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道家——道家超越理想的科学阐释

  董光璧

道家思想超越时代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发出了关于文化的发展导致人类异化的警告,并提出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融通的形上理想。由于一批学者对道家超越理想进行科学阐释,使得道家思想在现代科学背景下复活。道家思想的这种复活,不仅壮大了科学人文主义,而且作为两种文化融合的个案,为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创造提供典范。

道家学派奠基于黄帝时代，形成于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从巫术的和蒙昧的束缚中觉醒,开始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和文化。夏、商、周三代相传的靠天神信仰和祖先崇拜维系的礼乐文化传统崩坏了。诸子之学并出,争相以理性重建新的社会秩序。由于理性重建的进路不同而百家争鸣,道家为其首，百家皆源自道家。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异于其他各家，不仅意识到当时的文化困境,而且深刻地领悟到文化对人类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必将导致文化与自然的疏离,从而构想出依据理性的引导复归于自然的理想出路。然而,虽然理性知道前进的道路,但却没有沿这条路走下去的力量,于是道家达到了对人类理性悲剧的认识,同时也是对理性不朽的认识。

道家的发展伴随着历史的演变

道家在数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越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让我们直接进人20世纪。1910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年代的民族独立战争,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1940年代的法西斯侵略战争,1950年代的两个世界体系的冷战,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1970年代的生态运动,1980年代的欧苏解体,1990年代的文化冲突。这连续不断地更替着的动荡不安,把个人、社会和环境三个层次的不安全展现在人类的面前,地球的全面文化危机出现了。这场文化危机可以归结为相互区别而又联系的两个方面,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和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隔阂。

在克服这场文化危机的努力中,一些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重新发现了道家。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加深,中国古代道家思想越来越受到注意。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阐述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美籍奥地利粒子物理学家、文化哲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1938—？)推崇道家的生态智慧,当代德国哲学家曼纽什(Herbert Manimcci)诠释道家怀疑论的现代价值,中国哲学史家陈鼓应倡导中国哲学的“道家主干说”和道家的批判精神,美籍奥地利女文化史学家艾斯勒(Riane Eisler)阐明人类的正道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与道家的主张异曲同工。

道对各个领域指引了道路

虽然他们之中多不自诩道家,只有李约瑟自称“名誉道家”，并有道号“十宿道人”和“胜冗子”(Henry Holorenshaw,“The Making of An Honorary Taoist”,Changing_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eds. ByM. Meieh and R.Young,London,1973.), 但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着当代新道家的形象。我把他们称之为“当代新道家”是因为,他们基于当代新科学的世界观而向东方特别是道家思想归复,并提倡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我认为这种当代新道家思想,不仅为解决全球性的文化危机提供了一条出路,也为重整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可取的方案。因为当代新道家思想是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观。

当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文明,文明的未来也必定以今日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纵览中国文化的历史遗惠,道家思想最具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特质。如李约瑟所说,道家思想不只是宗教的和诗人的,而且也是方术的、科学的和民主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一般来说传统的惯性是历史的阻力,但在适当的条件下长期被忽视的古代遗惠也可以成为创造的源泉。当代新道家有可能带给人类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如几百年前的欧洲文艺复兴那样。

“启蒙运动”是18世纪思想运动的专称。如果我们不囿于它的特定的历史形态,那么,可以说启蒙思想从未泯灭。因为人们的思想是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变化着的,每个时代都出现过相应的启蒙思想,并且每个民族也都有其启蒙思想家。只不过不同时代的启蒙的思想内容不同,不同的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也各异。似乎道家早已为新启蒙运动克服它所面临的文化危机作了预先的准备,因为当代的启蒙思想正是以文化与自然关系的严重疏离为焦点的。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陷人自然和文化的夹缝之中。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而人类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就其作为自然演化的产物说是自然的,而就其作为文化创造者说又是文化的。由于人类的这种二重性,文化的反自然必然殃及人的自然。这就是文化对人的异化,简称“文化的异化”。

文化是理性的,而人的自然是感性的,所谓文化的异化,其实就是理性对感性的偏离。理性作为人类对客观的自然和文化的一种态度总是社会的,所以称之为“社会理性”。文化的异化亦即社会理性对人的感性自然之偏离。消解文化异化的途径是克服社会理性对人的感性自然的偏离。这种克服就是常说的“超越”。站在文化的立场人类只能有两种选择,或是“超越自我”,或是“超越客观”(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所谓超越自我,就是自我制约人的感性自然,不是做自然的奴隶就是做社会的奴隶,这当然是不可取的。超越客观,改造客观的自然和社会,以适合人的感性自然的需要,才是克服文化异化的正道。这是一个新理性取代旧理性的理性成见的过程,而且这正是文化进化的机制。

道之文化纵横天下

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哲学家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提出的“轴心时代”概念(Karl Jaspers, VomUr-sprung and Ziel der Gessehite,1949.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1953.)已被许多作者接受,并谈论新轴心时代。在1998年12月中旬在香港举行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香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教授在其发表的讲演中(陈方正,“论轴心时代的两种文化现象”,载方克立等主编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34-442页。)把雅斯培的“轴心时代”概念和英国物理学家和作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的“两种文化”观念(Charles Perey Snow,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结合起来讨论,认为当代世界已经进人了一个由科学技术主导的新轴心时代,但旧有的精神文化还会像生物基因一样被吸收并保存在新思想模式之中。2002年4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曾经发表题为“以千年看百年”的讲演(董光璧,“以千年看百年----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科学新闻》,2002年第11期(2002年6月20日),第27-28页。),通过对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创造出工业文明的讨论,提出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正在创造新的文明,并且像工业文明的创造吸收和保留了游牧文化的优点一样,这未来的新文明也要吸收和保留农耕文化的优点。当代新道家的历史意义可能就在于,为这新轴心时代的新文明创造提供农耕文化的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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