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使用的动物药(古代读书人适用方初探)

古代人使用的动物药

我国最早的药物书《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公元二世纪前使用的各种天然药物，其中动物药67种。(清·顾观光重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在唐代，“整个植物界、动物界以及矿物界的资源，都是药剂师利用的对象。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对治疗疾病是无用的，那怕是非活性的、有毒的，或者那些只能令人作呕的东西也对治疗疾病有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录动物药461种，虫鱼鸟兽乃至人兽的指（趾）甲、皮毛、粪、尿，悉皆入药。“马屎曰通（白马通），牛屎曰洞，猪屎曰零，皆讳其名也”；另一些名称更为优雅，如蚕沙（蚕屎）、夜明砂（蝙蝠粪）、五灵脂（鼯鼠粪）和望月砂（兔粪）。人屎则称黄龙汤、人中黄，人尿称轮回酒、还元汤，主治大热狂走、骨蒸劳复，或止劳渴、润心肺，治癥积满腹、去咳嗽肺痿和难产胎衣不下。

其实，世界各国都曾经使用过动物药治病，文明古国最为悠久。在古埃及的几种古写本纸草纸医书中，埃伯斯（Ebers）发现的公元前1550年的古医书记载着大约700种药物和800种药方，其中包括各种动物药，如蜂蜜、胎盘、脂肪、肉、脑、肝、肺和血液以及粪尿、乳汁和胆汁皆为药材。动物和人的粪便、脑浆常涂抹在体表用以驱魔，蜥蜴、鳄、鹈鹕和婴儿的粪便治疗眼疾，鸟粪和蝇屎也作口服。各种动物的血液都用于医疗，如在拔除倒睫后涂上动物血，以图预防再长。尿用来与其它药物混合灌肠或外敷，人尿可以洗眼。牛和山羊的胆汁广泛作为药用；鱼胆用于明目，猪胆用作祛除眼睛里的邪气。未曾交配过的雄驴的睾丸可以治疗眼疾。动物的脂肪用于制备油膏。治疗秃头的方子很多，有狮子、河马、鳄、猫、蛇和野山羊的脂肪混合物，黑驴的睾丸泡酒，以及阴茎、雌驴的外阴和黑蜥蜴的浸液搽头。还有用油炸老鼠搽头，防止头发变白；老鼠烧烤成灰和以乳汁治疗儿童咳嗽。动物的鲜肉用于外敷伤口，吃肉作为药膳。古纸草医书上记有吃动物的肝脏治疗“看不见”和失明（sharu-blindness）的病例，医学史家对后一例失明是否为夜盲症意见分歧。

美索不达米亚的药物与古埃及的十分相似，动物的脏器（特别是肝脏）、脂肪、血液、肉、尿粪和碾碎的骨屑，以及人的头发都是常用的药物。

印度古代吠陀医学常用的动物药材，有蜂蜜、胆汁、脂肪、骨髓、血液、肉、粪尿、精液、骨和肌腱、角、蹄甲、头发和毛鬃等。《医理精华》是七世纪中期吠陀医学的代表著作，其中动物药有牛羊奶和酥油，以及各种家养禽畜、鱼类和野生动物的肉。动物的尿用于去痰、驱风、杀虫、解毒，治疗黄疸、水肿、皮肤病、痔疮、肿胀和尿道病。

中世纪后期欧洲医生使用的天然动植物药种类繁多，流行用多味方药，一个药方常由二三十种药物组成。当时最受尊崇的一种万应解毒药（Theriaca）最为复杂，由六七十种药物加蜂蜜配制而成。这个灵药不仅包含的药物种类多，而且药物随地域和季节而异，“其中常包括一些令人发呕的动物分泌物，以及一些奇药如鹿角、龙血、青蛙精液、毒蛇胆汁及蜗牛等。”不过其最基本的成分是毒蛇的肉，意在以毒攻毒。

比《本草纲目》稍晚的《1618年伦敦药典》，也收罗了大量草药，其中动物药有胆汁、血、爪子、鸡冠、羽毛、毛皮、毛发、汗液、唾液、蝎子、蛇皮、蛛网和地鳖一类的东西。三四百年前，加拿大的欧洲医生应用黄蜂窝和苍蝇煎汤治疗妇女不孕，理由是这些昆虫能大量繁殖。西伯利亚的伊捷尔缅人和雅库特人吞食蜘蛛和白虫（whiteworms）来治疗不育。这些做法与我国民间的活吞蝌蚪似是异曲同工。中医的兽血治病，欧洲也曾有过。19世纪末，巴黎的女士们如果身体不适，可能会去屠宰场喝一杯鲜血，以恢复体力。我国还有“刺（人）血热饮”治疗“狂犬咬、寒热欲发”。人肉也是良药，治疗羸瘵，人血可以治疗男人的性无能和不治之症。所以，20世纪中期仍然出现过鲁迅小说《药》中所说的人血馒头的情景。

由此可见，在古代，世界各国使用的药物与我国的本草大致类同，不同是因为就地取材，在观念上没有根本的差别，本质都是交感巫术所衍生的。其实，中国的传统医药从汉、唐开始，就已经受到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罗马帝国医药的影响，从这些地方输入了许多医学知识、药物和医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疗所用的药材，都是当地产的动植物，和中医药也大体相似，所不同的在于地域、物产和文化的差异。我国的传统医药内容庞杂，只是因为我国历史悠久积淀太多，加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提倡，并附会了现代医药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影响将更为深远。

日本在6世纪传入中医，逐渐形成了汉方医。明治维新大量引进欧洲的医学，对医疗系统进行彻底改革，摈弃传统医药。现代医学已经在亚洲各国成为主流，尽管传统医疗仍有一定的市场。

古代读书人适用方初探

作者/党伟龙

读书人（或称文人、书生、士子等）是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要的一个群体，无论为了举子业寒窗苦读或日常爱好，读书写作都是他们的重要生活内容，劳心而不劳力、多思而少动等共同生活方式，造成其健康问题有别于一般人。那么，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方药之中，有没有一类比较适用于这个群体服用的方剂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孔圣枕中丹”“天王补心丹”等传世名方，以及命名独特的“读书丸”“状元丸”等，就似乎专为他们而设。

此类成方多具益智强记、养心安神之功，常见于医籍中的“健忘门”或“补益门”，比较适合读书人苦读劳心所致诸般疾病，或对其日常读书写作生活有所裨益，故称之为“读书人适用方”。它们实用价值虽大，但研究者关注程度还不够，笔者将对其作一番梳理。

一、孔圣枕中丹

孔子大圣智枕中方：龟甲、龙骨、远志、菖蒲，上四味，等分，治（冶）下筛，酒服方寸匕，曰三，常服令人大聪。——唐代孙思邈《千金方·好忘》

此方宋代《太平圣惠方》又名“孔子大圣智补心虚健忘助神枕中方”，一般简称孔圣枕中丹，托名儒家圣人孔子枕中秘藏，一言其宝贵，二暗示其助读助学之功。

《千金方》原文只云“常服令人大聪”，明代吴昆《医方考·孔子大圣枕中方》则特地指出宜读书人服用：“学问易忘，此方与之，令人聪明。”

龟甲（即龟板）功能滋阴潜阳、补心养血；龙骨为古代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功能平肝潜阳、镇静安神。二者一阴一阳，均属动物药，古人认为动物药是“血肉有情之品”，与草木无情之品不同，对人体阴阳气血的改善作用比较特殊。

菖蒲功能化痰开窍、醒神益智；远志功似菖蒲，两药常配伍使用。自《千金方》开始，菖蒲佐远志、龟板佐龙骨的经典配伍被一直沿用，孔圣枕中丹则堪称益智方剂的祖方之一。

又，日本医学名著《医心方》卷二十六曾引《金匮录》（约成书于隋代之前）两则益智方，即“真人开心聪明不忘方”（菖蒲、远志、茯苓）、“孔子练精神聪明不忘开心方”（远志、菖蒲、人参、茯苓、龙骨、蒲黄)，两方无论在命名、药物、功效上，均和《千金方》枕中丹相仿佛，可能二方属同一来源。

其中，昌蒲、远志必用，龟板、龙骨或用或不用，而代以人参、茯苓等。菖蒲、远志、人参、茯苓四味，实即《千金方》定志小丸（又称定志丸)，原治心虚惊悸，后来亦被作为益智方剂的基础方使用。人参补脾益肺、安神益智，茯苓健脾宁心，此二味与菖蒲、远志相配，代表了《千金方》枕中丹之外另一种益智方药思路，即后世读书丸、状元丸之前身。

二、读书丸与状元丸

两方在不同医书中药物组成各有差异，但也属大同小异，故一起讨论。

明代孙一奎《赤水玄珠·健忘门》收录了与读书有关的三个成方：

读书丸：健忘服之，日记千万言。（石菖蒲、菟丝子、远志、地骨皮、生地黄、五味子、川芎）

读书方：菖蒲、远志、桂、甘草、地骨、人参、巴戟天，倍煮茯苓糊丸服，读书日记万千言。

状元丸：教子弟第一方。（菖蒲、远志、白茯神、巴戟天、人参、地骨皮、白茯苓、糯米）

古人十分推崇背书能力，“过目不忘”“日记万言”是理想状态，却不太强调理解和运用，因此读书丸、读书方之类，药效主要在增强记忆力而已。称状元丸为“教子弟第一方”，颇堪玩味，表达了古时长辈教育后辈的一片苦心，既蕴涵精神上的激励作用(以高中状元为寒窗苦读目标)，也期望通过药效的发挥，实际促进读书效果，这与现在学生家长为子女购置保健品的做法何其相似。

此外，还有“朱子读书丸”。朱子，指宋代大儒朱熹，以之命名方药，与孔圣枕中丹意义相同。此方见于明代陈文治《诸证提纲》和李梃《医学入门》，组成相同：茯神、远志各一两，人参、陈皮各七钱，石菖蒲、当归各五钱，甘草二钱半。《医学入门》治“心虚”证，《诸证提纲》治“心虚动悸，忧烦少色，舌强”，应是针对读书劳心所致惊悸、虚火等系列症状。

三、天王补心丹

天王补心丹出处说法不一，组成亦有所差异，多以为出自《道藏》（历代曾多次编纂《道藏》，不知指哪一种）或明末洪基所撰《摄生秘剖》。其实在比较早的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已载此方，而据学者研究，唐代敦煌佛书中“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补心丸”即其袓方。

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在《古方八阵·补阵》中，曾对天王补心丹做过一番考辨，认为当时通用的乃《道藏》方，共十三味药：生地黄、人参、玄参、丹参、远志、桔梗、白茯苓、五味子、当归、麦冬、天冬、柏子仁、酸枣仁（《摄生秘剖》方、《方剂学》教材方、中成药“天王补心丸”方，组成与此基本相同）。

其他或加黄连，或加百部、菖蒲、杜仲，或以熟地黄代生地黄等，“各有不同，亦惟随宜择用可也”。并述其来源云：“《道藏》偈云：昔志公和尚日夜讲经，邓天王悯其劳者也，赐之此方，因以名焉。”可见天王补心丹本为劳心思虑者所设。

《寿世保元·健忘》认为此方“读书劳神，勤政劳心，并宜服之”，《医学入门·杂病用药赋》亦云此方“专治玩读著作，劳神过度”，均明确将天王补心丹视作读书人适用方。

四、其他

前面列举了几个传世名方，在内容繁复的古代医籍中还有许多读书人适用方，但相当零散，仅举几例略加分析。

养神汤（明代武之望《济阳纲目·健忘》)

“勤读苦辛之士服此。”组成包括：麦门冬、天门冬、石菖蒲、当归、贝母、白术、甘草、知母、陈皮、丹参、黄连、五味子。此方似针对读书人心肺阴虚证，可能见烦热、失眠、咳嗽等表现。原文注曰：“上作一服，加生姜水煎不拘时，当茶，以爽神气，通窍孔也。”可见本为药茶方，更便于随时饮服。

补益四物汤（《济阳纲目·健忘》)

“辛苦读书而有房劳服此。”组成为：当归、生地黄、白术、元参、白芍药、川芎、黄柏、知母、白茯苓、麦门冬、陈皮、山栀仁、甘草。此方主要由四物汤（当归、生地黄、白芍药、川芎，以生地黄代原方熟地黄）合增液汤（生地黄、玄参、麦门冬）滋阴养血，再佐知母、黄柏泻相火，山栀清心火等。盖读书辛苦已暗耗心阴，加之房劳，肾阴亦损，故滋阴为主，泻火为辅。应该是针对读书人君相二火易动、进而耗伤阴血的病证特点。

安神定志丸（明代吴正伦《养生类要·前集》)

“清心肺，补脾肾，安神定志，消痰去热。台阁勤政劳心，灯窗读书刻苦，皆宜服之，累用奇效。”组成为人参、白茯苓、白茯神、远志、白术、石菖蒲、酸枣仁、麦门冬、牛黄、辰砂、龙眼肉。此方在定志丸基础上，增加了养血的酸枣仁、龙眼肉，清心的麦门冬、牛黄、辰砂，共奏安神之功，针对劳心过度导致心神不宁的主症。

养儒汤（清代陈士铎《辨证录·梦遗门》）

组成为熟地黄、金樱子、芡实、山药、玄参、麦门冬、牡蛎末、北五味子。此为医案后随症立方：“人有专攻书史，诵读不辍，至四鼓不寝，遂成梦遗之症……此症用养儒汤亦妙。”“儒”乃古代读书人通称，以“养儒”为名，暗示其患者群体上的针对性。此方清心补肾涩精，适宜夜读劳心、心肾不交所致梦遗症。

五、分析

益智方占古代读书人适用方的大部分，多见于医书中的健忘门，主治健忘，兼治惊悸等症。大多益智方以补益作用为主，药性平和、久服无碍，或久服才能见效，可作为读书人日常保健之用。在剂型上，多为丹丸，保存和服用比较方便。从药物来说，菖蒲、远志、人参、茯苓（四药为定志丸）无疑出现频率最高，这四药同入心经，同能益智强记、养心安神，在《神农本草经》中都列入上品，属于补药范畴；在《本草纲目·百病主治药》中又都列入健忘门，主治心虚健忘，堪称最具代表性的几种益智药物。

服食菖蒲、远志以助读书的做法，每每见于记载，最早的数晋代道家名著《抱朴子·仙药》：“韩终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开书所视不忘。

若菖蒲、远志同用，便成为一个助读的小方子，如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石菖蒲》云：“今读书士，亦或取和远志为丸，朝夕吞服。盖因目击其说，欲假以开聪明、益智慧之一助也。”

菖蒲、远志治健忘症，成为流行于读书人群体的曰常保健品。人参、茯苓虽然亦为古代文人常用补品，但明确揭示其“助读”作用的材料尚未见到，留待进一步查考。

此外，从益智的方法上看，大致有四种：开窍益智、健脾益智、补肾益智、养心益智。古人认为头昏健忘一类症状，多由痰浊阻滞心窍，故化痰开窍可以益智，多选菖蒲、远志为化痰开窍要药。人参、茯苓为健脾要药，属健脾益智法。健脾何以能益智？

首先，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水谷精微，若化源不足、气血俱虚，智从何来？其次，《难经·三十四难》曰：“脾藏意与智。”宋代严用和《济生方》中归脾汤主治“思虑过度，劳伤心脾，健忘怔忡”，内含人参、茯神、龙眼肉等，即是健脾益智的代表方。

关于补肾益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肾生骨髓”，《灵枢·海论》云“脑为髓之海”，故一般认为补肾则补髓、补髓则健脑。养心益智法涵盖最广，前三法与此或多或少都有关系。除去定志丸四药外，其他常用益智药物如补心血的当归、养心阴的麦门冬、镇心安神的朱砂（三药皆列入《本草纲目·百病主治药·健忘》）等，皆以入心经为主，可证古人“益智”的重点乃从“心”着手。在本文讨论的读书人适用方中这几种益智法，更多是结合到一起运用。

随着科技发展，现代社会的体力劳动者已日益缩减，而劳心群体远较过去壮大，当这类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或罹患“疲劳综合征”时，读书人适用方兼具保健与治疗双重功效，颇有其用武之地。一方面，为医者在临床上不妨多运用此类方剂，验证其疗效；另一方面，中药厂家亦可试着将其开发为保健新药，相信必能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惟须注意：这些方剂虽然总的来说较适宜读书人群体，但具体到个人，仍要按中医辨证使用，如天王补心丹较为滋腻，体内痰湿过剩者便不合适；其他或健脾或补肾等，各有侧重，服用前最好向专业人士咨询。

中国医学史的古代时期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
一、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皇甫谧《帝王世纪》：“伏义氏……选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水火升降得以有象，万物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又说：“（黄）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从而对炎帝神农氏在药物的原始发现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这一论点为学界的普遍观点，例如：《世本》有“神农和药济人”；《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晋·干宝《搜神记》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二、动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动物药的发现和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使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各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为认识其药用功效而有了不断的经验积累。
夏商西周时期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首，象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足字则象脚的形状。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趾字就象脚趾形。眉则象眼睛上面长着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等等。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表入里，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由局部认识开始而涉及到人身整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春秋战国时期　
一、本草知识的丰富
1．出土医书中的药物
《五十二病方》
（1）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
此书简残损太甚，根据可辨认者统计，共收载药物七十多种。其中玉石类、木部类、兽部类、虫鱼部类、果部类、米谷部类、菜部类等等。《万物》的记载非常古朴，如“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姜叶使人忍寒也”，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用法。
（2）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五十二病方》因残损较多，很难确知原来所载方药总数。据帛书整理小组统计，共列药物247种。其中矿物药21种，草类药51种，菜类药10种，木类药29种，果类药5种，人部药9种，兽类药23种，鱼类药3种，虫类药16种，器物、物品类30种，泛称类药10种，待考药名14种。此外，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随葬物品中，还发现不少盛放在香炉或熏炉里有茅香、高良姜、姜、桂、蒽（蕙）、贲、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兰等。从《万物》和《五十二病方》来看，说明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现了众多的药物，而且对药物的性味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以记载药物知识为主的专书，但所载几乎都是单功能药物，其内容简略而古朴。《五十二病方》虽是记载临床治疗的方书，而所载药物之多却是空前的，仅次于后来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所记述之每一种药物已具有多种治病功效，比《万物》前进了一大步。
2．《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对药物的论述
（1）《山海经》：是一部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在叙述山川地域及其物产时，也记载了各地出产的药物，共一百多种。其中约有：如食之多力，食之不愚的补养药；食之宜子孙的生育药；服之不字食之无子的避孕药；服之美人色的美容药：食之无疫疾；食之无大疾；可以御疫的防病疫药；食之可以杀人的剧毒药；可以御百毒，可以为（治）毒的解毒药；可以杀虫的杀虫药；食之不眠，食之无卧的兴奋剂等。此外，约在这一时期在成书的非医药专著如：《管子》、《离骚》、《吕氏春秋》、《礼记》、《尔雅》等，也都其不同的角度论及了不少的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
二、方剂学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用药知识的积累，逐渐由使用单方过渡到使用复方，并且不断探索组方的原则和理论，方剂学萌芽。阜阳汉简《万物》记载有一些复方。如“倍力者以羊与龟”，认为龟羊合用，其强身健体之功更著，是复方的萌芽。五十二病方》，收载医方283个，如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等。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帛书《五十二病方》，复方大量增加了，而且剂型多种多样，既有内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诸剂齐备。《内经》奠定方剂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内经》并非方书，但对方剂理论和组方配伍原则作出了出色的归纳与总结，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时期　
秦汉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其表现有以下主要特点：
1、辩证论治思想的确立。辩证论治的思想出现于先秦。秦汉时期，经过无数医家的努力，特别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相结合的体系，建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确立了四诊、八纲、脏腑、经络、三因、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
2、出现了医案。西汉淳于意在继承前入学术经验的基础上，记录所诊治病人必详列姓名、身份、籍里、性别、病名、病因、脉证、诊断、治疗（方药、针灸、含漱药、窜药等），预防等，反映了早期医案淳朴可鉴的学术风格，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树立了榜样。
3、在临床医学进展突出。华佗创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虽然其方药、操作技术失传，但它却在学术思想上启迪了外科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辨证论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
4、初步奠定药物方剂学体系。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 （一）人民群众和许多医家面对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局面，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况，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从而使临床医学迅速发展，各科临证经验进一步充实。据记载，本时期问世的医方书籍近200种，在内科、外科、骨伤科、妇儿科以及各种急救处理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
（二）诊断学和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规范化，在总结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有重大发展，晋·王叔和的《脉经》，魏晋间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著作为其卓越代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药物学有突出进步，本时期本草著作达70余种，最有影响的是南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他将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较彻底的整理，又总结《本经》后数百年的新经验，参考《名医别录》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书，不但药物品种成倍增加，对药物限制、度量衡、剂型等严加考订，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新的本草分类方法，影响深远。雷敩所撰《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现知药物炮炙的最早专著。
（四）在玄学思想影响下，服石之风大盛，并使炼丹术迅速发展，由此既引起许多新的疾病的产生，也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这是本时期医药学另一个显著特点。
隋唐五代时期　
一、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以前只以局部地区或医学个人经验从事医疗实践和著述活动的局面已被打破。
二、医药学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趋向深入细致，对每一类疾病和每一症侯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中提高了认识，治疗的针对性更强，也更为有效。
三、兴办医学教育，形成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注意医药学术和防治知识的规范和普及，培养医学后继人才，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还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到唐代先后编有《广济方》、《广利方》等颁行，对普及医药知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四、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的发达，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去大批医书药物等，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外医学交流也有发展，如在唐代医学著作中有明显的印度医学的影响，而日、朝留学生的来华，中国医学对日、朝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辽夏金元时期　
学术争鸣与创新：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人民经历着长久的战乱，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当时一些医家产生了“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形成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他们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勇于创新，各成一家，风之所被，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前中期　
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方法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次如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长期的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而不能真正全方位地有所突破。西医传入的势头在清初之后不久就低落下来，新鲜的知识和观念没有机会进入中医社会，这种冲击要到清代晚期才真正到来。中医界在寻找多途发展，但时机还没有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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