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间——战国至两汉时期其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晋隋唐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以及近代和现代，而每个阶段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有各有特点。

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方法——直接观察法(解剖方法)和整体观察法《灵枢·经水》 就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孟子·告天下》“有诸内，必形诸外”《灵枢·本藏》“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

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部医学经典著作的问世.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

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思维模式，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

以脏腑经络和精气血津液的生理病理为基础

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

同时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科学体系。

《黄帝内经》是中医药学奠基之作，以丰厚的哲学思想规范临床经验与知识，建构起完善的中医学理论体系，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基石和载体，对中医学各科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包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对解读整个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具有重要作用。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中医药学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机遇。但在整个中医药学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医学第一经典——《黄帝内经》的学科发展，却面临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人才队伍萎缩、科研成果偏少、教育教学边缘化等等。基于这一境况，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对全国24所高等中医药院校、2所综合医科大学内经学科状况进行了全面调研。

《黄帝内经》学科现状

近半数院校无独立的《黄帝内经》学科。《黄帝内经》被合并在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下，导致《黄帝内经》学科发展出现巨大困难。

师资与研究队伍严重萎缩。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内经教研室的教师作为《黄帝内经》研究与教学主要群体，总数计为 198人，即全国专门从事《黄帝内经》研究的队伍不足200人。

部分院校《黄帝内科》学科带头人缺如。有部分院校，内经学科无正高职称、无学科带头人，反映出部分院校《黄帝内经》学科发展已经出现长时间衰退、停滞。

高层次人才培养岌岌可危。在全国26所院校当中，拥有《内经》博士点、并且依然在招生的仅仅有5所院校，《黄帝内经》出现严重的后继乏人趋势。

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内经选读”课程学时逐步减少。从上世界80年代的108学时，不断压缩，目前部分院校仅剩48学时，《黄帝内经》核心思想、理论精粹无法充分传承，亦表明《黄帝内经》课程已经被某些中医院校排除至核心课程之外，被边缘化。

发展困境和原因

政策导向问题部分政策具有很强导向性，对《黄帝内经》学科发展形成巨大影响，包括《黄帝内经》学科合并至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导致的学科发展受限；医师资格规范化培训的施行，以及部分省份出台一些与人才褒奖机制相关的规定，对基础研究人员有所限制，导致《黄帝内经》等经典、基础学科吸引力下降，优秀人才严重流失。

文化认知问题《黄帝内经》与当今占据主流文化的科学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年轻一代从语言文字到思想文化出现隔阂而认知困难。学科性质问题《黄帝内经》研究以理论为主导，与实用性、市场化、效益高的学科存在距离，导致学科整体状态日趋低迷。科学研究问题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人才项目等获取困难，不利于青年教师发展。评价标准问题部分机构过于重视科研经费、SCI文章数目，导致对《黄帝内经》学科研究成果的评价疏漏与否定，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发展受限。

促进《黄帝内经》学科发展的建议

重视文化价值，充分认识《黄帝内经》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地位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第一经典，是中医学之本。应充分评价《黄帝内经》对中医学发展和整个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体系的价值与影响，没有《黄帝内经》，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中医药的源远流长，都无从谈起。认识、评价《黄帝内经》，要提高至建立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对世界文明具有重要贡献的层面去认识与定位。整个中医药行业，均要给予《黄帝内经》足够的重视。

重视学科发展，给予《黄帝内经》学科政策支持

呼吁相关政府部门，从各项政策制定中充分体现对《黄帝内经》等经典学科的重视，其中包括独立设置《内经》学科；在各类考核中，充分体现对《黄帝内经》等经典知识继承的重视，使《黄帝内经》思想、理论精粹得以充分弘扬；项目支持，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学术机构等，对《黄帝内经》相关文献、理论、哲学研究给予一定的科研项目、人才项目等支持。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形成适宜的人才评价体系

鉴于《黄帝内经》人才队伍的严重萎缩，呼吁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充分关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细化经典学科人才评价标准，给予从事《黄帝内经》等经典学科理论研究的人员一定的发展空间。

重视教育教学，保障《黄帝内经》精粹理论传承

建议教育部及各高校充分重视《黄帝内经》的教育教学，包括课程性质定性，高等中医药院校皆应将“内经选读”列为专业核心课程；学时下限规定，中医学、针灸学专业“内经选读”不少于72学时；推广经典分级考试，加强本科生、研究生学习经典的压力与动力。

设置研究机构，汇集《黄帝内经》研究力量

鉴于《黄帝内经》研究目前存在的状况，建议重点高等中医药院校成立《黄帝内经》研究机构，汇集各方内经专业研究力量，扩大《黄帝内经》的研究队伍、学科影响，传播研究成果，发挥《黄帝内经》作为第一经典的作用与影响。

凝练科学问题，有效提升《黄帝内经》学术影响

《黄帝内经》研究者，应基于当今大健康医学趋势，组织相关学科专家进行论证，凝练方向，提出具有研究价值与意义的医学重大问题，有效提高《黄帝内经》学术价值，并为当今大健康医学作贡献。包括加强《黄帝内经》的理论研究，厘清其理论内涵与源流演变；凝练科学问题，指导现代中医药学术研究；强化《黄帝内经》在中医临床的应用研究，促进中医临床发展；加强《黄帝内经》知识的普及工作，促进中医药知识传播。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理论不断创新,治疗技术不断提高。中医学在汉代以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1.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历隋唐至五代,前后七百余年。医学理论与技术,随着这一时期政治、经 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新的提高，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晋·王叔和编撰的(脉经》)是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该书首次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对中医脉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提昌寸口脉法，明确了左寸主心与小肠，关主肝胆,右寸主肺与大肠,关主脾胃,两尺主肾与膀胱的三部脉位;描绘了 数、促、弦、紧等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推动了于口脉诊法的普遍应用。

晋·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该书叙述了藏象经络、腧穴、标本、九针、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集魏晋以前针灸经络理论之大成,对后世针灸的发展贡献很大。

隋·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该书以1729论分述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尤重于病源的研究,如指出疥疮是由疥虫所致,寸白虫(绦虫)病是吃不熟的牛肉造成,“漆疮”的发生与体质有关,某些传染病是由自然界的“乖戾之气”引起,并有“转相染易”的特点等。

唐·孙思邈编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可称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两书详述了唐以前的医学理论、方剂、诊法、治法、食养等,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他提出的医生在医德方面的要求和所要达到的境界,可谓开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

2.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较快、成果较多的时期。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医学也有长足的进步。宋代及金元时期,医学发展迅速,且流派纷呈,建树较多,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南宋陈言(字无择)据张仲景“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论点,进一步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与《内经》有关论述,著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简称《因方》)全书共18卷,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感六淫为外因,七情内伤为内因,而饮食所伤、叫呼伤气、虫兽所伤、跌打损伤、中毒、金疮等为不内外因。该书以病因与病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阐述了三因理论。陈言的病因三分法,是对宋代以前病因理论的总对其后病因学的发展, 影响极为深远。

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人,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

刘完素(字守真),创河间学派(后人尊称刘河间),倡导火热论。他认为“六气皆从火化”,化 火化热是外感病的主要病机而内伤病中“五志过极智为热甚”。百病皆因火热治疗中力主以寒凉清热,后人称其为(寒凉派)代表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等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师从刘完素,提出邪非人身所有,“邪去正自安”,不可滥药的新见解,治病以汗、吐、下三法攻邪为主,后人称其为“邪派”。代表作为《儒门事亲》。

李杲（字明之，号称东垣老人，后人尊称李东垣），师从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强调胃气对发病的决定性作用倡言“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其为(补土派。代表作为《脾胃论、《丙外伤辨感论》等。

朱震亨(字彦修,号丹溪翁,后人尊称朱丹溪),传河间之学,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的常变规律,认为相火有“生不息”功能,“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而相火妄动,即属邪火能煎熬真阴,从而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治疗上倡导“滋阴降火”,后人称其为＂滋阴派”代表作为《格致余论》。

金元四大家之论,各有创见,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3.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既有许多新的发明和创见,又有对医学理论和经验的综合整理,编撰了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和类书。

明代命门学说的产生,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张介宾(字景岳)、赵献可(字养葵)等医家,对刘完素、朱震亨的学术观点持不同见解,反对以寒凉药物攻伐人体阳气,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张介宾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见解,主张补养肾阳与肾阴。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特著《医贯》一书强调“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对养生防病以及慢性疾病和老年病的康复治疗,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温病是多种急性热病的统称,多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温病学说源于《内经》、《难经》及《伤寒杂病论》,后经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和发展,至明清臻于成熟。在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明代的吴有性及清代的叶桂、薛雪、吴瑭等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有性(字又可)著《温疫论》,创气”说,对温疫病的病因有卓越之见。他指出,温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的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人”往往递相传染,形成地域性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多各不相同。在细菌和其他微生物被人类发现之前200余年,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病因有如此深刻的见解,确是难能可贵的。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著《温热论》,阐明了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温邪上受,先犯肺,逆传心包”,创建了温热病的气营血辨证理论对清代温病学说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薛雪(字生白)著《湿热条辨》,对湿热病(温病中之一类)的病因、症状、传变规人、治则治法等,作了简要阐述,对温病学说的发展做

吴塘(字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温热病的焦辨证理论,指出:“凡病温者

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则传中焦,胃与脾 ，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便温病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另外,清·王清任(字勋臣)著《医林改错)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肯定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创立了多首治疗瘀血病证的有效方剂,对中医学气面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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