六开小本。每梵本二页并为一页,凡1120册。但白云观所藏道藏虽曾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王廷弼助资修补,但仍有残缺。全藏目录,见所收《道藏经目录》4卷。该馆复就全书中抽选170种,别印《道藏举要》398册。明季有《道藏目录详注》2种,各4卷,分别为白云霁、李杰所编。均略有题解。白编“详注”收入《四库全书》。

《道藏辑要》

清康熙年间,彭定求收道书200多种,编成《道藏辑要》,按二十八宿字号,分为28集,共200余册。道教重要经典,历代祖师、真人著作,科仪戒律,碑传谱记,悉有收录,实为道藏之节本,其中还有明版道藏之外的晚出道书。嘉庆年间,蒋元廷编有《道藏辑要目录》 1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原版《道藏辑要》已经罕见,成都二仙庵道院又将其重刊,并新增贺龙骧所编《道藏辑要子目》 5卷,另刻有《道藏辑要续编》及《女丹合编》并行于世。此外,还有闵一得编《道藏续编》第1集,萧天石萧公编《道藏精华》,均对正续道藏有所增补。《道藏精华》,选录道家道教典籍之古本、孤本、钞本秘籍,共达八百余种,注释集解者,则达千余家。其搜罗之广博、内容之精湛、版本之名贵、选刊之谨严,堪称四绝。由于道藏卷帙浩繁,检索甚为不便。1953年7月,翁独健根据《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以及《道藏阙经目录》、《道藏辑要》的内容编撰《道藏子目引得》一书,内分“分类引得”、“经名引得”、“撰人引得”、“史传引得”4部分,为检索道藏较好的工具书。1949年,陈国符撰《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再版),对于三洞四辅经之渊源及传授、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多有所考述。

论道德对于医专学生职业发展的作用

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的历史进程,从上古至今,经历了漫长的道治天下、德治天下、家治天下、人治天下、党治天下演变的历史过程。

《黄帝内经》,是对道治天下和德治天下历史时期中社会科学和医学科学的归纳总结。它的真正内涵,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内证水平,则难以全面认识和掌握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社会文化的产物。我们距离道治社会和德治时代的时间太遥远,难以直接切入进行学习和掌握其中由大智慧所产生的知识。只能沿着“道”所显化的德治文化思想逐步全面进入其中。

历史上诞生于道治、德治、家治与人治相交叉时代的著名经典老子《德道经》,就是一部殊胜的“哲学诗”和“万经之王”。它预言般地深刻指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世界历史社会的发展,也的确就是如此一步步地下滑到了道德的最后底线,降到了仁、义、礼、智、信这五德最末的“忠信之泊”阶段。人类道德中所拥有的最根本的基础的“信德”,这一道最后的道德人格防线都出现了危机,在世界各地忠信、诚信、信誉、信仰等等都全面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从而使整个世界的法治步入了登峰造极的时代。

医学界的道德观,也随着人类离道失德的大浊流迅速下滑,医德丧失,唯利是图,医者仁心的丢失,医患关系紧张正在逐步凸显。人类的健康,由于心灵的扭曲,疾病也随着德性的丧失而使病种、病情越来越复杂,人体内五德的凿丧和内五行动态平衡的破坏使病种越来越多,病变更加错综复杂。

但是,阴极阳生,物极必反,“反也者,道之动也”。特别是我们的世界演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之后,德和道的回归,也必将是极其迅速的一个变化过程。我们共同处在道德最后的底线上,返朴归真,修德知道的路也同样就在每个人的脚下。全面继承和发扬道德文化系统中所诞生的大道家园和传统中医学以及其它学科,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万经之王的《德道经》也必然成为我们返朴归真和进行《黄帝内经》研究学习掌握与发扬的航船。

大道家园和传统中医的真正继承和发展,中医的现代化以及走向全世界,使我们共同面临着一个真正认识中华道德文化巨系统本来面目的大课题,这个本来面目简而言之,也就是对“道德”的真正认知与遵从。大道家园和传统中医学以及中华传统文化,都是诞生于道德根文化时代,从修身守一方法中产生的应世之学。“道德”像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镶嵌在中华文化系统之中,她像阳光雨露,养育着一代代炎黄子孙。道德的光明,朗照神州,亘贯古今,渗透着炎黄子孙的心灵,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液里。道德是中华之根,华夏之魂,我们民族的灵根深植在道德的土壤里,医学亦同。

“道德”二字的内涵博大精深,并不是今天人们所浅知的抽象概念,她是涵盖宇宙万物的科学大真理。她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精神性的,是一元含四素的特殊物质,是真实存在于宇宙空间的一种无形而又具有巨大能量的物质。近代人类社会只是注意到她的精神性而忽视了她强大的能量性,这是非常可悲的一种现象。但是,我们也可喜地看到了世界科学界在开始逐步认识道德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著名物理学家F·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讲到:“东方神秘主义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和尽善尽美的哲学框架,它能容纳物理学领域最先进的理论。这些概念与东方神秘主义的相应思想之间高度地和谐一致,这对于认定神秘的传统哲学(亦称持久常在的哲学)为我们近代的科学理论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哲学基础。如果说物理学现在把我们引向一种在本质上是神秘主义的宇宙观,那么从某方面来说,就是返回到两千五百年以前的起点上。”

东方科学大系统建筑在理炁科学与理形科学这一阴阳复合体之上,从古至今是一个完全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巨系统。对我们中华民族而言绝不是什么神秘主义,也不是宗教(因为它远远诞生于宗教出现之前)。“神秘主义”其实是西方近几百年来,由于东西方文化根柢的差异性,以及我们自己的盲目性而被强加的一个不白之冕。剔除“神秘主义”几个字,也就是东方道德文化巨系统,也就是东方科学系统。这个起点的回归,是自然法则的必然过程。

我们的祖先在“道”文化时代和“德”文化时代的社会环境中,运用时代大环境所赋予的优势和由此而诞生的大智慧,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堪破了宇宙奥秘,总结出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规律,揭示了道德与天地人万物同体共心,人与天地万物之心息相通的真理。诞生了“理炁科学”与“理形科学”的太极自然哲学框架,并由此产生了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在长期的内证外验实践中,祖先们真实不虚地认识到了“道”是宇宙的本源核心,是天地人万物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是宇宙的结构模式和运行规律。“德”是道的外显,是道的载体和表现形态,道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高能量物质。她充满宇宙太空,养育滋润着天地人万物,大至宇空星群,小至物质夸克,一切生命的生存与发展,都是道德能量物质的巨大作用力。

德蓄聚的厚薄深浅,决定着万物“道能”质量层次的高低,规范着物性的特征和物体的轻重大小,及其运化过程的长短。“德”就像人类万物生命分秒不能离开的阳光、空气和雨水一样,离开就是生命的终结。

一切万有生命物质,都是“道德”二字的充分体现,虚无的道化生德一,道生德养,才产生万物。只是人类既享受着道德的恩惠,却不知自然道德的真谛,更未能自觉地修德行德去“知道”与“合道”,长期处于一种愚昧无明的“离道失德”状态中而已。

虚无生万有,大道运化德的一元始炁,生成天地,赋形万物。无论飞潜动植,万有万类,变化不穷,源源不息,皆是道德物质能量的作用力,是大道厚德培育的必然结果。

德是道的外在体现,是道的运化和应用,是大道的天然流露。对人来说,德是道的能量化、人格化、伦理化。道体现于人就是德;德是道的外现,是道之可见、可观、可言、可触及的具体表现形式。

道虽无形无象,但可以通过德去表现。道是不可见的精微物质,德是道的基础物质元素。德是做人之本,立命之根。人通过德的品格而获得德的能量,德性的品与质不可分离,德是生命健康发展的能量源泉。

《灵枢·本神》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老子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由此可见德就是长养我们人类生命的能量“生者气”。天德养神,地气养形,德对于人类的健康生存对于整个社会的健康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源动力作用,人类与自然万物皆须臾不可与道德分离。离开这一根本的自然法则而外求探索与研究,都是舍本求末,必然步入科学的终结。

道德是天地人的总纲、枢纽,是万物的主干和脊梁,是宇宙生命的灵魂,亦是天下万物生灭运化的总持和主宰。若无道德的运化,宇宙生态不能平衡,日月星辰不能运行,国家不能长治久安,人体生命不能健康长寿,万物不能生息长存。所以说道德是宇宙万物之母。

老子在《德道经》中说:“万物尊道而贵德”,万物非道不能生,非德不能成。天地人万物之所以能生存发展,皆是源于道德的养育。道德是万物之父母,天地人万物是道德之子,本性中都携带着道德遗传的基因,形体中皆载有道德之性,只是所含德性物质的质量与数量不同,才构成了大千世界万物万类不同质形的特征。

道德不仅生养万物之形身,而且赋予万物以理性。万物虽无言,但都在默默地尊道行德,完成大道赋予它们的使命。而且是不计名利,不图报酬,大公无我,毫无私心,充分体现着道德的天然属性。日月之光明,朗照人类万物;森林树木,吸碳制氧,净化空气;谷物蔬菜牺牲自己的生命,供养人类的生存;一花一草,一水一石,无不具有道德的因子,也无不效法道德之属性。所以万物皆效法道德,莫不像子女孝敬父母那样尊道而贵德,这是万物的天性决定的,没有任何人指示命令,皆是以天然的本能去依附于道,亲近于德。万物与道德的这种自然亲缘关系,没有后天的丝毫痕迹,全是一片天然纯真。

自然界大环境中遍存的“大道无私,天心至公”的科学真理,揭示了人的思想道德与天地自然的统一辩证关系。人心正,才能与天地正气相融相应;人心不正,即会干扰破坏天地的浩然正气,阻碍天地正气的流畅。

人类本是万物一分子,所谓“天之骄子”,与万物同禀天性之理,原本也有尊道贵德之性。只因人类私心浊欲逐步日益膨胀,妄想执着滋生,天性被智能污染,心灵被智识蒙蔽太深,先天被后天凿丧,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尊道贵德方面反而不如物性,这正是人类离道失德的总趋势,也是全世界都亟待解决的根本课题。

道德对宇宙万物而言、对人类而言,就如同鱼与水之间的关系,鱼在水而不知水,人在道德能量场之中而不识道德对于生存和健康须臾不可分离的意义;水浑水浊水臭而鱼类必然难以生存。人类道德丧失离道失德,健康必然危殆,社会必然腐败。人类的离道失德,不仅仅是外环境的破坏,更重要的是内环境中心灵健康和身体健康的丧失。因为道德能量通过精炁神而广泛渗透于人类心身环境的内部,支撑着人体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

德能共有五大不同性质的元素,与五行相应。德能在人体内的分布在肝含仁德,与木相应;心含礼德,与火相应;脾含信德,与土相应;肺含义德,与金相应;肾含智德,与水相应。大道家园依据人类道德缺失的强弱状态,将人类分为五大类型:阴木性、阴火性、阴土性、阴金性、阴水性。在此基础上再依据道德的全息原理,展开对人类心身状态的医学系统性分析。

道德修养及失德与健康分析表
详见:http://www.daode.biz/html//2009/0614/426.html

天下唯道德至高至尊,它不会因为今日科技的发达而过时。反之,更加证明了大道自然真理的真实存在。无论古时的四大发明,还是现代的飞船上天,以至于当今信息时代电脑等科技成果的普及,皆得益于自然大道物理的应用。道德法则永恒不变,不分古今,并不因时间、空间的变化而改变,也不因人类无视或歪曲而消失。无论古今,人类社会都是循道德而行,始终逃脱不了“顺道者昌,逆道者亡”这一铁定的自然根本规律。当今人类偏重物质,轻视精神,否定精炁神的客观存在性,只重享受,不讲道德,正觉丧失,愚智独用,识盲三宝,血浑肉浊。故而失去了古道淳朴的元始一炁,丢失了上苍赋予人类的天良,不能以道德正确驾驭人生之舟,这正是当今人类社会的最大的缺憾!

站在道德历史的源头,纵观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长河时,我们不难发现人类逐步离道失德的演化过程。“道临世,真至治,德性淳,天地宁。离大道,圣贤治,至真辅,德育民。大道废,人治生,有仁义,刑辅政。仁义失,有礼智,人治杂,刑复繁。丧忠信,刑治崩,乱之首,祸之端。反之动,道复还,归德道,大自然。”这段三字颂,提纲挚领性地归纳了人类逐步离道散德的演变过程,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道德修养层次人治和刑治的复杂演变阶段,以及大道一气周流,道德持世复归的必然。

人类医学的发展和疾病的发展,其实与整个社会的逐步离道失德是同频同步的过程。人类逐步的失德,心智越来越复杂化,同时造就了医学和疾病的繁复性发展,当“忠信泊”信德也丧失殆尽之时,也必将是现代医学危机时代的到来。道德建设在医学界的回归和重构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医与道相通,也就通在道德之中。医是道与德的外化外显性的科学,其中最富含的是仁德,是佛性的慈悲,道性的仁爱。医者仁心,习医者要想真正掌握好医技,必须遵循自然道德的必然法则,重德、修德、守德、行德、积德。我们学习大道家园和传统中医学,推动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必须精读深研《德道经》和《黄帝内经》。

只有将此两部经典真正掌握,并且溶入自己的灵魂,我们才可能跨越历史中道德文化的迷失期,进入道德真境中去感受、体会以及实践大道家园和传统中医学的灵魂,真实不虚地全面掌握传统道德文化大系统中的大道家园和传统中医学中的理炁科学和理形科学。

对道德文化的深刻的解悟,是对理炁科学和理形科学建立主次分明、和谐统一认识论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正确掌握中华大道家园和真正的传统中医学的必然。

中医学的创始历史?

是张仲景 !因为初一课本里有!在92页上!

张仲景,字玑,东汉著名医学家。约生于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卒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
张仲景少年时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医学有极大兴趣,从史书中受到古代名医扁鹊的影响和启发,又曾拜同乡著名中医张伯祖为师,对于当时那种追逐权势名利、不精究医药方术的士人极为愤慨,认为有病求助于巫祝迷信者是“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

公元196年至204年,南阳地方病疫流行同族病死者三分居二,其死于伤寒病者又十居其七。面对这种情景,张仲景毅然辞官业医,对伤寒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进行了细心的研究。他从前人留下的医学著作中,继承了辩证论治的规律知识,又收集了民间的药方和治疗方法,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一方面为人治病,一方面从事著述,写出了《伤寒杂病论》。此书经后人整理校勘,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全书共12卷,22篇,397法,除去重复之外共有药方112个。全书重点论述人体感受风寒之邪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和进行辩证施治的方法。他把病症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六种,即所谓“六经”。在《伤寒论》的各篇中,六经病的不同症候,又贯穿着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即所谓八纲)的基本内容。

《金匮要略》是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的专书。共计25篇,全书包括了40多种疾病的诊治。除了《伤寒论》和《金匿要略》外,张仲景还写了很多著作,如《评病要方》、《五藏论》、《口齿论》等,可惜均已失传。

从东晋咸和年间起,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他所创造的“六经”分证、中医诊断病情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和辩证施治的原则,为祖国中医学奠定了基础。
仲景

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一诗赞颂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

此中所说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他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得汉医学丛书·丛桂偶记》),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 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 “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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