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极限——以易学思维看中国现代科学发展与民族复兴

王元卯

一、在易学指导下认识科学

“世界为什么会存在？生命是如何出现的？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意识到底是怎么回事？时间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是否存在一个完整、统一的宇宙学理论?”的确，这些问题至少已经被科学扣问了几千年了，至今没有答案，与其要等待很长时间，不妨先看看中国古人是怎么做、怎么说的(毕竟类似问题解答的“遗骸”，至少已经在中华大地上默默地躺了上万年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换一种思维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或许对科学所面临问题的分析、解决，有一些启发和帮助。

“推天道以明人事”之特质，决定了中华文明在开创之初，便建立了一个统一、完整的宇宙学理论—中华上古易学，有了一套关于“人生之目标的看法”。《易·大有》彖传：“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时而行。是以元享。”《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即太极携中五均衡场居于中央，相互竞争各子场在其主导下能够上下协调相应；五行周转，六气循环，凝聚而为宇宙天地、万物，称为大有。随着先天之元阳正气（意识之主体），在生物体内不断萌生、积蓄乃至充盈，万事、万物便如同日、月那样，彰显出其纹理与色彩。因此，有序演化之大自然，发展至人类诞生，便五彩而文，斑斓成章，有了太极刚健文明的品质；具有依循天道将人类之生活、开拓与发展融入到大自然自组织有序进化之洪流当中的自觉意识与能力。

在地球生命序列之中，崛起于雷泽—东海之外一个幅员广阔的中央大陆上的中华民族，无疑是第一个觉醒并勇敢担负这一伟大使命的民族，故而能够生生不息与时俱进。因此在中国古代，巫觋占卜，道家丹道，医家治病，看似毫不相关，其实都是一方泉眼下分出的一支支细流。

说易学是中国上古版的“科学”，似有穿凿附会之嫌。以西学的那套规则对号入座的话，易学难免成为科学“法眼”中的一介“白丁”。令人“惊奇”的是，固然以西方现有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古老的易学，但在以易学之思维及理论解读自然的尝试中，这些所谓的科学难题，几乎总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迎刃而解，埋藏于中国文化深层中的那些“遗骸”、“化石”也会奇迹般地“复活”、一一再现。以至于使我们回答诸如：“为什么洪荒时期的上古圣者庖西、大禹仅凭结绳之数，就能够经天纬地，治理天下？而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我们却只能将人文、社会以及生命科学圈划为牛顿定律之外的禁地。”“为什么近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产生，易学同样也不可能在西方产生?”以及理解“为什么西学理论几乎都是‘唯象’的、统计性质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乃至虚幻性在里面；为什么宇宙有序演化的组织者，这生机勃勃，最具鲜活生命力的因素（古人拟其象为“太极”、“华<花>”、“凤”、“龙”等）会被描述为江河日下，一片死寂的末日景象?”等等，这原本显而易见的问题不再困难。从而能够对易学与科学，人类历史上这两种迥异的认知方法加以重新审视。

中央倡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高层建瓴，对中国的科学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指出了科学之“瓶颈”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我们重新认识与界定科学，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复兴、再造中华易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注入生机与活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不仅为科学破冰除坚提供一个借鉴与参照，更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奠定基础。

易学全息宇宙观一瞥中华先民对大自然的探索和认识，源于对光线这一“天籁之音”的密切交流，源于对白昼与黑夜这一寻常物象的敏锐感悟，并由此勾勒出一幅宇宙图象：“一切都是以圆周嵌套、消长循环的方式产生的。天地、宇宙就像一个特大的圆周，其中镶套着一个个小圆，而每个小圆内又镶套着一个个更小的圆……。所有的圆都是以阴阳两个圆环镶嵌而成，不停地消长、循环变化着。”即将天地、宇宙看作是一个自组织、自相似的阴阳消长、循环镶套系统（该系统中所有圆内所嵌之阴阳环均由同一“模板”按某一倍率放大或缩减而成，其阴阳属性由此倍率的个位数字来表征、量度，而高位则表示各级嵌套循环的周数）。创建出一套系统、全面的量变、质变数理逻辑体系，对宇宙的起源及演化给出了一个简捷精当、完整、统一的描述（举凡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理论，完全可由以上假设演绎、推导出来，并对所有满足条件的系统均普遍成立。

也就是说，从最初按阴阳消长规律变化的辐射场，这一孕育物质生命之“原汤”中生成的，被充塞虚空，渗透到有形的万物内部的元气，把整个物质世界联成一个整体的各个宇宙，都按古易学所揭示的规律及方式构成和演化，这恰与当今西方的“相对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虽然没有显微镜、望远镜，但是古人依然能够洞悉宇宙间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本源，动力与规律。古易学指出，太极场之量变区中，具有性质相反的两个局域：（2、7)局域中，众多细小、无形的辐射能量元构成的气，在该区域所具有的“收缩”、“吸引”等阴之功能作用下，逐渐“凝聚”为有形的各级嵌套结构（诸如中国古人所称的“小一”以及西方的暗物质、基本粒子等）乃至天地万物；(3、8)局域则具有“膨胀”、“排斥”、“发散”等阳之功能，却能使有形的各级“团状微粒”。乃至天地万物，逐渐消散，又复归于气。由此阴阳二气聚散消长，循环不已，成为宇宙间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本源与动力。

而在逆变区中，当系统以嵌套方式演化时，若其数量上的改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引起系统质的改变（逆变为与之反向关联的另一系统），并进而综合，演变成为更髙一级的系统；而这更高一级系统的阳，为子系统阳之阳、阴之阴所组合；系统的阴则为子系统阳之阴、阴之阳所组合，从而系统是以阳之阳、阳之阴、阴之阴……的规律，通过阴、阳子场间的复制与嵌套，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地循环演进、变化着。

由此揭示出天地、宇宙起源及演化的奥秘：它源于虚空之中的某个辐射场的自组织作用。充斥其间的是无穷无尽、细小无形的“模板”—辐射能量元。古人称之为，即太极元气。任一处的场均按太极（洛书）分布，以该点为中心，各方向上场的幅值之和都相同，因而在所有地方，向各个方向看去大致都是一样的。即在大的尺度下，辐射场是均匀的、各向同性的。而在某些更小的范围，存在形如(2,7)、（3，8)、（4，9)、（1,6)这样的局域。由于起初所有的局域都是辐射性质的，因此并无物质的凝聚。然而阳极生阴，当辐射场达到某一最大值时，（2,7)局域便逆转为收缩场。

在（2，7)凝聚场之作用下，该局域虚空中的“辐射能量元”，将逐渐凝聚、成长为一个嵌套组织“队列”。其内层状态（前四层及第五、六层）之循环周期分别为36，45，54。前四层形成十层（1+2+3+4+10)嵌套，共循环360周。显然，每有一个原始态（第n-1层）产生时，现态（第n层）便在太极场的作用下变为过去态（（n+1)层），再次出现的态便总是处于系统的平衡点上[[(n+1)+(n-1)]÷2+n]。例如，每当有一个新的第四层产生时，原来的第五层将变为第六层，再次产生的态，便总是处于系统的平衡点上：[(4+6)+2=5]。其每一层都是在前一层加9产生的(在该场之作用下，系统任一局域同步循环一周形成的）。由于阴、阳子场复制每三段为一循环，系统嵌套亦是以每三层为一个单元来组织系统的。因而不仅在某一瞬间系统是平衡、均衡的，并且在演化的过程中也始终保持均衡、和谐的状态。

遍布在该局域中的那些线度为10^-53cm的辐射能量元，经10级（10¹⁽⁾周）循环，成长为（…0.4×10^-29，0.7×l0^-25，l.O×lO^-21，1.6×l0^-17，2.8×l0^-13cm的十层嵌套，此时生成的嵌套组织只有“电子”般大小。如再循环一级，那么“电子”的“核”将变为5.2×l0^-9cm的“质子”，同时其外层则变为2.8×10^-13的“电子”。在中五均衡场的组织、整合下，逐渐形成一个微小的、“花树”形结构的系统一原始宇宙胚。该微宇宙全息胚之中任—阴阳环的整体结构（内层嵌套结构之排列分布）为：

2 8 18 32 50 72 98 (280)收缩场半周内七层

2 8 18 32 32 18 8 2 (120)，膨胀场半周内八层

由此在（2，7)收缩场中，布列着七个新老不一的子系统，太极1连同最内层的一个组成嵌套数为十的场，为新的太极（10，30)；后面的六个则构成54层的系统。整个系统则具有64层的结构：54+10=64，即初、次级系统分别以4状态循环50周、60周，即有：10+50=60。类似地：60+10=70

70+50=120，120+70=190

190+50=240，240+190=430

430+50=480，430+480=910

…… ……

从而按洛书逆时针方向，每900周循环一次，依次形成（1，6)、（2，7)、（4，9)、（3，8)、(5，10)诸场，并以此五种子场生生不息的循环“气化”，“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构成宇宙时空与天地万物。

由此可见，在收缩场半周内生成的七枝主干280个系统元的“花树胚”，膨胀场半周内便在虚空中“发芽”，并迅速长大。同时以每一主枝分区元为“太极”又生出八层副枝共120个系统“侧芽”（即收缩场半周先生出“天”膨胀场半周后生出“地”，二级子系统）；一些更小的收缩分区中凝聚产生的微嵌套结构“小小树胚”便象花蕾一般在这些“侧芽”之“花苞”中孕育，逐渐生长出来，…犹如一串美丽的花朵，生生不息渐次地绽放在广袤的虚空之中。我们赖以憩息的宇宙，包括人类种族的孕育、繁衍，便在这一次次花开与蒂落之中，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以及看不见的整个世界。由此，初民人不仅以花（花的古字即今华）为自己民族命名，并且将花朵所具有繁衍种族的这种能力作为大自然生养万物神奇力量的化身而加以虔诚地礼拜⁼祭祀，以期望种族繁衍、生息之兴旺发达。

当系统即将完成阳半周的循环时，其阴、阳子场的状态将同时发生逆转。阳子场逆变为一个完全凝聚的收缩场，阴子场则转变为一个完全的辐射场。阴极生阳，其（2，7) 局域又将逆变为凝聚场，开始新一轮的宇宙生成过程。因此，大自然自组织有序演化之进程是一个有始（或无始）无终的自然循环过程（系统之天、地二级子场绕其太极循环、逆变的周期分别为2600万周与26000周）。古人由此将太阳想象为一个由大鸟背负着，在天际自由翱翔的巨大火球（火精）。随着太阳（代指整个宇宙）在烈火（局部的辐射场）中燃烧，一点一点地终结、消亡，最终却又能在烈火中“凝聚”、重生，而演化为能够浴火重生的大鸟“凤凰”（皇言其大。《说文》：“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无疑是对“太极”率领之下的大自然有序演化进程的形象化描述）

我们的宇宙（处于第二级循环形成的系统中）只不过是虚空中这棵不断生长的宇宙树上一颗小小的“果实”颗粒而已。当系统循环到第五层时，整个“宇宙树”只有5.2×10^-9cm大小，上面的“果粒”儿尚未长出。循环至第二十层时，则有1027cm大，而这颗“花树”状的宇宙此刻已经有1067cm大小了。

该“宇宙树”之嵌套结构为：

0.4×l0^-29，0.7×lO'²⁵，l×l0²¹，1.6×l0^-17

2.8×l0^-13，5.2×l0^-9，lO×lO-⁵，19.6×10^-1

29.2×10³，38.8×10⁷

0.4×10¹¹，0.7×10¹⁵，1×lO¹⁹，1.6×10²³

2.8×10²⁷，5.2×10³¹,10×10³⁵，19.6×10³⁹，29.2×10⁴³,38.8×10⁴⁷

0.4×l0⁵¹，0.7×10⁵⁵，l×lO⁵⁹，1.6×l0⁶³，2.8×10⁶⁷(以下略)。

二、中西方思维对比

中、西思惟之差异，从中、西方对文化、文明的不同理解与侧重即可看出。为近、现代学者所推崇的“人类学之父”泰勒对文化的定义：“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为某些知识、知识的罗列与堆彻，它注重与强调的是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主观“映像”。与中方“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隐藏在纷繁复杂、不断变幻之大自然万千景象背后的“本质”—客观真实存在，并以之指导人类生活实践这一方法有本质的区别。西方以构建“一个完整的统一理论”为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人则以掌握与顺应自然规律为基础，建造一个“天人合谐”之宇宙为目标。因此，中方所谓的“文化”，无疑是自然界的人为部分之中，与自然“意志”相协调、契合的那一部分人类实践活动。

它之所以能够与自然界之其它部分相区别，乃是因为，虽然万物皆有灵气（意识），但在自然界中，唯有人具有认识自然规律，并循之组织起来，融人到大自然自组织有序进化之洪流当中的自觉意识与能力，这是人与其它任何一种生物最本质的区别。正是人类的这种自觉意识，使得人类与整个自然既相区别，又能浑然无迹地融为一体。它要求以客观的、能够真实反映自然的、完整的宇宙学理论，来指导和规范人类的行为与实践，因而它注重与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遵从为基础的。

当人们试图用知识这面“镜子”去观照自然时，每每事与愿违，总是发现出现在镜子里面的是我们自己，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对处于开放环境中的任何一种生命来说，对来自外界的能量与信息的摄入都是有选择的，他会就其思维与认知的方法及习惯、偏好，对之加以过滤。一切超出其经验与认知范围的无疑会被当作异类而加以排斥，这无疑是生命赖以生存并繁衍、生息的前提与保障，却也容易使人固步自封，成为禁锢人类向前发展的篱樊。故此，中国古人才要举起文化的大旗，通过“坐忘”、“禅定”等内参之法，使被“物欲”拖累的“身心”，逐渐回复到“天人合一”的本初状态。通过观照自己，来观照世界，认识自然（古人所谓的道乃大自然自组织有序演化之“纹理”，按照中华易学之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全息宇宙观之理论，在诸如天、地、人身，系统任一全息元中都蕴含着大自然自组织有序演化之“纹理”与规律。不仅可以易学方法推理而得，亦能通过“坐忘”、“禅定”等内参之法以“心眼”观之。），以构建包括人类在内的，关于整个宇宙的自然之学；这是它与试图将人从“天人合一”之自然系统中剥离出来，以构建与整个自然相区别、对立的人工之学的西方科学思想，有着本质区别的原因所在。

处于大自然中的两个完全相反的局域场（西子场为东子场之镜像，系统场与东子场同一方向），使东、西方在对大自然的认知与探索上采取了两种迥异的方法。

东方所处的膨胀场，主生发，决定了东方思维具有发散、变动、开放的特点。常在系统内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子系统间跳跃，注重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系统的整体性，从而使得东方思维习惯于从整体出发去把握事物。而西方之收缩场则主收敛，其思维多具有收敛、凝固、封闭的特性，更多地立足于某一局域。乍一看来这似乎并无太大的差别，因为其间的相关性都会使得双方在各自的立足点上对二者加以灵活运用。但是科学所特有的局域色彩，使其推理逻辑缺少它所必须具有的系统内任一局域都无一例外的普遍适用型，由此分割之后的综合便难以为继。

因而，西方注重实证分析的现代科学方法，在构建静止的、局部的“唯象”理论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方面具有便捷、明了的优点；若用于自然研究，构建一个完整的统一理论上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就像是在小马驹的额圈内吊着一只水灵灵的红萝卜，马驹为了能吃到眼前的美餐，而不停地前行，但却无论如何也是够不到的。因为在马驹前行一步的同时，带着萝卜也前行了一步。因此，在漫长的探索之后，只会留下一串永远无法抵达目标的脚印。之所以如此，在于西学中从来就不曾有过，能够描述自然演化这么一个运动系统的，较为严密的数理逻辑体系。

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先生曾说：“在1400年以后的200年，如果我们粗线条看，那就要承认，欧洲崛起了，而中国落后了。要想知道为什么，只须看一下这200年欧洲都出现了哪些思想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此论甚有见地。欧洲凭借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200年间迅速“崛起”了，使得人类掌握物质力量的能力有了空前的提高，那是毋须置疑的。但对人类来说，这未必是件好事。

按照易学所揭示的宇宙之平衡法则，某一单方面能力（如借助外物、外力）的空前提高，必然导致另一方面（智能、体能）之空前减弱。现代科学的最大成就，也许不仅仅只是对老天爷所造的自然之物进行肆意“切割”，以“组合”出层出不“巧夺天工”的“人工代理”，将人类自身及其思维“切割”为，使用诸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各种不同语言、相互间难以勾通的许多类型的“半人工产品”，并且通过高度体系化、专业化的“各自为政”与“训练有素”的科班“机械化”式的大批量“生产”，将人类对自然的这种“异化”推到了极致。从而“创造”出与整个自然相区别、对立的“非平衡的人工异化区”。也许当今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区域正是大自然自平衡之“排异”行为所要剔除、淘汰的对象。

大自然之生态，乃是一种动态之平衡，有多少太阳光，就有多少与之平衡相应的山川河流、森林、植被与生物（覆盖地表的森林、植被，不仅能固水，而且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光能、热能制氧，净化空气。增长的森林与水又能吸收光、热）。一旦人为地打破这一保持了千百万年的平衡，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多余的那一部分光、热，必然由以冰的形式蓄存在两极的水来平衡。冰融解后以吸收这多余的那一部分光、热，由此造成大洪水提前到来。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为什么大洪水之际，总是“不开化”的高山或高原地带能得到上帝的眷顾，有机会幸存下来，而沿海及河套平原的那些“异化最快、最大区域”却难逃灭顶之灾？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当今之世的科学家穷一、二百年之力，犹不能得到一个完整、统一的宇宙学理论的原因所在。

以此告诫人们，人类是不可以自己的一孔之见而企图剥夺上帝（造物之太极）的权力。因为，宇宙中的任何生命，包括人类在内，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像上帝造物那样完美无缺，不可替代，与休戚与共的大自然水乳交融，“不仅在某一瞬间系统是均衡的，而且在演化的过程中也始终保持均衡、和谐的状态”。人类的发展，人类对明天的“美好”追求，必须以大自然之发展为依托并与之相和谐、适应，当其所藏则藏，当其所长则长；否则，不加节制，必如疯长的禾苗，难以结子，虽个子老大，却难逃被抛弃的命运（如西方《圣经》所言：当收割之际，我要把麦子收仓，将野草烧掉）。

但令人时而不解的是，为什么很多最基本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比如西学现在仍然存在着类似于“飞矢不动”、“兔子永远也追不上乌龟”这样的一些悖论。这些悖论存在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如果任何事物在占据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时空时是静止的，而飞矢在任何一个瞬间里总是占据一个与其自身相等的空间，所以飞矢实际是静止的。”然而，真正的实际是，某一事物在占据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时空时，并不能保证它一定就是静止的，因而这个“如果”是不能总是成立的；就像一个被吹大的气球，在它逐渐胀大的任何一个瞬间里总是能够占据一个与其自身相等的空间。按照中国古人的易学思维，基于某一点（或状态）向某一方向上的运动、改变，应当不同于原来的状态，即意味着对原态的“否定”。显然，原态为飞矢不动，由原态转化到与其方相关联的“反态”，飞矢就由原态变动为与原态完全不同的第二个点上，如此反复循环，飞矢便运动起来了。

中国古人就是通过考察由原态转化为反态这么一个阴阳转换系统，按照阴阳消长规律反复循环嵌套，来模拟大自然自组织演化进程的。因而难与易，正与反、有与无，本就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无可以转化为有，有也可以转化为无，有无相生，变化无穷。西学则不同，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处在那么一种孤立、静止的状态（中、西学之“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缺乏任何两个状态之间的关联，因而运动根本就无从产生。对古人来说相当简单的一件事，却被我们用一个越来越细小、致密的“图框”，一、二百年这么框来框去中，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以至于守着“琳瑕满目”的建材铺，却无力搭盖一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茅草屋。

虽然不清楚超弦理论是依据什么得来的，但它与古易学有相似之处，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超弦与玻色弦分别只在10维与26维中自洽，且有五种弦理论，就与古易学之中，以

1，11，21，31，41，51，61，71，81，91，

6，16，26，36，46，56，66，76，86，96

10层嵌套中的20个子系统，按一阴一阳两级循环组织、构造系统全息胚：

第一级循环：分为(1，6,11,16,21，26，31)，与（36，41，46，51，56，61，66，71，76，81，86，91，96)，两步形成。即由（1，6)子场生成（4，9)子场。前者，阴半周：六个子元围绕阴太极循环30周，而构成含七个子元的子系统；阳半周：这七个子元围绕其阳太极循环，构成含八个子元的子系统；同样，后者之十二个子元围绕太极循环60周，并最终形成含十四个子元的子系统。从而，以阴、阳太极为纽带，形成新、老共存的两代子系统。古人分别称之为“十四经脉”与“奇经八脉”。称阴、阳太极系统为“任脉”、“督脉”。除去“任”、“督”后的“十四经脉”，为“十二常经”。由于任一全息元中都有64个分区，每个均为六层，共384个子系统，称为该系统的三百八十四个“穴位”。即第一级循环构成的初级系统，成为全息胚的“经络”系统。

第二级循环：以第一级循环构成的初级系统为“蓝本”围绕太极循环，形成最初的九个子元（1,6，11，16，21，26，31，36，41)循环40周，与太极构成具有十个子元的子系统；该系统又围绕着已逆变为阴子场的太极循环，形成含十一个子元的子系统（46，51，56，61,66，71,76，81，86,91，96)循环50周。即由（2，7)子场生成（3，8)子场。从而构成一个按阴阳消长规律变化的系统全息胚的完整结构。

最终生成的这十一个子系统（系统全息元结构为11520，与结构为520的初级系统有完全相同的结构，只是多循环了11周。），古人比之于人，谓之脏腑之器。即肾，心，肺，肝，脾“五脏”，及膀胱，小肠，大肠，胆，胃，三焦“六腑”。以至将天地、宇宙一股脑地“影射”、“搬迁”到人身上来（因而，对中国古人来说，研究宇宙、天地万物，只须在人身上用功即可）。

之“五行”中的某些局部片段相契合。然而遗憾的是，虽自哈勃发现退行红移以来，宇宙演化的观念终于姗姗来迟地进人西方的视野，但凝固、静止的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还不能以十分自然的演化、发展观点看待事物；只是将这五种弦理论，看作是同一物理状态的不同描述，而不是将它，乃至更多的理论都看作是同一自然过程中的某些相互关联的片断，并试图找出这些关联，从而将诸多理论有机地整合起来，成为一个能够描述整个自然演化的理论。

虽然西方近代方法论尤其系统论的思想与易学思维立足整体、统筹全局，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之关系的方法有相通之处，但都无法弥补以上诸多缺陷，并且“由象而数”的科学方法始终无法根除。由于人类在认识自然之前，尚无法“详尽”地描述实在，在以科学方法对大自然万千纷纭、繁杂之物象进行“解剖、分析”，进而构建数学模型时必然遇到难以克服的多重（如来自数学、物理学方面的）“失真”困难。只能以一次次实验之后进行不断地“修正”这样一种“试错法”来弥补，从而使得西方诸多理论，无不打上“准确”之“模糊”的烙印。

爱因斯坦曾说“只要数学涉及实在，它就不是确定的，如果它是确定的，那就与实在无关。”明确地指出了西方运用于物理学中的数学存在着问题。它的一个可疑之处，就是将一些数学理论不经验证，直接拿来应用。众所周知，无论是欧几里德平面几何，还是非欧几何、希尔伯特、黎曼空间，都仅仅只是对地球或周围局部空间的某种近似，它们大多只是数学家头脑中的东西，并不带有我们周围空间乃至整个宇宙都是用的普遍性。由此造成以之为工具的西方物理学对自然的描述缺乏足够的准确性，当在情理之中。比如微积分应用的基础是，连续函数中任意两点之间都包含有无穷多个点，任一连续函数的导数均可表示为其极限值加上一个无限小量。这与西学中的时空量子化以及易学中由有限多个相互关联但并不连续的子嵌套所组成的有限宇宙时空相矛盾。显然，称为“连续”、“无限”的概念只是对宇宙某些特性的一种近似，即在一个较大的尺度上取平均的结果。只有距其足够远（或目标区域内的嵌套数足够多），方近似成立。

这或许就是测不准原理的真正含意：由于这些近似的引入，从而丧失某些精巧的细节。因此，量子力学在其“最擅长”的微观领域内存在着无法涉足的禁区，是由其“由象而数”的科学方法以及所采用的数学之局限造成的，而根本不是什么大自然具有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为了能在系统中应用这些数学工具，而将宇宙中由极其微小的、“量子化跃迂”般发生，不连续的时空元构成的有限区域，人为的处理为连续缓慢的逐渐从一态到另一态转变的无限的、均匀的连续区域。所给出的只能是在一个较大的尺度上取平均的近似结果，从而丧失均值以下10-5倍的精微细节。由此得到的“模型”，早已与真实的宇宙渐行渐远了。

因而西学中的“实证”与其推理之逻辑一样，讲究的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其“实证”主义的“法官”还没有取得从业资格，就已经“上岗执法”了。易学则与之不同。之所以能够创制出一套“数理合一”的易学逻辑体系，无疑是因为中华先民很早便认识到，天地间唯一存在的理乃是能够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颠扑不破之真理（恒一不变之特性，决定了真理的唯一性、绝对性，在宇宙起源及发展、变化整个生命进程中都普遍适用，而无例外）。

所涉及到的数则是在其过程中所体现、遵循的各种量（数）间关系及运算法则。数与理是宇宙中客观存在之阴、阳两面，唯有能够对宇宙起源及演化内在本源、规律及整个生命进程都加以准确、真实地刻划的学说才能超脱于具体物象之上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而不仅仅只是人们头脑中的东西。所以，与西学中有数与理、“唯心”与“唯物”之分不同，在中国数与理统一于易理，反向关联的“信息场”与“物质场”统一于太极。

中华先民用最少，但足以描述系统共同性质（按阴阳消长规律变化）与特征（任一系统都是由两个反向关联，阴阳互补的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均衡、和谐的有机整体）的逻辑要素，在第一时间构建能解释系统内所有现象的理论。成功地模拟了大自然的“自组织”行为，给出了一个能够按照一套特定程序自动循环嵌套，演化、生长的“理论树”。只须给出一组初始参数（洛书中的一至九个自然数），满足系统条件，则其系统（理论）便会以原有系统（理论）为基础，按照其程序自行对其各种功能进行不断地循环、扩充以进行系统（理论）的更新。

所涉及到的虽然只是区区自然数，却包含了所有可能的“几何”而无遗漏，从而能够“依其所需”，在系统进程之动态中自动调整各部分时空的“几何形状”。在第一时间内就解决了西学面临的所有基本问题。这与西方诸多“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从易到难，先易后难，化难为易，以易求难”之“简化原则”；只看到局部的简单，而无见于整体繁琐、复杂的科学分析方法完全不同，无疑是切实可行，最简单、经济的方法（对中国古人来说，难到极处便是简单）。

量子力学的另一费解之处，就是它的几率诠释。如同爱因斯坦所说的，上帝不可能掷骰子。如果上帝以所掷骰子点数的大小，来确定白天的后面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的话，他一定会非常奇怪与不满(当然，特殊情况除外）。

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物理学分支学科，其前沿已经触及“道学”。

在一系列实验以及波尔原子能级理论的基础上，薛定谔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波动力学表述，取得很大的成功。然而在对双缝干涉实验解释的波函数的几率荃释上，却使这成功大打折扣。由于计数器探测到的总是整个的，而非部分的粒子，为了消除这些困难，与双缝干涉实验相符，前后一致地描述所有这些现象，而勉强地把波的强度解释为几率，即正比于波函数绝对值平方的量代表几率。从而使系统演化的细节淹没于系纵之中。

对应于各种波函数的叠加而得到系综，从而包含了所有可能的方式，然而可能的，却不一定都是存在的。幸运的是，光谱实验分明已经排除了这许多的可能，找出了那个真实的存在来。我们知道，薛定谔方程的解：

ψ₁=exp(ikx) ψ₂=exp(-ikx)

为互为反相的两个半周。根据里兹-里德伯定则：任何一条光谱线的波数等于其它某两条光谱线的波数之差，或和。与经典波动力学相类似，中应为一个与波数或能量相关的量（如能级密度），那么在线性叠加ψ=cl×ψl+c2×ψ2中，令cl=l，c2=±1,则有ψ=ψ1±ψ2描述正、负两个半周的突变区域内的演化，由此可见，薛定谔方程由两个动力学半群描述。它们分别描述各自区域内的演化，而唯独缺少与平衡相关联的“熵”这一环节，因此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仅能描述某些局域内的静止系统。另外，波函数的归一化，实际隐含着能量守恒：

1=N×/4(x₁t)/2得：x/4(x₁t)/2=常量

因此，exp(±itmc²/tl)并非是没有物理效应，它分别是互为反相的两个半周的演化因子。

波函数的几率筌释，虽免除了许多麻烦，却多少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把按完全相同的规律进行演化的一系列不同状态的粒子视为全同粒子：如果(x、t)是一个可能的波函数，则eiθψ(x,t)也是一个可能的波函数。这两个波函数所确定的能级分布是完全相同的，说明它们是按完全相同的规律进行演化。由此量子力学无法区分按同一规律进行演化的不同粒子。

古易学与西方量子力学之间的相似与不同，可以如下简略的加以说明。古易学是通过将某个阴阳齐备的最小系统之“复制”与嵌套，来“模拟”系统演化进程的。

5×5=(2+3)×(2+3)=22+32+2×2×3=4+9+12=13+12

10×10=(4+6)×(4+6)=42+62+2×4×6=16+36+48=4×(13+12)=52+48

无疑，五层嵌套不是阴阳齐备的系统，但是四个五层嵌套组成的新系统一十层嵌套，却是阴阳齐备的最小系统：其阴、阳子场呈反相关联。显然，同一瞬间出现在宇宙各处的是系统（粒子）的阴子场（信息场）；其阳子场（物质场）则无此特性，同一瞬间它只能被限制于某一确定的时空之中。其中平方项描述的阳子场，无疑与西学中具有“单个的”、凝聚性客体的“粒子”较为相像；非平方项描述的与之反相关联的阴子场，则与其散布在时空中的“波”类似。由于量子力学阴阳不分，对阴、阳子场“分而为二，合而为一”的基本作用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是其在理论与现实出现严重背离而盲目抓狂、自说自话的根本原因。从信息场与物质场的不同功用，不难看出中（古）、西（今）思维之区别与差距。常言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一根测影的华表能有多高、多大？“天地开辟有神民，民神异业精气通。”以思维之力见长的远古时代之初民，却从这根不起眼的博木上窥看到天地、宇宙的缩影。弥漫虚空，细小无形的太极元气能有多精微深入？

在大自然“天地氤氳，万物化醇”创生宇宙之时，便是以它凝聚为物，并以这些物质微粒为材料，对微域周围的虚空进行了编织与分割，形成横亘古今、网络天下之宇宙时空。由此充塞虚空的元气，不仅渗透到有形的万物的内部，把整个物质世界联成一个整体，并且能够凭借阴子场之“高速星际信息网络”，宛若游鱼、自由自在地在广袤的宇宙“原野”中穿梭、通行无碍。从而使得古人悠悠之思，“接千载游八极而弥纶宇宙”，超脱于一时、一地之时空制约；上承宇宙创生，天地开辟，绵延万年、千年而至今。“为物所蔽，为物所拘”之西方实证科学却只能局限于那些人为造成的“叶片孤岛”上，积百年、千年之“亲历”、“亲见”，穷尽天下物性，或许勉强为之。

古易学指出，太极元气是构成世界的本体，无论是物质场还是信息场都是由太极元气产生的。信息场（阴子场）是与物质场（阳子场）时时、处处反相关联，却又相区别的一种存在，正是有了信息场，系统才能通过自组织将“无”转化为“有”。才能对其内部任何一个字系统进行准确地定位、平衡、管理，使之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古易学描述下的任何一个系统不仅仅只是一个自我复制与完善的循环嵌套组织，连接于其“系统树”上的各个子系统，都是具有自主性、自我意识的个体。它不仅有由许多组元构成的有形“集体”阳子场，还有记录他们姓字名谁“出生年月，家住何方，父母、兄弟亲朋”等所有信息的“案卷”阴子场（这是每个系统辨识自我与外界它物的基础，也是系统成员之间以及与外界它物能够感而遂通、默契协调的纽带与桥梁），以及中五这样一个信息处理中枢，而且有“气化形，形化气，形气交感”而产生的捕捉与处理信息并迅速作出反应的一整套管理机制-“思维与意识”。

虽因循环层次的差异，而使其管理机制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但都有各自唯一的“标识”与“信息网络、信息库”，与相应的捕捉、处理信息并迅速作出反应的一整套管理机制。它不仅能够通过自己的阴子场感知整个个体，而且还能通过将自己的阴子场与系统场的“对接”来感知自己所从属的系统，乃至整个宇宙。

当系统关注外界某一目标，或受到外界某一扰动时，连接于其“系统树”上的各个阴子场，都会将自己的“触角”伸展到宇宙之中的每一处，并将收集到的信息即时反馈，一级级向上汇总，整合成为对该目标（或环境扰动）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描述与认识，通过与信息库中调集出的相关资料的对比、分析，锁定并跟踪环境与目标，以筹划对策及时下达命令作出反应。因此不管是那一级系统的阳子场受到扰动，其阴子场不管是散布在宇宙何处，都会沿其“信息通道”，将该子系统（阴子场、阳子场构成的整体）之信息即时反馈（由中五均衡场及（1，6)稳恒场产生的阴子场，是不涉及变化的一类场，由其（参数5，6)构成的时空网络、“信息通道”之间的传输、反馈，是即时性的，不需要时间，因而不受时空的限制）。由于任一子系统中都是以阴、阳子场构成的整体为单位对外显示作用的，因而对我们可以感触、能够测量的系统的宏观表征来说，都是唯一确定的。由此可见，在易学描述下的世界里多重现实是不存在的。

中华先民依据少数的观测结果与古朴的抽象思维，建造了一个“其大无垠，其小无内”的宇宙学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一些个子系统。“远取诸物”者如天地（天文、气象），“近取诸身”者如人体（中医、中草药）、人文、社会及各种预测应用。并最终以这些局域系统的实践结果，来检验这个理论的正确与否。因而，易学“分而为二，为十，为百，合而为一。”“收发自如、协调、完整”之分科，与西学“盲人摸象”、“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之分科是完全不同的。从中华先民几千年来日复一日的观测、对比、总结、验证，以及对天地、山川、列祖列宗的虔诚礼拜、祭祀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们对大自然由衷的感恩、热爱与敬畏之心，以及所持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追求真理的执着与坚韧。并由此对古易学对自然认知之广博与深刻所蕴涵的那种应验不爽、统摄人心，令古人折服的神奇力量小觑一斑。

古易学是中华先民凭借先天禀就的一点“元阳正气”，在自身大脑这块“实验田”里开出来的一只“天目”。它集“真”、“善”、“美”三者合一。它能如实反映自然，可称其为“真”；能够在其谐调、整合下，化“私”为“公”，集“恶”为“善”，可谓真“善”也；人世间任一纷繁、复杂的食物，都是由极简单的方法经大自然神奇之手组织、整合而成的“和谐”之物，故可称之为美。正是凭借于此，中华先民才能如二郎神一般具有了洞悉宇宙万物的第三只眼。才能一如古易学所禅明的那样，崇新尚变，格物、致知、利用；以与大自然保持平衡，与其节奏协调一致这么一种生存方式，将人类生活，乃至开拓、发展完完全全融入到大自然自组织有序进化这一整个进程之中。从而使得古人能够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理性地依照自然法则看待和规范人类自身的行为。

正是由于中华民族之历代先祖，对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大泽太暤氏贤明仁厚，智力超群如印第安人的某个古文书所称的“精通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他们环视一下周围，马上就能看透天体和地球的内部各个角落。他们连隐藏在深深黑暗中的东西都能看到。他们动都不动，转眼就能看透全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就能看透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无与伦比地聪明、贤明…”那么一段美好时期的缅怀、追忆，以及再度寻回的不懈努力，才有了太暤庖牺氏与少暤穷桑氏时代中华文明的一次次复兴。以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往往会认为古人过于“保守”，总是习惯于按部就班地走在过去的“老路”上，然而却“看”不到，这条路虽老，却是造物主“太极”在虚空中“漫步”的轨迹：大自然自组织有序演化之进程，发展至十层嵌套，该微宇宙之全息胚即已生成完毕（该全息胚由10层嵌套中的20个子系统，按一阴一阳两级循环组织、构造而成），其后便按其蕴涵（恒一不变）之固有规律，以一阴一阳（6比4，即收缩场六维，膨胀场四维）的方式，在虚空中复制、嵌套生长（庖牺演“易”制“卦”之“建木”，又称为“博”木。依《说文》：“博，从十，从専。専，布也。”显然，“十”与“専”无疑分别代指微宇宙之全息胚，及该全息胚按固有之规律，在虚空中复制、嵌套，分排、布列，生成宇宙时空时的情形。

庖牺氏之中央帅帐被称为“成纪”，以及“城”、“诚”之意，也可从中得到解释。成，从戊从十，纪从务（为丝或象丝的脐带）从己。而戊、巳为中央太极（比之于人，亦为脐），为上天之“生命树”开在人世间的花朵，乃华族及部落联盟之大本营（因建有土筑高台，而简写为“城”）。故有奠基、开辟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新纪元的寓意。“诚”愿意指全息胚在虚空之中分排、布列，所依据的恒一不变之固有规律，庖牺以“八卦”所垂之象颁之于众，施以教化）。

因而，他们可以自顾自地走路，却总是能与大自然的脚步合拍。而不必像我们，只能看清身边“一丁点”远的距离，而不得不时时摸索，不断地调整方向。以为这才是天下间“开拓”、“创新”的唯一方式。却不知道，“宇宙生命树”上任何一片“枝叶”、“花蕾”的“创新”都不能凭空而来。系统母体的“枝杈”上，之所以能孕育、萌生出子体，乃是因为主体躯干将能够发育、成长为整体的“全息胚”及所需的营养（信息与能量），输送到母体的各个“枝杈”上，以孕育、凝结成为子体“元苞”。无疑，只有深深扎根于土壤之中的主干、虬枝才能抵御风、霜、雨、雪的侵袭，以保证来年春回大地之时，将养分源源不断地送到各个“枝杈”上，以催芽、绽叶、开花、结果。子体通过与母体“挤带”的“同步”对接，吸取所需的信息与能量养精蓄锐，并得以将自己的“触角”伸展到周围环境之中的每一处，洞察每一细小的变化，以微知著料之先机，以随时对外界的变化作出反应。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俱变，不断更新。

正如周光召先生所指出的：“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中最主要的内容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追求真理。这是科学精神最根本的内容”“科学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而这正是现代科学所面临之“瓶颈”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世界诸多的古老文明之中，唯有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绵延不断且代有髙峰，这无疑是其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以上将西学（主要以量子力学为例）与古易学作了一些浅显的类比，找出了淹没于系统之下的演化细节，以及所具有的确定性的因果关系。两种不同的结果，反映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显然，立足于局部，缺乏系统、完整逻辑的，以解剖、分析还原方法的这种狭义的“科学”，远不能对人类对未知乃至真理的所有探求都加以涵盖，更无法对和谐发展、变化之宇宙进行准确、真实地刻划。因此，要达成中央“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就不能盲目照搬西学的那一套。所幸的是，创建一个能够真实反映自然的、完整的宇宙学理论，来指导和规范人类的行为与实践，以期建造一个“大同世界”、“天人合谐”之宇宙。在这方面，中国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诚如众多的科学家所信奉与追求的：“科学的终极目的在于提供一个简单的理论去描述整个宇宙”，诚如大师们所推崇的：“科学，代表着一种探索，它以追求真理为动机，来做没有限制的探索。”

从这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古易学无疑称得上是中华先民探索真理的一种科学尝试。虽然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使它在很多应用方面无法与现代科学相比拟（对于人类来说，这未必是件坏事。正是由于善于借助、利用，而不是一味地依赖、迷信于外力、外物，才使得中华先民在智能、体能方面的开发达到一个前所未有、令今人不得不仰视的高度），但它“其大无垠，其小无内”统一理论独树一帜的构建，虽历经岁月的蒙尘，至今仍无法消减它的光芒。中、西学虽有许多不同，却正可以互相佐证、参详，各擅胜场互济短长，将人类科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三、中华文明溯源

现代科学对中华易学、易文化解读的无力与失语，除宇宙观先天不足外，其另一个原因在于，西学所追求的近乎“照相”式的直观反映认知方法，与中华先民对大千世界之抽象思维认知，形象化思维表达之方式是有很大差别的。远古时代的中华先民，抽象思维十分发达，故而能够创建出一套完整的易学理论。由于那时没有文字，先民们便借助于形象思维，将那些抽象的理论与概念，通过丰富的联想，与现实生活中某些性质或特征相同或相近的食物，如花、鸟、鱼、虫等鲜活的东西联系起来，以之为原型创造出一些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以小喻大”、“以此明彼”，将它们形象（通过原型的“图形”），直观地表达出来。这些形象只有经过他们大脑特定的形象化思维“解码”、“翻译”，才能给出其真实的含意。

以现代科学的“火眼真睛”去实证的话，必然是方柄圆凿。如同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写实画卷，记录着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典籍、史册，在现代科学“写实”家们的眼中，只能是一些鸟兽、怪物的荒诞集合罢了。因此，只有依据中华易学，隐藏于“凤”、“龙”、“烛龙”、“扶桑”、“若木”之中隐藏着宇宙秘密的那些喻意深刻的内涵，才会一一凸现；才能将误读与歪曲之下早巳面目全非的中华文化与历史复原、展现出来。中国为什么称为“中华”、“华夏”、“赤县”、“神州”？“中华文明”究竟是怎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是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被称为“龙的传人”？这些问题搞不明白，有什么资格称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又从何说起，复兴“中华文明”无异于一纸空谈。

汉字“化”在甲骨文与金文中为一正一倒两个人形，无疑是对大自然自组织有序进化之“一阴一阳之谓道”规律。与造物主太极对人类教化的形象化蓽写（在母腹中孕育的胎儿恰为倒置，出生时头朝下。这也许就是中华先民之所以将创生宇宙生命的造物主太极视为人类母亲的原因所在。从胎儿在母腹中孕育，到出生后逐渐成长、衰亡，自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文”在金文中则为心中有“火”状文饰的人形。显然，此“火”为先天戊癸所化。

(2，7)收缩场之虚空中，五种子场循环气化所生之先天气为甲已（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五行。可凝聚而为万物之生（阳）气者，乃先天之戊癸化火所生，虽有丑、辰、未、戌四月，而又独以辰数为五，因而，戊癸潜藏于辰。辰之方位为东稍偏南，这里气候湿热，水域广阔，水草茂盛，古人称之为大泽。故而五行周转，六气平和，阴平阳秘，才能化生出孕育、生养万物之浩然正（冲）气，古人称之为“龙”，龙藏之于辰，又称为辰龙。《淮南子·地形训》：“黄龙人藏生黄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青龙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为青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赤龙人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为赤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玄龙人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为玄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为阴阳交感，生化、育养万物之本始，古人称之为元，而称大泽为“雷泽”。

《淮南子·地形训》还说：“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熙”释为羲，为雷电发出的闪光）。”无疑是初民们对花絮般在太空中散播、处于蛰伏状态的生命种子，落入地球生命之原汤-雷泽之中，最终孕育而生的，以人类为首的地球生命序列（龙身，喻意以具有发育、成长为整体全部信息的“全息胚”坐胎之元苞生成的地球生命；人头，喻意人类为万物之长）的形象化摹写。

《说文》：“申，神也。”及“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申在甲骨文中的形象即为闪电的形状。因此，“神”的本意乃是初民们将大自然在地球上创生生命的情形“摹写”下来，并将其视为人类的祖先而加以崇拜、祭祀，后来演变为本族群中具有类似神奇能力先祖的代称。于是中国便有了“神州”的称呼。（上古之华族中，有此神奇能力之人比比皆是。实际上，整个中华易学就是雷泽太皞氏为老天爷卜算的一卦,他对宇宙万物演化进程全部预测之中有关实物的那一部分，完全可以由现代科学实验检验其正确与否。与西学不同的是，易学几乎是纯思维的结果。比较西方的看法，如当代最著名的宇宙学家霍金先生曾称：“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则将是人类理智的最终极的胜利-因为那时我们知道了上帝的精神。”因而，古代中国当此“神州”称呼，并不为过。）

《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髙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檻。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

诚如吴大徵先生所说，“帝”即“蒂”，象花萼全形。乃“宇宙生命树”孕育生命花蕾成形之“花梗”、“花苞”。由此，初民们不仅以花为自己民族命名，并且对华族后裔中对本族群繁衍、生息有重大贡献之首领亦称之为“帝”。因此，昆仑山实为华族在西北的栖息地。

在“宇宙生命树”花开蒂落生生不息，孕育、繁衍之下创生的地球生命序列，为上天之“生命树”开在人世间的花朵，故称为帝之下都。由于“宇宙生命树”之胚种，在收缩场中孕育成形，在膨胀场中发芽，抽枝、成长、开花，并最终衰落、死亡。而子代生命之胚种却又在这即将落下的花甚中孕育成形，因而，大自然育养万物，生生不息的过程，乃是由这两个半周组成的一个永无终止的生死循环过程。初民们便依据西方收缩场所具有的收敛、肃杀及孕育之功能，而将山兽之王中的雌虎拟作为集刑杀神与孕育神为一身的虎神的形象。

在庖牺的诸多名号之中，似乎以“西”为最古。按《说文》：“西，鸟在巢上。像形。日在西方而鸟棲，故因以为东西之西。西或从木妻。”最初应为华族东方凤鸟部落西迁之标识，后来引伸为东西之西。相传庖牺氏本领高强，不仅能效大泽太皡之法，依据承其母族之圣物“河图”、“洛书”“立杆测影”创制“八卦”，以此教化人民，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井然有序；而且发明捕鱼打猎的方法和工具，以及驯养家畜，用火炮制各类熟食，由此使蛮荒之野步入文明之阶。

以庖牺氏所具有的神通与法力，以及为人类族群繁衍、生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被推举为东方凤鸟部落乃至昆仑山东、西方各部落联盟之首领，居于中央“九五之尊”，而被称为“中皇”（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之王），成为初民们眼中的虎神之子。因此，庖牺又称作“虑戏”（释意为虎儿。《说文》：“戏，三军之偏也，一日兵也，从戈虚声。”而掌有刑杀大权），其母华胥氏便成为后世人们想象中的“西皇”、虎神“西王母”。而庖牺之继任者女娲，无疑便成为生育神在人间的代言人。

由此可见，华族在西北之栖息地昆仑山，不仅在某一时期是世界文化之中心，而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四方朝圣之地。而周期性的大洪水无疑是世界各地的幸存者，同聚于昆仑山下的根本原因。

与辰之方位所对应的东南方，直今仍保留有五月五日（戊癸之序数分别为五、十（双五）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其背景应当更为古远。“粽子”者，宗子也。以煮熟的糯米团成的米团，入水即散，故须以棕叶及五彩丝线包裹。由于阴平阳秘之气，乃致中谐和构成之中五这一新系统所化生，因而在东、南、西、北，这诸多相互竞争之子系统中，只有中五这一新系统，才享有对此一周期系统质变乃至进程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一言以蔽之，便是“物竞天择，与自然平衡、合谐者生存”。多少有点西方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味道，只是与其“弱肉强食”之结局不同，在这里乃是“天人一体”同舟共济，一派和乐融融的景象。大自然自组织之有序演化采用渐变与突变两种形式，以阳之阳，阳之阴、阴之阴…的规律与机制，通过阴、阳子场间的复制与嵌套循环，形成若干不同的子系统；正是这诸多子系统相互竞争、协同，产生了能够致中谐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系统，以开始新一轮的循环;由此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地循环演进、变化着。大自然这种有意识行为的目地，在于因其相异而各有其用，各得其所；因其相似、相竞而得以综合、平衡。通过对子系统(个体）与系统（如团队、群体等）之间权（权益）责（责任与义务）关系的平衡、规范，将诸多个体整合、组织为一个相互竞争与协作、互利互惠的游记统一体。

因而，只有致中谐和构成之中五这一系统，才能称为“龙”，才能成为“宇宙生命树”之花蕊，具有孕育、开创新一代生命的能力。而系统之天、地二级子场绕其太极循环、逆变的周期分别为2600万周与26000周。地球的太极就是太阳，太阳的太极乃是银河系之中心。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之同时，地轴（地磁南北极）每26000年转换一次。因此，地磁轴并不总是与地球轨道垂直，而是在自转、公转的同时，以更大的周期朝着太阳“礼拜”-地轴在与黄道平面垂直的方向上翻跟头（相对地球上的先民来说，则是太阳以26000年的周期围绕地球旋转）。由此可见，不管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还是太阳系围绕银河系中心旋转，都会出现季节性的洪水与春、夏、秋、冬的大四季循环变化：

当太阳旋至地球正西方，对昆仑山上的先民来说，为气候温润的春季，此时的海平面为历史最低点。当太阳悬于西北昆仑山的正上空，与其同纬度的区域一年四季几乎都是炎热的夏季。当太阳旋至地球正北方，由于北极冰盖持续融解，会造成北半球发生大洪水。当太阳旋至地球正东方，为凉爽的秋季，此时的海平面又回落至历史最低点。当太阳旋至地球正南方，因南极冰盖融解，引发南半球大洪水；而北半球却因没有太阳光照，变为寒冷的冬季。虽然太阳光垂直照射南极或北极时，冰盖融解速度最快，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洪水灾害就已经发生了。当太阳由零纬度线转过某一较大角度，如转至北纬20、30度时，在数百年的频繁光照下，仍将造成北极冰盖持续融解，海平面不断升高，致使一些沿海陆地被洪水淹没。

界时，人类建造的各种“温室大棚”、“小气候”都将被突如其来的大洪水席卷一空。而且南北磁极逆转之时，短时间内地磁场为零，导致空间辐射直射大地；加之陨石落入，造成地震、地裂、火灾甚至引发火山爆发。将人类身上那一层层“盔甲”统统打碎，“赤条条”地被赶往野外生存的竞技场，进行一场生命进化的大比拼。先民们坚信，这是造物的上帝，为完成大自然自组织的有序进化，而对地球生命进化阶段性成果的一次大检阅，从而也是对天人契约履行的大检阅。用西方圣经的话说，便是“神再次光临地球，整个人类都将接受神的最后审判，善良的人将会被神迎入天堂，而邪恶的人将会被神打入地狱”。那么，这诸多的“龙舟团队”，究竟那个能够在五月初五“龙舟大赛”中的“海选”当中胜出，“鲤鱼跳龙门”，获得在新一轮进人地球家园生息、繁衍的资格，从而对地球生命序列的有序进化有所贡献呢？

以太极为主导的系统场，凭借均衡场所具有的平衡、协调之作用，使局域内存在的两种性质相反的力量得以平衡：一种是力图保持个体之自主性、独立性，使系统之组织发生分解、离散而更加多样化、无序化之功能；另一种则力图使诸多个体趋于协调、合作而构成系统组织整体的有序化功能；从而使得个体性与系统性均得以兼顾。

不仅使每个个体都能保持相对的自主与独立，而且使这些个体的行为因相互竞争、协作变得更加有序，从而成为大自然自组织有序进化中的一分子。系统与个体之间由此达成一种默契：个体以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个体性为代价，在系统的规范与指导下完成系统指定的“循环任务”，为此获得系统所授予的，为完成指定“循环任务”所相对应的，诸如喜、怒、哀、惧、爱、欲之天性的权力，以及完成任务后的“激励”与补偿。个体的私，就被转化为系统的公，纳人到系统规范化的轨道中来，成为系统循环的一部分。这种私，对系统而言是必需的。是与个体对系统的贡献相对应的，利己利公，因而是一种善。

系统就是通过将它们组织成由一个个相互竞争、协作，配合默契的团队构成的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集个体对系统循环之总贡献，来完成大自然自组织有序进化的。如果某个个体“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弃系统整体不顾；仅以满足一己之私欲，而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者违反了系统制定的“准则”与“规范”，都是对“天人契约”的背弃，便是“恶”，是犯了“原罪”，无疑将被造物主所抛弃。

因此，作为系统一员的人类要学会珍惜、善待上天所赐予的一切，发挥作为万灵之首的人类所具有的地球上其它生物无法比拟的主动性，维护群体既成秩序的自觉，完成大自然自组织的有序进化。此即古人所称的“性命”：个体只有在履行他所肩负的使命时，才能享受上天所赐予其为完成使命所必须具有的“性”。因此，喜、怒、哀、惧、爱、欲，或生养之源，或感而遂通，默契、协调之道，都是个体生存以维系系统演化、发展之必需。故而取必择乎适宜，发而皆能中节，方符合天地所倡行的中和之道，天人（群我）一体，共同进取，古人谓之仁义（仁，具有两人偕行，共同进退之象，义，即宜，行为之取舍）。

辰与巳一阳一阴，辰为阳为龙，可潜可飞，而巳为阴为蛇，只能爬行不可飞。故庖牺以庭院竹林常见之物巳蛇拟龙之象。《山海经.大荒西经.郭撲传》：“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谓烛龙。”《帝王世纪》：“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说明大洪水之际迁徙至山区的华族后裔,仍保留有此习俗。由此大洪水过后，盘跟在大山之中的群龙们在相继走出的过程中，虽因栖息之地的不同，产生出鱼龙，鳄龙，猪龙，马龙，熊龙等而各异，但龙原初的本意未变，并在“逐鹿中原”各部族再次汇聚、融合为更为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以蛇为基干，兼有马头、鹿角、龟眼、牛耳、蜃腹、鱼鳞、鹰爪、虎掌，日趋丰满的龙的形象。

因此，在古易学浸润、滋养的土地上，以赛龙舟等游戏加以模拟，当在情理之中。从其“踏浪之舟饰以龙形，断发文身，以象龙子。千楽竞举，上下一心，通力协作，奋力夺标”盛大场景的方方面面，无不透射出作为“龙之传人”的中华儿女，在造物的上帝对地球生命进化成果，二万六千年一度两届的大检阅中接受洗礼，敢于担当的勇气与决心。

虽然中华先民草创文明的历史已被岁月尘封的太久，但古易学仍能为我们破解这些疑惑提供指南，并得以梳理其脉络：距今二万年以前，中国东海之外，今太平洋地区存在着一片广阔的大陆。这里憩栖着贤明仁厚，智力超群的中华先祖一大（雷）泽太皡族，一个崇拜太阳，以华（同今之“花”义，初以莲花为标志）、凤鸟为图腾的伟大民族。正是他们凭借着庭间一棵小小的绿竹，拴住太阳公公的“金丝线”，号准了老天爷的脉，由此对世间万物，茫茫宇宙作出了简约、古朴而不失真实的一个判断，创建出了一个以“河图”、“洛书”为标志的高度发展的文明-中华“河洛”文明。

然而却在距今一万九千年之际遭遇到的一系列巨大灾变中，致使中央大地发生漂移、断裂，最终沉入大海。随着大泽太噑族“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的迁徙征程，“中华”文明的火种犹如璀璨王冠上一颗颗闪亮的明珠，散落在波涛汹涌的大山之中，散落在不断漂落的洲际、孤岛之中。使原本闭塞、落后的诸多山村野寨，因翩然而至的幸存者的传授而得以启蒙。从《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载，不难想见在大洪水来临之际，大泽王族跋山涉水，王宫近臣湮没于山野民间：“道术为天下裂”时的情景，由此开创出一个巫；史、卜、祝，诸神崇拜的时代。

初于东南沿海登陆，取道云贵，进入川、陕，继而向青藏髙原进发；越过青海湖，到达昆仑山附近的地区，在此形成了以华胥氏之国为中心的众多聚落。大洪水过后的昆仑山，不仅有众多的河流、湖泊与一望无际的草原，而且这里一年到头几乎都是炎热、潮湿的夏季（俗称伏天，此时的太阳乃是上中天的太阳，故称为“伏羲”）。由此开启了数千年的上古鱼猎、游牧时代。劫后余生的人们，在此休养生息，由蛇化鱼、化鹏，化龙。

随着太阳经由西北部天空，逐渐转向东北部、东部、南部天空，逐次“播鹿”，使那些古寒之地，随着太阳的降临，成为水草茂盛，野猪、麋鹿成群的宜居之地的时候，庖牺氏率领华夏龙凤族向东北、西南依次“逐鹿”迁徙。各方面、部落，按一定阵势、格局，依次开拔、行进：以太阳所悬之地为目标，母族（执掌“国之玉镇、大宝器”之职司，供奉华族列祖列宗之华族祖庙的太昊庖牺之母族华胥氏之国）为凤鸟、虎头居南，子族（太昊继任者女娲之部族黄帝族）为蛇尾居北，庖牺率神龙族居于中央指挥、调度。开始了“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浩荡浩荡向东北、西南挺进的征程。

在距今约一万二、三千年的岁月里，到达冀州的伏羲氏部落神龙氏，第一次发现了能充饥的五谷，并教人们开垦、种植；由此开创了中华民族由游牧、鱼猎进入农耕文明之重大飞跃的神农时代（神龙氏指龙星为“农星”，故又号神农。农从曲，从辰），此后随着神农氏之继任者向南方的历代开拓，而远播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先行向东追踪入海的一支建立了鸟王国-少昊之国，而后少昊氏率其十二个月亮族回到故地，形成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氏族部落。随着“北方”的日趋寒冷，盘恒于蒙古高原上的女娲所部黄帝族开始挥师南下。至此，这一蒂三花的品字莲便齐聚于中原-中国的“水塘”之中，从而拉开了华夏各部东夷、炎帝、黄帝三足鼎立，“逐鹿中原”的序幕。

在被北方寒流不断侵袭的岁月里，华夏各部族被压迫于东南临海，—西有高山峻岭所阻，这样一个狭小之地；又恰逢处于中央统帅地位的炎帝（神农氏之继任者，在向南方之开拓中，由于不断地在水边高地放火烧荒，开田种植，而被称为炎帝）族日渐衰落，处置失当，无力约束属下各部。一时间群龙无首，华夏各部族之间的摩擦、冲突日渐加居以至酿成战祸。最终，黄帝在庖牺氏之母族凤鸟系的帮助下，击败炎帝部，并进而联合，最终与炎帝桀骜不驯之部属蚩尤族大战，三战而得以主政中原。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原混战的局面。

距今约六千五百年，太阳“转”至南极上空，造成了因南极冰盖融解形成的又一次大洪水。太行山沿线以东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除了那些地势较高的丘陵、山脉外，都淹没在海浪里。因此，除了这些地势较高的地带外，大洪水之幸存者，不得不相继迁往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陕甘境内。留守东海之外大壑的少昊国之孺帝颛顼，重创之下，也不得不率东方的十个太阳族及南方的三身国，经由东北、东南陆桥及海上向中原故地退缩，逐渐与主政中原的黄帝族会合。虽然在海水缓缓退去之后，盘恒山区的华夏族群得以东迁，陆续回到原来的居住地，但因大洪水造成的海侵灾难时有发生，并在距今约五千年的尧帝时代达到高峰。因此，继帝喾接替颛顼之位，及尧、舜，以至到禹崛起于崇山之际的中央政权，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陕西、山西南部、河南西部一带。并随着此后太阳陆续“转”至西南部上空，逐渐向西南、西部地区迁徙、繁衍而至今。然其枝叶却早已散布在迁徙征途的各个角落里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相对于聪慧、贤明的中华先祖，当今的人类，就像一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对悄然临近的大洪水充耳不闻，舞枪弄棒斗个不停。种种迹象表明，距今应当还有二、三千年的五月初五“龙舟节”似乎有所提高。前述年代的推算，是以假设当前太阳所处的位置为零纬度线计算出来的，而近几十年内，人类在海底大陆架上发现了不少位于水下一、二百米的古文明遗迹。由此可见，当前的海平面并不是历史最低点，换句话说，太阳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越过零纬度线。由于华夏中原各部是在距零纬度线六千五百年的那一次大洪水当中，迁往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陕甘境内；考古发掘表明，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距今约7800年，天水市甘谷县西坪乡遗址及宝鸡北首岭半坡遗址距今均约7000年。以此为基准，则太阳现在所处的位置巳经越过零纬度线1000多年了。既便如此，距形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北极冰大洪水，仍需千年时光。那么，这“第二轮”的北极冰大洪水，为什么会提前到来呢？

养尊处优的人类，就像笼中的鸟儿，温室里的花草，一旦放归山林，还能生存下去吗？界时的人类，犹如瓶中的绳结（绳结较大，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绳结通过瓶口拉出），是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往外逃，因混乱纠结，最终无一逃出全体覆灭；还是在“一、二、三…”的口号声中，协调一致，有条不紊地依次鱼贯而出呢？未雨绸缪，正当其时。以中华先祖迁徙、奋斗两万年之历程来看，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无疑会再一次地成为世界文明之中心，人类文明的“伊甸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先祖迁徙、奋斗之历史无疑将为面临困境的人类文明指明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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