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西部山区中医和道家养生研究

张新河，张海宽

 秦岭自陕西进入河南，分五支自北向南展开。最北一支称小秦岭，依次为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该区涵盖河南省8个地辖市的26个县(市)区，其中有三门峡市的卢氏、灵宝，洛阳市的偃师、洛宁、伊阳、伊川、嵩县、栾川、汝阳，郑州市的登封，南阳市的南召、方城、镇平、邓州、内乡、淅川、西峡，平顶山市的汝州、石龙区、鲁山、宝丰、叶县，许昌市的禹州、襄县，漯河市的舞阳，驻马店的泌阳等。此区域已发现的远古文化信息，向人们展示着早期人类的存在。我国古代，医巫同源，道巫同源，医易同源。《黄帝内经》《道德经》《易经》是三者同源的重要结晶。医道不仅发祥于中原西部山区，还在这里长期延续、传承和发展。

一、“汤液圣”伊尹，是商朝宰相，亦是中原西部山区的巫医传承者

 道家称谓“黄老”，即指黄帝和老子创立的学说。但是，自黄帝到老子数千年时间里却是一片空白。而夏商时期的伊尹，正是其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者。伊尹是商朝宰相，也是厨师、巫医。商汤称“元圣”，后世烹饪界奉“厨圣”、中医药界尊“汤液圣”。

 (一)我国古代巫医同源

 《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郭璞注:“群巫上下山采之也。”《山海经·海内西经》曰:“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郭璞注:“皆神医也。”《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郭璞注:“采药往来。”可见，这些巫师的行为主要是采药和行医。《吕氏春秋·勿躬》说:“巫彭作醫，巫咸作筮。”《世本·卷一》载:“巫咸帝尧时醫，以鸿术为尧之醫，能祝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郭璞所注“采药往来”的群巫“皆神医也”，说明巫医同源。巫医同源还表现在我国文字演化上:繁体“毉”字就是“医”和“巫”的组合而成，以后又演化为“醫”。“巫”“医”组合的“毉”字说明，医师既是巫师亦是医师的双重身份。《论语·子路》云:“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国语·越语》说:“将免(娩)者以告，公毉守之。”这是繁体“毉”字在古代应用的实例。《周礼·大聚》称:“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灾疾。”说明周代巫师已经成为医疗常设人员。

 (二)伊尹是巫师也是医师

 伊尹曾为厨师。《墨子·尚贤上》云:“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墨子·尚贤中》曰:“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墨子·尚贤下》称:“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吕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高诱注:“烰，犹庖也。”上述可见，婴儿时的伊尹是“庖人”抚养，成人后又“亲为庖人”，又在“庖厨之中”。“庖人”即厨师，显而易见，伊尹初年曾为厨师。我国古代“药食同源”，伊尹的厨师技能为其成就医师提供了便利条件。

 商代伊尹不仅曾为厨师，而且还是巫师。商代崇信鬼神，国家大事小情，皆要通过占卜，巫师具有崇高地位。从这个角度讲，伊尹又是商代第一大巫师。《汤誓》载，商汤在“鸣条之野”颁布了伐夏的战争动员令，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汤用“上帝”的宗教思想，动员群众，发动讨伐夏桀的战争。战争取胜后，便在西亳———偃师，建立了商朝政权。《尚书·君奭》记载周公忠告召公时说:“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即代言天命。伊尹是代言天命的大巫师。上古巫、史、医合一，巫师本身多兼有医师的功能，如上所述，巫彭、巫咸等皆以擅长医术闻名，《说文》释“尹”作“治也”。康殷指出:尹，“象手执针之状，示以针刺疗人疾病”;官名尹“同样是医疗治调之意的引申、转化”。“伊尹”同时具有来自伊水的医和相的意思，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伊水的巫师。商代殷墟甲骨文的产生，就是由巫师主持祭祀鬼神，占卜吉凶。其中，还有后代祭祀伊尹的内容，甲骨文中的“伊尹”“伊”“黄尹”皆指伊尹。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二十多种，如疾首、疾目、疾耳、疾口、疾身、疾足、疾止、疾育、疾子、疾言、蛊、龋等，还有疾年、雨疾、降疾等，这些虽然不能说明与伊尹有直接关系，但可以肯定，伊尹曾参与类似占卜、医治活动。

 夏朝末年天灾人祸横行。《清华简·尹至》简文中“惟灾虐极暴腫”是说时有灾殃疾病，特别是胫足肿，是当时较为普遍的一种疾病。《上博简·容成氏》亦称:“当是时，强弱不，众寡不听讼，天地四时之事不修，汤乃辅为征籍，以征关市，民乃宜怨，疟疾始生，于是乎，喑、聋、跛、□、癭、偻始起，汤乃谋戒求贤，乃立伊尹以为佐。”可见，商汤聘伊尹除辅政外，尚有巫师和为民治病的医师职责。再据药食同源之理，擅长厨师绝技的伊尹，继而成为医师也是情理中事。皇甫士安《甲乙经·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皇甫谧认为，伊尹所撰《汤液经》来自炎帝《神农本草经》。若此，商朝宰相伊尹就是炎帝中医学《神农本草经》在中原西部山区的传承者。

 我们曾把嵩县、栾川地区所产中药材和伊尹《汤液经》进行比照核对，吃惊地发现，伊尹《汤液经》中所有出现的中药材，这一地区几乎全部都有。3500年前，伊尹《汤液经》中的中药名称和现今这里出产的中药材名称，几乎完全吻合。我们断言，这决不是巧合，这是伊尹当年“耕于有莘之野”，隐居在这一带的真实写照。伊尹初为有莘国庖人兼女师仆，“长而贤”，先为“处士”隐居栾川墁子头，躬耕、植药，始创《汤液经》，尝试百草、采药、治病救人。至今这里民间还留有“伊尹百草苑”，其“房前屋后植满中药草”的传说。后来在遏遇岭遇商汤迎聘，遂佐商灭夏，建立商朝，又辅佐外丙、仲壬、太甲三位商王执政。

 (三)伊尹出生今河南省嵩县空桑涧，隐居于今栾川墁子头

 伊尹名挚，夏商时人。据考，约公元前1662年生于今嵩县空桑涧，卒于公元前1562年，享年“百岁余”。

 《吕氏春秋·本味》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伊尹之母“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空桑”在今洛阳嵩县一带。《明一统志》云:“空桑涧在嵩县南，有莘女采桑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长而相殷，是为伊尹。”明万历《嵩县志》云:“嵩县在商时为有莘之国。”明宣德《重修伊尹祠记》载，伊尹故里在“嵩县之南十里许”。光绪《嵩县志》载:“嵩县为伊阙地，自夏以前，杂见他书者，如炎帝上世国于伊，即伊尹生地。伊祁，前编尧生于伊，故为伊祁氏，伊尹恐其后也。‘有莘之野’实生伊尹，今伊水南空桑涧。汤使所三至也。”

 明代王守诚撰《嵩志·人物志》云:“伊挚，字尹，商阿衡嵩人也。事见《伊训》。孟子不具述其细者，按旧志所载，今县西五里泥河村，盖其尹之母家。”伊尹母亲家在嵩县城西五里的泥河村，空桑涧东十五里有伊姑塚，即伊尹母墓。据此可见，伊尹确出生于今河南省嵩县空桑涧。《栾川县志》载:“栾川历史悠久，五六千年前已有人类聚居，境内已发现多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夏、商时代，栾川为有莘之野。夏末，伊尹诞生于伊水之上，躬耕于有莘之野，汤闻其贤，聘以为相。伊尹佐汤灭夏，建立商政权，后世尊伊尹为元圣。”［1］

 马世之先生在《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中称:“栾川城北有‘遏遇岭’，系商汤使臣聘伊尹相遇处。”“传说伊尹的故里为河南省栾川县的伊河源头陶湾乡的山湾村。其耕莘处在栾川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上河南村墁子头，此地坐落在洛(阳)卢(氏)公路左侧，有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石碑一通，碑额有‘山高水长’四字，中刻楷书‘耕莘故地’。墁子头后面约500米有个‘城址村’，据说伊尹曾在这里筑城居住，后人称之为‘伊尹城’。栾川城(西)北有‘遏遇岭’，系商汤使臣聘伊尹相遇处。特别巧合的是栾川墁子头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上层为东周及汉代文化遗存，中间出土有二里头文化陶片，属夏代文化遗物，与史载伊尹活动的时代基本一致。”［2］

 嵩县是伊尹出生地，栾川曾是“伊尹处士”隐居躬耕之处，两地都曾是伊尹在中原西部山区有据可考的活动区域。

二、“道圣”李耳曾修道于今栾川老君山

 药物学起源于道家，道家和道教的主要源头就是巫术。上古巫觋文化产生了道、儒等多种宗教和哲学思想，还由此衍生出阴阳术、神仙术、房中术等技能。礼的思想，最初也是产生于对祖先、天地、鬼神的祭祀，这就是中国道学和道教的起源，最初的道士、道人也就是当时的巫觋。女道称女巫，觋为男巫。儒教、儒学也由此产生，许慎《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也即说“儒”指的是术士，从事祭祀的儒是周初从巫、史、卜、祝中熟悉诗、书、礼、乐的人中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服务的人。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明本》说:“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而“履正”“禳邪”的“道者”就是巫师。

 先秦道家以老庄为代表，是以“道”为其学说宗旨的学派。春秋末期，以老子为创始人。至东汉，张道陵创立道教，道家徒尊称张道陵为天师，道家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其为“太上老君”。道教以尊生、养生相结合，发展成为“保形”“含气”的修炼之学。道家认为的“天”与“人”是指自然与社会而言。所以有“舍人道而从天道，因此弃官避世退居山林和野外，以参天地之法则，以观造化之无穷。”道家追求长生，其响亮口号是“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入口亿万年”，所以，在中原伏牛山的栾川老君山上，有老子修道养生炼丹的遗迹。

 老子是春秋末期人，世称“道圣”，年岁略长于孔子。《史记·老子传》称:“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苦县本属陈国，楚惠王十一年(前478)楚师灭陈，苦县归楚。其地属今河南省鹿邑县。《说文》:“聃，耳曼也。”就是耳长而大，是寿者像。古人名字相应，所以名耳字聃。李耳高寿，故以“老”称之。老子在周做过“守藏室史”，就是管理周王朝皇家图书馆的史官，他对古代历史典制比较熟悉。孔子曾向他问礼，《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孔子学于老聃。”后来“见周之衰，乃遂去”。其时，当在公元前516年“十一月辛酉”王子朝兵败“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后。老子眼见东周之内乱，又无“典籍”可守，“乃遂去”。2012年2月13日《洛阳日报》记者姜春晖在《“道源”下清宫展新颜》中报道:“据记载，公元前515年，东周内外交困，守藏室的图书典籍被王子朝偷运到楚国。无书可管的老子决心归隐山野，潜心著书立说。”可见，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应在公元前516年“十一月辛酉”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之后。

 《史记·老子传》称:“老子隐君子也。”老子退隐后，由于他清静自正，无为自比，曾为高寿。司马迁讲“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这里所言“百六十余”“二百余”不足信，而老子长寿当为史实。老子退隐去到何地?据考，老子来到距东周之都洛阳不远的西南山区今栾川老君山隐居。这里曾属楚国管辖，山高水长，森林茂密，中药材丰富，既可避战，又可养生。老君山，又称景室山，是伏牛山三大主峰之一，海拔2192米，位于河南省栾川县城南、西峡县之北。清《南阳府志·校注》嘉靖本卷二载:“老君山，在内乡县北250里处，突峰悬崖，隐现云表，世传老子学道于此，药灶、丹炉遗迹俱存。”清《卢氏县志》载:“老君山……老子讲经修炼于此。”其《山川卷》称:“老君山在城南200里栾川镇，东鸦关岭(鲁山、南召间三鸦路岭)，西帽盔山，南要儿关，北临伊河。高40里，南望武当，北视嵩岳，东见龙首，西俯熊耳。”《卢氏县志》点明了老君山具体方位。其《碑志》载:“北魏时，为作纪念，在山建有老君庙。到唐太宗时重修，由大臣尉迟敬德监修。”可见北魏时，方在老君山建筑老君庙。据《栾川县文史资料》第22辑，张记《老君山老子归隐地历史文化渊源考证》称:“北魏始建庙宇于景室山，隋朝确认景室山为老子归隐之地，山也因人名，而更名老君山沿袭至今。”

 如上述，应该说，道教始祖李耳是继广成子之后有文字记载的，修道于老君山的道家传承者。

三、“显圣”墨翟与鬼谷子在云梦山“一同采药修道”，后隐于今鲁山熊背黑隐寺

 墨子，姓墨，名翟，春秋战国时楚国鲁阳人，今河南鲁山人，是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被誉为“平民圣人”，与孔子并称“显圣”。这位贤圣在我国传统文化史上还是一位道者、仙人，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五》云:“告城县:本汉阳城县，属颍川郡，因阳城山为名……阳城山在县东北三十八里。许由山在县南十八里。鬼谷在县东北五里，即六国时鬼谷先生所居也。”明代正德《汝州志》载:“云梦山在伊阳(今汝阳)县城南七里，相传鬼谷子修道处。”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汝州·空峒山》称:“云梦山，在州西南五十里，有水帘洞，相传鬼谷子修道处。”汝州与汝阳鬼谷子修道的云梦山间距五十华里。《清一统志》载:“云梦山，在伊阳(今汝阳)县东南七里，县志相传鬼谷子修道处。”《河南通志》载:“鬼谷子楚人，今伊阳(汝阳)县东南八里，有石洞存焉。”据上述，楚人鬼谷子居于今河南省汝阳县的鬼谷，云梦山是其修道处。《东周列国志》云:鬼谷子在周之阳城一处地面的云梦山与墨翟“一同采药修道”。“那墨翟不畜妻子，发愿云游天下，专一济人利物，拔其苦厄，救其危难。惟王栩潜居鬼谷，人但称为鬼谷先生。”鲁阳墨子故里与汝阳鬼谷子修道的云梦山依山紧邻，墨子与鬼谷子同为楚人“一同采药修道”，说明墨子有“修道”欲望。墨子的修道欲望，葛洪《神仙传》也有表述。墨子晚年最后一次参与的“政务”活动，是公元前394年的“止鲁阳文君攻郑”。时年，墨子八十六岁。［3］魏晋时的葛洪，把墨子列入道家，奉为地仙。其《神仙传》云:“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叹曰:‘世事亦可知矣!荣位非可常保，将委流俗，从赤松游矣!’乃谢遣门人，入周狄山，精思至道，想象神仙。”“八十有二”的“二”是“八十六”岁“六”的误笔，“二”“六”写法易混，应视作“八十六”，这正与墨子最后一次参与“止鲁阳文君攻郑”的“政务”活动“八十六岁”时相吻合。“入周狄山”似有不确。乱世东周，连老子都去周入楚修炼于栾川老君山，墨子暮年的东周，不仅辖区更小，而且乱象险生，终日不得安宁，岂能是隐居避战、养生长寿之地。另外，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团体，其始祖归隐地，不可能随便以示人。后世的揣测和臆断便成为“入周狄山”的假象。其实，墨子真正的归隐地，却另有出处。

 《神仙传》云:“墨子曰:‘愿得长生，与天地同毕耳。’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通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卷。告墨子曰:‘子既有仙份，缘又聪明，得此便成，不必须师也。’墨子拜授。合作，遂得其效。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五卷。乃得地仙，隐居，以避战国。”这是墨子为祈求长生，避战乱以隐居，得道人指点的记述。

 关于墨子暮年隐居处，在墨子故里鲁山县的熊背乡黑隐寺一带民间早有流传。相传，墨子暮年，心力不济，天下仍在大乱。墨子“止鲁阳文君攻郑”后，深感在乱世实现自己的“非攻”思想实属不易，无力回天。于是，心灰意冷地来到今熊背乡土桥沟一带，思念与鬼谷子“一起采药修道”的快乐日子，决意隐居，遂隐姓埋名，改“墨姓”为“黑姓”，隐于“兴佛寺”。因“墨”去“土”为“黑”字，“土桥沟”因称“土掉沟”，“兴佛寺”亦改名“黑隐寺”。后来，在寺前形成一个村庄，称黑隐寺村。当地群众说，墨子在此终老成仙，飞进了南天门。南天门实际是黑隐寺南的两座山峰的峰口，远望犹如一座天门。而黑隐寺的坐落处和南天门高高的山峰相比，显然是一处“低山”，现今当地山民称“低山”为小山坡。“低山”与“狄山”音同字异，这似是葛洪笔下墨子“入周狄山”的来历。

 至于“通灵教戒”，当与后世墨家“隐灵教”有关。罗其湘先生在《墨家宗教传承的民间轶闻》中说:“河南的一位同志来信说，他看过墨家隐灵教末代巨子留下的遗语，徐福(秦代东渡日本)是墨家弟子徐弱的五世孙。”［4］明朝末年，行将衰亡的墨家隐灵教，遵循神秘的教规，不远千里，从位于鄂西白云谷的隐灵洞府追索到河南选择继承人。“鄂西”与墨子归隐的豫西南伏牛山区较近，后世的“墨家隐灵教”，极有可能与墨子暮年隐居鲁山熊背黑隐寺有关。墨子隐居间，曾修炼“吐纳术”，开创养生的“闭气行气法”。据《云笈七签》“墨子闭气行气法”云:

 老子曰:长生之道，唯在行气养神，吐故纳新，出玄入玄，呼吸生门，其身神不使去，人即长生也。玄者有上下，谓鼻中、口、阴也。鼻、口、阴，亦谓之生门矣。老子曰:生不再来，故遵之以道。道者气之宝，宝气则得道，得道即长生矣。神者精也，宝精则神明，神明则长生。气行之则为道也，精存之则为宝也。行气名炼气，一名长息。其法正偃卧，握固，漱口咽之三。日行气，鼻但纳气，口但出气，徐缩鼻引之，且莫极满，极满者难还。初为之时，入五息，已一息，可吐也。每口吐气欲止，辄一咽之，乃复鼻内气，不尔者，或令频。凡内气则气上升，吐气则气下流，自觉週身也。行气常以月一日尽十五日，念令气从手十指出;十六日尽月晦，念气从足十指出。若行之能久，自觉气从手足通通，则能闭气不息，便长生矣。

 凡欲行气，先安其身而和其气，无与意争，若不安和，且止，和乃为之，常守勿倦也。气至则形安，形安则鼻息，鼻息则调和，调和则清气来至，清气来至，则自觉，自觉则形热，形热则汗出，且勿使起，则安养气，务欲其久。当去忿怒愁忧，忿怒愁忧止则气不乱，气不乱则正气来至，正气来至则口内无唾，而鼻息微长，鼻息微长则五脏安，五脏安则气各顺其理，百病退去，饮食甘美，视听聪明，形体轻强，可长生矣。夜半至日中为生气，从日中至夜半为死气。当以生气时正偃卧，冥目握固，闭气息，于心中数至二百，乃口吐出之，日增数。如此身神具，五脏安。能闭气数至二百五十，即绛宫神守泥丸，常满丹田，数至三百，华盖明，目耳聪，举身无病，邪不复干，玉女使令司命著生籍矣。

 由此看，暮年隐居的墨子，承继了老子“行气养神”的“长生之道”，开创了“闭气行气”养生之法。《神仙传》说墨子成为“地仙”，似言之有据。若此，“显圣”墨子与“兵圣”鬼谷子“一同采药修道”与其暮年归隐都没有离开中原西部山区。

四、“医圣”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经》著就《伤寒论》，发展了我国中医学

中医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阶段。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传统文化基础。其中，夏商时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铜器，都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标志。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阴阳、五行、周易、八卦等哲学体系的影响下，发展出了中医中药学。可以说，中医拥有的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正是它与西方医学最重要的不同点。

 从夏商伊尹济世救人，到伊尹《汤液经》问世;从春秋老子修道炼丹，到战国鬼谷子、墨子采药修道和隐居;从东汉张仲景“救贫贱之厄”，到“医圣”《伤寒论》成书，我国早期的“道家”“医家”“养生家”，都活动在中原西部山区。

 伊尹“处士”隐居的栾川与张仲景故居南阳相距不远。药物学起源于道家，道家和道教的主要源头就是巫术。而生于南阳的张仲景，就是受商代“元圣”“巫师”“汤液圣”伊尹的影响，而成为著名中医学家的。张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人。生于150年，卒于219年，享年69岁。是东汉末年著名中医学家，后人称“医圣”。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成就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辩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博览历代典籍，在朝为官。张仲景自幼接触典籍，从各类书籍中得到的知识为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起，十年内有2/3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70%。其《伤寒论·自序》称:“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解脱百姓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伊尹《汤液经》是张仲景撰著《伤寒论》的重要范本。杨绍伊《考次汤液经序》［5］称:

 医家典籍，向推仲景书为汤液家鼻祖。仲景之前，未有传书。惟皇甫士安《甲乙经·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据士安言，则仲景前尚有任圣创作之《汤液经》。仲景书本为《广汤液论》，乃就《汤液经》而论广之者。《汤液经》初无十数卷，仲景广之为十数卷，故云“论广《汤液》为十数卷”，非全十数卷尽出其手也。玆再即士安语而详之，夫仲景书，既称为论广《汤液》，是其所作，必为本平生经验，就任圣原经，依其篇节，广其未尽;据其义法，著其变通。所论广者，必即以之附于伊经各条之后。必非自为统纪，别立科门，而各自成书。以各自为书，非惟不得云“广”，且亦难见则柯，势又必将全经义法，重为敷说。而仲景书中，从未见称引一语，知是就《汤液经》而广附之者。若然，则《汤液经》全文，则在仲景书中，一字未遗矣。

 其意是张仲景《伤寒论》一书，历来被推为汤液学派的开山之著。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指出:伊尹在《神农本草经》基础上著成《汤液经》，至汉代张仲景又论广为《伤寒论》。《汤液经》一书本无十余卷，经仲景论广后方为十余卷，说明《伤寒论》一书并非完全出自仲景之手，而是其依据《汤液经》原书篇节和义发论广变通而成，论广的部分附于《汤液经》原文之后。由此看来，在《伤寒论》成书之前已有《汤液经》的存在，而《伤寒论》是张仲景根据《汤液经》论广而成，从张仲景《伤寒论》一书中即可窥到《汤液经》全文的面貌。

 杨绍伊又云:

 仲景书读之，触目即见其有显然不同之处。即一以六经之名作条论之题首，一以“伤寒”二字作条论之题首。再读之，又得其有显然不同之处。即凡以六经名题首者，悉为书中主条;凡以“伤寒”二字题首者，悉属篇中广论，而仲景即自谓其所作为论“伤寒卒病”。于是知以“伤寒”二字题首者，为仲景所广，以六经名題首者为任圣(伊尹)之经。标帜分明，不相混窃。孰经孰传，读者自明。于以知士安之言，果不虚妄。

 其意是，“张仲景《伤寒》一书所载条文体例截然不同，一部分条文题首以‘六经名’，另一部分条文首冠以‘伤寒’二字。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凡题首冠以‘六经名’的条文均为书中的主要条文，即伊尹《汤液》原文;凡题首冠以‘伤寒’二字的条文乃仲景的‘论广’，即仲景所论‘伤寒卒病’者。由此可知，皇普谧先生‘汉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之言不虚”。

 显而易见，“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书本为《广汤液论》”，而他以“平生经验，就任圣(伊尹)其篇节，广其未尽;据其义法，著其变通”，对伊尹《汤液经》的论广，才成就了《伤寒论》。张仲景的《伤寒论》，是救世济人的灵丹妙药，挽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综上所述，中原西部山区是我国古代中医、中药和道家养生的发祥圣地。炎帝、黄帝、广成子、伊尹、老子、鬼谷子、墨子、张仲景等古代圣贤，都曾在这一地区活动。或养生修道，或行医疗疾，济世救人，无不在这里功德圆满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他们皆得益于该区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环境。今天，在这古人曾经养生、长寿的天然宝地，开辟了永久性保护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一批批游人深入山区腹地，追寻圣人足迹，或避暑养生，或休闲度假，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福祉。为满足人们对古代圣贤的崇拜敬仰之情，人们在山区腹地圣人驻足过的倒回沟“五圣峰”，摩崖石刻了“道家始祖”广成子，“汤液圣”伊尹，“道圣”李耳，“显圣”墨翟，“医圣”张仲景等五位贤圣雕像，供人们顶礼膜拜。

参考文献:

［1］栾川县志编纂委员会．栾川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马世之．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166．

［3］张新河，张九顺．墨家鲁阳悬疑案———墨子里籍与事迹考实［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254．

［4］郭成智．墨子鲁阳人考论［M］．合肥:黄山书社，1999:208．

［5］冯世纶．解读伊尹《汤液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37—38．

(上接第43页)

 第二，强调在抗灾过程中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张以国家统一调控为主，以稳定百姓生活为主要目标;其三，主张建立相对完善的救灾制度，减少救灾过程中的失误，提高救灾效率。苏轼的这些防灾、抗灾思想是其多次抗灾经验的总结，不仅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对后世防灾、抗灾思想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结语

 苏轼同情农民的艰辛生活，抨击各派为了政治利益而严重破坏农业生产秩序的错误举措。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角度出发，将农业生产的稳定视为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石。为了防止因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农业歉收严重影响农民生活，从而导致出现社会动荡，苏轼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灾害预防措施，并从多年实践的基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抗灾理念。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但他的农业思想在当时仍具有非凡的时代意义，而且为后世中国农业思想中的防灾、救灾等理念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宋］苏轼．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352．

［3］［宋］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张喜琴．苏轼救荒思想述略［J］．山西大学学报，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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