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超五易卦探源说_辛翀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不断地以各种形式传人中国。中西文化之间产生了空前的交织和会通，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国人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现代科学研究机构开始产生，易学与科学的交会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出现了许多开创现代易学新渠的师哲，其中丁超五先生的易学科学观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反响。他从易之象数的宇宙自然观及其思维模式的外延式发展为起点，构建了自已的解易路径，从新的视角和维度对易在深度和广度上给以挖掘和拓展，他确信易卦非神秘的，乃科学的东西，提出了“易道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命题。同时也指出我们对它的科学性认识远未成熟，也出于此，他提出了基于易象数学的本质还原论。

一、易卦之创作

《易经》从其源本追溯，起初的活动形态和运作目的就是卜筮，其基本特征是八卦。但是卜筮与《易》的正负向互动的思维结构如何？学界历来分歧频出。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其封建时代的科学技术达到世界科技高峰，取得世界领先地位，使得从公元前3世纪，即秦汉开始，古代世界的科技中心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中国；到唐宋时期发展到一个顶峰。《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科学性不言而喻。民国初年，丁超五先生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冲击和融会的大背景下，收集大量易学史文献资料，从追溯易之}、筮本源出发探究易的象数之自然特质。

对于卜筮，丁超五的观点是非常明确：“我们也不相信《易》是专为卜筮而作的。内中就是有讲吉凶悔吝那多的话，也与创卦的伏羲无关一犹之堪舆家拿指南针作择地造坟之用，与发明指南针之黄帝有什么相干。”从《易》的本质涵项中对卜筮给以了弱化定位，并引用宋代易学家尹耕在《诚斋易传·序》中的话说：“《易》以卜筮存，盖亦以卜筮亡。”从丁氏话语中可以看出，他肯定了草创时期《易》与卜筮关联，即《易》起源于卜筮环境之下，可以用于卜筮，但他又反对《易》“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认为谨易》有“吉”、“凶”、“悔”、“吝”等筮占之辞，是后人借助于《易》所为，并不能说明伏羲为卜筮而创卦，如同后世术数家把指南针用于堪舆学中与发明指南针黄帝无关一样，《易》与卜筮是两回事，《易》与卜筮结合使《易》之大道泯灭，而沦为形而下的术数，从而他将<易》与卜筮区分开来。但他并未否定卜筮的作用。在他看来，卜筮的作用在于使《周易》得以保存和流传，更重要的是卜筮本身包含着科学的内容，古代科学与卜筮并存，并在卜筮外壳下产生与发展。如他说“《易经》里就是有一点讲卜筮，并不能说是怎样坏的事，原来科学都是从迷信氛围里蜕化出来的。”故丁超五对易之占卜功能的历史性原因给以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探寻其神秘的占筮过程背后的支撑动力体系。究其原因，神秘的占筮活动的深处涵摄着阴阳消长之理，圣人作《易》本为欲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而已，已对阴阳的对立性和宽泛性给以相当程度的认识，后世易学家虽多从义理上对《易》之本义给以还原，但都有共性层面的一次性：义理为筮之支承，非筮为义理而存在，从伏羲作《易》之本来目的讲，他不是阐明义理而是“作易以与

之筮，使之趋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也就是说，佚羲《易》所道出的阴阳之象是《易》与筮相互通的桥梁和纽带。这就自然引出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边缘化发展产生的研易路径的对立发展之前景图象。丁超五指出，尽管《易》与自己所不予提倡的卜筮确有关系，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卜筮之用，而是其背后有其数理的、物理的和哲理的内涵，对卜筮与《易》的生发关联性征给以深度掘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易》之科学质料，使人们更清晰地明白《易》的科学性，摒弃迷信的俗腐观。历史发展到中国近代，人们又闻臭到西方科学和哲学中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构架支承，而阴阳这对矛盾体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被认为是宇宙之自然，普遍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中。

既然《易》不起源于卜筮，《易》是如何产生的？换句话说，伏羲是如何画卦的？对于这个问题，历代易学家进行了种种探索。《易传》提出：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画卦。又提出：天垂象见吉凶，天地变化，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宋人依此为据，提出伏羲依据自然之象画出八卦，如刘牧认为河图洛书是易学源头，伏羲依据河图洛书而画卦。而邵雍认为伏羲所画先天图是易学源头，文王的后天图本之先天图。南宋朱熹认为易学源于伏羲自然之易，即所谓河洛图书之学，由于朱熹倡寻，易学源于河洛图书的观点在易学史上流行。丁超五接受了宋人的这种观点，认为伏羲画卦始创先天图，经文王改作而成后天图，即经过了《连山》、《归藏》、《周易》的三《易》变更才由文王的后天图流传于世，可见先天图的本源性特征不容置疑。我们研究先天图，不难发现，数之始一，落于坤位，坤乃阴也，再详察先天方园图，也会发现坤卦排众卦之首。在先天八卦中，隐含着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先天小方图中，对角线上及平分线上的两卦彼此对称，此一卦的阴爻，在相对的彼一卦的对称位上必为阳爻；相对两卦的阴阳爻数量相等，都是由三个阴爻和三个阳爻构成的。并且顺向转动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环周以动”的状态。也就是说，八卦之排列确是依照月相之变动规律设计的，同时也说明《易》的形成语境乃是阴柔的哲学氛围，从而使坤阴为先、为基、为本、为源的定势发展方向从筮占文化的蒙雾中展示出来。丁超五先生所做的不是所谓《归藏》的坤先乾后的意义层面上的阐发，而是对《易》之本源问题的审视。

二、卦应从坤起

丁超五先生在其论著《易学科学考》中亦赞同宋尹耕的观点，认为“《易》从筮兴，亦从筮亡”，对筮占的价值给以贬责。但同时从另一方面也不否定筮占在研易过程中对宇宙知识追求的刺激，赞同数理象思维的范式化方法演进，唤呼人们不要陷入筮巫泥潭，而应理性科学地对待《周易》并加以深入地研究，从筮占的反面亦或从筮占的背后去建构易的核心内容，展示中华魁宝的无限魅力。他基于此，以月相行效，提出了“卦应从坤起”的命题，又从先天八卦图和六十四卦方园图的结构上给以如上之分析，对卦源之本然——阴坤为先、排序为首，“卦应从坤起”的观点给以了详考，并以此为出发点，利用当代科学的现有知识，深入揭示易的科学本质，为中西文化的融会并进，建构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易学体系。

1．坤先乾后的历史考察

丁超五对坤卦的优先位置给出了合时代、合历史史实的结论。他说：“能现出阴阳来，从坤卦起，几何级数乃现出的为一阴一阳；若从乾卦起，则岂不变成一阳一阴！”我们不难看到，他的这种提法对后人研易理路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并启友我们对筮占和古神话的客观评价，应持科学而辩证的态度。既不应完全接受，也不是全盘抛弃，而是从中领略当时人们思维意识的发展走势和演进程度。神话支配的时代，也就是神话客观存在的时代，从神话的描绘中，让人可以体悟到当时价值体系的支承框架。《吕氏春秋·勿躬篇》云“尚仪作占月”，尚仪即嫦娥，占月不是以月占或为月占，而是崇尚月。在当时，流传着许多月亮崇拜的神话，“按照施密特神父的意见，月亮崇拜只存在于以母系种植经济为主的文化中”。这是一项古老的传说，说明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认为月亮与女性在以农业种植为基础的母系氏族社会里所具有的天然的联系。

根据丁超五的观点，伏羲生活的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他说：

殷代不管是还在行母权制度也好，或曾行过母权制度也好。那伏羲时代是行母权制度，就不消说了，再看中国古史中有怎样的说法，如庄子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盗跖篇》）商子说：“天地设而民生之。当知时也，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子·开塞篇》）又说：“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

（《画策篇》）夫妇妃匹之合，如果是黄帝定的．则伏羲时代不消说不是行的母权制度是什么呢！

丁超五的这段话非常肯定伏羲时代确是行母权制度的，并从庄子、商子及黄帝等对神农氏生活年代之特征描述的话语中反映出伏羲生活的年代不容置疑地为母系氏族时期。然后，丁超五对伏羲时代的人文语境作了分析和定位，认为伏羲生活在母权时代，伏羲前于神农，而神农呢，“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可见伏羲创制八卦的背景和思维方式与阴、柔有关，所以他肯定地说：“夫妇妃匹之合，如果是黄帝定的，则伏羲时代不消说不是行的母权制度是什么呢！”。在母系社会，有母而无父，礼仪多疏，客观上也须要对社会的细胞给以人文地规范并形成其良好的运行程式。在丁超五看来，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就是伏羲。他说：“《白虎通》又这样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

母不知其父，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嫁娶之礼，就说是由伏羲定的，那不是正可证明伏羲时代是行的母权制度吗，况且母权父权是关乎经济生活。母权进到父权，决不是定了一个制度，就可以变更得了的。”可见，丁超五对伏羲时代特征的判断颇有其成立酌根据，从而确定了女性在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的中心地位，“母权与父权的消长，完全基于经济制度，不是一张命令，或短时期内所能完成的。伏羲时代既是行的是母权制度，一切均以女性为中心，那是不成问题的”。丁超五把当时社会制度的转制和改变与伏羲相联系，也认为“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又把母权和父权的转换归结于经济这个大的基础上来，认为由经济的状况以及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人或群体决定社会和文化的性质和发展走向。

现代学者张文在其《周易起源于“占月术”》一文中对此作了很有意义的阐述，揭示了上古像崇拜月亮一样崇拜女性：“在远古时代，月亮和女性一样被认为是富饶之源。在某些村社里，月亮被称作妇女之主宰。在这样的村里，妇女负责供应食物。因为人们相信，她们能借助月亮的神力使食物丰富。，现在出土的古文物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83年到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的凌原、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了一处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5000年左右。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女神庙”中，出土有彩绘泥塑人像的头部、肩、臂、手、乳房残件和动物像‘猪羊，的头、蹄等。发现残缺的“女神”人像属五、六个个体。“这些女神像群有的可能象征当时社会上的权势者，有的或许是受到崇敬的祖先。根据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的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这是人间等级差别的反映。积石冢大、小墓的主从关系也印证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沉浸在巫术文化的古文明时代，置阳“乾”为先、阴“坤”为后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伏羲氏作为三圣之首，“仰则观象于天，府则观法于地。”（《系辞》）将天地合一，人俞其中，创制了八卦这一宇宙天人之学。这里“天”就是天上之月，“地”就是柔顺之女。丁超五先生在其《科学的易>中云：“与社会进化合，按照社会进化说是先有母系氏族制度，后才有父系氏族制度。”《吕氏春秋·恃君篇>云：“昔太古常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这是不争的事实，母先父后起初如此，父尊象君乃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特征，至于母系父系的制度转化期如何，郭沫若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视此则商代末年，实显犹有亚血族群婚制度存在，卜辞中有此徵迹，实物上又有此证明。则此结论丝毫无可移易。殷代犹保存其先世舜象亚血族群婚之遗习，卜辞中颇多母权中心之痕迹。由上各项之分析考核，可知殷代已到氏族社会之末期。”丁超五先生又据王国维先生的研究举了三件事实：一、殷人对于先妣，都行特别的祭祀。二、商人对于帝王称之以“毓”，“毓”有生子养育之意，实为母权时代之遗孽。三、王位继承是兄终弟及之制。代共三十一帝、十七世，直接传于子者仅不过十一、二、三代，还不过半数。可见，在殷代母系之支配作用还相当明显，这不能不使人们对于坤阴月象的意识支配承载地位给以定位。中国传统的尚象恩维模式无疑会对八卦的产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伏羲就是在长期的观察中将月亮和当时时代的巨人——女性相比照，发现了其中的运行规律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确也如是，一代先哲，若不能顺势而行，合规律而动，不能正确反映时代特色和民意之所向，那其思维的运行模式就不能起到导向的

牵引作用。正如丁超五先生所云：“是则伏羲之两仪以阴仪为首，卦以坤为首，照社会经济发展史为来看，是极合理极自然的事情了。”我们把八卦、六十四卦置于其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虑，不难发现，统摄其中的精神和神蕴。丁超五先生合历史性地提出伏羲所作之“八卦”应以“坤”为先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2．坤先乾后的理论论证

在丁超五易学的结构框架中，“阴始凝也”的态势在易学时空动化过程中始终发挥着牵引导向作用。他说：“证以本经‘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我们平常亦是说阴阳，不是说阳阴，这是从古遗传下来还未改掉的成语。”丁超五认为孔子《易传》中确实在阴阳的排序问题上将阴置于阳先，并认为巳形成一定的语用惯性。他又说：“从前亦说坤乾，证以本经‘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先举坤后举乾。乾卦在上，坤卦在下谓之否卦。相反，乾卦在上，坤卦在下谓之泰卦。”从卦象所赋意义角度去分析，坤上乾下才为泰，乾上坤下则为否，实际上就是说，坤阴为先就顺，否则就不顺。当然，丁氏的这些说法也有些偏见，但也反映出他的置坤阴为先的观点来。《系辞》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同时又说：“卑高以陈”，展示了易卦的形成程式。“尊”“卑”为“高低”之象；“高低”之象又以“陈”为程式的。由此可逻辑地推断出坤阴确是为先为始。《礼运》云：“孔子日：‘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微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对这里所说的“坤乾”，丁超五先生认为其为先天易，并不是《归藏》，他说：“十翼中或则阐扬《周易》，或则阐扬先天。并未提及什么殷易，若如今世所行之《归藏》，殆与孔子之易赞全不相涉。”丁超五先生为此而在《科学的易》中引《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许善语云：“《归藏》之亡，久矣。……有谬解‘乾君坤藏’之语，而谓方圆即《归藏》者，失之附会。”从《周易》经传中玩味出易之精神，体悟道易之内涵，把阴柔的基础地位跃然托出，突显了《易》的历史性和承继性，使《易》的经验性征得到强化，从而使人们易于接受和把握《易》的神蕴，同时从方法论这个层面上也拓朴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一条新的研易径路。

三、结语

丁超五从《周易》源头严格区分了易与卜筮，旨在通过贬低易的卜筮性、张扬易学大道，而开展对易的科学研究。他提出了易道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易学不是专为卜筮而作，“坤先乾后”的观点，认为“坤先乾后”学说产生与母系伏羲社会关联，考之史实，证之传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成一家之说。虽然在易学起源问题上他有些提法（如他反对《易》本为卜筮而作，《易》起源和图洛书等）值得商榷，但对于我们今天探讨易卦起源、解读g周易》中刚柔关系、把握历史上《易》与道家互动关系，有重要启发意义。从科学产生发展看，他提出中国古代科学与神学并存互动、易学意义在于保存科学推动科学的发展。依此为据，探讨了易学本身内涵的古代科学思维和思想。这就需要我们要基于科学进步的视域去审视周

另筮占，从“无中生有”的迷信层面跳跃至“祟无尚有”的哲学启迪。确也如是，“卦从坤起，即万物从无起，中间经过多少变化演进，如历艮、坎、巽、震、离、兑而至于乾，即由无至有（先天）。乾乃是物之已达完满成功的境地”。大自然的发展演变，成为人们所效法的摹本，四时的运行又成为自然的演进的动力。与自然相合的万物变化和发展是介入于时空天地宇宙之间的，汉代“卦气说”的流行及十二辟卦的排序就是易卦对四时运行规律的科学反映，对此林忠军先生评价道：“卦气说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含有科学理性的思想内容，成为象数易学家注释易学经典、阐发易学理论及建立筮占系统的必不可少的材料，对象数易学的发展和完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卦气说源于对自然、四时的运行规律之效法，是对乾阳之产发演变的自然描述，乾阳自坤极而生，历经一阳、二阳、三阳、四阳……五阴，又回归于坤。可见“坤以藏之”包含着阳生和阳灭的整个过程，从中我们不难解读出易卦的始发机制：从坤到乾，坤先乾后。《易传》最终，形成了以坤阴为基、为本的礼乐思想和以整体宇宙关怀为源、为上的人文哲学。

易学同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黑格尔说：“《易经》包含着申国人的智慧。”冯友兰则称《周易》为“宇宙代数学”（第7页）口]。丁超五先生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化之广博精微实在难能可贵，我们炎黄子孙应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必须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站在现代科学水平的高度，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结合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改造发展我们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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