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之争与中国文化(民国时期的中西医之争，中医被怎样打压的？)

中西医之争与中国文化

近些年来，医学界中西医之争日趋激烈，在这场争论中产生了许多派别，诸如重构派、改造派、中西医结合派、现代化派、补天派等等。不管有多少派别，基本上是两派：西化派和中医派。

中西医之争不是孤立的医学之争，而是中西文化一百多年来争论的一部分。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逐步进入中国，中西文化的碰撞在所难免。20世纪，中西文化曾进行过激烈交锋，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优势，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基本上就是照搬或参照西方的，如专业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式等，直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中国各部门的管理，包括医药卫生管理，基本上是搬用西方的方式。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些就被淹没、埋藏，而有的文化却顶住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没有被淹没，仍然屹立东方，例如，中医、太极拳、京剧、书法等等。

如何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在这场争论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文化古、深、精、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诸子立说，许多经典均出自这一时期，例如《易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等。这些经典著述问世已达二千多年，道理深奥(许多当代人还不能完全读懂)，论述精辟（《老子》不过五六千字，《易经》也不超过万字），其中《易经》立论之高，目前还不知道何人能超过，《黄帝内经》仍是中医的最高经典，离开它就谈不上中医。中国文化实用。计算机的二进制就是受《易经》阴阳学说的启发，美国人在战场上怀揣《孙子兵法》打仗，日本人经商除《孙子兵法》外还读《论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两千多年了，肌肉还有弹性，是依据什么理论？靠什么技术？决不是现代的理论技术。古代没有经纬仪、没有罗盘仪，其军用地图是如何绘制的？张松的入川地图无论如何粗略，刘备毕竟还是用它入川做了蜀王。如果说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传说，那么张衡的地动仪是实实在在的，他是根据什么原理、理论、工艺制造出来的？无梁殿、悬空棺都是中国人的独创，都江堰的设计也决非不是依据中国人的理论。中药上千种，常用的有数百种，其四气升降及归经配伍是如何确定的？西医理论是解释不了的，有人说是尝出来、试出来的，尝、试是可能的，单凭尝、试是不可能的，果真如此，不知道要死几次、死多少人，例如治疗寒性痰喘的砒霜，尝一次就可能命归西天，而且，单是数百种中药的归经、配伍和用量，就是用现代正交设计方法，恐怕几辈子也做不完。同样，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千古经方是根据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化裁而来，而决不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从上述可知，中国自有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而且实用，中医是其中之一。

周秦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此后数千年，进展缓慢，对这一时期的经典，注释的多，超越和创新的微乎其微。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应用在急剧衰退，似乎已基本放弃或正在放弃，在当代的中国，有多少人能读懂《易经》，医界有多少人能透彻地领会《黄帝内经》的要领，有多少人能认全经典古籍的文字，恐怕不多。字都认不全，谈何应用，谈何发展？而现实当中，外语是知识界的必修课，在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在西方文化的氛围内进行中西医争论，西医自然占据有利地位。西化派自认为的有力武器是：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最大的误区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医，评判是非。

中国古代称之为“格致”的，相当于近代的“科学”称谓。“科学”一词是19世纪末进入中国的，梁启超在“变法通仪”一文里首次借用。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适应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辞海》1989年版）；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晶，并在社会实践中受到检验”（《实用科学名词术语词典》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不同的辞典对科学的定义基本上是一致的：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中医有中医的知识体系，西医有西医的知识体系，体系不同，衡量标准也不同。植物学和化学哪一个更科学？手套和袜子哪个更有用？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用米尺量体重，本身就是荒谬的。所以，说中医不科学，或者说西医比中医更科学本身就是不科学、荒谬的。中医、西医的目标应该很明确：治病救人。能治病、治好病、少花费就是科学、就是真理。

在现今中西医争论中，中西医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西医占据管理体制的优势，例如，请病假、诉讼等均以西医的诊断、治疗为依据、为标准；中小学的生理卫生课只讲西学不讲中医；中医人才的培养、选拔也套用西医的路数。这样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人才，而多是挂着中医招牌为西化中医、消灭中医而摇旗呐喊的人。在现今中西医争论中，中医的惟一优势就是能实实在在为人治病，花费少。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大的框架还是能辨别清楚的，但清晰是相对的、暂时的，框架内多是模糊混沌的。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曾经处于领先地位，大框清晰，框内模糊。后来西方文化迅速发展，逐步清晰，越来越细，生物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膜和细胞质有明显界线，染色体内有遗传物质。生物学研究已经达到分子水平，水平越来越高，似乎越来越清晰了，其实不然，因为还可以往细里分，越细越模糊。其实不少西方近几百年间产生的经典理论已经被人提出疑问，这是由清晰走向模糊的开始。就西医而论，在分子水平上的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仍然感觉到：需要更深更细的研究还很多。如此下去，西医将步入真正模糊阶段，滥用抗生素就是例证。真正的中医治病，有严格的规矩，八纲清晰，不能模糊。麻黄，发汗、平喘、利尿，用于风寒感冒、咳喘有效，且多用于复方，麻黄根止汗，不可混用，大框清晰。而对于西医来说，可能认为这个麻黄用得模糊，因为麻黄中有麻黄碱、假麻黄碱、麻黄油等等，不知哪个更有效或无效，用于复方就更模糊。中医断病似模糊，用药似模糊，模糊对模糊，疗效却不含糊。

西化中医、消灭中医是行不通的。中西医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各自充实提高。西医应该专心致志地研究西医，根据中医的疗效，从中药中提取西药也可以，不要遇到难题就想从中医那里找到点什么，把中医西化帮不了西医的忙。中医应该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医，首先吃透中医经典著作的精神，学习中医名著，用中医理论指导医疗实践，不要被西化中医的潮流所冲垮，不要盲目追求让中医走向世界，而是让世界的患者走向中医。

民国时期的中西医之争，中医被怎样打压的？

西医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几乎就是文明和进步的代名词。

民国时期，进步人士们为了推广西医可谓不遗余力。很多当时的新派人物公开抵制中医。如梁启超、鲁迅、胡适、郭沫若、汪精卫、傅斯年等等。

最倒霉的梁启超

梁启超51岁。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而病因不明。开始，他去的是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德国大夫在半个月时间里为他做了全面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由于医学检测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断病原病因。

协和是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已可以进行X光透视等检测。接受了X光透视之后，医生果然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导致尿血症的病因。

协和医院决定为梁启超做手术，切除右肾。

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只得名之为“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启超出院后，尿血依旧。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充分表达了对西医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割了一个本没有任何病症的好肾。

此事引发轩然大波，甚至爆发了一场关于中西医的论战。

梁启超也只好昧着良心说瞎话。在《展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

事实上，梁启超一直在追问手术的问题，但是协和医院对此却遮遮掩掩。后来，在著名西医伍连德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全面了解情况。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说：

“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巳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里、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人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丁文江，赵丰田《粱启超年谱长编》）

梁启超在北戴河期间病情加重。只好请中医唐天如看。唐天如到后，诊断为“胆失其分泌之能”，结果数剂见效，效果非常好。8月22日，梁启超欣喜地写信给子女说：“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我现仍小心静养，不太劳，你们十二分放心吧。”

1929年，梁启超病逝。

最尴尬的胡适

胡适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提倡新文化，认为中医不科学，是上世纪初反对中医的重量级人物。

胡适博士最初发现有口渴、多饮、多尿等症状，被初步诊断为“糖尿病”。尿中含有蛋白，腿脚肿痛，直接影响到他的工作，蔡元培曾建议胡适休假半年，而胡适的病情也确实持续了半年多。

1920年11月18日，胡适因久患“糖尿病”，兼有慢性肾炎合并心脏性水肿，被协和医院宣判“死刑”，词曰“无法挽救，速备后事”。

后来，李石曾向胡适推荐陆仲安，胡适考虑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未予同意。后来马幼渔又复介绍，胡适才延医于陆。经过一番诊治，竟霍然而愈。

胡适在“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上题了五百余字，叙述了治病经过。

为了反中医胡适一样昧着良心撒谎。到了晚年，胡适在给朋友的两封信中却失口否认了陆仲安曾给他治愈疾病这个事实。

胡适的弟子罗尔纲说：“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

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

他认为中医不科学，他患肾脏炎，西医束手无法，而中医陆仲安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发生了不信西医的倾向。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最无奈的孙中山

孙中山“宁死不看中医”。曾经成了孙中山信仰坚定的证明。时人言之凿凿。

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事实上，孙中山到北京病重期间，一直要求保守治疗。当时协和医院认为孙先生所患的恐怕是“最烈肝病”，必须手术。

打开腹腔之后，发现无法手术，整个肝脏表面布满大大小小的黄白色结节，而且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随即缝合。

手术后不久，便进行了放疗，两天不见效果，病情急剧恶化。

2月17日，刘瑞恒给孔祥熙写信，请他转告孙中山的家属和国民党内诸人士，明确表示孙中山患的是不治之症，

西医表示对孙中山的病情无能为力，朋友、同志纷纷推荐中医治疗，但是协和医院同时对改用中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院方表示，中医药不能进入协和，虽然孙中山地位尊崇，但若要改用中医药治疗，必须搬出医院。

2月18日，孙中山因病情加重而搬出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由中医治疗。著名中医陆仲安等曾共同诊视一周并开出方剂，孙在服药两剂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数日后，孙又停止服用中药而继续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延至3月12日凌晨，孙中山突然频繁辗转，气息越来越微弱。9时30分，孙中山停止了呼吸，终年59岁。

孙中山不是不看中医，而是一大堆人不让他看中医。

最可笑的康有为

台湾新闻界前辈高拜石在他的《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中写了一则有趣的事，说康有为老年时期曾偶然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说一位叫沃罗诺夫的医生研制出了一种返老还童的医术，不过……需要把年轻猴子的睾丸移植过来，可以延缓衰老，而且能改善性功能。

后来，康有为经过好友江逢治的引见，认识了一位德国医生，然后做了睾丸移植手术，把年轻猴子的睾丸换在自己身上。之后一段时间，康有为都感觉神清气爽，记忆力和性欲都大大增强。可是好景不长，由于时代限制，很多医学理论都不成熟，后来猴子的睾丸在老康体内发生了严重的排异反应，康有为最终暴毙而死。

最初看到以为是一个闹剧，但是后来发现可能是真的。

康有为确实是暴毙。据说是七窍流血而死。康家人说是食物中毒。

第一，移植猴子睾丸的事是真的。

20世纪初，奥地利生理学家斯泰纳赫以及欧美多位医生进行过睾丸移植手术。从此，其它一些国家的医学者开始频繁研究睾丸移植手术。

第二，报纸上说的“沃罗诺夫”医生也确有其人。沃罗诺夫是法兰西学院医学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他报告了人体接受羊、牛等睾丸移植的成功案例。

1927年，白俄报纸《俄国时代》刊登一则消息，说伊万诺夫教授试图在苏联苏呼米猿猴繁殖基地进行人猿杂交实验。这则新闻曾轰动一时。

“康圣人”有六位妻妾，需求迫切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是怎样看待中西医之争的？

所谓西医，通常所指西方国家的医学。关于在现代社会里发展的西医学，该学科的完整名称是“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该学科起源于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是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在摒弃古代西医之后，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基础上发展出来了一门全新的医学体系，而且这门医学体系就是当今国人常说的“西医”。
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在过去的中国被称为新医，与旧医（中医）相对立。因此，“人们口中的西医”应该叫做“现代医学”，而西医，用的则是西方古代的“四体液”之说，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很相似。现代医学 的诊断更多的是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做出对疾病准确的诊断。医生利用自己的感觉器官通过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嗅诊等方法或借助听诊器、叩诊锤、血压计、体温表等简单的工具对病人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来诊断患者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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