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吗？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医学的经典之作，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据史书记载，《黄帝内经》的作者是传说中的古代医学家黄帝，他被认为是中医学的创始人之一。然而，现代学者普遍认为，《黄帝内经》的编纂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包括了多位医学家的贡献。《黄帝内经》的编纂当时医学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一些医学家开始系统地整理和总结医学知识，形成了初步的医学理论体系。然而，这些理论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满足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深入理解和应对。

为了弥补这些局限性，一些医学家开始尝试将古代医学知识与自己的临床经验相结合，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理论观点和诊疗方法，并将这些成果记录下来，形成了《黄帝内经》的基础部分。

《黄帝内经》的编纂过程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最终形成了包含《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的内容。这两部分内容涵盖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诊断方法、治疗原则等多个方面，成为了中医学的经典之作。除了对古代医学的贡献外，黄帝内经还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中医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诊疗方法，还为其他医学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在中医的发展历程中，黄帝内经始终被视为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被广泛学习和传承。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被誉为中医学的圣典，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和传承。在古代，《黄帝内经》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因此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根据历史记载，最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素问》和《灵枢》。这两个版本分别由不同的医学家编纂而成，内容也有所不同。《素问》主要讲述了医学理论和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法，而《灵枢》则更加注重针灸疗法和经络学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内经》的版本逐渐增多。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些对《黄帝内》进行注释和解释的著作，被称为“内经注”。其中最著名的是王叔和的《黄帝内经素问注》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些注释对于理解黄帝内经的内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随着历史的变迁，《黄帝内经》的版本也逐渐得到了整理和修订。到了唐代，杨上善编写了《黄帝内经太素》一书，对《黄帝内经》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归纳。这个版本成为了后世研究《黄帝内经》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黄帝内经》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注释。比如明代的李时中编写了《黄帝内经集解》，清代的吴鞠通编写了《黄帝内经纲目》等。这些注释不仅丰富了黄帝内经的内容，也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发展。

总的来说，《黄帝内经》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完善的过程。从最初的手抄本到后来的版本整理和注释，《黄帝内经》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并且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历代医家、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不同认识：

⑴成书于战国时期。

代表人物是明·方以智、清·魏荔彤等。其论据，有从否定黄帝手笔而立论的，如程颢《二程全书》说：“《素问》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文，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清·魏荔彤在《伤寒论本义.自序》中也说：“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认为《内经》非三皇五帝典文，因为当时没有如此的文字。方以智《通雅》说：“谓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周末，即先秦战国时代。

也有从历史背景立论者，如《中国医学史讲义》：“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显著发展，学术思想也日趋活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多种医学著作，其中《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这里所讲社会急剧变化，是指我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发生全面崩溃，封建制度兴起的战国时代。

近人有从《内经》的内容与战国时代《周礼》相比较及《素问》文体两方面来论证的，如说《周礼•食医》有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素问•金匮真言论》则谓：“东方味酸，生于春；南方味苦，生于夏；中央味甘；西方味辛，生于秋；北方味咸，生于冬。”《周礼•疾医》又说：“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而《素问•金匮真言论》亦言“春气者，病在头”，“夏取分腠……分腠治肌肉”，出自《灵枢•寒热病》。分腠肌肉，都是痒疥疾所发之部。因而得出结论是“既肯定《周礼》为战国时书，则《素问》之为战国时书，似无任何疑义矣。”（《内经研究论丛•内经十讲》）

⑵成书于西汉。

代表人物有宋·聂吉甫、明·顾从德、郎英、吕复及日人丹波元简等。持这种看法的人，大多从《内经》的语言风格上来推断。

如聂吉甫说：“《素问》既非三代以前之文，又非东都以后语，断然以为淮南王作。”淮南王，即西汉初淮南王刘安。

又如吕复认为《内经》的学术思想虽出自先秦战国，但其文字成书，则为西汉学者所为，并举《礼记》为喻。他在《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中指出：“《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而大略如《礼记》之萃有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翠，指《礼记》中所记录的孔子、子思的言论行动。汉儒，即西汉时代的儒家。

也有从文字义来推断的，如从“豆”字的考证，认为在先秦时代，用“菽”来表示“豆子”这个概念，而先秦时“豆”字的含义不作“豆子”来讲，而是指一种盛肉、盛酱、盛粮食的工具，相当于现代的器皿。有人将先秦时期著名的经书作了统计，其中出现的十九次“豆”字，“毫无例外地都作盛器皿的器具讲”。所以，“从《内经》中所有‘豆’字均作‘豆子’讲这一事实来判断，《素问》《灵枢》的成书时代，主要是在汉代，当然并不排除其中也有先秦时代写成的部分文章，以及成书魏晋的个别部分。”（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2，（3）：17）从而说明《内经》中虽前有先秦，后有魏晋的文章，但其成编应当在西汉。

《内经》成书于西汉说最有力的论据是史籍对《黄帝内经》的著录。《黄帝内经》之名，在史籍上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其《方技略》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合为“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据《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七略》则是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时撰写的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其中分工校方技类书籍的是朝廷侍医李柱国。史载李柱国校勘医书的时间是在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一般认为此时应为《内经》成书的下限。就是说，西汉末成帝年间，《黄帝内经》十八卷已成编问世。

《内经》成书时代的上限，从史料上推，《史记》可作为一个重要标志。《史记》之前的《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先秦史书，记载医事甚少，且未将医学与黄帝联系起来。《史记》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迄汉武帝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并专为战国的秦越人（扁鹊）、汉初的淳于意（仓公）两位医家作传，但未见有关《内经》之类的书名。可以推想，如果当时《内经》已经成书流传，那么遍览朝廷藏书、考察过全国各地的太史公司马迁是应该见得到的。《史记》的写成是在作者入狱（公元前99年）之后，如此推算，则《内经》汇编成书的时间当在《史记》之后、《七略》之前的西汉中后期。这一点已为现代多数学者所接受。

⑶成书于东汉。

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出汉文帝初元12年（公元前168年）墓藏（葬）中随葬的两部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有人据此怀疑《内经》成书年代可能在东汉。理由是上述两部脉灸经均有脉无穴，无五行配属，虽然涉及到脏腑及其功能，但无十二经脉内系十二脏腑的络属概念，也没有四肢和内脏由经脉相联系的记载。所以肯定了这两部帛书是《内经》以前的作品。因此两书出土于西汉墓，则推测《内经》的成书当在其后的东汉。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晋代皇甫谧提出《素问》和《针经》即《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的说法是不可靠的。《素问》《灵枢》（包括《针经》《九卷》等名）两书名在历代正史书目一直分别使用，且卷秩浩大，有162篇，而《汉书•艺文志》之《黄帝内经》仅18卷，虽名曰“卷”，实则“卷”、“篇”相等，无“积篇为卷”之例，因而其《黄帝内经》18卷当为18篇之量，与今本《黄帝内经》相去甚远，再结合文字注引、学术发展等情况，认为今本《黄帝内经》极有可能是东汉人在博采《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各种医经著作的基础上成书的（《岐黄医道》）。还有学者提出，基于“五德终始”论，西汉国运为土德，流行“心属土”说，东汉以火德为国运，出现了“心属火”说，《素问》《灵枢》等主张心配火，医籍只能出现在东汉。[河南中医，1998，18（3）：138-139]

王育林的说法（《中医古籍考据例要》）

《黄帝内经》成书时代，前代学者的主张略分为四种：

（1）黄帝时书。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杨玄操《难经集注·序》、宋林亿《针灸甲乙经新校正·序》、郑樵《通志·三皇纪》等主之。

（2）先秦时书。宋邵雍《皇极经世书》、程颢《二程全书》、司马光《传家集》、朱熹《文集》、王炎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引等主之。

（3）两汉时书。明顾从德翻刻宋本《素问》跋、朗瑛《七修类稿》等主之。

（4）历先秦而集于汉。元明间戴良《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引吕复主之。张灿玾《黄帝内经文献研究》

上述各家，宋以前学者大多对《内经》为黄帝遗书的传说迷信不疑。而宋时即有一些学者认为此说无非依托取重，并言《内经》当为战国时人所作。认为《内经》成于西汉说的依据，是它的语言风格与司马迁、刘向、刘安相近，尤其与刘安之《淮南子》相似。这种看法，建立在同期文献比较的基础上，是比较科学可信的。戴良所引吕复的看法，是依据《礼记》等书编集之例类推，得出《内经》萃编于汉儒的结论。又以《内经》非一时之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的说法解释该书内部的矛盾现象。这些研究从方法上给后人许多启发。

现代学者对传本《内经》的成书年代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比较一致的结论，可以表述为：“就《素问》与《灵枢》之基本内容而论，似可认为取材于先秦，成编于西汉，增补于东汉。若就《素问》运气七篇大论及别行之《本病》、《刺法》两篇而言，似可谓续增于汉末至南北朝前期，补遗于唐宋。”（张灿玾《黄帝内经文献研究》第二章）。其佐证之可采者分别是：

①取材于先秦——《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淳于意得公乘阳庆所授之禁方书有《脉书》、《上下经》、《五色诊》、《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诸书。这些书必为先秦旧籍。理由有二：其一，据《史记》，授书事在高后八年（前195），阳庆时年七十余，则其生于战国，所受古先道遗传之书当亦古旧；其二，长沙马王堆出土之古医书，有《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系秦汉以前医学原著。马继兴《马王堆医书考释》。后来江陵张家山出土之书有原题《脉书》者，其十一脉与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系出同一祖本。检今本《素问》、《灵枢》之引书，多有与阳庆之禁方书名目相同或相近者。《素问·病能论》：“《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也；《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金匮》者，决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恒》者，言奇病也。”

②成编于西汉——理由有三：其一，科技发展水平相当。《素问》、《灵枢》关于天文、历法、五行与五脏关系等记述，与西汉其他文献吻合；其二，音韵合于汉代。据本师钱超尘先生《内经语言研究》，《素》《灵》众多有韵之文的用韵，有别于先秦，而合于汉代；其三，或为刘向校书时整理定名。医经之著录，始于刘向。而其书则原已有之，复经刘氏等人校理定名。内中包括《黄帝内经》。

③补亡于东汉。

④增补于魏晋或南北朝。

⑤补遗于唐宋。

王育林《中医古籍考据例要》

廖育群的说法（《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

前人对今本《黄帝内经》成书时代的辨析，首先是指出其非三坟旧典，成书当在战国诸子蜂起之时。其后，因见书中有“黔首”、“正月太阳寅”等秦、西汉时期方才出现的事物，故将其成书年代又向后推迟了一些，即战国秦汉之际（1）。除唐代王冰注《素问》时补入的“七篇大论”和《素问》第72篇<刺法论>、73篇<本病论>两篇确知为后世补入外，对于今本《黄帝内经》总体成书的时代估定，未见超出西汉末年者。这无疑是受到《汉书·艺文志》已有著录的束缚。关于《灵枢》，有人认为晚于《素问》，但也有人根据《素问》中亦见引用《灵枢》词句，则认为《灵枢》在先（2）。

（1）参见[日]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第1-10、32-37、228页。龙伯坚：“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106。以及各种版本的中国医学史著作，亦均持此说。唯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称其书当成于西汉末年。

（2）魏尧西：“《灵枢》成书时代”，《中华医史杂志》，1983，（2）：88。

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3）。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3）《素问》、《灵枢》中提到的古医经《上经》、《下经》、《揆度》、《奇恒》、《刺法》等均未见著录，亦皆亡佚。

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

廖育群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

梁繁荣、王毅、李继明等的说法（《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已非刘向父子及李柱国写定之《黄帝内经》。今本《素问》与《灵枢》（《九卷》《针经》）成书均在向、歆之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前，即东汉时期。最早将其指为《黄帝内经》的是西晋皇甫谧，而依据的是卷数与《七略》所载相同。刘向整理群书之时，当有大量的中医理论及临床书籍，向、歆父子讲其中的理论著述归为三家，首列黄帝。刘向之后，黄帝之影响始越来越大。东汉时有医家之杰出者，将各家中医理论著作汇为一集，名之曰《素问》《九卷》，采用黄帝君臣问答的体裁，以示其来源古老。所以，今本《黄帝内经》固然包含有刘向父子写定之《黄帝内经》的内容，同时也包含有扁鹊、白氏等各家的内容，只是我们仅依据今本《内经》已难以分辨孰为黄帝，孰为扁鹊，孰为白氏的内容了。（梁繁荣、王毅主编，李继明执行主编《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

梁繁荣、王毅《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

金栋按：看来，必须对《黄帝内经》“成书”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怎样才算“成书”。也就是今本《内经》体系的天人相应学说、气化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针刺学说、养生学说、诊法学说等大体完成（除七篇大论之外），一般说来也“编纂”在一起了，才算成书（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如此说来，《内经》能成书于春秋战国吗？

实际上，成书年代与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出于什么年代不是一回事！观今本《内经》的具体内容，确实辑录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医学文献，又吸取了当时的医学成就（包括解剖学）整理成书，故其中既有语言古朴、合于上古音韵、带有先秦习俗的成分或内容，又有明显的两汉时代烙印，即五行学说。所以有些篇章可能出自或反映先秦时期的内容，而西汉初这些“医学论文汇编”尚未纂辑成书。试举四例如下：

⑴如果今本《内经》在西汉初已经纂集成书的话，司马迁编著《史记》时，其《扁鹊仓公列传》为何没有《内经》的些许痕迹呢？

《扁鹊仓公传》，是司马迁为战国时期名医扁鹊秦越人和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所立的传记，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名医立传的先例。

扁鹊约生当战国时期（出土已证实），《扁鹊传》中的医学理论已有阴阳说、早期经络说及刺法、脉诊等，和今本《内经》体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最关键的缺陷是，五行学说未引进医学。这样便不可设想，先秦战国时期有大体与《内经》相同的理论体系，即《内经》不可能成书于先秦战国。

仓公生当西汉初期，据其传记所述，与今本《内经》理论体系相较，仓公之学比今本《内经》面窄，不很系统，即《内经》亦不可能成书于西汉初。

要之，司马迁不可能见到今本《内经》。所以说今本《内经》的成书时间不是战国西汉初。

⑵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简帛医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经专家考证认为，马王堆医书下葬于西汉早期，即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墓主人的随葬品应是他生前研读、使用的东西。马王堆医书应是西汉初年流传并且在使用的医书。其成书时代亦应断自汉初为妥。

马王堆医书最有考证意义的是，其中的经脉学说是十一经脉，还没有今本《内经》中成熟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之说。今可断言，马王堆医书时代，今《内经》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学说远未完成。这不但为《内经》成书时代，提供了可靠地上限，也足资证明，经脉学说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演变。据此推断，今本《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中期之前，怎么会是战国西汉初呢？

⑶《灵兰秘典论》中的“中正”“州都”之官，乃曹魏以后才有的官名，所以其成书下限或止于此！否则能谓之编纂“成书”吗？这怎么能说成书于战国西汉初呢？

⑷据中华传世文献，《灵枢·九宫八风》篇八卦与九宫相配，与两汉之际的纬书，如《易纬·乾凿度》《通卦验》有关。太一游九宫，则受《易纬·乾凿度》“太一下九宫”之说而来；八卦气对自然界与人体的影响，则与《易纬·通卦验》有关。

说《内经》成书于西汉初，是班固《汉志·方技略》记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之故。实际上，今本《黄帝内经》非《汉志·黄帝内经》十八卷，而是由两部独立的医学巨典《素问》《灵枢》（《九卷》《针经》）构成，当是东汉（或以后）时期成书。两书之名皆首见于《隋书·经籍志》。

所以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说：“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廖氏之说很有道理！

赵洪钧说：“应该承认《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就是今《内经》的祖本。否则 《素问》《灵枢》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一点廖育群说得比较好，即刘歆的《七略》不可能漏掉这两部大书。班固写《艺文志》的时候，很可能有了略同今《素问》和《灵枢》的著作，但他不能把东汉时代的《内经》载入《汉书·艺文志》。对看出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可以肯定，那时中医的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内经》的理论硬核和超硬核已经完全稳定或成熟。故可以断定《白虎通》是《内经》成书的下限。”（《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只不过，《灵兰秘典论》篇中“中正”“州都”之官称，则将《内经》编纂成书下限延至曹魏（三国）以后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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