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罡地煞看《水浒传》的道教色彩

湖北大学 郭尚珍 李娟

《水浒传》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小说，其恢宏巨大的结构，波澜起伏的情节，精彩纷呈的人物形象，“只是看不厌”（1），尤其是小说对一百八人的传神描写，更是开天辟地。作者第一次把这么庞大的独具个性的群体来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统率得游刃有余。《水浒传》虽以儒家的忠义思想为主旨，但也表现出浓郁的道家色彩。从一定程度上说，小说典型人物的设置与刻画，与小说所体现出的道教思想和道教特色相辉映，呈现出浑融的态势。因此，本文试图从“三十六天罡临化地，七十二地煞闹中原”（2）的命意构思来探寻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中的道教特色。

一、关于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构想

三十六、七十二均为中国古代术数中比较神秘的数字，方士们根据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用阴阳五行来解释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风云变化以及国家兴废、人的生老病死等等，逐渐将一些数字与各种事物对应起来，赋予数字以特殊的含义。一些数字经阴阳五行的图说和道教的采用，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如道教认为天界有三十六重，把神仙居住的府邸划分为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从而使三十六、七十二这两个数字具有与天相符，应天而生的神秘意蕴。

如果说三十六、七十二作为神秘的“天数”，与天相符，具有道教的色彩，那么天罡、地煞作为道教中的神明，成为人物的身份标志，更具有“天赐”的神圣性。天罡、地煞应源于人们对星辰的崇拜，天罡原为北斗之称，亦北斗之柄。《抱朴子？杂应》：“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头，以罡指前。”（3）古人对北斗十分崇拜，道教认为它是主生杀的星辰，在早期道教就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4）之说，将星辰与人的生死贵贱联系起来。《太上玄灵北斗本命长生妙经》云：“北斗，司生司杀养物济人之都会也。”（5）认为北斗星主宰着人物的命运和生死。道经认为北斗丛星中有三十六天罡星，每一个星皆有一神来主宰，共有三十六神将。《道臧》第313册《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云：“三十六天罡，天中大神王，……七总太无君，为君趋祸殃。”（6）说明天罡星的司职是“驱祸殃”，这与《水浒传》中九天玄女给粱山好汉的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的任务不谋而合。《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描写石碣“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全忠仗义’四字，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一面却是尊号。”暗示小说的主人公为南北二斗中的星宿之神，下凡的使命就是“替天行道”和“全忠仗义”，从而揭示人物身份的神秘性和梁山事业的神圣性，说明小说有意识地将道教神灵与人物对应起来，赋予小说人物以神秘的光环，来驱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转机。

《水浒传》以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来作为主人公，纯是运用了道教的神灵之说。在古代小说中，神魔仙怪一类荒诞不经的形象一直长盛不衰，具有深厚的土壤。人们常说的“戏不够，仙来凑”就是以充满道教色彩的神魔体系来构建小说，以引起读者的兴趣。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这部小说虽立足现实，然而却是借助道教的神仙体系来构建故事的，主要人物都有神仙的影子。不少研究者都指出过，宋仁宗是上界霹雳大仙，包拯和狄青分别是文曲星和武曲星下凡，《水浒传》一百零八将都是上应天星，是天上星宿下凡，还有道教女神九天玄女为他们传授天书，指明出路等等都是明显的例子。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作者是如何将梁山一百零八人与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一对应，表明了人物的“天赐”身份，指出梁山的事业是天意所为，给人物和梁山事业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和神圣的意味的。梁山好汉的事业既然是得到天意默许的，甚至是直接由九天玄女来授意的，具有无上的使命感和神秘色彩，那么就理所当然应该大书特书了。应该说作者是有意识的将一百零八人改造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完整系统，这一改造不仅使得群体英雄作为犯上作乱、杀人放火的强盗面目不再令人感到可憎，而且也与一般的强盗身份不同，是天意的代表，使得读者能够认同他们在犯上作乱、造反的旗帜下所进行的“替天行道”的活动，所以一开始作者就给小说涂抹上了浓厚的道教底色，以便于用道教色彩来神化这些群体英雄，同时进而揭示其内在的宣扬儒家忠义思想的内核。

通过考察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渊源可知，作者不断的用道教色彩来强调人物存在的合理性，用道教的星命思想和人物的天赐身份、神仙地位来反复强化人物身上的道教气息和神仙色彩，不仅突出梁山好汉的师出有名，也表明梁山事业是代表了天的正义与神的威严。

二、以天罡地煞为主线的结构布局

在出身上确定了人物的神仙身份之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又以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来枢纽全文，处处或隐或现地体现了道教的天道循环、缘法注定的思想。整部小说的发展脉络有两大支柱，一是儒家的忠义思想和“替天行道”的基本主题，另一个就是处处皆在的主宰人物命运的道教天命、定数思想。

《水浒传》的主题是宣扬儒家的忠义思想，表彰梁山英雄们“替天行道”、“全忠仗义”的儒家人格和行为，但在全书的情结结构和谋篇布局上，仍贯注了道教的特色于其中。全书的整个框架是以天罡地煞这些神仙人物为线，以道教思想来统率情节缘起和命意构思的，体现了天罡地煞们承上天的意旨替天行道的思想脉络。道教思想是整个情节发展驱动力的决定性因素，引首是全书的楔子，宋太祖、仁宗等均为道教神仙下凡，才有下界的三登之世，但有治必有乱，根据道教的天道循环论思想，物极必反、盈满则亏，天下太平日久，必然又有暴乱的产生。所以玉帝又差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下凡，让这些凶神恶煞去扰乱人世，伤害生灵。第二回至第七十回可以说是这一百零八位星君的人物传奇史。由史进引出地煞星朱武、陈达、杨春，又引出鲁达，人物如串线连珠般串连起来。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时而一小伙劫富济贫，时而一大伙聚义反抗。聚义的本身就体现了道教的宿命性，梁山好汉大多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一“逼”字本身就渗透着道教的命定色彩，其他大多也是气质相类，所以能互相吸引。在聚义过程中，他们的魔君本性表露无遗。由于是“天差列宿害生灵”（第三十七回），所以下凡的天罡地煞们都是好习枪棒、会武艺、有英雄气的年轻人，许多人都是当地一霸或绿林好汉，动不动便杀人放火，行凶作恶。第七十一回为聚义的高峰，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已全部聚齐，由斋醮所得天书再次为全书的天命论作铺陈，点明全书主人公一百零八人的神仙身份，都是“上应星魁”之定数，将梁山泊作为理想化的人间仙境。由此，天罡地煞已经完成了下凡杀戮的天命，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在四十二回，九天玄女给他们的目标是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因此，全书以受招安为转折点，开始这些恶魔星君去邪归正的历史。所以，面对宋朝的内忧外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成了济世救民、普救众生的功臣，以整个大宋王朝的实力都无法完成的征夷讨寇的任务，却由这一百单八人完成了。

如果说天罡地煞们的神仙身份是天赐的，那么他们要完成的事业则是天意了。道教信奉“天道”、“天命”，认为天命不可违。“天地之意，物理之数，谁敢违拗。”（七十一回）所以整部小说是围绕着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在道教天命论主宰之下由下凡杀戮到去邪归正，洗去魔星本性，完成保国安民、抵御外夷内盗的使命的过程。他们的出现是道教天道循环思想的体现，他们的事业也体现了道教的天命论和天道循环的政治观和历史观。

小说以道教的天命之说来统筹故事，从整部小说的行文处处可见道教的天命观念对《水浒传》故事的影响。天罡地煞星中最早出场的是史进，他与朱武、陈达、杨春三地煞星的聚义“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自然生出许多机会来。”表明情节结构的安排就是为了使天罡地煞相聚义。智取生辰纲为全书的关键回目，是天罡地煞星被逼上梁山的导火线，“正是：天上罡星来聚会，人间地煞得相逢。”其中晁盖在智取生辰纲之前“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去了。”除晁盖外，吴用、三阮、公孙胜、刘唐、白胜皆是天罡地煞之数，“应梦之星数。”将道教中星宿直接与人物相对应，以道教的星命之说来为人物的聚合进行铺垫，表明人物的聚义是天命之所在。除了处处明示，作者也屡屡暗示。如第三十九回“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第九十二回“有罡星人犯晋地分野。”第一百一十一回“夜观天象，有无数罡星人吴地分野，中间杂有一半无光，为祸不小。”第一百一十七回“南方将星，皆是无光，宋江等将星，尚有一半明朗。”很明显是用道教的星命说来构造小说的情节，表明梁山英雄是天上的天罡、地煞之星，将道教中的星宿与人的命运、国家兴盛、战争成败对立起来。作者之所以要反复不厌其烦地强调道教的天命思想，是出于情节发展的需要，整部小说是围绕着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在道教天命论主宰之下由下凡杀戮到去邪归正，洗去魔星本性，完成保国安民、抵御外夷内盗的使命的过程，作者以此为思想武器，来解释人物行为和事件发生的合理性。

《水浒传》的作者，真实地反映了徽宗时代尊崇道教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宗教现实。虽然《水浒传》的主题仍是以儒家的忠义思想来作为小说的内核，“替天行道”仍是全书的主导思想，从全书的构架来看，作者所要竭力表现的是水浒英雄们身上的忠义的气质。由于宋徽宗被高、杨、童、蔡四大奸臣蒙蔽，以致朝纲不振，所以，在这国家危难关头，作者以天的意旨派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去扭转乾坤，重振社稷。他们下凡后，作者一方面揭示了奸臣当道、社会黑暗将他们“逼”上梁山，另一方面，表明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广行忠义，打击贪官污吏和权臣奸佞，当外族入侵，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们又毫不犹豫的“奉诏破大辽”，希图建功立业，为国家出力，这种保国安民、平息内忧外患的义举，所体现的仍是一种大忠大义。这里，作者不仅将他们描写成了打击权臣奸佞、救百姓于水火的民众英雄，更升华为拯救国家于外侮内患中的民族英雄。在这一过程中，梁山好汉们作为一群具有江湖气质的草莽英雄，他们打击权臣奸佞和豪强恶霸，以乱治乱、以恶治恶是值得人们同情和敬仰的，但受招安的转变实在是太巨大了，前七十回还停留于“清君侧”，打击君王身边的权臣奸佞、豪强恶霸，受招安之后又由以往打击的一方到与所要打击的权臣奸佞站到同一战线上为国家出力，无疑是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的，具有妥协和退让之嫌，所以这种转变很难让读者接受。而作者也感到这种转变的差异过大，所以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取得巨大胜利之后的招安来消抵这种差距，同时又早在第三十四回就借武松之口道出了受招安的想法，为招安埋下伏笔。而四十二回又借道教女神九天玄女的“天言”来指出天罡地煞们的行动纲领：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样就将这一转变归结于“天命”“天意”之上，以道教的思想来为人物的行为作合理的解释，指出他们的行为还要受到天意的控制。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后来就是按照这一既定的纲领来行动的。

道教色彩的注入不仅使得这一转变显得合情合理，也使情节变得更加的变化莫测。天罡地煞和神仙下界的身份为他们扰乱朝纲、犯上作乱找到借口而又不违背忠义，使得他们内具忠义而又外与天通，显见虽然天子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但以天意来反抗人间的统治又是合乎情理的。这样不仅会减少统治者对小说的反感和忌讳，也使读者易于接受。

三、以天罡地煞之定数来暗喻人物的命运

小说中的人物结局基本是悲剧性的，一百零八个道教神灵下凡完成使命的结果是“十损其八”，很少有得到善终的。虽然小说以儒家的忠义思想来张扬这一百零八人的反抗行为，但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的反抗与妥协最终是不可能得到善终的。北宋末年，正是统治最黑暗的时候，内有奸臣当道，谗臣专权，外有夷族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统治者对外不能抵御外族入侵，对内奢侈腐化、安于享乐的情况下，作者把“替天行道”“保国安民”的政治理想加诸于一百零八人身上，用道教神灵下凡来赋予人物以神奇的色彩和惊人的力量，用“上天显应，合当聚义”表明他们挑起抵御外族入侵、平定内乱这一大任的合法性。最终以他们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来振奋人心，表现的是儒家正统的积极入世、干预时政的政治观念和伦理观念。在张扬水浒英雄们的忠义行为之后，仍然给予人物以悲剧性的命运，是因为这种悲剧性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试看《水浒传》中的作者所描述的黑暗社会，朝廷有手握权柄的高、童、杨、蔡四大奸佞；地方上有独霸一方的梁中书、高廉、蔡九等；还有横行乡里的西门庆、蒋门神等等，简直是一片污浊的社会，处处是贪官污吏、豪强恶霸，几乎没有一片安宁之地。作者一方面看到黑暗的社会现实，将摇摇欲坠的宋王朝命运交给这些天罡地煞们，将他们描写成全忠仗义，符合儒家人格的完美典型，塑造成拯救国家命运的民族英雄和兼具忠义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命运也有清醒的认识，通过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再现，也揭露了梁山好汉悲剧结局的社会原因和必然趋势。

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因缘，早在张天师前几代祖师就已安排好了，他们的聚义离合，皆早已是上天的注定，他们要做的是适应上天的安排，完成自己的使命。小说一方面体现他们的忠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惧生死的好汉性格，因为义气相投而聚集在一块，但另一方面也在不停地暗示他们的聚义，乃是天之定数，四十一回“那人（侯健）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自然义气相投。”四十四回“（邓飞、孟康、裴宣、杨林、戴宗）这也都是地煞星之数，时节到来，天性自然义聚相逢。”之所以义气相投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前身乃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下凡，所以才有机缘聚合到一块来。不然，何以李逵一板斧杀了前来投奔梁山的韩伯龙，韩伯龙不可谓不是好汉，只因他不是一百八人之定数，所以被砍翻了。宋江、武松等人多次遇险，如被蒙汗药药倒，差点被大卸八块，但次次都能化险为夷，除了有神灵的庇佑外，却似冥冥之中，天意使然。“逢凶化吉天生成”，是天的意志主导人物命运。官军与强盗、官吏与杀人犯、道士与僧人、渔夫与财主等之所以能够平起平坐，惺惺相惜，皆是因为上天赋予他们一些特殊的气质，共同的性格，所以才得以聚到一块，成为一家人，这也是天之定数。呼延灼、秦明、索超等放着朝廷命官不当，很爽快的投降，做起了绿林好汉，这不仅是义气相投，更重要的是这早已是命定之中的事，是不可违抗的天意。“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三十四回）“一者是天罡之数，自然义气相投。”（五十八回）“索超本是天罡星之数，自然凑合，降了宋江。”（六十五回）“韩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数，自然义气相投，就梁山泊做了头领。”（五十七回）等等，多次指出他们的命运并不掌控在自己手中，而在天意。

此外，人物命运的安排早已有了预兆和谶纬，吴用等七人智取生辰纲为一百八人聚义梁山垫定了基础，却是早已梦见北斗星，以为七人之事“岂不应天垂象”，九天玄女对宋江的“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罗真人的“逢幽而止，遇汴而还。”果然后来都一一验证，都应在了这些好汉的身上，可见他们的聚义不仅是上天早已命定的，他们的命运机遇也由上天安排怠定，小说以道教中的神仙人物赤脚大仙，文曲、武曲星及道教神仙似人物陈抟、张天师开头，以道教女神九天玄女来暗示，指明他们的聚义和要完成之事业，以罗真人的神仙般的预言来安排一百八将的命运，不能不说是具有很强的道教意味，以此来为人物的悲剧命运预先埋下伏笔，不仅使整个故事情节有了合理的走向和脉络，而且使人物的命运转机有机可循。

虽然作者为整部小说的构架和情节的走向安排赋予了浓厚的道教气息，但人物的悲剧命运却是不可避免的，作者对他们的悲剧性命运也感到困惑，儒家的处世哲学是建立功名的积极入世精神，以立德、立功、立言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政治理想，把显亲扬名、光宗耀祖作为立身之本。在儒家看来，垂名青史正是自己不朽的表征，对功名不懈地追求，便成为他们积极进取的动力之一。而对建立功名的追求，是梁山好汉企及的人生最高目标，但偏偏出世的结果并不是他们所向往的封妻荫子、立身扬名。所以作者一方面用道教的天命说来淡化这种悲剧性的命运，消解、淡化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突显出人物的忠义思想。一方面在对人物的结局命运安排时，又回归到对道教清净无为的崇尚中。

道教主张清净无为、柔弱不争的人生哲学，《老子》第九章有云：“功遂身退，天之道也。”（8）即要擅于把握进退存亡之机，只有功遂名成身退才是生存之道和取胜之道。当天罡地煞下凡的使命已经完成，他们气数已尽，在征战前早有预兆。最先离开梁山军队的不是天罡地煞中的人物，而是乔道清、马灵这两个道士，他们已预感到梁山军队的气数已尽，所以最早离开，跟随罗真人修道，最先持明哲保身态度离开梁山军队而得善终的是公孙胜，罗真人早已为他预言了命运，所以他能避开杀戮，而得善终。他们都选择回到罗真人处修道，以此来暗示天罡地煞的人物结局，最终是“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9）所以“十损其八”的结局是“天意”所在，天罡地煞们完成了自己尘世间的劫难，气数已尽，作为星辰归位是理所当然的了，从而将梁山伟业的悲剧收场归因于道教的天命论。再看小说中一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萧嘉穗、许贯休、费保等人都是带有隐逸色彩的人物，他们的言行都带有道教那种自然无为，全身避害、远离尘嚣的特点，通过他们来暗示水浒人物的最终结局，不是在保国为民，而是在全忠仗义，保国为民之后的飘然隐退，趋利避害。天罡地煞星之数中，除了公孙胜以外，燕青、戴宗、樊瑞、蒋敬、李俊、童威、童猛等人可以说是得善始善终，他们很清醒的看到了自身的处境，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全身避祸，符合道教的精神宗旨，所以最后一回作者赞曰：“曜煞罡星今已矣，馋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鸠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10）用道教的全身避害、功成身退来为人物的悲剧命运作精神上的解脱。

所以，在揭示人物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的时候，作者企图用道教的天命说、星命论来解释人物的悲剧命运，让人物始终笼罩着神的光辉，即使是屈辱的死去，也是上天的意志，天命所致，最终还是让他们返回星辰做他们的神仙，为他的主人公们找到一个完美的归宿，来消解这种悲剧感，给人以希望和美好的空间。但作者也是矛盾的，虽然以道教的天命说、命定思想来为人物寻求解脱，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但作者也清醒地看到现实的残酷，所以又在现实生活中为他们指出了一条出路，这又是道教的处世哲学，在洪流中抽身却步、激流勇退，化危机为长久的平安，在祸患中保持自身的进退自如。

《水浒传》中所具有的浓厚的道教色彩，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是有密切关系的。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力。自唐朝以来统治者就大力提倡和推广道教，宋元时期，道教炽盛，宋真宗自编自导了几起“天书”事件，宋徽宗更是自封为道教教主，集君权、神权于一身，统治者对道教的崇拜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民间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而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狂热崇拜，导致政治上的昏庸腐败，一味宠信奸佞之臣，朋党互相倾轧，农民起义时有发生，所以《水浒传》的作者通过宣扬梁山好汉的“全忠仗义”，来与权奸的闭塞贤路、陷害忠良相对比，寄予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把道教思想作为自己进行创作、反映现实的一种思想武器，通过道教色彩对人物命运的注入，不仅寄托了作者自己的理想，也符合民众的审美需要。

注释：

（1）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引自《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2）（9）（10）《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月版

（3）葛洪《抱朴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干宝《搜神记》卷三 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5）（6）《道藏》第11册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

（7）陈永正主编《中国方术大辞典》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8）《老子》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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