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学派历史沿革与学术思想

概 论

刘完素，字守真，约生于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金·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以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名噪一时，成为河间学派的开山。他的学术思想实渊源于五运六气，故其所著的《素问玄机原病式》中，竟以五运六气来概括《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并说：“治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

六气之中，火居其二，病机十九条之中，火热居其九，他通过“兼并同化”的理论，力倡“六气皆能化火”之说，及其着《宣明论》，用药亦多主寒冷，从而对热病的方治而自成体系者，实自河间始。

刘完素的弟子有穆大黄、荆山浮屠、马宗素等。荆山浮屠一传于罗知悌、再传于朱震亨。于是河间学说便由北方而传到南方了。火热为阳，亢盛之后，必伤阴精，其论治多以补阴为主，而开后世滋阴一派的先河，是河间之说至震亨而已渐变。

传朱震亨学说的，先后有赵道震、赵以德、戴原礼、王履诸人。惟原礼尝著《推求师意》一书，畅发朱震亨之学颇为盛行。如这时的虞抟、王伦、徐彦纯、刘宗原等，无不景从震亨，并能取长补短，不拘一格，主张“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诸氏之学，虽不局限于丹溪，究其说一归于丹溪，故仍属于丹溪一派。

略先于震亨而宗河间者，有瞧州张从正，以及葛雍、镏洪、麻九畴、常德等。从正阐发河间六气病机之旨，尝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论，但无论其为风为火，或湿或燥，总是不应留在人体的邪气，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故其治法一以攻伐去邪为宗，是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一变矣。

近人陈无咎，与朱震亨同为义乌人，私淑丹溪、河间，办丹溪学社于上海，但并不见其倡言火热以及“阳常有余，阳常不足”之说，惟其创制新方，必崇《内经》，颇具有刘、朱“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的遗意。

河间学派的师承授受关系，如下表所列，而其阐发学术的主要内容，则不外乎三个方面。

——赵道震

穆大黄

——赵以德

刘完素

荆山浮屠—罗知悌—朱震亨————虞诚斋

马宗素

麻九畴

——戴原礼

…张从正

——王

履

…葛

雍

常

德

——刘叔渊—刘

纯

…镏

洪

… 李之范

………汪

机—程庭彝 ………王

纶

注：

直接师承，

………虞

抟

…间接师承。

………徐彦纯

………陈无咎

刘完素的火热论 以火热为导致多种病症的原因，是刘完素阐发病变机理的主要内容之一，他的火热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1）火热为病的广泛性

首先他把《素问》病机十九条属于火热病症的范围予以扩大，在《至真要大论》所述的病机中，属于火的，仅有瞀冒、口禁、瘈疭、鼓栗、胕肿、酸疼、冲逆、惊骇、狂、躁十种；属于火热的，仅有转戾、呕吐、吐酸、下迫、泄泻、水液混浊七种。而刘完素在他著的《素问玄机原病式》里，则扩大为：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转筋、小便浑浊、腹胀大鼓之如鼓、疖疽疡疹、瘤气结核、吐下霍乱。瞀郁肿胀、鼻塞鼽衄、血溢血泄、淋闷、身热、恶寒战栗、惊惑、悲笑、谵妄、衄篾血汗，皆属于热。以及诸热瞀瘈、暴暗冒昧、躁扰狂越、骂詈惊骇，胕肿疼酸、气逆冲上、禁栗。如丧神守、嚏呕、疮疡喉痹、耳鸣及聋、呕涌、嗌食不下，目昧不明、暴注瞤瘈、暴病暴死，皆属于火。共扩大成五十多种病症。其中气喘、气郁，在病机仅属于肺，肿满呕吐，仅属于脾或属于上，而刘完素悉以之属于火热，并为之解释说：热则息数气粗而为喘，热火为阳，主乎急数也。胃膈热甚则为呕，火气炎上之象也。凡郁结甚者，转恶寒而喜暖，所谓亢则害，承乃制，而阳极反阴者也。其论诸病症之属于火热者，大略如此。

（2）六气皆能化炎说

刘完素在谈论火热与风、寒诸气的关系时，强调风、湿、燥、寒诸气在病理变化中，皆能化热生火；而火热也往往是产生风、湿、燥、寒的原因之一。如：风与火热的关系，刘完素认为风属木，木能生火，故火本不燔，遇风冽乃焰。反之，病理上的风，又每因热甚而生。他说：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凡言风者，热也，热则风动。故风之于火热，在病变过程中，多为兼化的关系。所以他在解释诸风掉眩的病机说：所谓风气甚而头目眩晕者，由风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复生火，风火皆属阳，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所以对这种由火生的风，在治疗时当用清凉之剂，即《素问》所谓风淫于内，治以辛凉的道理。

湿之于火热，不仅是由于积湿成热，更重要的是湿为土气，火热能生土湿。他说：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怫郁，水液不能宣通，即停滞而生水湿也。这种病变，反映在临床上，则多为水肿。所以他说：诸水肿者，湿热之相兼也。湿热相搏，则怫郁痞隔，小便不利而水肿也。因此，刘完素治这种湿热兼化的水肿腹胀，则主张用辛苦寒药为君以利其大小便，并说：以其辛苦寒药，能除湿热怫郁痞隔故也。

燥病的形成，刘完素认为，或由于寒凉收敛，气血不通所致，故冬月甚，夏月衰。或由于中寒吐泻，亡液而成燥。但更多见的燥病，乃是风能胜湿，热能耗液的结果。如风热耗损水液，气行雍滞，不得滑泽通利，则皮肤燥裂，肢体麻木不仁。又如：大便干涩，乃大肠受热，化成燥涩的亦属常见。就是秋凉成燥，亦每多为火热同化所致。故刘完素说：金燥虽属秋阴，而其性异于寒湿，反同于风热火也。因此，燥就和风热分不开了。在治疗上，刘完素则主张：宜开通道路，养阴退阳，凉药调之，慎服乌附之药。

至于寒气，除阴盛阳衰而为中寒（即里寒）者外，他如感冒寒邪，或内伤生冷，冷热相并，均能使阳气怫郁，不能宣散而生热，不可便认为寒当以成症辨之。

（3）火热病的治法

刘完素对于火热病的治疗法则，主要从表证和里证两个方面来确定的。

① 表证

他认为表证固应汗解，但怫热郁结于表，绝非辛热药所宜，致表虽解而热不去。惟有用辛凉或甘寒以解表，则表解热除，斯为正治。临床时的具体施用，简要概括之，则是：

夏季暑热当令，一般不宜用麻黄、桂枝等辛热解表；若必须用时，也应适当加入寒性药物，否则就会助长热邪而发生他变。故以甘草、滑石、葱、豉等发散为最妙。

阳热郁遏于表，虽亦见恶寒战栗诸症，实为阳热郁极而产生的假象，不能辛热解表以助其热，而应以石膏、滑石、甘草、葱、豉等以开发其郁结，必须从脉证上细心分辨。

表证而兼有内热的，一般可用表里双解的办法，如防风通圣散、双解散，即为表里双解之剂。或用天水一凉膈半，或用天水凉膈各半，以散风雍，开结滞，使气血宣通，郁热便自然解除了。

表证依法汗之不解，前证别无变异者，通宜凉膈散调之，以退其热；若汗后热退不尽，可用天水散、黄连解毒汤、凉膈散等，以调顺阴阳，洗涤脏腑余热；若汗后不解，而下证又未全者，可用白虎汤清之。

② 里证

里证用下法，可根据以下三种情况灵活运用：

表证以解，而里热郁结，汗出而热不退者，都可用下法。可下之证在临床上的表现，多有目睛不了了、腹满实痛、烦躁谵妄、脉来沉实诸症，也就是热邪郁结在里的反映。必须以大承气汤或三一承气汤下其里热。

热毒极深，以致遍身清冷疼痛、咽干或痛、腹满实痛、闷乱喘息、脉来沉细，乃热蓄极深，阳厥阴伤所致。其病变已影响到血分，就不能单纯用承气汤攻下，而必须和黄连解毒汤配合使用。

在大下之后，热势尚盛，或下后湿热犹盛而下利不止的，可用黄连解毒汤清其余热。必要时可兼以养阴药物。若下后热虽未尽，而热下盛的，则宜用小剂量黄连解毒汤，或凉膈散调之。从以上来看，刘完素在探讨所以造成火热病症的种种原因和机理时，是有所发明的，可以说在宋金以前言火热病机和治法的，无出其右者，他对火热之所以有较深细的认识，主要还是来源于医疗实践，是从临证中不断总结出来的。所以他说：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玄，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无以常火，人以常动，动者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

这就是刘完素创言火热论的思想基础。

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刘完素的火热论概括所有疾病的病变，更不能认为刘完素只对火热病机有研究，而不及其它。在刘完素书中既有讨论多种属于寒凉病变的，更制有如双黄丸、内固丸一类的温中散寒方剂。因此说，刘完素对火热病症的病理变化，在《素问》病机的基础上既有所创新，又从临床上总结出对热性病的治疗原则，提出了辛凉解表和清热养阴的治法。不仅对后世治疗温热病以很大的启示，同时也突破了魏晋之后墨守仲景成规的保守作风，使后来的学者敢于设想，敢于研究，能理论联系实际，促进祖国医学的理论和治疗不断地发展与提高。

张从正的攻邪论

攻邪论的代表者为张从正。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宋金时（约生于公元1156-1228年）睢州考城（河南）人。据元人张颐斋序《儒门事亲》说：近世惟河间刘守真，深得长沙遗意，故能以斯道鸣于大定明昌间，南渡以来，宛丘张子和出焉，探历圣之心，发千载之密，凡所拯疗，如取如携，识者谓长沙河间，复生于斯世矣。这仅是把张从正比拟于刘完素。《金史·本传》则径称：张从正，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

是从正之学，远则取法乎《素问》《伤寒论》，近则独宗于刘完素。观其娴于汗吐下三法，并从六气分证，又倡三消当从火断之说，其于河间者实多。他学说的主要内容可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1）病由邪生，攻邪已病

张从正首先认为病邪是由外而内到人体的，或是由体内变化而产生的。病邪留于体内而不去，是一切病之所由。所以他说：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这个观点是符合祖国医学传统概念的，如《灵枢·百病始生》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起病于上，是谓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胜数。

不论内因外因，疾病总是由病邪强加于人体而成，不是人体本身应有的变化，张从正这一认识，还是较正确的。疾病既是由病邪强加于人体而成，则治疗疾病便首应攻去病邪。他说：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可乎？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及其闻攻则不悦，闻补则乐之。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世间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这是张从正提出攻邪论的主要根据，也是较有说服力的，其理论的根据，亦来源于《素问》。如《阴阳应象大论》说：因其而扬之，因其而减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成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实者写之。这些都属于不同方式的攻邪方法。病邪攻去，正气自安，亦正如《至真要大论》所说：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暴者夺之，皆随胜气，安其屈伏，无问其数，以平为期。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因此说，张从正的攻邪论，无论从临床实际讲，或是从传统的治则理论讲，都是具有卓识的。

（2）攻邪三法

发汗、催吐、泻下，是张从正攻去病邪的三个主要方法。他说：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诸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疼痛走注、麻痹不仁、及四肢肿痒拘挛，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固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至其统论诸药，则曰：辛甘淡三味为阳，酸苦咸三味为阴。辛甘发散，淡渗泄，酸苦咸涌泄。发散者归于汗，涌者归于吐，泄者归于下，渗为解表归于汗，泄为利小溲归于下，殊不言补，乃知圣人只有三法，无第四法也。且予之三法，能兼众法。……张从正的汗、吐、下三法是极其广泛的，包括方药、针灸、薰洗、按摩、导引等等，从当时来说，充分发挥他所能掌握的各种治疗方法，来与疾病作斗争，借以提高疗效，比起单纯用某一种方法来治疗，总要好得多，这可以说是张从正在临床上的创见。至于他对三法的具体运用，略述如下。

①汗法

张从正在《凡在表者皆可汗式》中指出，风寒暑湿邪气在于皮肤之间而尚未深入者，最迅速有效的治法，就是发汗。《素问》有剌热的方法，开玄府而逐邪气，与发汗的道理并无二致，但不如用药发汗收效更速。发汗的方法有多种，不但辛温可发汗，寒凉亦能发汗，此外还有熏渍、导引等。发汗的方法既多，施用的范围亦较广。对于发汗的具体运用，他认为首要明辨阴阳、表里、虚实。凡表证如麻黄汤类为表实而设，桂枝汤类为虚而设。但汗法的实际施用远不如此。如飧泄不止，日夜无度，完谷不化，若脉见浮大而长，身表微热者，都可用汗法。还可与吐法、下法先后连用，或者吐法和汗法兼用。如破伤风、惊风、狂、酒病、痹症等，都可随证酌情于吐下之后继用汗法，甚至吐汗法并用。至于辛温发汗与辛凉发汗的分辨，张从正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其汗法所用的方药，除辛温剂概用仲景麻桂汤方外，辛凉剂则惯用防风通圣散与双解散。

②吐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这基本是指吐法而言。这也说明吐法的运用由来已久。但是正如张从正认为：夫吐者人之所畏，且顺而下之，尚犹不乐；况逆而上之，不悦者多矣。长期以来，无论病家和医家，对吐法往往都存在这样的顾虑，以致临证中用吐法的向来不多。惟张从正认为：自胸以上，大满大实，痰如胶粥，微丸微散，皆儿戏也，非吐病安能出？仲景之言曰，大法春宜吐，盖春时阳气在上，人气与邪气亦在上，故宜吐也。

从理论上来说，病变在胸膈之，无论其为痰涎、为邪浊、为饮食，用催吐剂因势利导，使之从上而出，最为捷径，即高者越之之义，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张从正既理解到上脘之病，可涌而去之的理论，又吸收了前人的经验，如：仲景《伤寒论》中以葱根白豆豉汤以吐头痛，栀子厚朴汤以吐懊

，瓜蒂散以吐伤寒六七日，因下后腹满无汗而喘者；孙氏《千金方·风论》中散、方往往皆效；近代《本事方》中稀涎散吐膈实中满，痰厥失音，牙关紧闭，如丧神守；《万全方》以郁金散吐头痛眩运，头风恶心，沐浴风；近代《普济方》以吐风散、追风散吐口禁不开，不省人事；……此皆前人所用之药也，皆有效者。张从正充分接受这些经验，并通过医疗实践的验证，便益信之笃而用之神。他说：余之用此吐法，非偶然也。曾见病之在上者，诸医尽其技而不效，余反思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颇获微应。既久，乃广访多求，渐臻精妙。过则能止，少则能加，一吐之中，变态无穷，屡用屡验，以至不疑。故凡可吐令条达者，非徒木郁然，凡在上者，皆宜吐之。他提醒人们，凡用吐剂，宜先小服，未效，渐加，中病即止，不必尽剂，过则伤人。此乃良言，当记。

③下法

王太仆释《素问》土郁夺之曰：夺谓下之令无雍碍也。《素问》又说：因其重而减之，减去其重积，亦具有泻下之义。雍碍既夺，重积得减，则气血流通，而身自健，胜于服补药多多，这是张从正重视下法以强身的理论根据。

有邪实存在，下之即所以补之，这是具有辨证法的观点。攻下疗法，尤适用于在脾胃方面的病邪，他说：《内经》曰：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人之食饮酸咸甘苦百种之味，杂凑于此，雍而不行，荡其旧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况中州之人，食杂而不劳者乎！中州土也，兼载四象，木金水火，皆聚此中，故脾胃为病。奈何中州之医不善扫除仓禀，使陈莝积而不能去也。脾主运化，胃主消磨，总以通畅为贵，一有积滞，诸症蜂起，惟有攻下而消其积，导其滞，才是根本之图。当然，张从正用攻下法，并不局限于脾胃的积滞，如他认为：伤寒大汗之后，重复劳发，热气不尽者，可下；杂病腹中满痛不止者，此为内实，可下；伤寒发热大汗之后，脉沉实，寒热往来，时时有涎嗽者，可下；目黄九疸食劳，可下；……等等。他也提出了禁下之证，如：如非实证，则不能任意妄攻。如洞泄寒中，伤寒脉浮，表里俱虚，心下虚痞，厥而唇青，手足冷，小儿内泻转生慢惊，小儿两目直视，鱼口出气，以及十二经败证等，均为禁下之例。惟对于大积大聚，大实大秘，大涸大坚，下药直是补药。

总之，张从正对汗吐下三法的灵活运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所应用的范围，对祖国医学的治则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值得继续予以发扬，特别是吐法，近来医者运用尤少，根据他的经验，往往对顽固性疾患，可一吐而愈，颇值得重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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