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科学与《易》道精神

宋开之

一、《易》科学的可能性

在《易》学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呈现出两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或取向：一种观点认为，《周易》乃中国古代无所不包，且极其完备的科学典籍，甚至认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计算机原理、突变论的数学结构、遗传密码的排列等等，并断言：若以《周易》所架构的科学理论及思维方式为基础，

中国完全可以发展出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而与西方媲美；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周易》乃古人之偶想所得，与游戏无别，其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科学性，它的思维方式的出发点也与现代科学不相容，而今人将其与各类现代科学进行牵强比附，实属荒唐、虚伪。

笔者以为，此两种极端的态度并不能正确地引导人们对《周易》进行积极而合理的研究。诚然，《周易》的经辞本身并不具有现代科学意义，更不能由此而推导出新的科学发现。但简单地否定《周易》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也是不正确的。

且不说世界范围内不少科学家在“易学”的启发下成功地推出一些科学原理，即于古代文明的发展来看，《周易》也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可以确切地说，《周易》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它不同于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和近代实验主义的近代科学，实际上命名为道学更合适)的最基本的概念体系和解释原则。《周易》汇集了中国古代科学的精髓，在中国文化塑造与形成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周易》本身不是科学，至少它不具有现代科学的性质。即使在古代，《周易》既没有形成较为规范性的古代科学原理，也没有转化成和演变出任何具有应用性的古代技术，更不要说现代科学了。科学只是人类诸多学科里面的一种，而通往真理的学问，有很多种。《周易》不是科学不会自掉身价。

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准确定位，不仅取决于对待其文化遗产的态度，更重要的还要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和思想意识去研究其文化遗产。因此，《易》科学或“科学易”的可能性，可以有两种理解，这两种理解彼此不同：第一种理解，根据研究的方式方法、逻辑架构、学术背景、思想前设等的不同，可以形成对《周易》的不同解释理论，如《周易》内丹学、《周易》养生学、《周易》预测学等，这些即形成了不同学派、不同兴趣、不同时代的“周易解释学”，无疑是《易》科学的主流。虽然这些科学的性质并不是《周易》本身固有的，拟或这些解释、指导的理论是否科学，仍需证明，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渗入了解释者的主观因素。

《易》科学是研究《周易》的，是解释《周易》(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有的重社会背景，有的重人文，有的重心理，有的重宗教等等)而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关于《周易》的理论，这些理论形成了若干年的“周易道学史”。新的研究方法的发展，新的科学、新的思潮的出现，都有可能产生新的“周易科学”。

“周易科学”是研究《周易》的。它以《周易》作为指导科学的源头理论来，关心的是《周易》的普适性真理，而并不关心《周易》本身是否属于“科学”这门学科。这一点就像宗教学一样。宗教科学是研究宗教现象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而宗教本身是不是科学并不重要。中医的道理也一样。中医本身可能并不符合诸如解剖学之类的科学定理，因可能是非科学，但并不妨碍中医实践上的有效性和理论上的真理性。

因此，“周易科学”并不是通常意义的科学，它是一种指导哲学，一种思想和观念的汇宗升华。

第二种理解与第一种理解相反而又相承。“相承”，乃因它可能是第一种理解的结果，即对《周易》的解释、研究可以得出《周易》是科学的结论。“相反”，是说这种理论在于判定《周易》的科学性，在于找出《周易》哪点上或哪一方面与现代科学产生联系，甚或在哪方面直接产生了某种科学或某种思想(如说《周易》发现了二进制，说《周易》包含了物理学的互补性原理，如此等等)。这种理解直接把研究者带向了“寻宝”之路，即将现有科学与《周易》可能具有的某种思想进行相应的比附或类推，试图找出《周易》中的相关科学，有时为了说明科学发现的普遍性或拔高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水平，不得已而牵强附会，久而久之，《周易》几乎成了现代科学的百科全书。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原则，犯了主观随意性的错误，这对科学研究极为有害。

一般说来，社会历史学的理解容易产生前一种《周易》科学，而自然科学史的理解容易产生后一种《周易》科学。但是，要建立后一种意义上的《周易》科学，绝非易事。

科学地审定《周易》可能包涵的某一或某些科学思想及科学原理，而不是把它看作一部科学百科全书，任意牵强地导出各种所谓的科学原理。这就要求我们对古人认识和思维特质的深切了解与把握，至少要了解古人能够思维什么和已经思维了什么，以及所达到的水平，如果超越古人实际认识和思维的水平及领域，我们又能于其中发现什么呢?即使我们假以诸多的边界条件，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这也许就是《周易》以降的诸多后学者失误的地方。

他们不是就《周易》本身所涉及的领域而科学地展开研究，却随意生发，比如孔子晚年得《易》而喜，孔子喜《易》几何?此事不得而知。两千多年过去了，那么多致力于《周易》研究的人，创造出许许多多的人间奇迹，为什么视而不见？这可能因为研究者对《周易》科学性的定位不准。定位不准就导致研究无从下手，使研究者多从个人的经验和兴趣出发，而牵强附会地架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不仅脱离了《周易》实际的思想内容，而且与科学的要求也相去甚远。

举例：从气象学角度来看《周易》，他所包涵的科学性是什么呢?依据当时人们的生活实践及认识水平，《周易》更可能是一部气象变化图——“爻”是“卦”的基本单位，而“卦”是“周易”的主要材料。“爻”有阴阳之分，“阳爻”为“一”，“阴爻”为二(即多数之意)，也就是“天一”，“地二”(或“天一”，“地多”)；天象的变化就在于“一”的叠加，反映了云雾的多寡；“地多”则为天象的变化对地上事物的多样化影响。这种理解基本上是符合气象变化的客观事实的(由“阳爻”和“阴爻”的契合来反映天气的变化，由此而演化出六十四种天气)。

另据中国古人的思维特征和思维高度，对天象的解释往往渗入人的直觉灵感，并以天象同人事相类比，从而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模式(“天一”不仅论证了王权的至高无上，也说明了“仁”、“德”的纯洁性和唯一性)。由此可见，这种观物取象的做法既符合原始气象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其中所包含的科学定理也就在于这种观物取象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这种认识在实际作用中达到了怎样的结果，它在哪些方面能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启发。

实际上，《周易》所构建的气象知识体系由于其“传辞”的人文性，在后学者中气象知识已经不居主要地位，而突出了“以德配天”或“天人感应”的人文知识和道学思想成份，由此《周易》的科学性也就让位于道学性。所以，我们研究《周易》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周易》的科学性(但这并不是说《周易》就是科学)；二是“易学”的道学性。研究其科学性就要剥离其人文主义的无关部分，并加以现代科学知识的疏导；研究其道学性必须将其放在伏羲、黄老、中医、丹道等同类背景，以历史的视角做整体研究，并对现代科学进行创造性指导，以达到古为今用。

二、《易》道精神

《易》之为学已成为学者们的普遍认同，所谓“学”，即学《易》之“道”———就《易》所包涵的“道”、“理”而伸展开去。有人比较偏颇，如严灵峰先生所说：“就《周易》的经辞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唯有`经传'才有学的价值。”这是不对的，学《周易》，必须着眼全体，并且立足传统的应用（如中医、丹道、太极等等），不要因为《周易》的卦象和系辞所受有所谓巫术和占卜色彩，更重要的是要从“道”的高度深刻理解“易学”的底蕴，即将《周易》和《易传》及其后诸多应用连成一体，构建成“易学”的有机系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和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精神和价值就是《周易》所构建的气化流行图式的人文性质，即《易》道精神。

《周易》同时也是通过气的本质、变化规律来揭示社会和人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然而，不论《周易》所揭示的气的性质是否能够被现在的科学仪器检测到，它所关涉的人文精神，仍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因此，“易学”研究也就成为现代人与《周易》的对话，并依据我们现时的需要去理解它，去诠释它。即以“《周易》的意义”而言，亦已体现了这种“经流变易”的文化底蕴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纵观《易》道，其精神可以概括为“法则、合和、化育、至诚”四个方面。

1.法则

“法则”是《周易》创作的客观依据，也是后学者研究《易》的原理，古人“观物取象”制作“八卦”，其依据是自然规律，并依此推断出人事的变化及国家的兴衰，“道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因此，其后学者也必须以《周易》本有的思想内容为根据，以《周易》深蕴的精神为源头活水。

这种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法则和根据，而不是任意行事。“法则自然而为道，法则社会而为德”，这是古人行事的基本原则，所以说：“要顺命行道”。古人成功的经验也不少，尤其是周代商而兴就是观天时、察人事的结果。这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意志和信念。而且古代中国的成功，与这种意志和信念是分不开的。成中英先生在其《唯变所适的易道与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一文中提到，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往往徘徊在成长过热与成长停滞的两个极端点上：“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一贯的法则依据，而仅凭行政意志行事。

法则的要求不仅是立法的逻辑性和科学性，更重要的是执法的坚定性和公正性，《周易》的制立和《易传》的精神皆体现了如此道理。

2.合和

在易学史上几乎所有有成就的学者，皆提到了《易》的合和思想并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这无疑说明了《周易》合和思想的重要性，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古人“仰观俯察”所看到的大自然是包罗万象且完美和谐的，这恰是人类社会参同的原则。因此，它要求人们亦同大自然一样，不仅要包容它物，也要包容他人。如此，才为善道而利通。所以《象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坤”即阴柔含润，宽容大度，可容载万物，此乃君子之德。所以“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子曰：子居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机之发，荣辱之重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在阴”即为谦柔，是善为之道。有此德才可与人合。由言善至行善，既是君子的本质，也是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

君子在古代就是那些德高望重之人，兼国家和民众的管理和领导之职，其阴柔之德便是与人为善，广纳博采，合和生利。所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君子的包容之德不仅占有人和之利，也有其物质之利。考虑到“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不能不说此一易道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也许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吧，这种精神被“亚洲四小龙”成功嫁接到其现代化的建设中，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团体精神”。近来东亚的金融危机，韩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令人可敬可佩。

《系辞传》着力阐述了“合和”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所以，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合和精神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关系，积极吸取世界各国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在内部建立良好的沟通环境，充分发挥民主和法制的作用，调动每个公民的积极性。因为民主更具有包容性质，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才能坦陈其言，坦诚相待，做到真正的合和。因而也就更有利于参与世界经济的大循环，形成良好的世界大环境。

3.化育

化则变通，育则功成，化育亦是《易》道精神的重要方面，它包含生、化、变、通、时、位、中、正等的发展思想，“生生之谓‘易’”已揭示出了《易》道的精神本质。所以“ ‘易'之为道也，屡迁；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变所适”。

“易”为“道”，“道”通“易”，生生不息，变化不已，一切皆无固定不变之形式，一切皆于变化中生成。“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人业。”一切运动和变化都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所引起，而运动和变化导致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生成。

所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始”是指万物萌生的依据，“资生”是万物生长的条件，万物具备了生长和发展的条件就会变化无穷，生生不息。所以，“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其形”。这里都强调了运动和变化是事物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法则。

自两汉以来，中国传统精神的广纳博采，大量汲取了异质文化，诸如佛学、胡服等，并内化为汉文化的组成部分，呈现出华夏有容乃大、生生不息的文化大观，并孕育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新生力量，远播四方，恩泽被远，八面来朝，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这些皆可见中国人的“生化”思想，同时也是这种思想作用的结果。

也许人们并不以为，中国古代的发展实乃自强不息、生生化育的结果，然而近代以来的落后不能不说与其背离《易》道精神，转向闭关自守、拒斥异己与自我优胜的心理有关。

这恰是我们学易之道的实质所在，即开放和改革，大力吸纳别人的先进东西，包括思想和观念，以促进自身的变化和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如毛泽东所说：“穷则思变。”当然“易穷”并非“易”的穷极或穷尽，而是指“易”道的广远、深沉，即当“易”达到一种新的境地，其变便是必然的，只有变才能通达和持久。

“变”是“化”的基础和前提，“育”是“化”的结果。通过变才可将异质之物进行杂合，即化合，由此而培育出新的事物，从而使事物生生不息，持续发展。

在当前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的大环境下，中国社会要想适应其潮流，跨入先进文明之行列，必须不断引进和学习先进的东西，通过变化而转为自己的东西。这样才能不断培育出适应发展的新事物，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唯变所适”，不仅体现了《易》道精神的实质，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

4.至诚

无论是法则、合和还是化育，在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中都体现和取决于人的“至诚”态度。《周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原意性命双修的次序，推而广之，引申为究极事物之理性，推至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它体现了古人穷尽事物之理的精神，把握人类自身命运的意志。

所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尽性”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尽物之性，即探究万事万物之性，把握其运行规律，这可说是尽客体之性；另一方面是尽人之性，要求人要明心见性，如此才会忠诚于客体的本性，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依客体的本质要求做。人要有献身的精神，孜孜不倦地探究事理，尽善尽美地修身养性，以达到天人合和，物我同体，架构一个天、地、人相存无碍，合和共进的宇宙秩序，这可说是尽“易”之性。

相比之下，尽主体之性比尽客体之性更为重要，因为人要有“外其身而身存”的精神，才能穷天理、尽人性。所以“劳谦君子有终吉，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德言盛，礼言恭；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此意在谓君子能尽心尽职，方可得国安民，居位定势。同时，至诚也是完美的理想人格，人能做到谦恭，就是德，在处理各种事务中，就能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谋私利。如此，便可得天时、地利、人和，达到宇宙、社会、人生的和谐统一。

至诚的《易》道精神在今天尤为重要，行于此便可避免人的行为对自然的破坏，诸如滥采滥伐等，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同时，至诚于社会，谦恭人和，可以消弥无限的人欲和激烈的纷争，创建一个人人自适、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至诚还可使个人处心如水，淡泊静远，而不至于在快节奏、高竞争的社会生活中焦虑烦燥、寝食唯危，而导致心理的变态和神经的压抑。

总之，《易》之科学与《易》道精神构建了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基本格调，形成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特质。易学的长盛不衰，恰好表现了这种精神的延续和不断升华的内在要求。它总是与时代相辉映，与需要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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