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机医学的文化背景与学术价值

汪机医学的文化背景与学术价值

汪机是新安医学“培元”派的开创者，是明代四大医学家之一。他提出的“培补元气”、“营卫一气”的医学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汪机医学的文化背景

汪机医学思想产生的大文化背景是新安朱熹理学，小文化背景是金元四大家医学。汪机出生和行医的地方是徽州(又称新安)，徽州是“程朱阙里”、“理学故乡”，从宋代以后，这一相对封闭的地区历代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是注重《易》、《诗》、《书》以及《四书》等经典教育，府学、县学、社学发达，书院达54所(康熙《徽州府志》)。汪机“早岁习春秋经，补邑庠弟子员”。从小受到新安理学的教育。汪机《自赞》说“心存仁术，主好儒书”，早年为儒生，后“弃去科举浮文，肆力医家诸书，参以《周易》及先儒《性理论奥》而融会于一，皆余医所未闻也”。汪机对《周易》、程朱理学有很深的研究，“学足以溯河洛之趣，医足以逼岐黄之真”。易学、理学的阴阳学说、太极学说、元气学说是汪机“营卫”学说、培元学说形成的文化背景。

汪机30岁私淑朱丹溪，深受朱丹溪、李东垣学说的影响。以《内经》气血营卫立论，沟通朱丹溪、李东垣之说，将朱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比作卫气和营气，据李东垣《脾胃论》提出调理脾胃培补元气以扶正祛邪。汪机主张滋阴降火，但不拘泥于朱、李，既批评徒泥“养阴”者，又批评仅循东垣的“升阳辛散”观点，进而提出“调养气血，培补元气”的学术观点。其父汪渭说：“病当升阳，治法则从东垣；病当滋阴，治法则从丹溪。不可南北异宜而不化”。

汪机医学的学术价值

“培元”是新安医学的一大学术特征，汪机的“调养气血，培补元气”的思想是以其营气论作为理论基础的。汪机首倡“营卫一气”说，认为营与卫，异名而同类，“人体有卫气和营气，卫气为阳，营气为阴，营卫皆一气能化”。“分而言之，卫气为阳，营气为阴。合而言之，营阴而不禀卫之阳，莫能营昼利关节矣；卫固阳也，营亦阳也。故曰血之与气，异名而同类”。营与卫，好比月与日，“天之日月，皆在大气之中。分而言之，日为阳，月为阴；合而言之，月虽阴而不禀日之阳，则不能先照而运行矣”。“营中亦有一阴一阳。朱子曰：水质明而性本阳，可见营非纯阴矣”。阴不离阳，阳不离阴，营不离卫，卫不离营。这种观点是对《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乾坤二元归为太极”思想的合理发挥。在临床实践中有很好的效应。

根据这一思想，汪机在临床上大量运用人参、黄芪以固本培元，“参芪气温，又能补阳，而亦补阴”。“参芪味甘，甘能生血，非补阳而何?”汪机的固本培元的“本元”主要是指后天脾胃之本元，脾胃为气血之源，“生命之运动在于气”，人参、黄芪功在补气，“是知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中之气，补营之气，即补阴也。可见人身之虚，皆阴虚也”。《名医类案》收集汪机的验案196例，其中用参芪者就有125例，占64%。

汪机的固本培元法广泛用于临床各科，如治疗外科，“大旨主于调补元气，先固根本，不轻用寒凉攻利之剂”(《外科理例》)。治疗梅毒，他认为“内则素有湿热，外则表虚腠疏……邪气乘虚而入”，其治法，“湿胜者，宜先导湿……表虚者补气，里虚者补血，表里俱虚先补气血”。其立方遣药以三黄(黄柏、黄连、黄芪)苦寒之剂加猪胆汁治之，以达到祛除工焦温热进而扶正培元的目的，这是对补法的灵活运用。

汪机培元固本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医学的治疗特征。中西医学的区别，从本体论上说，中医是元气论，西医是原子论；从医学目的和手段上说，中医在于用药物及多种医疗手法激发人体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西医在于用药物替代人体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汪机注重的“元气”实际上就是人体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汪机擅用参芪，以发挥补气、补阴、生血、补脾胃之功能，实际上就是呵护进而激发人体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无论什么部位有了病，只要具有这种自组织、自康复能力，就可以得到痊愈，汪机用培元法治疗各科疾病，就是证明。中医的这一根本思想，对现代医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明清时期中医学在实践和理论上有什么新发展？

明朝时期，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大量涌入医学领域，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例如著名的医学家张景岳就是一位博学的知识分子，他撰著的《景岳全书》、《类经》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学类书，像王肯堂编撰的《证治准绳》、徐春甫编集的《古今医统大全》等在医学史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划时代巨著《本草纲目》是一部被公认为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在传染病学方面，明代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枕藉的惨状，而世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于1642年编著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专著——《瘟疫论》，给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吴氏根据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病原观点——杂气论。吴有性把这种不同于六气的异气称作杂气，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吴有性不可能通过显微镜观察到这些病原微生物，但他肯定杂气是一种“无象可见”、“无声无臭”的物质。这一创见，是对传染病病原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为了寻找预防和治疗烈性传染病的方法，在与当时危害人类比较严重的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大约在明代，我国就已经有了人痘接种法。关于人痘接种的具体方法，张璐在《张氏医通》之“种痘说”中说：“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之浆，收入棉内，纳入鼻孔。……如痘浆不得资，痘痂亦可发苗；痘痂无可窃，则以新出痘儿所服之衣，与他儿服之，亦能出痘”。这里已提到痘浆法、痘痂法、痘衣法，清中期后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不管如何，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开创了人类预防天花的新纪元。

随着药物学的进展，明代方剂学也有巨大进展。一方面是大量方剂书，尤其是巨型方剂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是对理、法、方、药的研究也更为重视。《普济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也是明代最大的方书。它搜罗极广，篇幅很大，几乎收录了十五世纪以前所有保存下来的方书内容。吴昆的《医方考》条理清晰，因证致用，说理透彻，在出版后影响广泛。

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还是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我国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对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多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浙江地区，主要与该地区当时的经济、文化、科学比较发达，以及河流密集、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大、温病流行频繁等因素有密切关系。被称为“温病四大家”的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都是出自这一地区的著名医家。

正是由于这时期温病学家以及其他医家在温病医疗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确立了三焦辨证，确立了温病的辨证体系。在温病的诊断方面，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方法，如察舌即观察舌质、舌苔的变化；验齿即根据齿龈周围的血色区别阴阳，不仅对温病辨证很有价值，对内伤杂病亦有重要价值，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诊断学。对温病的治疗也确立了清热养阴的治则，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治疗方法，其中不少方剂经临床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到了清代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和医学著作，如徐大椿（1693—1771）、陈修园（约1753—1823）、龚廷贤等。其中比较有创新的是王清任（1768—1831），他在长期行医实践中对解剖的重要性有独到的认识，并身体力行探索解剖学知识，亲临义冢、刑场观察尸体，绘制了人体内脏图，于1830年撰成《医林改错》一书，纠正了前人在解剖方面的一些认识错误。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西方医学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也开始进入了中国，一些人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产生了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开始排斥中医中药，使得中医药学的发展进入了低谷，步履艰难。也有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寻求中西汇通的道路，并出现了一些中西汇通的大胆探索和实践者。

其中像唐宗海，本着保存和发扬中医药学的愿望而提倡中西汇通，主要是以西医印证中医；还有恽铁樵，对中西医都进行过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主张中西汇通应该以中医为主，同时要注重实际效果。到了近代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张锡纯，他治学严谨，学有渊源，师古不泥，勤于实践，博采众长，衷中参西，敢于创新，是一位有所突破的中西医汇通代表人物。

总之，中医学所经过的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中医中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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